方叔章

6歲入私塾，勤勉好學，縣試中秀才，入嶽麓書院攻讀。清末秀才，后就讀嶽麓書院。1902年留學日本，入早稻田大學，攻警政。回國後任廣東警察學堂堂長，曾參與“籌安會”活動。1928年後，任國民政府農礦部、行政院秘書。抗日戰爭時期，任天水行營秘書長，后辭職退休。1948年回湘，與中共湖南地下組織發生聯繫，策動程潛起義。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任省人民政府委員、省軍政委員會顧問、省人民監察委員會委員、省文史館副館長等職。

從革命到立憲

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方叔章由湖南當局選派去日本留學，入早稻田大學習警科一年，積極參加留學生的革命活動。三十年（1904年），黃興等策劃長沙起義。方叔章與楊度等欣然回國，抵上海，聞湖南事敗。時伯父方友升任浙江衢州鎮總兵，方叔章乃投伯父處，欲伺機舉事，居數日，因宣傳革命，為伯父所逐，只好再次東渡日本，入早稻田大學攻讀政治經濟學。

方叔章受楊度影響，主張民主立憲，與沈鈞儒、陳叔通等組織講習會，並成立“憲政公會”。該會公推沈鈞儒、方叔章等回國，向清政府提出要求設立民選議院，實行立憲，並組織各省請願團，迫使清廷頒布了“立憲程序”。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方叔章學成回國，先後任河南政治學堂教務長、山東撫署文案委員兼地方自治研究所監督、廣東督署文案委員兼巡警學堂監督等職。

辛亥革命以後，他又到了北京，任教育部秘書、總統府內史、國務院秘書、顧問等職。曾與楊度等組織“籌安會”，為袁世凱恢復帝制出力，遭到國人的反對。袁世凱死後，方叔章在北京難以立足，舉家南遷。方叔章任幕僚多年，一直鬱郁不甚得志，乃公務餘暇，潛心研究佛學，收藏古籍，在佛學與古籍研究上頗有造詣。

參加共產黨

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爆發，方叔章的思想受到影響，贊同蘇俄革命道路。1918年赴京，擔任《北京群報》經理兼編輯。同年在《雙運閣日記》中稱讚蔡林彬（蔡和森）和毛澤東“兩人皆極有志於學問，真國之顏子也”。後任職農商部、行政院，並被選為眾議院議員。1926年，他與湖北共產黨人胡鄂公相識，往來密切。經胡介紹，結識了李大釗、彭述之等共產黨人，積極參加革命活動，研究馬克思主義，思想有較大轉變，並經李大釗、胡鄂公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

1927年春，黨組織派方叔章回湖南開展工作，約定在上海接頭。因上海地下黨遭到破壞，未接上組織關係，方叔章即返回家鄉。適逢“馬日事變”發生，長沙處於白色恐怖之下，方叔章遂與黨組織失去聯繫，退居家門，閉門讀書。

1928年夏，方叔章應農礦部長易培基之邀，至南京任國民政府農礦部秘書長，1932年改任行政院秘書兼法制委員會副主任等職。1938年，程潛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天水行營主任，指揮北方諸省抗日。方叔章隨赴天水，任行營秘書長，並參加了國民黨。1940年，程潛調赴重慶，方叔章目睹蔣介石實行獨裁，發動內戰，乃憤而辭職，寓居南京。

策動程潛起義

1948年夏，程潛回湘任長沙綏靖公署主任兼湖南省主席，邀方返湘，任命為湖南省政府顧問。方叔章通過湖南大學教授李達與中共湖南省工委取得了聯繫，接受策動程潛和平起義的任務，成為程潛部屬中策動起義的重要人物之一。

李宗仁、白崇禧為了阻止解放軍渡長江，謀求與中共和平談判。當時李、白對湖南的要求是：或和或戰，必須採取一致行動。而程潛的態度是和談成功，當然一致行動，否則湖南就謀求局部和平。方叔章即向程潛建議：“想方設法調陳明仁回湘，掌握軍權，聯袂起義。”

“知我者叔章也！”程潛知道要控制湖南的局面，實現和平起義，必須有適當的人為自己執掌兵權。他很欣賞這條建議，說：“子良（陳明仁）是我的同鄉和學生，一定願回湖南和我共謀義舉，只恐白崇禧不肯放他。”

方叔章回答說：“這個問題好解決。你有一個叫劉斐的醴陵老鄉，他主和、反蔣。劉斐與桂系有較深的淵源，特別是他在白崇禧面前講話很有分量。只要請他出馬，一定馬到成功。”

程潛連連點頭。

經過劉斐（南京政府國防部參謀次長）周旋，陳明仁率部於1949年2月由武漢移師湖南。由於有了一點骨幹部隊作支柱，程潛也敢於公開實行一些反蔣主和的措施。後來，程潛又接受方叔章的建議，把閑居東安家鄉辦學的唐生智請來長沙共謀義舉。

在支持和平起義的隊伍越來越壯大的同時，程潛與中共方面的接觸越來越頻繁，起義前的各項工作進行得如火如荼。程潛希望同中共湖南地下組織甚至同毛澤東直接取得聯繫的想法，由方叔章轉達給李、餘2人；中共湖南省工委向程潛提出的一些要求，如釋放被捕的中共黨員和進步人士，調走頑固主戰派長沙警備區司令蔣伏生等，亦由方叔章等轉告程潛，程一一照辦。

1949年4月，國民黨湖南省黨、政、軍聯合辦公室副主任張嚴佛得到情報：軍統特務將對李達等一批列入黑名單的人下毒手。程潛與張嚴佛均無法制止。因此，程要方叔章立即轉告李達，擬送他下鄉暫住。恰在此時，毛澤東來電邀李達速赴北平。4月中旬的某日，方叔章陪李達到省政府大樓面見程潛。程潛請李達向毛澤東彙報他起義的決心。臨行時，程潛送500銀元給李達作路費。

4月下旬，按照中共湖南省工委指示，程潛與方叔章、程星齡共商起草“備忘錄”。程潛在“備忘錄”中表示：“完全接受毛主席1月14日‘關於時局的聲明’中所提出的八條二十四款之原則，謀求湖南局部和平。”此“備忘錄”由湖南省工委派人送呈中共中央和毛澤東。

7月，程潛約見方叔章、程星齡等人，就如何組織起義的具體方案進行了反覆研究。7月29日，程潛自邵陽回長沙，方叔章等人隨同程潛秘密遷居南門外，參與研究起義通電和《告全體將士書》、《告湖南民眾書》。

1949年8月4日，程潛、陳明仁領銜發表起義通電。8月31日，程潛偕方叔章等一行數人赴北平參加第一屆全國政治協商會議，受到毛澤東等中共中央領導的盛情款待。方叔章在北平期間，參議國家大事，為新中國的誕生盡了一份力量。

解放后，方叔章任湖南省軍政委員會顧問，一、二屆湖南省各屆人民代表會議代表，湖南省人民政府委員、湖南省人民政府監察委員、湖南省人民政府文物管理委員會常務委員、湖南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館副館長。

1949年8月底，方叔章陪同程潛赴京參加第一屆全國政協會議，受到毛澤東等中共中央領導的盛情款待，並參加了開國大典的觀禮。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方叔章先後任湖南省軍政委員會顧問、湖南省各界人民代表會議代表、湖南省人民政府委員、監察委員、文物管理委員會常務委員和省文史研究館副館長等職。方叔章一生學識淵博，對佛學與史學造詣尤深，藏書甚豐。逝世前，他將藏書悉數捐贈給國家，其中不少系珍藏善本。

方叔章故居位於長沙市嶽麓區桃子湖畔，為築壘結構二層樓房，現已列為文物保護單位。方叔章墓位於嶽麓山後山桃花嶺聯絡村二環線西南，佔地約50平方米，墓冢呈圓形鍋蓋形，冢邊稜角分明，與墓坪相垂直。腰椎形墓圍由不規則花崗石壘砌，用水泥合縫，形成網狀紋飾，方長形墓碑嵌在墓圍正中。墓前有兩墩條形石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