窗口指導

窗口指導產生於50年代的日本。這是由當時特殊的條件所決定的：

①日本政府對經濟的干預程度比一些西方國家高，因而日本銀行更注 重對信貸量的控制；

②由於歷史和傳統的原因，日本政府和金融當局更傾向於用行政和法律手段對經濟活動進行干預和控制；

③日本的金融市場尤其是資本市場在戰後較長時期不甚發達，利率的槓桿作用受到抑制，銀行信貸是佔主導地位的融資方式，因此，英、美等國家中央銀行傳統的三大貨幣政策工具在日本缺乏有效的市場運行基礎。

實行窗口指導的直接目的是通過調控貸款資金的供求 以影響銀行同業拆放市場利率；間接目的是通過銀行同業拆放市場的利率功能，使信貸總量的增長和經濟增長相吻合。日本銀行利用其在金融體系中所處的中央銀行地位和日本民間金融機構對其較大的依賴關係，勸告它們自動遵守日本銀行提出的要求，從而達到控制信貸總量的目的。有時，窗口指導也提出民間金融機構的貸款投向，以保證日本經濟中重點傾斜部門的資金需要，達到調整產業結構的目的。

以限制貸款增加額為特徵的窗口指導，作為一種貨幣政策工具，雖非法律規定，只是勸告性指導，但由於這種指導來自享有很高信譽和權威的中央銀行，實際上帶有很大程度的強制性。如果民間金融機構不聽從指導，儘管不承擔法律責任，但最終要承受因此帶來的其他方面的經濟制裁。

在中國的中央銀行宏觀調控政策工具中，沒有明 確的窗口指導這一說法，但是在實際操作中也有類似的做法。由於中國的公開市場業務還不成熟，法定準備率和中央銀行貸款利率的作用又有限，貨幣政策的最主要工具是信貸的計劃管理。而信貸計劃管理是與窗口指導密切相關的，窗口指導的做法貫穿在中國人民銀行對國家專業銀行的整個信貸計劃和資金管理過程中：

①中國人民銀行在審批專業銀行上報的信貸計劃時，也規定專業銀行年度和季度的信貸最高限額；

②對專業銀行信貸投向提出建議，指導信貸結構的調整；

③根據經濟、金融形勢的變化，及時提出信貸資金管理的具體措施。

中國人民銀行對專業銀行進行窗口指導的特殊形式，是中央銀行與專業銀行之間的行長聯席會或業務部門之間的碰頭會制度。

自1987年以來，中央銀行與專業銀行建立了比較穩定的聯席會與碰頭會制度。行長聯席會或業務部門碰頭會平時根據需要不定期舉行，在經濟活動高峰期的第四季度則往往每旬舉行一次。在上述會議上，專業銀行向中央銀行報告即期的信貸業務進展情況，中央銀行則向專業銀行說明對經濟、金融形勢的看法，通報貨幣政策的意向，提出改進專業銀行信貸業務管理和調整信貸投向的建議。雖然聯席會或碰頭會採取溫和的道義勸告方式，指導性政策建議不具有法律約束力，但專業銀行通常都能接受這些建議或勸告，成為中央銀行與專業銀行及時互通情況、貫徹貨幣政策的有效途徑。中央銀行和專業銀行除總行一級外，各級分行也建立了具有類似作用的聯席會和碰頭會制度。

2003年8月，中國央行曾對商業銀行貸款施以嚴格的窗口指導，結果第四季度貸款增幅極小，全年貸款控制在了2.9萬億，這曾被認為是不可實現的數量控制目標。2004年，央行繼續推行窗口指導，但內容有所不同。1-3月，央行的窗口指導著重於貸款結構，主要是控制鋼鐵、電解鋁、水泥等“過熱”行業的貸款；從3月底起，央行的窗口指導是既控制結構，又控制總量。

央行的窗口指導是通過月度經濟金融形勢分析會、“特別”經濟金融形勢分析會、個別通知、警示談話等形式實施的。2004年中國央行比較經典的勸告是公開呼籲“銀行、地方政府不要與央行博弈”。對於不聽央行控制新增貸款總量及結構勸告的銀行，比較溫和的是不能獲得央行的再貸款與再貼現支持，嚴厲的則是近乎行政處罰。控制結構方面，一是實行貸款行業指導政策，嚴控對國家限制行業的授信；二是央行多次提到貸款的地區風險問題。但這需要有大的勇氣，難以實施。各家銀行對不同地區的分行給予的授信額度有別，隱含的就是地區風險。2004年1季度的央行《貨幣政策執行報告》提到了5個貸款增長過快的地區，似有隱晦提示地區風險的意味。央行2004年的窗口指導同樣發生了迅即的效力。廣義貨幣M2餘額，4月末為23.36萬億元，同比增長19.1%，增幅與上月基本持平；5月末為23.48萬億元，同比增長17.5%，比上月末低1.6個百分點。全部金融機構各項貸款本外幣並表餘額，4月末為18.12萬億元，增長20.4%，增幅與上月基本持平；5月末為18.25萬億元，同比增長19%，比上月末低1.4個百分點。只用了大約40天，窗口指導政策即見顯著成效。

窗口指導源於貨幣政策工具中的道義勸告，即中央銀行通過發表正式聲明或私下談話，表明它們對經濟形勢的判斷與對各家銀行的希望，以達到影響銀行業務符合政策目標的要求。之所以稱為“道義”，是因為中央銀行這樣做並沒有明確的法律依據，內容又模糊，即使商業銀行沒有按央行的意圖行事，也不會承擔任何法律上的處罰。中央銀行作為管理貨幣金融的行政機關，手中握有重權，比如資金調劑、業務審批、金融仲裁，商業銀行自然要維持“聽話”的形象，與央行保持友善的關係。否 則，過於我行我素，未來的這些方面就可能受到歧視，儘管在民主制度下這種擔心並沒有可靠的理論依據。正如一位英國銀行家所指出“……我們與英格蘭銀行保持密切的聯繫，我們對它的總裁在任何時侯對我們說的每一句話都洗耳恭聽，他可能會給我們一點暗示，對此我們不能等閑視之”(托馬斯·梅耶，1981)。

道義勸告作為政策工具來使用，利的一面有三點：一是相當靈活，可以隨時進行，無須勞民傷財耗費龐大行政費用，又因其是以婉轉的形式來表達自己的意圖，就少有諸如採用直接控制工具所帶來的令人不快的心理反應，而這種不快的心理反應往往導致商業銀行鋌而走險；二是能夠彌補政策時滯，在間接工具效力尚未達到政策目標之前予以勸說。大大減低了時滯的危害，同時又因其是直接量的控制，不會破壞市場利率，易收到短期好處；三是在質和量的兩方面均能起作用，或者指示貸款投向，或者圈定貸款數量。

一般認為，窗口指導最大的缺點在於引致不公平的格局，有可能發生“聽話的好人吃虧，冒險的人發財”等現象，所以必須擴大道義勸告的對象，儘可能包容所有金融機構。2003年，中國金融監管部門就指出股份制商業銀行放款太快，而國有銀行則更“聽話”一些。窗口指導還會在一定程度上損害銀行自主權，也可能造成金融機構資產趨同化，這取決於央行的預測水平以及具體的勸說形式。在中國，窗口指導的最大危害將是引致貸款的大起大落：當被勸告時，商業銀行都蓄積力量，一待風聲一過，便是貸款的超常增長。2003年第四季度，商業銀行聽從勸告縮小放，而到2004年1季度多數銀行則是貸款大增。對於以銀行融資占絕對主導地位的中國，貸款的大起大落就是投資和經濟的大起大落。所以，銀監會提出，各銀行類金融機構應當避免採取那種只圖省事不負責任的簡單化的做法，草率地做出對某個行業或某類客戶“貸與不貸”或者“停止放款”等“一刀切”和“切一刀”的錯誤決策。央行也表示在堅決控制對盲目投資和重複建設行業的任何形式的授信的同時，應對有市場、有效益的產業和企業以及需要加強的薄弱環節給予持續、必要的信貸支持。

所以，央行在運用窗口指導時，應注意以下幾個方面：

1.窗口指導只能臨時運之於宏觀調控的危急時刻

窗口指導只能臨時運之於宏觀調控的危急時刻，切不可變成一項持續的短期、中期政策。運用窗口指導，是為了彌補市場化貨幣政策工具效力的暫時不足，而不能喧賓奪主。一旦危急時刻過去，就應擱置窗口指導政策，而應加快運用和培育市場化調控工具，特別是利率工具。

2.窗口指導作用的發揮必須基於一定的經濟金融條件

事實上，窗口指導作用的發揮必須基於一定的 經濟金融條件，包括：以間接融資為主導，而且銀行為數不多，這樣便於央行去逐一“勸告”；中央銀行具有較高的威望和地位，而這取決於央行是否擁有足夠的控制信用的法律權力和手段。中資銀行已達130餘家。隨著192家外資銀行逐漸開展人民幣業務，窗口指導政策的效力必然下降或者付出高額的監管成本。日本在1977年之後，基於金融結構的變化、間接工具作用增強，就很少採用強制色彩的窗口指導政策，只在1990年代初期泡沫經濟和金融風潮時期幾度採用窗口指導最常用的手段。

3.窗口指導的運用形式對其效力發揮也有直接影響 就屬性來說，道義勸告或窗口指導並非僅僅強調強權，倘那樣會使商業銀行過於“憂慮”，產生一種被壓迫感的不愉快反應，這會促使商業銀行陽奉陰違——千方百計地去逃避央行的“勸告”。道義勸告作用的發揮不過是調控主體央行的強權與受控主體商業銀行的切身利益相結合，重要的是使商業銀行產生一種這樣的感覺，即“我”的調整並非出於外在壓迫，而是符合“我”的直接利益，從而自覺自願地與央行配合。所以，道義勸告的重要方法之一就是利用央行本身雄厚的技術力量和信息優勢，對經濟金融形勢、商業銀行體系的資金狀況、產業及信貸結構進行分析和預測，隨之將結果及時公佈於眾，以影響市場預期，使市場深信央行的勸告是絕對正確的。這方面，央行的《貨幣政策執行報告》已經開啟了很好的基礎，市場期待央行將其由季度變成月度，國際主要央行都已有翔實的月度報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