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淑琴

1925年5月，青島慘案和上海“五卅”慘案發生后，發動女師學生參加聲援、募捐活動。1926年畢業后考入上海大學社會系學習。畢業後分配到中共上海滬西區委任婦女主任。后調到中央機關任文書、統計及交通主任等職。1935年6月黨組織遭到破壞，失掉組織關係。1936年回山東，先後在濟南、桓台、諸城居住，開展抗日宣傳。1940年5～10月，步行到西安八路軍辦事處接上黨的關係。后在延安行政學院、延安高等法院、延安大學等單位工作和學習。抗日戰爭勝利后，先後在晉冀魯豫中央局、中原局後方留守處、冀中八地委黨校等單位任職。建國后，歷任山東分局機關黨委副科長，山東省人民政府辦公廳政策研究室研究員，山東省建築設計院黨支部副書記，上海市婦聯福利部副部長等職。1990年在上海病故。劉淑琴1924年11月加入中國共產黨，是山東第一個女黨支部書記，在山東早期黨組織的發展壯大中，作出了積極的貢獻。

劉淑琴，原名牛淑琴，山東省桓台縣人，1905年10月生。由於封建思想的影響，家庭對她管束很嚴，7歲時她要求上學讀書，被母親拒絕，但她敢於同封建禮教鬥爭，堅決要求父親准她讀書識字，最初在桓台牛王莊私塾發矇。

劉淑琴的啟蒙教師，開始只教她讀些《三字經》、《百家姓》、《女兒經》之類的書籍。劉淑琴曾向父親問道：《女兒經》上讓我們女兒們，“早早起，出閨門”，“燒菜湯，敬雙親”，盡要女兒干這干那，為什麼沒有一部男兒經，也寫上要男兒干這干那呢？

她父親說：“我國歷代相傳的規矩是以男為主，男兒要念四書五經，男治外，女治內，因為內外有別，學的東西也就不同。可惜淑琴是個女兒，要是男兒就好了。”

劉淑琴聽了很不服氣，爭辯說：“女兒又怎麼樣，男兒能幹的，女兒也能幹，中國古代就有木蘭替父從軍、緹縈上書救父親的事情。她們都能和男兒一樣，為什麼現在不讓我和男兒一樣去讀書？”

父親喜歡女兒的聰穎和倔強，更賞識她有一種男兒般的氣概，於是允許她同哥哥一起讀書。

1915年，劉淑琴考入山東濟南競進女子學校讀書。

1919年五四運動的愛國浪潮席捲全國，山東濟南也沸騰起來。劉淑琴同濟南市其他學校的學生一起參加了遊行隊伍，高呼口號，散發傳單。1921年春，她考入山東濟南女師附小讀書，畢業後於1924年考入山東省立女子師範學校（因駐濟南，故簡稱濟南女師）。

濟南女師自1908年成立以來，一直奉行舊的教育宗旨和管理制度，不許女生參加社交，更不許過問政治，要求女生舉止端莊、言語幽嫻，畢業后做賢妻良母。1919年五四運動的革命潮流衝擊了這所沉悶的學校，學生們的思想豁然開朗，毅然舉起反帝愛國大旗，勇敢地衝出校門，匯入革命洪流之中。1920年，山東黨組織的創始人王盡美、王翔千等經常到濟南夕師進行革命活動。王翔千還擔任了濟南女師的國文教員。他在給學生上國文課時，一反過去只授古文的做法，從《新青年》、《覺悟》等刊物上選文講解，並鼓勵大家學習白話文。他還公開講授《共產主義ABC》，描述十月革命的偉大勝利，講解婦女受壓迫的根源和爭取自由解放的道路。由於王翔千講課注意結合社會實際，結合女學生的具體思想，因而受到了普遍歡迎。許多學生爭相聽他講課，並在課後紛紛登門向他請教。為了更好地向學生們灌輸革命思想，王翔千把《共產黨宣言》，《嚮導》等書刊直接介紹給學生，並同她們一起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討淪中國的政治和社會問題。他經常對學生講中國共產黨是個什麼樣的政黨，講述婦女解放是人類解放事業的一部分，要把婦女解放和革命事業聯繫起來理解等。王翔千還提出一些問題讓同學們思考，如：為什麼孫中山先生主張中國革命要以俄為師？為什麼孫中山先生革命幾十年，現在決定國共合作，實行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在革命思想的熏陶下，學校湧現出像丁祝華、王辯、侯志、王蘭英、庄東曉、於佩貞等一批思想激進、追求真理的代表人物。她們思想上的覺醒帶來了行動上的解放。女學生衝破校方的束縛，自由地出入校門，大膽地剪掉辮子，撕掉了束胸背心。在假期中，她們回到家裡向父母宣傳獨身主義，宣傳婚姻自主等等。

劉淑琴入校不久，就受了革命思想的影響，她秘密參加了王辯、侯志等人組織的“讀書會”。參加讀書會的成員都是迫切要求進步的學生，大家經常在一起學習政治、時事，了解國內外大事，有計劃的學習《共產黨宣言》、《社會主義淺說》、《科學的人生觀》、《中國青年》、《俄羅斯婦女》、《嚮導》等革命書刊。通過學習，劉淑琴不斷提高了思想覺悟，逐步實現了世界觀的根本轉變，即由激進的民主革命思想轉變為共產主義思想。1924年11月由王辯、侯志介紹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劉淑琴入黨后，在積極傳播革命理論和聯絡志同道合者開展宣傳活動的同時，還極力為爭取婦女自身的解放而鬥爭。她經常向同學們宣傳新思想、新文化，倡導反對封建禮教，實行男女平等，教育同學擺脫保守閉塞的思想影響，樹立自立進取的精神。劉淑琴還帶頭剪短髮、放足，鼓勵同學們衝出校門，走向社會，公開和男生一起上街示威遊行，參加反帝愛國鬥爭。

1925年1月，根據中共中央關於《孫中山北上，各地應組織國民會議促成會及開展活動》的通告精神，在濟南黨、團組織的領導下，劉淑琴積極投入了國民會議促成運動。她和王辯、侯志等組織了以濟南女師學生為骨幹的統一戰線性質的“濟南婦女學術協進會”，並發表宣言，闡明協進會的宗旨是“研究解放女子之學識，從事解放女界之工作。”“宣言”著重指出，開展婦女運動的目標，不是反抗男子，而是要推翻“現在壓迫婦女的社會制度”，女子要取得徹底的解放，“必須與全體被壓迫階級一致進行”；號召女界同胞，團結起來，為爭取自身的權利和解放而奮鬥。協進會還在濟南女子職業學校、濟南女子中學建立了下屬組織，會員發展到一百多人。3月，她們組織省立女子師範學校學生團、濟南婦女學術協進會、省立女子中學學生團、私立女醫學生團、崇實女中學生團、城北女中互助團，競進女子小學學生團、寒亭婦女解放同志社、女教職員同志會、競進幼稚師範學生團發起成立了“山東女界國民會議促成會”，並發表了成立宣言和響應上海女促組織統一全國婦女團體的宣言，提出了七項要求：一、婦女在政治上、經濟上、教育上、職業上絕對的與男子人格平等、權利平等；二、女子與男子有同等襲產之權利；三、保護婦女勞動，女工在生產之前後，應停止其工作並照發工資；四、廢除蓄婢、納妾、童養媳、娼妓等制度；五、婚姻的絕對自由；六、嚴格制裁溺女、虐待妻媳、纏足穿耳之惡習；七、取締獎勵虛偽的貞節之典儀——如貞節坊、牌、匾等。號召女同胞“趕快到女界國民會議促成會的旗幟下來，促成國民會議，為上項要求努力奮鬥！”

1925年上半年，王辯、侯志，於佩貞、朱岫容等先後畢業離校，校內只剩下劉淑琴、王蘭英、臧運新3名黨員。根據上級黨組織的指示，劉淑琴於這年夏季在女師建立了黨支部，由她擔任支部書記。女師黨支部建立后，劉淑琴帶領支部一班人，主要開展了以下幾項工作：

一、發展黨團員，壯大黨的隊伍。遵照中共山東地方執行委員會書記張昆弟和團中央特派員關嚮應關於“發展黨團員，壯大黨的隊伍”的指示，女師黨支部積極慎重地開展了組織發展工作。書記劉淑琴多次召開黨團員會議，分析革命形勢，傳達上級黨組織交給的任務。她還和支部其他成員一起，通過舉辦“讀書會”，把一些進步同學團結在黨支部的周圍，並將革命理論傳播到學生中去，幫助學生提高思想覺悟，積極投入革命鬥爭。在鬥爭中，黨支部發展劉慕棠為黨員，發展張影心，朱慶榮等4名學生為團員，為女師黨團組織增添了新鮮血液。

在女師發展黨的組織的同時，劉淑琴、王蘭英等還在濟南女中、濟南女子職業學校、濟南競進、崇實和商埠等校建立了黨的地下聯絡點，大量吸收有覺悟的青年入黨入團，擴大黨團組織，壯大革命隊伍。從1925年12月到1926年6月，團員由87人發展到230多人，支部由11個發展到23個。

二、深入工廠、鐵路系統開展工人運動。劉淑琴、王蘭英等經常到濟南魯豐紗廠和鐵路系統了解工人的生產情況，揭露帝國主義侵略中國、勾結中國反動統治階級剝削勞苦大眾的罪惡，宣傳共產主義和蘇聯十月革命的偉大勝利，宣傳無產階級只有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和全國人民團結起來，打倒帝國主義，打倒反動派，才能過上好日子。工人們提高思想覺悟后，很快投入了為提高工資和改善勞動條件的怠工罷工鬥爭。

三、加強了統一戰線工作。通過鬥爭實踐，女師黨支部認識到：“只有統一戰線的策略才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策略”；革命的統一戰線，是我黨戰勝敵人的強大武器之一。她們以國共合作為基礎，伴隨著革命形勢的發展和需要，做了大量的統戰工作。在不到一年的時間裡，發動許多學生參加了“濟南婦女學術協進會”、“山東反帝大同盟”、“非基督教大同盟”、“山東省國民會議促成會”、“濟南青年讀書會”、“濟南學生聯合會”、“消寒社”、“濟南各界青滬慘案後援會”、“北京‘三一八’慘案後援會”等進步組織。這些群眾組織在省、市黨團組織的領導下，相互支持，團結奮鬥，為反帝愛國運動做出了重大貢獻。

四、組織學生積極參加反基督教和抗議北京段祺瑞政府製造的“三一八”慘案活動。1925年“聖誕節”那天，濟南教堂要給教徒們放電影。王蘭英、裘東莞等黨、團員抓住這一時機，把《告各界同胞書》、《告教會同學》、《反神聖詩》和《濟南反基特刊》等傳單，一張張疊成小方塊，藏在各自的大圍巾底下，隨身帶進基督教堂。當電影放映時，她們突然把傳單撒向人群，隨即退出教堂。之後，又去齊魯大學撒發，在學生中引起了強烈反響。1926年3月，北京段祺瑞政府製造了槍殺革命群眾的“三一八”慘案。為抗議段祺瑞政府的暴行，聲援北京人民的愛國行動，女師黨支部組織學生參加了濟南全市學生罷課和示威遊行。劉淑琴、王蘭英等還將揭露這次慘案真相的傳單和“打倒帝國主義”、“打倒段祺瑞政府”的標語，於夜間向校內外張貼。第二天校方發現後派人將標語傳單刷掉，但到晚上，她們再貼出去。山東軍閥張宗昌十分懼怕學生的革命行動，秘密開出黑名單，要逮捕一批進步學生。女師校方因怕受牽連，竟然於這年4月將劉淑琴、王蘭英等學生全部開除。至此，女師黨支部暫告結束。

山東黨的第一個婦女支部——濟南女師支部，從1925年夏成立到1926年4月結束，雖只有10個月的時間，但做了很多工作，為革命培養了人才。如1925年到1927年間，就有9名在女師、女中畢業的學生（多數是黨員），被黨組織派往蘇聯莫斯科中山大學和東方共產主義勞動大學學習。她們畢業回國后，為黨組織的建設做出了重要的貢獻。

劉淑琴被學校開除后，黨組織派她到上海大學讀書。

上海大學是一所新型的革命大學，創建於1922年，是中國共產黨領導設立的第一所培養革命幹部的高校。校長為國民黨人于右任，共產黨人鄧中夏曾任總務長，瞿秋白、李大釗、蔡和森、惲代英、張太雷、蕭楚女等共產黨員曾任該校的領導或教師，向學生宣傳社會主義。該校設社會科學院和文藝院。社會科學院設社會科學系，瞿秋白任系主任。文藝院設中國文學系，陳望道任系主任，英文系何世禎任系主任，還有俄文系，德文系、繪畫系、音樂系等。社會科學系共產黨員最多，進步力量相當雄厚，革命氣氛最為活躍。劉淑琴就在這個系裡學習，並擔任黨小組長。

1927年“四一二”蔣介石發動反革命政變后，上海大學被國民黨政府封閉。劉淑琴被黨組織派到上海滬西區委任婦女主任。

1927年大革命失敗后，中國革命處於低潮。在那些血雨腥風、黑暗反動的年代，劉淑琴堅持革命鬥爭不動搖，不退縮，在白色恐怖籠罩下的武漢黨中央機關、全總秘書處、上海黨中央機關、中央軍委訓練班、中央特科、中央宣傳部、中央組織部等擔任密件保管，油印謄寫、資料統計、聯絡、秘密交通等工作。在工作中，她嚴格遵守白區工作的紀律，對黨的機密能守口如瓶。堅決做到：無關的人，無論是自己的父母還是至親友好，都不能暴露自己的身份；不該知道的事情從不去問，不該知道的地址決不去打聽，住在一起常常不知道對方是幹什麼的，甚至不知道對方的真實姓名，大家住在一個機關里，互不過問別人的工作。在生活上，大家互相關照。在一起生活，不論職位高低，常常說說笑笑。

劉淑琴深深懂得，白區工作是在敵人虎口裡的工作，隨時都可能遇到跟蹤、盤問、搜查，因此，必須隨機應變。一次，她去送秘密文件，把文件放在點心盒裡。在路上走著，突然發現前面一堆人，知道是遇上抄靶子（抄身）的了。她隨機應變，一轉身到雜貨店裡，買了點鹽、衛生紙。又問老闆娘廁所在哪裡，她把東西放在櫃檯上，假裝上廁所，躲過了敵人的盤查。劉淑琴在白區工作期間，能嚴守黨的機密，機智勇敢，沉著，隨時隨地應付變化的情況，及時地完成了黨交給的每一項任務。經受住了嚴峻的考驗，受到了領導的好評。

1929年6月下旬至7月初，中國共產黨在上海舉行六屆二中全會，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會議。會議將檢查總結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以來的工作，確定繼續深入土地革命開展游擊戰爭，擴大蘇區，建立紅軍，糾正非無產階級意識，加強公安工作和秘密工作等項任務。按照黨組織的指示，劉淑琴擔任黨的六屆二中全會會址的掩護工作，為保護黨中央領導和會議安全作出了積極的貢獻。

1935年夏，上海白區黨組織遭到很大破壞，劉淑琴雖與黨組織失去聯繫，但她仍然繼續堅持鬥爭，冒著生命危險，積極尋找黨的關係。

1936年夏，劉淑琴與愛人李宇超商量，她回山東原籍生孩子，李宇超留上海負責找黨的關係。

劉淑琴回到山東后，先住在濟南，后隨母親回桓台縣居住。1937年，她到愛人李宇超的家鄉今諸城市居住。在此期間，她一面宣傳抗日救國，一面主動尋找組織。1940年5月，她聽說濟南成豐麵粉廠職員牛克讓要去西安辦事，就主動與牛克讓取得聯繫，說要隨同他去西安。牛克讓說：“我去西安去辦事，你到西安找誰去？”劉淑琴說：“我去西安找八路軍辦事處，要求去延安。”牛克讓答應后，劉淑琴帶著孩子隨同他到了西安，找到八路軍辦事處，迫切要求去延安。八路軍辦事處的同志說：“現在沒有去延安的車，路途遙遠，你帶著孩子怎麼去呢？”劉淑琴堅決地表示說：“路途遙遠我不怕，途中困難能克服！”八路軍辦事處的同志聽了這一番話，很受感動。經八路軍辦事處介紹，劉淑琴帶著孩子踏上了去延安的征途。一天，二天，帶的乾糧吃完了，就抱著孩子討飯吃。一路要通過敵人多處封鎖線，長途跋涉，歷盡艱辛，經過5個多月的輾轉，於同年10月到達延安。在延安期間，她服從黨組織的分配，黨叫幹啥就幹啥。她先後任延安行政學院教員，延安高等法院科員，中央事務局學療託兒所學習班長，延安大學學員等。在艱苦的環境中，她嚴格要求自己，磨練自己，對革命充滿信心，對工作極端負責，做出一流的成績，受到領導和同志們的好評。

抗日戰爭勝利后，劉淑琴又積極投身於人民解放戰爭之中。她隨豫西家屬隊撤離延安后，曾在邯鄲中學任教導員，在晉冀魯豫中央局參加過土地改革。1947年6月，她擔任中原局後方留守處子弟小學校長。1948年11月調任冀中八地委黨校教導員。1949年4月調任中共山東分局機關黨委機關學校校長。同月，根據中央關於抽調幹部南下新區的指示，山東分局要抽調一萬八千多名幹部隨軍南下。劉淑琴按照山東分局的指示，積極組織幹部隊伍南下，到4月29日，山東分局抽調22968名幹部隨軍南下，超額6000餘名完成中央下達的任務。6月，華東局根據中央關於再從華東抽調一萬四千餘名幹部的指示，又從山東解放區抽調1200名幹部南下，支援新解放區。在組織山東幹部隊伍南下，支援南方新解放區的革命和建設，劉淑琴做出了積極的貢獻。

新中國成立以後，劉淑琴先後任山東分局統戰部機要秘書，山東省人民政府辦公廳政策研究室研究員，山東省人委辦公廳綜合辦公室秘書，山東省建築設計院黨支部副書記。1962年9月調任上海市婦聯福利部副部長等職。在任職期間，她積極勤奮工作，為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繼續貢獻自己的力量。

文化大革命中，劉淑琴的愛人原華東局副秘書長李宇超同志被迫害致死，她身處逆境，仍關心其他同志，對“四人幫”的倒行逆施無比憎恨。粉碎“四人幫”后，劉淑琴精神振奮，努力工作。1979年3月，她因年事已高，體弱多病，經組織批准離職休養。離休以後，她仍以共產黨員的標準要求自己，關心黨和國家大事，積極參加政治學習和黨的組織生活。她關心黨史工作，經常帶病撰寫革命鬥爭回憶錄，為其他部門和單位提供黨史資料。

1990年12月30日，劉淑琴在上海華東醫院逝世，終年85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