蚶江港

蚶江港

蚶江港的位置，位於泉州灣口南岸，在泉州港北部港區泉州灣和南部港區圍頭灣的交結處，扼晉江咽喉，是泉州港的門戶，屬石獅市蚶江鎮所轄。

從蚶江啟航，出日湖，指南針坐“乙辛”字，“水程八庚，一晝夜可直達（台灣）鹿港。”

宋代，蚶江港已有一定規模，是蕃舶常來常往的地方，現在仍有前垵和后垵兩座宋代古碼頭遺址。北宋·元符間建造有長達20里的蚶江橋，南宋·紹興間又建玉瀾橋，乾道間又建海岸長橋，這些規模宏大的路橋建築，是蚶江港的配套設施，極大地方便了港口貨物的吞吐和轉運，由此可見蚶江港在兩宋時期已徑相當興旺。

建於元代的六勝塔是船舶進出泉州港的主要航標。（參見泉州歷史網《泉州史跡·六勝塔》）

明、清時期的海禁和遷界，給蚶江港造成很大的破壞。

清初安海港衰落後，泉州古港的歷史並沒有就此劃上句號。在泉州灣的出口處，蚶江港又以另一種形式發展起來。

清·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開放晉江蚶江港與台灣鹿港對渡貿易，移福寧府通判於蚶江，專管掛驗、巡防、督催台運暨近轄詞訟。台灣鹿港在彰化縣西，大陸往台灣均在這裡登岸，也是台灣最早得到開發的港口集鎮。乾隆年間(1736—1795年）已發展為帆檣雲集的港口和米穀土產的集散地，是台灣島上最為繁榮的商業港口。由蚶江港東渡鹿港，航線最短。

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又開放台灣八里岔（淡水河口），與晉江蚶江對口通航。

在確定蚶江港與鹿港對渡以後，為了加強管理，清政府以蚶江港為泉州總口，設在蚶江的海防通判廳改屬州府，下設海關、營盤、厘金（稅務）、水汛、陸汛等口。從此，泉州所屬 一府五縣（泉州府、晉江縣、南安縣、惠安縣、同安縣、安溪縣）的對台貿易，都需經蚶江港出入，蚶江港從此又興旺起來。

《蚶江志稿·第7章》載：“大小商漁，往來利涉，利之所在，群趨若鶩。”當時的府城和蚶江港，專營台灣生意的商號不下數百家，《蚶江志稿·第7章》引林再復《閩南人》記曰，在鹿港的郊商中，泉郊最多，達200餘家，而且最大的郊商，是晉江林振篙所創辦的日茂行，為鹿港首富。所謂郊商，是指參加行會的行商。蚶江的郊商在乾隆中達近百號，比較著名的有“三泰”、“晉源”、“萬吉”、“九源”等，商船千米至三千米的有三百餘艘（每米為載重150～160斤）。

鴉片戰爭前後，西方殖民者在我國東南沿海猖狂走私鴉片，蚶江港和泉州港的其他支港，都成為煙毒走私的據點。《南京條約》簽訂以後，廈門列為五口通商之地，泉州港的地位下降，淪為廈門港的附屬港。光緒初，台北成為台灣首府，蚶江港與鹿港相繼中落，至《馬關條約》把台灣割讓給日本，對渡也宣告結束，海防關署也隨之關閉。

清·嘉慶十年(1805年) ，蚶江海防通判鄭鍷在蚶江鎮前安村建造“蚶江海防官署”，嘉慶十一年(1806年)竣工。鄭自撰《蚶江海防官署碑記》（俗稱《對渡碑》），樹碑於官署內，碑高2.92米，寬0.86米，厚0.18米，長方形。碑額橫排篆書10個字，碑文豎排楷書14行566個字，內載蚶江與台灣鹿港對渡的史實。遺址和《對渡碑》均存留至今。

“自古設官分職，職有治，各視其命，以為崇庳，凡以昭體制，重責成也。

蚶江為泉州總口，與台灣之鹿仔港對渡。上襟崇武、獺窟，下帶祥芝、永寧，以日湖為門戶，以大小墜山為藩籬，內則洛陽、浦內、法石諸港，直通雙江。大小商漁，往來利涉，其視鹿仔港，直戶庭耳。利之所在，群趨若鶩，於是攬載商越，弊竇滋焉。

歲甲辰（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當事者條其利弊上諸朝，議設正口，乃移福寧府通判於蚶江，專管掛驗、巡防、督催台運暨近轄詞訟，而以鷓鴣巡檢改隸轄屬。蓋濱海分防通津，專寄職任，若斯之隆也。顧建治之舉，原議雖有成規，而在事者每虞度支之絀，經費之艱也。是故因循二十年大都就郡城民居以為治，而另賃口館於蚶江，置丁胥焉。

予於癸亥（嘉慶八年，1803年）冬代篆斯職，念口岸緊要，責任匪輕，且當洋匪滋蔓，防守尤難刻離，乃職愈殷而治未立，烏乎可爰？陳於院司，遵成規領銀三千六百餘兩，購前垵民地，累石定基，庀材營建，經始於乙丑（嘉慶十年，1805年）春三月，是冬以台警停工，至丙寅（嘉慶十一年，1806年）夏六月續建，秋九月告成。

背海面山，西南向繚以周垣，外為照牆樹柵，東西吹亭各一，前後廳事共五進，左花廳一進，合神祠、科房、書室、旁舍、廚廄之屬，統計七十有四楹，取材唯良，柱工務固。核實用銀萬三千二百兩零，除領銷外，余皆捐輸。於是蚶防一官乃有治，以為奉職之所。

方今聖天子加意海疆，簡舟師，嚴保甲，將以肅清巨浸，奠安商漁。則奉斯職也，規體制之崇閎，思責成之艱巨，宜何如兢兢者。予以三載代庖，承建茲治，不遺餘力，故略述顛末，俾后之君子，於職守三致意焉，是為《記》。

嘉慶十一年（1806年）歲次丙寅秋九月吉旦署理泉州府蚶江海防通判事長垣鄭鍷謹撰　候選教諭同安許溫其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