粵商

粵商又稱為廣東商幫，是由廣東本地的三大民系以及其他民系組成，包括廣府幫，潮汕幫，客家幫、雷州幫以及其餘廣東各地商幫。從地域維度來看，粵商應該包含“粵地”、“粵籍”兩個方面。所謂粵地，即在廣東省境內經營的群體，這其中包括非廣東本土人；所謂粵籍，即廣東籍貫的商人在外地經營。粵商與徽商、晉商，是中國歷史“三大商幫”。粵商又與晉商、徽商、蘇商、浙商並稱為中國歷史的五大商幫。

自西漢開始，廣州就成為南部中國珠璣、犀角、果品、布匹的集散之地，到了宋代，廣州已成為“萬國衣冠，絡繹不絕”的著名對外貿易港。明清時期，粵商主要是由廣府商人和潮州商人所組成，粵商足跡遍布全國，他們所建立的廣東會館、嶺南會館、廣肇會館、粵東會館、潮州會館、嘉應會館等在全國的地域分佈相當廣泛，以今天的省份地域來看，以北京、上海、江蘇、四川及廣西分佈的數量最多，其他如江西、福建、湖南、山東、東北、湖北、，陝西、河南、安徽、浙江、台灣、甘肅、雲南等省也都有數量不等的分佈。明清時期，粵商更漂洋過海，廣東會館也逐漸遍及世界各地。廣東會館除集中分佈在東南亞與美洲各國外，英國、法國、日本、澳大利亞等地也保留著不少廣東會館。

從18世紀開始，廣州作為中國唯一的對外貿易口岸，成為“洋船”必爭之地，在1850年世界城市經濟十強排名中，廣州名列4強。清代廣州十三行商人與兩淮鹽商、山陝商人一同，被稱為清代中國的三大商人集團。十三行商人從壟斷外貿特權中崛起，經濟實力顯赫，是近代以前中國最富有的商人群體，代表人物有伍秉鑒、盧觀恆、梁經國、吳健彰等。

近代，廣東出現了一批對中國近代工商業發展舉足輕重的民族企業家先驅，包括唐廷樞、徐潤、鄭觀應、張弼士、吳麟書、梁炎卿、陳啟沅、薛廣森、簡照南、簡玉階、唐廷桂、莫仕揚、莫干生、李煜堂、方舉贊、鄭伯昭、陳炳謙、曾煥堂等，馬應彪、郭樂、蔡昌、李敏周、黃煥南創辦了現代中國百貨業的先驅——先施公司、永安公司、新新公司、大新公司。粵商也成為近代上海最大的商幫之一，其中以香山縣和南海縣的廣東商人為主，形成上海粵東同鄉會館和粵西同鄉會館。

粵商文化歷史淵源深遠，商業氛圍濃厚。粵商由於特殊的地理位置，毗鄰東南亞、香港、台灣，國外的先進技術和設備最早由廣東進入，然後輻射全國。敏感、勤勞、刻苦、務實、低調，這些都可以在粵商身上體現。粵商在近現代來講，都起到了一個引導潮流的作用。當然歷史馬上翻開新的一頁，粵商能否在未來依然保持領先的位置，與時俱進將是粵商不斷學習和探討的課題。粵商自古以來特別是近代以來就在推動中國和世界工商業發展中扮演重要角色。改革開放使粵商獲得了新生，也是舊粵商和新粵商的分水嶺，新粵商在繼承傳統粵商文化的同時，也融合了現代商業文明的特徵。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粵商憑藉特殊的地域和政策優勢，加上聰明才智，迅速成為全國經濟的領跑者。

粵商有著吃苦耐勞的優良品質，通過自身不懈的努力，創造出獨特的南粵文明和粵商文化。特別是二十世紀80年代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粵商憑藉特殊的地域和政策優勢，加上聰明才智，迅速成為全國經濟的領跑者。

粵商作為近、現代中國商界的後起之秀，面對21世紀國內外經濟發展格局的不斷變化，以與時俱進、博採眾長的廣闊胸襟，傾力打造新粵商精神，推動了廣東乃至中國商界健康、快速、和諧發展。

嶺南是中國分佈最廣、情況最複雜的地區，廣東民系包括廣府民系、潮汕民系，客家民系、雷州民系，都以嶺南為居地。在歷史發展長河，他們創造了獨具一格的嶺南文化及各個亞文化，即廣府文化、客家文化、潮汕文化、雷州文化，各有自己文化特質和風格，在各個層面上表現出鮮明的文化區域差異，使所在地區形成不同社會經濟面貌，也是制約當地可持續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粵商文化實際上是四塊：廣府文化、客家文化、潮汕文化和雷州文化。

廣府商幫

廣府人精明開放，勇於冒險，接受新事物快，商業頭腦發達。廣府民系，指口語中的“廣府人”，指的是廣東省廣州府地區使用粵方言的漢族居民，具體範圍是以珠江三角洲為中心以及香港、澳門，和其周邊的粵西、粵北部分地區，海外分佈於歐美、澳州、紐西蘭、東南亞等地區，以粵語（廣東話或稱廣府話，俗稱白話）為母語，以珠璣巷同遷的漢人為民系認同，有著自己獨特文化嶺南文化、廣府文化、粵式飲食、語言、風俗和建築風格的漢族民系。廣府商會“廣東省廣府人珠璣巷後裔海外聯誼會”。他們具有性格開放，樂於接受新事物，商品意識重，務實、精明、敢幹、敢於創新等特點。

廣府代表人物：唐廷樞、徐潤、馬應彪、鄭觀應、陳啟沅、薛廣森、簡照南、簡玉階、唐廷桂、莫仕揚、莫干生、伍秉鑒、盧觀恆、梁經國、吳健彰、陳芳、盧九、郭樂、蔡昌、李敏周、黃煥南、吳麟書、梁炎卿、李煜堂、方舉贊、鄭伯昭、陳炳謙、曾煥堂、霍英東、霍震霆、李兆基、鄭裕彤、鄭家純、楊惠妍、楊國強、何享健、何劍鋒、梁慶德、梁昭賢、張勁、朱江洪、郭得勝、鄺肖卿、郭炳湘、郭基俊、郭炳聯、郭炳江、李文達、呂志和、羅家寶、何鴻燊、何超瓊、何猷龍、梁紹鴻、梁顯利、梁安琪、李德義、朱李月華、鄧耀、陳譚慶芬、陳曾熙、陳啟宗、陳樂宗、馬萬祺、胡應湘、羅定邦、羅樂風、羅肇唐、陳瑞球、方潤華、梁乃鵬、蒙民偉、李東海、羅德丞、李福善、利國偉、楊鐵梁、毛鈞年、許仕仁、李國寶、鍾士元、李國能、任志剛、馮國經、梁智鴻、曾俊華、唐星樵、劉焯華、崔德祺、何賢、何厚鏵、崔世安、崔世昌、陳永棋、鄭海泉、施祖祥、袁武、鄭漢鈞、譚惠珠、陳祖澤、何佐芝、黃乾亨、曾鈺成、潘宗光、許淇安、任關佩英、葉劉淑儀、周梁淑怡、王志東、張志東、鄧裕強、香植球、張瑜平、葉志成、李祖澤、王華生、陳鴻道、蔡達標、王賜豪、馮國綸、霍震寰、葉漢、伍步剛、伍步高、利孝和、利定昌、蔡冠深、李思廉、張力、翟美卿、蘇志剛、黃文仔、郭梓文、陳卓林、王錦輝、蔡建中、王國強、鄧崇光、羅啟仁、葉劍波、梁麟、李惠文、孫秉樞、李家傑、李家誠、李兆楠、胡兆熾、馮景禧、何善衡、林炳炎、鄭志剛、陳澤富、陳國強、伍淑清、伍舜德、黃乾亨、黃笏南、黃英豪、蔡繼有、謝瑞麟、伍宜孫、梁球琚、簡東浦、周君廉、李華文、胡漢輝、周永泰家族、何啟東家族、利希慎家族、李佩材家族、盧礎其、黃偉常、李興浩、岑釗雄、李一萍、葉德林、李旭亮、李朝旺、潘皓炫、黃炳均、古潤金、岑松江、霍熾昌、黃聯禧、孔健岷、彭磷基、龐康、黎經華、潘葉江、鄧穎忠、區炳文、梁家榮、袁旭培、周永成、楊樹坪

潮汕商幫

潮汕人是指在廣東最東端，包括潮州、汕頭、揭陽、汕尾地區的人。潮汕臨海，大多從事商貿活動，其僑居地區分佈40多個國家和地區，主要集中東南亞，被稱為“東方猶太人”，他們特別善於經營，富有創業精神，老鄉認同感極強。潮汕也不單指“潮汕地區”這一概念，因為“有潮水的地方就有潮人”，潮汕人愛行闖天下的個性使潮人遍及五湖四海，故有“三潮汕”說，即“本土一個潮汕，海外一個潮汕，海內又一潮汕”，而恰巧三個潮汕的人口也都在一千萬左右，但無論幾個潮汕，本土潮汕始終是數千萬潮人根的所在，夢的歸宿，而海內外難以計數的潮州會館（同鄉會）正是連結這一血濃於水的親情的驛站。

潮商代表人物：李嘉誠、庄世平、張弼士、林百欣、黃光裕、黃茂如、黃俊欽、謝慧如、馬化騰、謝國民、朱孟依、周澤榮、李澤楷、施少斌、朱樹豪、楊受成、陳漢士、鄭桂泉、張利鈿、黃世再、劉鑾雄、黃楚龍、姚文琛、蔡東青、林連登、吳開松、陳凱旋、劉紹喜、鄭鍾南、蔡志明、林建名、林建岳、柯為湘、陳弼臣、陳有慶、陳有漢、鄭午樓、羅文正、劉建吉、周光明、陳順源、黃擎天、黃海慶、羅鷹石、張靜君、姚振華

客家商幫

“客商”是客家人中的商人。客家人是一個具有顯著特徵的漢族民系，也是漢族在世界上分佈範圍最廣闊的民系之一。在商界，客家人有“東方猶太人”之稱。客商一詞，首先出現於明清之際，是當時廣東的四大商幫，以這個民系命名的商幫，以福建、廣東、江西三地的商人為主，背後是遍布全球的1億多客家人。這種突破地域界限的商幫，以文化為紐帶，保留著中原文化，崇尚詩禮傳家，守望互助，共同守護精神家園。

客家人尊師重文，宗族觀念強，其經商以吃苦耐勞著稱。客家人分佈於廣東、江西、福建、台灣、廣西、湖南、四川、海南、貴州等地。客家先民來自中原，為逃避戰亂遷徙過來。客家人尊重群體精神，無論走到哪裡，都有會館一類團體組織，來保護客家人的安全和群體利益。

客商代表人物：張弼士、張榕軒、張耀軒、胡文虎、鬍子春、鄭景貴、葉觀盛、姚德勝、謝樞泗、朱梅麟、曾憲梓、田家炳、羅新權、鄒文懷、羅桂祥、李萊生、伍淼源、黃馨祥、熊德龍、彭雲鵬、曾立強、管保強、葉煥榮、潘蘇通、張旋龍、李元發、魏應州、魏應充、魏應交、魏應行、葉劍橋、溫惠仁、張一鳴、王興、林立、朱孟依、李河君、李東生、姚良松、張學政、繆壽良、葉澄海、溫鵬程、彭國遠、李一峰、李思廉、劉志強、王華君、黃仕坤、塗輝龍、鍾乃雄、梁亮勝、楊釗、古少明、黃明智、藍鏵纓、侯沐凱、李金松、伍墨章、楊克林、余德耀、畢傳有、他信、英拉、伍捷朴、伍萬通、伍倫盼、謝富年、傅志寬、郭桂和、李愛賢、李孝賢、張水宜、翁真如、黃小芬、劉紹柏、劉偉、李新炎、周國輝、馮小華、鄒錫昌、蔡榮軍、溫小瓊、溫純青、溫志芬、葉遠西、郭東林、葉華能、姚良柏、劉水、廖平元、溫育青、劉肇懷、林洺鋒、李建華、李曉奇、何慶華、鍾烈華、劉年新、楊文江、何新明、許應裘、巫金星、羅澤偉、徐永壽、塗善忠、楊華嶺、李永軍、李永良、李永奎、肖奮、溫均生、溫木恆、蔡高校、葉家豪、黃少良、陳景河、黃澤蘭、李平、楊榮義、鍾百勝、楊祥波、鄒承慧、石平湘、石思慧、譚偉龍、廖騰佳、羅瑞發、馬禮斌、藍偉光、黃章、吳火豪、廖曉霞、廖曉東、梁桂秋、李彬蘭、梁健鋒、梁俊豐、劉海雲、劉珊、張能勇、彭倩、張波、張頻、徐緩、謝小梅、朱桔榕、朱慶伊、朱拉伊、葉紅漢、楊欽歡、郭華彬、朱世瑞、鮑洪星、龔斌、管飛、梁世楨、李基昌、宋速剛、蒙樂提、劉正昌、朱長森、藍方玉、藍珍、丘德星、丘志明、劉德光、溫載偉、朱國盛、陳錫淼、湯新隆、徐錦榮、劉伯群、胡泰興、侯友芳、黃雲輝、朱晴溪、古耕虞、徐統雄、黃雲輝、張價城、古今輝、劉佛良、蕭耀銘、鄒敏初、鍾木賢、何清、潘植我、潘立齋、潘祥初、潘君勉、丁家駿、丘細見、鄭明如、羅淡芳、蕭畹香、夏萬秋、梁燊南、梁璧如、謝益卿、謝夢池、謝良牧、謝逸橋、姚永芳、姚美良、曾沐彬、梁密庵、古潤金、賴涯橋、張潤安、饒耀武、陳廷雷、何爾吉、葉謀迪、葉樹林、曾良材、張醒雄、李有權、何僑生、黎守謙、梁福建、葉鋼書、羅果強、朱兆祥、余永輝、陳文淦、黎次珊、黎載康、王文康、王俊宏、丘德威、蔡禮任、黃紀達、歐陽秋眉、陳梅冰、朱蓮芬、吳惠權、謝俊明、余國春、余鵬春、何冬青、林光如、羅田安、羅琪茵、邱威功、韋鳴恩、李秦、曾沛霖、葉春榮、葉俊暉、何煖軒、丘應樺、曾智明、謝學賢、張學軍、李海周、李海元、周福新、賴國傳、張大林、陳小斌、蔡志浩、楊漢軍、劉德遜、肖德軍、卓定華、鄧振龍、鄧杏飛、劉曉、李穎、曾學忠、郭平、鄭志松、劉澤龍、方三文、吳世春、劉偉俊、熊新翔、熊俊、賴霖楓、李興平、劉榆厚、黃華、廖冬芬、廖淑清、侯薇、劉朝霞、魏美娥、陳雲香、楊桂香、徐霞、安麗嬌、周輝權、曾雲樞、邱偉能、徐旭亮、陳紹常、蔡鴻文、蔡鴻章、蔡雪峰、鄧國頌、吳炯聲、陳偉東、利煥南、張國輝、陳權中、賴伴來、張景新、張錫復、陳建京、陳衡禮、陳公顏、張堅力、莊重、王志海、曾慶洪、楊顯昌、廖國才、王理宗、鍾光超、李文燕、陳漢雄、張少林、溫仲豪、羅明昌、賴榮火、何愛輝、陳克勇、庄小誇、練衛飛、鄭建源、陳剛、劉紹聰、朱連輝、鄔志新、歐通國、黃少康、劉小波、魏晉平、溫慶青、陳橋頓、鍾期、伍建國、賴坤洪、梁林青、郭華忠、石華山、黃雅敏、何全君、俞先祿、黃炳權、余鋒光、散打哥、余家紅、潘子兵、李興、袁勝堯、陳科明、張學鋒、林剛、鍾堅、王令傑、黃文森、周聰偉、張雪蓮、陳偉波、羅鑫烘、劉妙鋒、陳嘉民、陳思賢、陳文豪、張鎮江、溫城輝、丁仕源、鄒圳超、鄧禕禕、陳錚輝等。

粵商精神

可能有人會說，廣東的經濟成就得益於政策優勢和地緣優勢。的確，廣東有發展經濟的天時和地利。廣東作為改革開放的實驗田，允許廣東實行“特殊政策”和“靈活措施”這是難得的天時。廣東又比鄰港澳，這是天生的地利。但是，廣東的發展更離不開人和。這“人和”便是中國人少有的自由、開放、冒險、開拓、務實、創新的商業精神。這是廣東人的靈魂，更是廣東人富起來的深層奧秘。

⒈人人都是商人

廣東人言必稱商，人人皆商，全名皆商。幾千年來，中國商人的成長環境相當不妙，商人的社會地位是最底下的，商人的形象都是奸詐，貪婪之類。這樣的社會環境當然不可能早就一隻強大的樂商、重商的商人隊伍。但嶺南的廣東人則不然。廣東人從商的歷史悠久，從秦代開發以來，廣東人就一直承擔著與世界交往的重任，開創了“海上絲綢之路”。經商帶來的豐厚利潤，誘使人們不斷投入商海，廣東人一世奮鬥在商海里。

⒉敢為天下先

敢為天下先，其精義在於“敢”和“先”二字。襟山帶海的地理環境培育了嶺南人強悍堅韌、敢於冒險、用於任事、大膽革新、追求自由的精神特質。廣東人早已認準，只要有利於提高生產力水平，有利於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就要干，先幹了再說。敢為天下先，是廣東這個昔日經濟上的小老弟變成了今天的老大哥。一個敢字，一個先字，既讓廣東人飽嘗了開拓者的艱辛，更讓廣東人品嘗了成功者的喜悅。

⒊抓住老鼠就是好貓

廣東人在行動上大都注重實際，很實在，很現實。他們不喜歡不切實際的幻想，也不太喜歡奢談什麼大道理。他們感興趣的是事物本身是否具有實用價值。在對待新事物上，北方人大多數總是先從道義、原則和義理上做審慎的選擇與吸收；廣東人則是先大膽學習、引進、吸收和為我所用，他物為我物。先思考後行動、重經驗、講原則、重道義，是北方人的習性；先行動后思考、重實幹、講效益、求實用、重感覺、輕理論，是廣東人的特點。

⒋看見紅燈繞著走

“看見紅燈繞著走，見到綠燈趕快走，沒有燈摸著走”這是講的廣東人改革開放初期如何利用好中央給的政策。其實，這就是廣東人靈活變通之所在。在中國國門剛剛打開，左傾思想還相當有市場的環境里，廣東如果沒有一批深諳變通策略的改革家、企業家，有限的“優惠政策”也是難以“點石成金”發揮效用的。

打造粵商新文化

廣東強調建設文化大省，但具體怎麼建設？從微觀層面、技術層面怎麼落實？還沒有一個具體的方法、沒有形成一個雙贏的政策。方向性已明確，但如何實現這個目標，怎麼落實還不清楚？如何挖掘廣東人的特質與潛力，推陳出新，並貫徹到每一個廣東人中去？這才是首要的。

⒈粵商文化去腐存精

由於商業文化的壓抑，廣東商人的文化傳統東西已慢慢落伍，導致上進心不強。這一點廣東人沒有真正重視。主要問題是如何引導粵商的精髓，即開拓、敢為天下先、做大做強、扎紮實實的精神與粵北的出頭精神三塊吸收進來，打造一個全新的粵商精神。在抓精神文明建設時，不要把粵商傳統的精髓給忘掉了。

在融合這三塊文化因素時，一定要考慮當代的因素，如新客家人文化、國外優秀文化、中原文化中優秀部分，都是新廣東人的元素。最終目的是開闊新廣東人的眼光，並擁有寬闊的胸懷和進取精神及永不知足。比如潮汕人的憂患意識、客家人好學習的精神都值得很好地發揚。

⒉新粵商精神

大力弘揚新粵商精神、著力打造新粵商文化，能為廣東企業發展提供強大的精神動力和團隊凝聚力。在吸取粵商傳統精髓的基礎上，融合時代因素，如新客家人文化、海外文化、中原文化中優秀部分，將逐漸形成新粵商的核心精神。

誠信，是粵商一如既往的本質。權威機構對國內各大商幫的信譽調研表明，粵商在國內外的誠信度很高。這不僅與廣東的經商歷史緊密相關，也反映出新一代粵商繼承和發揚了這一傳統優勢。

效率，是粵商馳騁商場的法寶。在廣東商人的意識中，機不可失、時不我待的觀念特彆強，因此辦事節奏快、效率高，往往能搶先一步把握商機，在商場激烈的競爭中佔有一席之地。

創新，是粵商亟待加強的環節。隨著長三角、環渤海經濟圈、西部開發、中部崛起的蓬勃發展，浙商、滬商、京商的日益壯大，國內商界你追我趕、百舸爭流的局面既給新一代粵商提供了跨越式發展、創新式發展的大好機遇，也使新一代粵商面對如何鞏固和提高現有基礎、大力發展資本、技術、知識密集型產業的挑戰。只有通過創新，向產業鏈的上下游不斷延伸，才能適應珠三角地區先發優勢逐漸削弱的現狀，才能全面推動粗放型經濟增長向集約型經濟增長轉變，實現由廣東製造向廣東創造轉變的質的飛躍。

品牌，是粵商實現產業轉型升級的方向。廣東已形成一批有實力的專業鎮和產業群，規模效應明顯，發展潛力巨大。在此基礎上，大力推動紡織，服裝，鞋、帽製品，化學纖維業等傳統優勢產業打造更多的中國名牌和中國馳名商標；支持信息、金融、保險、現代物流、中介服務等新興服務業爭創名牌；積極發展傳統服務業老字號品牌；進一步鼓勵和支持核心技術和自主知識產權研發，促進廣東民營企業從貼牌生產向自主品牌轉變。

和諧，是粵商構建以人為本、環境友好型企業的宗旨。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黨和國家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提出的一項重要戰略決策，企業要積極落實《勞動法》等法律法規，改進勞動條件和保障措施，維護員工合法權益，構建和諧的勞動關係；要積極遵守環境保護相關規定，建立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企業，切實促進企業內部和諧、企業與環境和諧，

共進，是粵商聯合社會各界，推動廣東全面發展的目標。廣東經濟社會的快速、健康、可持續發展離不開各職能部門以及各界人士的支持與配合。作為廣東商貿領域的生力軍，新一代粵商要進一步加強與工商、稅務、質監、知識產權保護等部門以及行業協會的聯繫和協作，建立暢通高效的運轉機制，在全國率先形成上下一致、齊心協力、政企互動的新格局。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風騷數百年”。歷史上晉商、徽商的鼎盛在中國商界留下了一筆濃重的華彩，當今粵商、浙商的崛起為中國商界注入了改革開放的新鮮活力，只要以海納百川的氣魄、與時俱進的態度、推陳出新的勇氣，新一代粵商的旗幟就能在中國商界高高飄揚，成為一道永不落幕的勝景。

據史載，早在唐代就有廣東商人到海外做生意。明清時期中國的資本主義尚處於萌芽階段，粵商就以其獨特的嶺南文化背景、與海外的密切聯繫在中國商界獨樹一幟。早期粵商的代表在廣府，其中以十三行最為突出，主要從事貿易和運輸。粵商伴隨著廣東商品流通的擴大、商品經濟的發展、海外移民的高潮而崛起，發跡於東南亞、香港和潮汕地區。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粵商雖然曾一度沉寂，但在20世紀70年代再次崛起於中國南部、香港及東南亞等地。廣州是粵商興起、發展的發源地，千年商都的歷史文化造就了粵商獨有的商業精神。廣州素有“千年商都”之稱。廣州商都的歷史，源遠流長，基礎深厚，經久不衰。廣州城市發展的歷史，可以說是商貿發展的歷史。在2000多年的開放貿易中，“惟我獨尊，地位不可替代”，廣州是名副其實的歷史商都。今天，廣州得改革開放風氣之先，商貿再領風騷，廣州、廣貨一度成為時髦的代名詞。廣州已成為真正的“購物天堂”。2009，這裡作為全國惟一的進出口商品交易會所在地和內地第一個進入“發達狀態”的城市，具有世界級商業輻射力和超強的消費購買力，歷來是海內外商家趨之若鶩爭相攻峙的商業重地。

粵商印記

粵商是最早走出國門、是對外貿易的先驅。廣東是中國重要的對外經濟貿易發源地之一。自西漢時廣州就已成為南部中國珠璣、犀角、果品、布匹的集散之地，宋時的廣州已是“萬國衣冠、絡繹不絕”的著名對外貿易港了，到清代，這裡更是中國唯一的對外通商之地。

因為這樣的商業傳統習氣，廣東人自能出海與海外人進行交易之時起，就沒有中斷過商業活動。從這個角度看，廣東人個個都是商人的後代。

1、秦漢時期至鴉片戰爭爆發（約公元前200年-1840年）

這一時期是廣東對外經濟貿易由起始走向昌盛時期。漢代著名的“海上絲綢之路”貫通了東南亞各地及印度洋彼岸。三國以後，廣州成為中國對外貿易的中心之一，成為“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經魏晉、唐宋至明清，廣東對外經濟貿易開始由政府有意識地進行自主管理。外貿管理機構及有關政策法規也逐步走向完備，至鴉片戰爭爆發前夕，廣東外貿已經在國民經濟中佔有了舉足輕重的地位。

2、秦漢時期

漢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冬，南粵分為九郡。南粵設郡后，漢武帝派遣直屬於宮廷的“驛長”率領應募者，帶著大量黃金和絲綢從徐聞、合浦到達印度半島東海岸的黃支國（今印度），在那裡交換“明珠、壁琉璃（寶石）、奇石、異物”等。這是史書記載得較早的一次對外貿易。此後，異域的商船也繞過馬六甲海峽載貨到廣東進行貿易。

166年，大秦（羅馬帝國）王安敦遣使來漢朝，開始了兩國的海路交通。中國則通過天竺（今印度）同大秦開展海外貿易。

3、魏晉南北朝時期

三國孫吳期間，開闢了自廣州啟航，經海南島東面進入西沙群島海面的新航線，使廣東海運航線由沿海岸航行進入跨海航行的階段，廣州隨即成為嶺南對外貿易的中心。

226年，羅馬商人秦論到達交趾（今越南北部河內附近）以後，取道到建業拜見孫權，表示要與中國通商的願望，並介紹了海外情況。同年，孫權派宣化從事朱應、中郎康泰前往林邑國（今越南中部）、扶南國（今柬埔寨）和馬來半島等地訪問，加強了中國與東南亞等地的聯繫。

西晉初年，大秦國來中國朝貢，經過廣州，帶來了無數的珍奇。

東晉末年，獅子國使臣經10年跋涉首航廣州向東晉王朝貢。

4、隋唐時期

隋煬帝時，在鴻臚寺下設置了集外交外貿於一體的中央外事機構，即“四方館”。“四方館”是中國首次設立的外貿外事專職機構。

大業三年（607年），隋煬帝派遣常駿、王群政攜帶大量絲織品由廣州乘船出發，出使赤土國（今馬來半島吉達），受到當地歡迎。

唐代，廣州港已發展到可容大小海船近千艘的港口，官方首設市舶使（中國最早掌管海外貿易的官職）於廣州，並開闢了長達14000公里的由廣州通向西方的航線，這是當時世界上最長的航線。在今天光塔路一帶的“蕃坊”竟居住著12萬外國商人及其家屬，當年的廣州形成了一個國際性的珠寶市場。魏晉南北朝時期，是海上絲綢之路的拓展時期。在這一時期，廣州已成為計算海程的起點。通過廣州來中國經商的國家和地區大為增加，有15個之多。廣州成為當時商賈及朝廷命官發財致富之地，有“廣州剌史但經城門一過，便得三千萬錢”一說。

5、宋元時期

宋元時期，廣州“城外蕃漢數萬家”，“廣州富庶天下聞”。歷隋、唐、宋數代，廣州海上絲綢之路已發展到空前繁榮的階段。官方堅持實行開放政策，除了官方積極經營對外貿易外，又允許私人出海貿易。同時還大力鼓勵外國來中國進行貿易，並在廣州設立了市舶使專管外貿事務。當時中國與南洋和波斯灣地區有6條定期航線，這些航線都集中在廣州，其中最著名的一條航線叫“廣州通海夷道”，廣州起航，越南海、印度洋、波斯灣、東非和歐洲，途經100多個國家和地區，全長共14000公里，是當時世界上最長的國際航線。從此，廣州成為當時聞名全世界的中國對外貿易第一大港，世界東方大港。

6、明清時期

明洪武三年（1370年）在廣州宋代市舶亭舊址，設置廣東市舶司，專通“占城、暹羅、西洋諸國”。洪武七年（1374年）市舶司被廢，永樂元年（1403年）重開。

正德三年（1508年），廣東市舶司決定對外國貢舶實行抽分制，徵收實物十分之三作為入口稅（後來降為十分之二），並設置牙行，由官府指定的官牙當中介人，將餘下貨物作為民間貿易。

嘉靖元年（1532年）浙閩兩市舶司被罷，獨留廣東市舶司，自此以後，廣東市舶司基本沿續至明末。

正德末年，由於葡萄牙殖民者在廣東沿海侵略搔亂，朝廷宣布實行海禁，廣東外貿受到影響。直至隆慶元年（1566年），海禁開放，民間貿易才被視為合法。

隆慶五年（1571年）廣東市舶司決定以丈抽製取代抽分制，即按船舶大小徵收船稅。

清代，廣州設立“十三行”，專門從事對外貿易。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清政府關閉漳州、寧波、雲台山等三處通商口岸，只留廣州一口對外貿易長達83年。廣州再次成為全國惟一的對外貿易口岸，直到鴉片戰爭之時，廣州的外貿因而空前繁榮。有歷史學家這樣描述當時的廣州：廣州成為對內對外貿易的極盛之地。中華帝國與西方列國的全部貿易都聚匯於廣州。中國各地物產都運來此地，各省的商賈貨棧在此經營著賺錢的買賣。清末至民國時期，廣州大力引進華僑和外國資本開辦商業、洋行和銀行，商業和外貿的發展在全國處於領先地位。

明清粵商的崛起

粵商崛起於明清時期，並形成中國一大商幫，絕不是偶然的，它與廣東的人文地理環境，發達的商品性農業，手工業，人多田少的矛盾，複雜的國際環境以及朝廷的海禁政策有著密切的關係。商人的活躍與否取決於整個社會的商業環境、商品意識、市場背景，也取決於政府的政策、社會生產的狀況、當地的自然條件等等因素。廣東商人在明清時期的崛起亦離不開這些因素的制約。明朝中後期，上述因素就形成了一個明顯有利於商人發展與活躍的趨向，尤其是在珠江三角洲地區。因此，明清粵商的崛起就是順理成章的事情了。

1、三山六水一分田

廣東境內地形複雜，有山地、丘陵、平原、台地等，而以山地和丘陵為主。平原地區很少，總體情況就是人多地少。明清時期，由於人多與田少的矛盾成為廣東、尤其是珠江三角洲的嚴重社會問題。廣東就有不少人想法設法另覓生計。他們或者在有限的土地上種植有較好經濟效益的經濟作物，或者實施新的耕作方式，採用“基塘”養蠶養魚；還有一些人則轉而從事手工業生產，專門進行商品經營；還有一些人則棄農經商。因此，人多田少的矛盾便成為廣東商人崛起於明清時期的一個重要因素。

2、交通便利

廣東三面環海，境內河網密布，無論是通向海外、還是內地，交通都非常便利。廣東南臨南海，地當太平洋、印度洋、亞洲和澳洲之間海上航路的要衝，是世界上海洋航運繁忙的地區之一，也是中國與世界交往的紐帶。交通的便利為廣東商人的崛起提供了有力的條件。

3、商品性農業的普遍發展

明清時期，廣東的農業生產有了較大發展，商品性農業異軍突起。桑基魚塘，種桑養魚，一地二用，是廣東珠江三角洲土地利用的一種特殊方式。甘蔗、水果、茶葉、花類經濟作物的廣泛種植，明清廣東部分地區農村商品經濟的迅速發展，還促進了廣州對外貿易的發展，而廣州對外貿易的發展，又反過來促進了廣東社會經濟的發展，也促進了廣東商人的崛起。

4、廣貨遠運

明清時期，伴隨著商品性農業的快速發展，廣東的手工業也在原有的基礎上有了新的發展，成為全國手工業發達地區之一。其門類眾多、花色品種齊全、技術精巧，都是空前的。隨著商品性農業的興盛和手工業生產的迅速發展，廣東產品迅速崛起，數量多，質量好，走上國內國際貿易舞台，並隨之形成“廣貨”的概念。廣東手工業的高度發展自然要求廣大的銷售市場，促使的廣東的商業繁榮，商人活躍，商業資本發達。

5、西人東來

明清時期，特別是16世紀以來，隨著“地理大發現”和新航路的開闢，西方殖民者紛紛東來進行掠奪性貿易，並進行殖民擴張。1573年，葡萄牙人強租澳門，壟斷了澳門的對外貿易，控制了澳門的東西方國際貿易。隨後，西班牙、荷蘭和英國接踵而至。清政府採取了“海禁”政策，這對中國商品經濟的發展，廣東商人尋求海外貿易有很大影響。由此形成大量的海商，這就是明清史籍的所謂“海盜”。隨著海商聯合，廣東商人在明朝嘉靖以後才真正崛起，而首先形成的是海商商幫集團。到粵海一口通商之後，廣東海商的力量更是隨著廣州的獨口貿易的高度發展而日益壯大。

6、專業市場的興起

由於廣東地區商品性農業和手工業的迅速發展，一些專賣農作物產品的市場隨著專門化的商品性農作物的種植而出現，並隨之擴大而增加。不分季節，四時都有貨源的，如牛、豬、布等專業交易場所，稱之為圩；有定期收穫的農產品，如水果、花生等專業交易場所，稱之為市。專業圩市的出現是為了適應農業的商業化，也滿足了由此而興起的手工加工業發展的需要。專業圩市不僅適應了珠江三角洲商品性農業生產發展的需要，而且也適應促進了廣東商人在明清時期的崛起。

7、商業傳統

廣州是一個具有悠久的商業傳統的城市。《史記·貨殖列傳》中廣州（時稱番禺）即九大都會之一還特別指出番禺是“珠璣、犀、玳瑁、果、布之湊，中國往商賈者多取富焉”。廣州這種悠久的商業歷史和商業傳統，無疑對廣州城鄉居民有很大的耳濡目染的作用，在這種氛圍下，廣州以及廣東居民的商品意識自然較強。這對明清時期廣東商人的崛起有很大的影響。

8、外貿壟斷

明清時期，中國基本實行閉關政策，對外貿易被嚴格管制口貿易；第二類是本港行，專門暹羅貢舶貿易及南洋貿易；第三類是福潮行，專辦福建、潮州的國內貿易。清代始終把廣州視為對外聯繫的中心和紐帶，也正由於廣州所處的重要地位，使它迅速發展和繁榮起來，也促使廣東商人空前的繁盛。明代，實行朝貢貿易與貢船貿易，清代則大體上實行一口通商的對外貿易政策。廣州一口通商后，商船日漸增多，稅課日旺，買賣頻繁。由此引起廣州的商行分出三類專業商行：第一類是洋貨行（即十三行），專門辦理對外進出

粵商社會組織。

明清時期，廣東商人已經有了自己的社會組織。這些組織名目繁多，有行、幫、會館、公所等等。行，是指商人的行業組織；幫，則是商人的地域或業務性質的組合；會館，一般而言是商人的地緣組織；公所，則是商人的業緣組織。雖然這些組織的內涵在明清時期相當程度上已演化的差不多了，但是它們的名稱卻依然存在。

9、商行

“行”是已知較早的商人組織。唐宋時期，“行”就已經出現。當然，當時的“行”和後來一樣，不完全是商人組織，手工業者也包括在裡面。而且，它還是商人和手工業者所開設的店鋪的組織。明清時期的“牙行”實際就是“牙店”、“行家”、“行戶”的通稱。其職能主要是替客商收買、評估物品。當時之“行”最主要的含義是行業，每一行業皆有自己的組織，此組織或曰堂，或曰公所，或曰會館。行雖不是組織本身，卻也和行業組織緊密聯繫在一起，而且，大多數行都有一個“堂”，名稱雖不一，但該“堂”畢竟為一商人行業組織。故此，行在當時還是有特殊的意義。

10、商幫

“幫”，主要是由地域關係而形成的，當時也有一些是因業務關係而組成的。在一些商業繁榮的都市裡，商人們幾乎都有自己的“幫”，廣東商人的“幫”往往叫做“廣幫”。但“廣幫”其實只是一個大的稱呼，“廣幫”之內還有地域關係而形成的順德幫、番禺幫、潮州幫之類。明清時期，廣東商人最有名的商幫是潮州幫。

11、會館

明清時期異藉同鄉人士在客地設立的一種社會組織，它是適應社會的變遷而產生的，又不斷改變著自己的形態，在對內實行有效整合的同時，又不斷謀求與外部世界的整合。狹義的會館指同鄉所設點辦公的建築，廣義的會館指同鄉組織，由商人發起新建的會館，目的在於保護本地商人或本行業商人的商貿利益。

12、公所

早期公所主要是有地域關係的同行商人的組織，其參與者僅限於工商業者。公所往往是中小商人謀求發展的處所，更多的是注重實效。明清時期公所的不斷成立和增加，反映了工商業行業的拓展和工商業經營者的增長，這是社會分工發達的標誌。

粵商對地域經濟的影響

明清時期形成和發展起來的廣東商人，雖然由於其商業資本主要流向土地而不能從質的方面改變傳統經濟，但在量的方面，卻發揮著多方面的社會功能。這是因為，廣東商人的活動雖然屬於交換的範疇，就一切要素來說，它是有社會生產決定的。但是，作為生產工程中一個階段的交換，在一定的條件下，也能對生產發生反作用，進而引起整個社會經濟、政治、思想和文化的某些變異。明清時期廣東商人的商業活動因而也就對當時廣東的經濟、政治、思想和文化產生了影響。

1、促進外向型手工業的興起和發展

世界經濟發展史證明，商業的擴張往往是先於工業發展的。明清時期廣東商人的商業活動，其實就是承當國內貿易中介人角色的商業活動，推動了廣東外向型手工業的興起和發展。為了適應市場，特別是供給市場的需要，廣東商人往往對外向型手工業作坊或工廠手工產品特別青睞，甚至投資於外向型手工業，從而促進外向型手工業的興起和發展。在廣東，廣州的制茶業、紡織業和佛山的棉織業、冶鐵業、制瓷業的發展最為典型。

2、促進貨幣經濟的發展

隨著廣東海商出海貿易的發展以及中國對外貿易的發展，明中葉開始外國銀元大量流入中國。明清時期，以絲、茶、瓷、和他其手工產品為主要出口商品的中國外貿一直處於出超地位，外商不得不大量輸入銀元來交換中國的商品。清政府推行廣州一口通商政策，外國商人的銀元於是經由廣東商人中的十三行行商之手源源不斷的輸入廣州，進而向全省乃至全國流散。廣東商人在銀元輸入的過程中充當了轉手人的角色。

3、促進城鎮經濟的發展

隨著廣東商人的日益發展，廣東的市鎮也像雨後春筍般興起和發展起來。首先是嶺南一大都會的廣州城已成為“百貨之肆，五都之市”的中心，人口也發展很快，由於人口劇增，商業繁榮，廣州城進行了兩次擴建。顯然這是為了適應由於商業貿易而新發展起來的繁榮的商業區的需要。由於廣東商人的發展和活躍，商品生產與交換，逐步地破壞著周圍的自然經濟結構，使許多千年不變的鄉村卷人商品經濟發展的潮流，進而成為新的商業市鎮。

4、促進東南亞和美洲國家經濟的發展

16至18世紀，東南亞和美洲的許多國家正處於開發時期，社會經濟發展水平還遠遠低於中國。廣東商人中的海商和這些國家的商人通過商品交易往來大大改善了當地人民的生活。同時因貿易而在當地定居的廣東商人就成了華僑。廣東商人以及華工帶去的先進的鐵工具等，對東南亞各國人民從事礦藏的開發、荒地的開墾以及經濟作物種植起著決定性的作用。

5、促進中外科學文化的交流

貿易的通道，同時也是文化交流的通道。廣東商人的大量出海貿易，不僅把中國的優秀文化帶到國外，而且也把外國的先進科學技術帶回中國來，從而促進了中外科學文化的交流。

中國科技文化的外傳：廣東商人的海商足跡踏遍了世界各地，他們不僅運去了各國人民所需要的先進的中國手工業製品和農產品，而且想這些國家傳播了中國先進的科學技術和文化，對各國的經濟、文化發展做出了貢獻。

農作物新品種的引進：到國外經商的廣東海商不時把外國的一些經濟作物或者糧食作物新品種帶回廣東種植，對廣東乃至全國都有產生極大的影響。

西方國家先進科學技術的傳入：隨著廣東海商對外商貿的發展，西方傳教士也紛紛來到廣東和內地傳教，並帶來了先進的科學技術，為明清時期停滯不前的科學技術注人了新的血液。

6、促進廣東社會重商心態的形成

廣東是一個商業一直比較發達的地方。在國際貿易的影響下，廣東社會的重商思想不斷得到加強，隨著明清廣東商人的形成和發展，廣東人經商意識日益普及化。明中葉以後，重商的社會心態便在廣東形成了。廣東社會的重商心態除了表現為經商的人多、經商的風氣盛以外，還在商業性農業的發展等方面反映出來。

不同的“商幫”，都具有各自獨有的經營模式、理念和行為特徵。相對全國各地的現代“商幫”而言，“粵商”的綜合實力、綜合競爭力等仍然是“中國第一商”。

粵商研究

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不同區域漸次興起不同的商業群體，即“商幫”。其中有以

寧波、杭州、台州、溫州等區域為代表的浙江商幫，以濟南、青島、威海、煙台等區域為代表的山東商幫，以蘇州、無錫、常州等區域為代表的蘇南商幫，以及以廈門、泉州、漳州等區域為代表的閩南商幫，以廣州、佛山、深圳、東莞等區域為代表的珠三角商幫——粵商的主要群體。

雖然自古就有粵商這一提法，然而卻未能如浙商、徽商、晉商般深入人心，更沒有專門對其進行系統的研究。尤以廣東為例，近二十年來，廣東一直是中國改革開放的前沿陣地，經濟發展也領先於全國，這些都是廣東所引以自傲的。然而“十年河東，十年河西”，廣東人發現，在經濟的許多方面，

上海人已走到前面去了，相比之下廣東已落後了。

隨著經濟“反思”大潮，“粵商”一詞也漸漸進入人們眼帘。2009年舉行的“十大新粵商”評選活動更體現了各界對粵商的關注程度在不斷上升，對粵商的研究，加深對其認識以推動經濟的更好發展已成為迫切的需要。

為推動“粵商”研究，為“粵商”競爭力的提升獻計獻策，廣東商學院副院長、廣東省商業經濟學會會長徐印州教授與廣東商學院流通經濟研究所所長王先慶教授發起成立了“粵商研究中心”。

一部新粵商敢為人先、務實創新、爭雄奪冠的創業史，就是一部推動廣東改革開放發展的歷史。

改革開放以來，粵商推動著廣東的產業結構從“珠江水、廣東糧”，到“嶺南服、粵家電”，再到今天的“IT簇群、五金基地”……物流、諮詢等服務業更是方興未艾。在人們看來，粵商的高明之處就在於：借改革開放的政策優勢和毗鄰港澳的區位優勢，不僅在市場化經濟大潮中掙得盆滿缽滿，更是“借雞生蛋”，學技術、學管理、學資本運營；一言以概之，就是在傳承“通達務實”、“開放兼容”等傳統粵商精神的同時，更具創新意識和長遠眼光，更善於吸引、利用全球範圍內的人才及各種資源。由於地處南部邊陲、遠離政治中心、與港澳相鄰，最早培育和開放市場，最早接受東南亞產業轉移，因此它們在全國形成了一種具有鮮明的南越區域色彩風格和帶有濃郁的嶺南文化特色的企業群體，造就了“粵商”自身獨特的個性和特徵。

粵商精神

新時代的粵商也有了新的精神，那就是“新粵商精神”。

———從匯聚融合到合作發展。與浙商的本土“草根性”不同，粵商表現出區域“築巢引鳳”、本土自主生長、外來自主生長、產業引進移植等多種形式並存，又相互獨立的特點。廣東眾多產業實現了升級，部分企業成為全國龍頭甚至走在世界前列，大量的隱形冠軍存在於粵商企業中。顯示出粵商正在從獨立發展的模式走向合作發展。

———從先行一步到領先領跑。先行一步，是粵商的特性之一，但要步步先行就更難。在全球化、信息化的今天，粵商能否抓住新的優勢，保持領先，就成了對粵商精神的挑戰。

———從靈活善變到創新創造。不受傳統思維禁錮，遇到問題會變通，這就是粵商的靈活善變。靈活善變也是創新，但它側重的是嘗試和變通。但若不想投入更艱難的創造，如果逃避投入大、見效慢的創新創造，不加大對研發的投入，廣東製造業實現升級就難以實現。不過粵商已經意識到了原創性的創新是發展的動力，也認識到自身創新能力的障礙，這幾年在自主創新方面已有了較大突破。

———從精明務實到戰略思考。粵商的精明務實表現在關注實際利益，不張揚，不關心政治。早期的精明務實為粵商的發展奠定了基礎，贏得了空間。就是不了解政策指向，只重短期的實際利益就有可能損害長期利益。當前，企業家已經意識到政治不敏感、視野不開闊將阻礙企業更長遠的發展。

———從“只干不說”到廣泛對話。在政策不明朗的條件下，只干不說，可以避免爭論，減少不必要的損失。粵商在改革開放初期，堅守“不幹不說，幹了也不說，別人怎麼干堅決不說”的理念，“悶聲發大財”，贏得利益，也贏得了良好的口碑。然而，粵商的成就已經舉世矚目，不是低調就能逃避得了的。企業在發展過程中，需要和員工對話，與國內外企業交流，與新聞媒體對話。新粵商已越來越重視企業文化的建設。

———從小富即安到和諧安詳。勤奮創業，但生活考究，從容而安詳，構成當代粵商顯著的特徵。這些年，“和諧”作為粵商的一種文化精神而非簡單的意識，逐漸滲透到了粵人生活方式的各個領域，構成濃重的文化氛圍。

1、敢為天下先

早期粵商的代表在廣州，其中以十三行最為突出，主要從事貿易和運輸。粵商人的勤奮以及誠信品質是促進十三行經貿迅速發展的基礎。幾乎所有亞洲、歐洲、美洲的主要國家和地區都與廣州十三行發生過直接的貿易關係。粵商早有向外拓展的傳統，據史載，早在唐代就有廣東人到海外做生意；到了近代，廣東商人更是足跡遍天下，廣東成為中國著名的僑鄉。

從生產加工環節開始介入國際經濟的分工與合作，發展到在管理創新、技術創新、品牌創新等方面的突破，成為世界工廠以及世界上新的經濟創新地，這曾是亞洲“四小龍”發展的軌跡。改革開放，廣東得風氣之先，取得了“先走一步”的先發優勢。開放經濟特區的政策優勢和瀕臨港澳台的地理優勢，使廣東經濟實現跨越式發展。上世紀80、90年代，以深圳、東莞等為首的珠江東岸城市配合香港產業轉移，大力發展“三來一補”企業，前店后廠，“兩頭在外”，這是內地參與國際經濟分工的最好選擇方式。以廉價的未開發土地以及從農村的廉價剩餘勞動力參加國際市場的弈博。珠江西岸的廣州、中山、順德、佛山等城市則憑藉地緣優勢，將國外先進技術、全新理念及時尚消費品引進來。有開放政策的助力，珠江的東西兩翼合力，令廣東的經濟領先全國，不但積極推動著區域經濟的發展，更成為中國經濟的催化劑。“廣東出品”代表的是新的商品、新的生活方式和新的生活理念。粵商人走遍全球及全國，以全方位的開放心態，對海外、對內地開放都同樣有強烈的開放態勢。笑迎三江客，廣納四海財，有錢大家賺，深諳禪理的粵商人自有其高明的商業哲學、商業智慧。開放是一種長線投資，粵商延續了當年廣州十三行的商業精神，其具備的綜合實力、綜合競爭力等，仍然是“中國第一商”。

粵商人敢為天下先，國家首批四個經濟特區就有三個在廣東。近20年時間裡，中國的大多數先進的零售業態、流通技術以及組織形式，都是由廣東商業企業率先引入並嘗試，例如，超市、購物中心、購物廣場、第三方物流等，使廣東商貿流通企業一直處於全國的絕對優勢領先地位。

2、精明實幹

法國著名學者佩雷菲特有過一個著名的論斷：“精神創造經濟奇迹”。一種充滿活力和創新的精神，在創造經濟奇迹方面，比資本、勞動、技術、制度所有這些因素，都起著更為本質的作用。

在廣東商人的意識中，機不可失，時不我待的觀念特彆強。今天的競爭已不再是家門口的競爭，而是全球的競爭。面對全球經濟一體化的趨勢，不僅要緊跟潮流，更要引導潮流，以適應未來的挑戰。

白手起家的務實耐勞、拼搏創新的精神，在粵商群體中普遍表現。志高空調董事長李興浩原是賣冰棍起家，後來創辦工廠數十家，涉及制衣、塑料、五金、電子電器、移動多媒體、金融投資和醫療機械方面等領域，李興浩連續三年榮登福布斯富豪榜。東莞粵暉園庾董事長以他40多年豐富的建築經驗，老驥伏櫪，鼎力回報家鄉和社會，首期投資近3億元，建成了富有嶺南特色的粵暉園，為廣東的旅遊文化添新姿，還連續三年榮登福布斯富豪榜。

3、勇於創新

改革開放以來，在中國大陸漸次興起的“五大現代商幫”中，珠三角商幫是粵商的主要群體。在舉行的“十大新粵商”評選活動中即將產生的“十大最具中國商業精神企業家”和“十大新粵商”更是這個群體中的佼佼者。

就像文化與經濟的互動作用一樣，地方文化對商業精神具有潛在的影響。“行街”、購物和生意是廣東人的一種生活方式，是嶺南文化的一種表現；感受到講求平等，等價交換的價值觀念滲透在市民生活及嶺南社會的各個層面，也反映了嶺南文化的一個側面。

科技領先創事業

強調實幹精神是粵商的傳統之一，南方高科老總陳震對此頗有心得：“關鍵在於做，我相信天道必然酬勤。”珠海德萊儀錶設備有限公司周總經理也有同感：“‘人若善之，天必佑之’、‘天道酬勤’。善即善待，勤即勤奮。”他們踏踏實實、勤勤懇懇地做好每一項工作，以高新技術為依託，不斷地為客戶創造價值，得以自身的生存和發展。科技創新的實質是生產力水平提高，一個企業能否持續發展，要看其能否持續獲得好的商業創意並使其完美實現的機制和能力。在二十一世紀信息技術革命的新浪潮，層出不窮的新技術帶來了無窮盡的商業機會。而新技術、新產品的不斷研發，依靠的是對人的創意和人的潛能的有效激發。

經過十多年努力，廣東已擁有6個國家級高新區、10個省級高新區，各高新區創造的工業總產值、高新技術產品產值、出口值、出口創匯等都對所在市的社會經濟發展作出了突出貢獻。

新商業文明的信使

新粵商精神應該就是靈活，而靈活的靈魂就是創新。奧地利經濟學家熊彼特則將企業家的共性歸之為“創新”。自主創新體系不僅包括人與自然關係的改變，還包括與提高的生產力水平相適應的人與人之間的利益關係，自主創新體系是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統一。創新涵蓋了技術創新和管理創新。

粵商的創新焦點集中在市場上，具體做法如：乘CEPA商機，廣東企業鏈接泛珠三角，打破地方壁壘，並實現內外市場一體化，泛珠三角模式更可作為中國其他區域經濟的借鑒。幾年來，粵商積極在全國拓展商機，在2005年的第二屆“泛珠三角洽談會”廣東省的簽約項目上，粵商共簽項目303個，金額488.4億元，分別佔總數和總金額的33.3%和42.2%。粵商走出國門，積極拓展海外市場，普遍採取“貿易先行，製造跟進”的戰略。在貿易額擴展到一定規模、積累了國際市場運作經驗之後，進一步開拓境外投資建廠的新路徑。如美的、TCL、康佳、華為、格力等廣東企業，紛紛在海外尤其是發展中國家投資設廠，成為中國企業海外擴展的先行者。2009，粵商投資的國家和地區包括印度、巴西、墨西哥、俄羅斯、德國、越南和東歐等，涉及的行業包括電視機、程式控制交換機、電話、空調、DVD、摩托車、服裝等。

粵商創新精神也表現在實施名牌帶動戰略。至今，粵商已經打造出了七八十個產業集群，並且擁有“中國名牌產品”221個，佔全國總數的16.5%；至2006年我省企業共獲得名牌稱號1814個，居全國首位，其中有29個品牌被評為2005-2006年度“商務部重點培育和發展的出口名牌。全國7個“中國世界名牌產品”廣東佔了3個。全省企業註冊商標超過30萬件，連續十年居全國首位；擁有全國馳名商標46件，居全國前列。

經濟的競爭終究是文化的競爭，在新粵商精神里，我們看到了傳統文化與近代商業文化的有效的結合與融合，也看到了嶺南物質文化的多元性、開放性和實用性。

在廣東工作與生活的包括廣東籍、非廣東籍和海外來粵投資經商的企業家們，形成了一種具有“敢闖、務實、精明”等鮮明特色的企業群體——新粵商。新粵商，不僅僅是地域的概念、更是文化的概念、創新的概念。在當今經濟全球化的大環境下，新粵商應該進一步提升和超越自己，才能走向世界。廣東自改革開放以來，湧現出一大批優秀的“新粵商”，是對中國改革開放影響力最大的一個“商幫”。據了解，廣東2009的GDP達到全國之最，這些“新粵商”們功不可沒。並且，他們在世界經濟舞台上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廣東有3000多家企業在海外有投資，投資額超過60億美元。但廣東商學院流通經濟所王先慶教授指出：在當前國際經濟的新環境下，新粵商在走向國際化的過程中必須要有全球化的觀念。廣東處在改革開放的前沿，新粵商面對國際化的衝擊，要從被動參與國際分工轉到主動參與國際分工，來實現產業的轉移，由依附型的經濟、企業向獨立、創新型的方向發展。否則，在面對國內和國際的競爭下，容易邊緣化，而且新粵商“過於低調不適應形勢”。

1、粵商：新長征路上的領跑人

20世紀90年代廣東的區位優勢使得粵商重新走上歷史舞台，成為當代中國經濟中最為耀眼的明星，扮演起中國經濟教父的角色。對世界而言，中國商人就是廣東商人；對中國而言，廣東商人就是財富，以珠江水、廣東糧和嶺南服為代表的廣貨在中國市場上大行其道，橫衝直撞如入無人之境。

2、新粵商迎來最好創業期

廣東是海上絲綢之路起點，從唐宋、明清再到近代，粵商作為中國最重要的經濟現象之一影響深遠。近30多年來，作為改革開放的先行地和中國經濟與國際接軌的最重要窗口之一，新粵商又以獨特的營商風格，成為中國經濟大潮中的一道獨特風景。

3、新粵商更加務實和誠信

創新之外，是新粵商更加務實和誠信。在長期市場經濟浸淫中，越來越強契約精神，也讓新粵商由然而生“雙贏”和“多贏”思維———在很多時候，這會讓新粵商獲得更多商機。

不過，也有專家和企業家指出新粵商的不足。廣東商學院王先慶教授說，廣東企業家低調和務實，“有時有點過頭”。其直接表現是，在資本市場上遠沒有浙商來得活躍。粵商相互之間不喜歡合作，習慣各干各的，“這也不利於新粵商的進一步發展”。

4、粵商面臨新挑戰

中國經濟現處的階段，已經少有市場空白，各行業之間的競爭激烈且充分，各個企業之間的差距也日益明顯。這一背景，要求企業要致力於專業化的方向，清理副業，這樣才能接觸到前沿的東西，做到真正的創新。粵商在抓緊出口市場的同時，還應積極開拓國內市場，關注世界市場、相關國家政經狀況以及各類貿易壁壘至為重要，“要了解各種可能形成的風險。”

粵商變革進行時

1、粵商跨越

千年財富，百年粵商。話劇《十三行商人》讓粵商的商業緣起、商業操守意向鮮明、真實可感，頂禮膜拜之外，讓歷史印證未來，粵商能否突破積習已久的慣性思維？規模龐大的工業製造體系又將如何自新？

2、粵商“快照”——實效與短視

回顧改革開放以來廣東經濟發展史，改革開放后的每一個時期粵商都抓住了高增長行業。從20世紀80年代的輕工業到90年代的家電電子業，再到21世紀初的汽車、石化產業，以至今天的房地產業。市場敏感性強，粵商總能先人一步，發現商業機會所在。並且在別人看不準或猶豫的時候，果斷而大膽地做出決策。這也是大量新興業態和商業領域的先進技術最先應用於廣東企業的原因之一。

但是由於缺乏安全感，粵商們未能藉助“先發優勢”乘勝追擊，雖然不少行業都率先進入，但總難以通過資本運作佔據商業制高點。以至於廣東產業經濟依然是外向型，不像江浙企業，國內、國外市場通吃。

3、粵商轉型：理念的提升產業的變形

改革開放初期，廣東企業靠多元化經營迅速發展壯大。但是到了20世紀90年代中期，隨著市場形勢改變和產業升級，粵商普遍開始從多元化向專業化轉變。專業化戰略是一種真正的實力戰略，新派粵商自覺自願地選擇了這條有發展後勁的路徑。專業化實踐在順德家電企業有著具體體現。順德企業大多走專業化道路，美的、科龍、格蘭仕等大企業周圍業已形成了可觀的產業集聚和複雜的合作網路，大企業的許多生產工序外包，大量的配套企業共生共存，形成體系完整的產業鏈。

粵商研討

粵商解放思想、科學發展的創新策略包括：

⑴建設粵商社團，提升企業素質；

⑵建設粵商文化，突出品牌經營；

⑶建設粵商金融，加快資本運作；

⑷建設粵商人才網路，促進自主創新；

⑸建設粵商戰略聯盟，擴大產業輻射；

⑹建設粵商公民形象，聚集社會資本。

“創新型粵商、責任型粵商、國際型粵商”是未來一段時期粵商發展的戰略目標。通過參與自主創新增強粵商發展的核心競爭力；通過承擔社會責任獲得粵商發展的社會支持體系；通過培育世界視野提升粵商發展的國內外廣闊空間。“千年粵商·百年崛起”就擁有新的生機活力；“和諧中國·粵商貢獻”就具有雄厚與堅實的基礎。

首屆“十大新粵商”名單

深圳燃氣集團總經理於劍

招商銀行行長馬蔚華

珠江啤酒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方貴權

香江集團董事長劉志強

佳都國際集團董事長劉偉

廣州富力地產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李思廉

廣東發展銀行董事長李若虹

廣州聯新能源發展有限公司董事長陳健文

深圳朗朗投資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陳海郎

廣州祈福新村房地產有限公司董事長彭磷基

2010年十大新粵商

珠海格力電器股份有限公司總裁董明珠

廣東長隆集團董事長蘇志剛

比亞迪汽車銷售有限公司副總經理兼新聞發言人王建鈞

百股份公司董事長荀振英

廣州富力地產股份有限公司執行董事呂勁

中國平安保險副董事長兼副首席執行官、常務副總經理孫建一

格蘭仕集團執行總裁梁昭賢

真功夫餐飲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長蔡達標

東風日產乘用車公司副總經理任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