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漢南越王墓

西漢南越王墓

西漢南越王墓位於廣東省廣州市越秀區解放北路的象崗山上,是西漢初年南越王國第二代王趙眜的陵墓。南越王墓是西漢初期南越國第二代國王趙眜的陵墓。南越王墓為一座"鑿山為藏"的石室墓,採用豎八鑿洞的方法構築而成。平面呈"早"字形,建築面積約100平方米,墓室按照"前朝後寢"規格布局,共分7間。前部三室為前室和東、西耳室,後部四室為主棺室、東西側室及后藏室。墓內隨葬品豐富,品類繁多,出土金銀器、銅器、鐵器、陶器、玉器、琉璃器、漆木器、竹器等遺物1000餘件。其中以"文帝行璽"金印和"絲縷玉衣"最具價值。

趙眜是趙佗的孫子,號稱文帝,公元前137年至122年在位。該墓於1983年6月被發現,挖掘完畢即在原地建立西漢南越王博物館。1983年發掘時,出土文物中有“文帝行璽金印”一方以及“趙眜”玉印,證明陵墓主人的身份。1996年,南越文王墓與南越國宮署遺址與秦代造船遺址、南越國木構水閘遺址一起由國務院公布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南越文王墓的出土,被譽為近代中國五大考古新發現之一。西漢南越王墓已開闢為博物館。

概況


西漢南越王墓
西漢南越王墓
西漢第二代南越王趙眜墓,
西漢南越王墓
西漢南越王墓
地理位置:位於中國南部廣東省的廣州市。
年 代:約公元前122年。
發掘年代:1983年。
簡 介:南越王墓是西漢初期南越國第二代國王趙眜的陵墓。南越王墓為一座"鑿山為藏"的石室墓,採用豎八鑿洞的方法構築而成。平面呈"早"字形,建築面積約100平方米,墓室按照"前朝後寢"規格布局,共分7間。前部三室為前室和東、西耳室,後部四室為主棺室、東西側室及后藏室。墓內隨葬品豐富,品類繁多,出土金銀器、銅器、鐵器、陶器、玉器、琉璃器、漆木器、竹器等遺物1000餘件。其中以"文帝行璽"金印和"絲縷玉衣"最具價值。
意 義:南越王墓的發現,為探究秦漢期間嶺南地區的開發及南越國的歷史等提供了珍貴的實物資。
西漢南越王墓
西漢南越王墓
趙眜,在《史記》稱為趙胡,中國西漢時期南越國的第二代王,公元前137年至前122年在位,是南越國第一代王趙佗的孫子,號稱“南越文帝”。他的陵墓位於今廣州市解放北路的象崗山上,是著名的“南越王墓”。
西漢南越王墓
西漢南越王墓
南越王墓劈山為陵,從象崗頂劈開石山20米,鑿出一個平面“凸”字形的豎穴,再從前端東、西側開橫洞成耳室,南面開闢斜坡墓道。墓室以紅砂岩石仿照前堂后寢的形制砌成地宮,墓頂用24塊大石覆蓋,再分層夯實而成。墓室仿照生前宅居築成,墓室坐北朝南,前三后四共7室,寬 12.5米,長10.85米。墓主居後部中室,前廳后庫,前部東西為耳室,後部東西為側室。殉葬者共15人,其中姬妾4人,僕役7人。前部前室四壁和頂上均繪有朱、墨兩色雲緞圖案;東耳室是飲宴用器,有青銅編鐘、石編鐘和提筒、鈁、錇等酒器以及六博棋盤等;西耳室是兵器、車、馬、甲胄、弓箭、五色藥石和生活用品、珍寶藏所,尤其珍貴的是來自波斯的銀盒、非洲大象牙、漆盒、熏爐和深藍色玻璃片。這些文物證明南越國早期或更前年代廣州已與波斯和非洲東岸有海上貿易。後部主室居中,為墓主棺庫主室,墓主身穿絲縷玉衣,隨身印章9枚,最大一枚為“文帝行璽”龍鈕金印,此外,還有螭虎鈕“帝印”。龜鈕“泰子”金印以及墓主“趙眜”玉印等。東側室為姬妾藏室,殉葬姬妾4人均有夫人印1枚。西側室為廚役之所,殉葬7人,無棺木,室後置豬、牛、羊三牲。后藏室為儲藏食物庫房,有近百件大型銅、鐵、陶制炊具和容器。出土文物共千餘件(套),金印是國內首次出土的漢代帝王金印。這些出土文物對研究秦漢時期嶺南土地開發、生產、文化、貿易、建築等狀況以及南越國歷史等方面都具有重要價值。現就陵墓及部分珍貴文物作較詳細的介紹。
根據國家文物局2002年發布的《首批禁止出國(境)展覽文物目錄》,共有64件(組)一級文物禁止出國(境)展出。 南越王墓中出土的“角形玉杯”和“銅屏風構件5件》”位列其中。成為首批禁止出國(境)展覽文物。

交通信息


1、乘坐203、273、552、7、543、211、29、33路等公交車至解放北路站下。
2、乘坐21、519、528、555、556、108、110路等公交車至越秀公園站下。
3、地鐵2號線,越秀公園站 E出口。

發掘過程


西漢南越王墓
西漢南越王墓
廣州城古稱番禺,城外越秀山最西邊的象崗是一座並不高大的小山坡,形如卧象,一直是古城附近的風景勝地。最早時它與越秀山連為一體,樹木參天,溪流淙淙,可謂山明水秀。明洪武年間,番禺古城三城合一,將北城向北繼續擴大延伸2600多米,象崗被鑿穿,脫離相連的越秀山,開出一條大道,成為新城的北門。到了清代順治年間,這裡成為南方守防要地,為了抵禦外辱,軍方將此處與北邊的保極、永寧、耆定三處炮台互為接應,崗上山林被砍伐一空,修建了鞏極炮台,以此保護廣州北城。到了新中國建立之後,憑藉戰略位置的優勢,解放軍入駐這裡,開挖掩體,將此處作為軍事禁區。
1983年6月,一支工程隊在象崗山進行基建施工,這個小山坡將被轟轟作響的挖掘機削平,取而代之的是一座拔地而起的公寓大樓。幾十名施工人員日夜奮戰,已經將海拔不到50米的山頭從頂部挖掉了17米,工程進展順利,期間還挖出了幾座古墓,從漢代、晉代一直到明代都有,可見此地確實是塊風水寶地。廣州的文物工作人員對此非常重視,每次都派工作組前來勘察,但是這些墓地規模都很小,而且基本都在早年被盜墓者光顧過,只余空空墓室。隨著挖掘工程的深入,考古人員認為已經不可能在如此深的土層中還存有墓葬,工程於是進入正常施工階段。
但是就在其後的某天中午時分,挖掘機進行一輪粗挖后,工人們開始移走土石方,平整作業面,突然發現砂石和土層已經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塊塊碩大無比、形狀規則的石板,板間縫隙狹小。若說是人工修建所為,真是有些不可思議,工人們沒有考慮太多,用丁字鎬順著其中一條石板縫隙向兩邊撬動。縫隙漸漸加大,一個幽深的無底黑洞露了出來。觀者議論紛紛,有人說這是當年林彪部隊所挖的防空工事,有人說這是地質運動偶然的巧合,甚至有人認為這是外星文明留下的痕迹。此時負責工地現場的基建科長鄧欽友剛好路過,看到人頭攢動,便上前察看。一看不要緊,憑藉前幾次工地挖出古墓的經歷,以及從文物工作人員身上學得的考古常識,他感到此事非同小可,於是迅速上報廣東省政府辦公廳,同時聯繫到了廣東省文物局的值班人員黃淼章。當時鄧欽友並沒有想到,他的這一舉動,為工地下方埋藏的天大秘密起到了多好的保護作用。
黃淼章接到電話后,火速與同事一起從文物局趕來,憑藉一隻手電筒,他俯身向內探看,只見洞內空間巨大,石壁造型粗獷,可見的一角還擺放著一尊巨大的銅鼎。他的心頭一下子緊了起來,可以初步斷定這裡絕不是普通的晉代或明代古墓,而是漢代以前的貴族墓葬。要知道,整個廣州地區還從未發現過漢代以前的墓葬,如此巨大的墓室更是前所未有。事關重大,黃淼章緊急聯繫了廣州文物管理委員會主任麥英豪。此人是經驗豐富的考古學家,身兼廣州博物館館長之職,當他接到電話后,一個念頭閃電般穿過他的大腦:難道從古至今眾說紛紜的越王墓現身了?
南越國是西漢時期割據嶺南廣闊疆域的一個封建政權,開國國君趙佗為了開創南越國偉業奮鬥70餘年,威震南國,享年百歲有餘。他在世的最後幾十年裡,一直在周密安排死後之事,為防死後墳墓遭盜,派重臣於都城番禺城外廣闊的山嶺之中開鑿疑冢幾十座。趙佗之孫趙胡即位后,做的第一件事情便是為他舉辦了一場充滿隱秘而聲勢浩大的國葬。首先派人駐守番禺四圍山嶺,然後由完全相同的4支送葬隊伍高舉幡旗,護送著一模一樣的四方靈柩從番禺城四門出發,到達不同的安葬地點。這種空前絕後的送葬方式果然迷惑了眾人之眼,再加上趙佗生前的幾十處疑冢,沒有人知道偉大的國君到底葬在何處,更不知道那些豐厚的陪葬珍寶藏在何方,從此留下了中國歷史上最為傳奇的墓葬之謎。
在隨後2000多年的時間裡,南越王墓一直是民間盜墓者關注的焦點之一,甚至還經歷了在某些朝代被舉國尋覓的不堪往事。三國時期的吳王孫權為了謀求傳說中的巨額殉葬財寶,曾命令大將軍呂瑜率軍5000人,在嶺南地區遍地搜尋,目標直指南越王墓。但是歷經半年卻毫無結果,呂瑜帶領精兵在山野之中挖地三尺,僅僅找到了南越王趙佗的曾孫趙嬰齊的墓葬。雖然隨葬品並不足以讓世人震驚,但以此呈給孫權,掘墓鬧劇才得以草草收場。隨後嶺南各地盜墓者蜂擁而起,搜盡各種線索,最終皆無功而返。
1916年,嶺南農民在廣州城外的龜崗施工建房時,於無意之間發現了一座南越古冢。雖然發掘出的葬品豐富,但專家認定這不過是一座普通的貴族墓葬而已,真正的南越王族墓葬,依然隱藏在廣闊的山嶺之中。不過通過這座貴族墓葬,考古人員認定南越王墓並非無中生有,且確在嶺南無疑。由此到了1931年廣州黃花學院成立,1950年廣州文物管理委員會成立,期間所有的考古人員一直把南越王族之墓作為重點探尋對象。
如今麥英豪心中唏噓不已,他努力使自己冷靜下來,因為電話里所說的只是一座規模稍大、可能歸屬漢代的墓葬,具體情況得等到親眼看到了才能知曉。麥英豪趕到工地現場后,透過石板縫隙,利用手電筒觀察一番,確定是漢代巨型墓葬無疑,但墓主人是誰,墓葬是否被盜,都還無從知曉。為了安全起見,他安排人員駐守,遣散施工工人,並封鎖了發現墓地的消息。入夜時分,麥英豪讓身材瘦小的黃淼章進墓勘察。從石板縫隙進入陰森冰冷的地下宮殿後,黃淼章頓時沉浸在眼前景象帶來的驚嘆之中,原本的恐懼感蕩然無存。數不清的青銅器物和古玉飾品在手電筒光照耀下發出璀璨的光芒,尤其是保存完好的青銅編鐘讓人為之一震,很明顯,這裡不但未曾被盜墓者光顧,而且毫無疑問是保存完好的漢代王族之墓。
勘察結果讓麥英豪心中有了底,這極可能就是南越王室之墓,幾十年來苦苦尋找的考古聖地就要在眼前呈現了。他抑制住內心的激動,向廣東省政府領導彙報了相關發現。領導高度重視,一則非同小可的電報火速傳至中國國家文物局:“廣州象崗發現一石室彩繪大墓,墓葬完好,隨葬品極為豐富,初步推斷,墓主人很可能是南越王或南越王家族成員。”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所長夏鼐先生急召廣州市文化局副局長和廣州博物館館長一起進京彙報。聽完詳情,他也非常興奮,認為墓葬已經發現,從保護其不被盜竊的安全形度出發,這件事必須儘快妥善解決。隨後,國務院批准了發掘請求,一段塵封2000餘年的秘密就在這樣一個偶然的機遇中解開了。
1983年8月25日上午9時,一場與眾不同的剪綵活動在象崗工地上如期舉行,雖然當地省市政府領導悉數到場,但並沒有圍觀人員和各路記者採訪,象崗考古工作隊副隊長黃展岳一聲令下,古墓發掘工作正式開始。
考古隊員在發掘點上方搭建了巨大的棚子,以免古墓開掘時受到烈日暴晒或遭遇雨水侵襲。同時又在相當大的範圍內開展了網格狀鑽孔調查取樣,以免主墓挖掘不當而損壞到可能存在的陪葬墓坑。但是調查結果使人震驚,整座象崗山頭全部為一個單獨墓葬所有,也就是說,這個墓葬是將象崗挖空,以山為陵而建,如此宏大的規模,其主人必是皇室無疑。
清理墓道的過程中,隊員們發現此處的防盜措施做到了極致,整個墓道中堆滿巨石,最重者達2噸,只有動用大型起重機才能繼續開展清理工作。經初步測量,墓道呈長方形斜坡狀,長約10.5米,寬約2.5米,深度為3.2米,至墓室前方4米左右,墓道開始變為豎坑,豎坑中堆積著大量青銅器、陶器等隨葬品,並且發現了“長樂宮器”字樣的印戳。長樂宮是西漢時期太后居住之所,若非僭號稱帝的南越國國王,其他人是根本不可能也沒有這個膽量使用這一字眼的。同時隊員們還發現了2個殉葬人。一切跡象都明確指出墓主人有著無比高貴的出身。
墓道盡頭是2扇巨大無比的石門,歷經2000多年時間的啃蝕,門軸已經斷裂,隨時都有塌倒的危險。考古隊又藉助起重機,將巨大的石門和門額石吊離墓室。打開墓門之後,布滿精美絕倫畫像的墓室終於展現在人們面前,四壁黑紅相間的雲紋圖案氣勢磅礴,飄逸奔放,彷彿在訴說著墓主人叱吒風雲的一生。同時,在地宮前室里,考古隊員發現了巨大的銅鼎、玉佩、玉璧、2把鐵刀以及一方“景巷令印”等珍貴文物。但是這些文物與隨後在墓室東側耳室發現的器物相比,又顯得數量平平了。
東側耳室長約.2米,寬約1.7米,高約1.8米,完全憑藉象崗內部的岩石結構掏挖而成,室內除了琳琅滿目的金、銀、玉、石、象牙、漆木、陶器等精美製品之外,最為珍貴的當屬數量巨大、品種繁多的青銅和石質樂器。其中鑄造的編鐘有2套,分別為甬鍾和鈕鍾。甬鍾一套5件,鈕鍾一套14件,做工精細,音律精準,樂聲悠揚。編鐘附近還列放著石質編磬2套,由大到小排列,共計18件。另外還有銅瑟、銅琴若干,漆木琴2件。如此龐大的樂器群,如此完備的樂隊編製,就是放在今天也是編配非常齊整的。實際上早在西周時期,帝王為了加強統治,施行“封諸侯,建同姓”政策,王室貴族分封各地,周公旦又在“分邦建國”的基礎上,系統地建立了一套“禮樂”制度。按照“樂”從屬“禮”的思想,以“禮”區別宗法遠近,同時又以“樂”來融合“禮”的等級秩序,兩者相輔相成,通過“禮樂”來顯示權力等級。舞隊行列中八人為一行,稱作一佾,按照《禮記》記載,天子的舞隊用八佾,諸公六佾,諸侯四佾,士二佾。這樣,階層不同,舞隊人數也不同,從而大大促進了封建等級思想的普及與牢固。

出土文物


銀盒
銀盒
銀盒
南越王墓出土文物中有一件白色的銀盒特別引人注目,那閃閃發光的花瓣顯得尤為突出。這個呈扁球形銀盒,通高12厘米,腹徑14.9厘米,重572.6克。出土時在主棺室,盒內有十盒藥丸。從造型、紋飾和口沿的鎏金圈套等工藝特點看,與中國傳統的器具風格迥異,但與古波斯帝國時期(公元前550~330年)遺物相似。經化學分析和專家們研究,認為是波斯產品,銀盒裡的藥丸很可能是阿拉伯葯。因此,銀盒並非南越國製造,而是海外舶來品,具有重要的歷史價值。
南越王墓出土的銀器除了銀盒外,還有銀洗、銀卮和銀帶鉤,都是越王室的專用器具。7件銀帶鉤工藝十分精美,有5種式樣、鉤首有雁頭形、龜頭形、龍頭形和蛇頭形等。特別是主棺室出土的那件銀帶鉤,通長18.4厘米,呈弓狀,鑲嵌寶石並飾以凸浮雕。龍頭形的鉤首飾以捲雲紋和騰躍的飛虎。複雜的紋飾,發光的寶石,通體鎏金,顯得高貴華麗,是很好的工藝精品,反映了主人高超的製作工藝和審美觀點,從中我們也可看出當時人們的生活風尚。帶鉤的用途,主要用於扣接束腰的皮帶,還可以用於佩劍和鉤掛刀劍、錢袋、印章、鏡囊及各種飾品。

銅器

銅器在南越王墓的出土文物中佔有重要地泣,共有青銅器500多件,不但品種數量多,而且工藝技術精湛,極具地方特色。這批銅器中有廚具、飲食用具、酒器、樂器、車馬器、生產工具及各種日用器具,等等。銅鼎。共36件,數量超過了殷墟的商代婦好墓,有漢式鼎、楚式鼎和越式鼎,其中有9件刻有“蕃禺”銘文,都是由南越國的都城工匠所造,是廣州建城歷史的重要物證。特別是越式大鼎,通高54.5厘米。出土時鼎內有“泰官”封泥一枚。南越國也像西漢一樣設有“泰官”一職,是掌管南越王日常飲食的職官。
銅壺
共9件。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一個鎏金銅壺,高37厘米,細長頸,大腹,造型美觀大方,通體鎏金,光亮華麗,是一件藝術精品。
銅提簡
共9件。銅提筒是南越王墓出土文物中最具地方特色的器物之一。特別是一個船紋銅提筒,高40.7厘米。除器身有幾組幾何飾紋帶外,最為突出的是4隻首尾相連的羽人船,每船有羽人5名,各飾羽冠,赤腳。船首倒掛一具人頭。船首尾各豎兩根羽旌。5人形態各異,有的划槳,有的擊鼓,有的持兵器,有的在殺人。有人分析,廣州臨海,多海患,畫面表現的應是殺俘虜祭海神的場面。船與船之間還有海龜、水鳥、海魚等作裝飾,形態生動,工藝精美,是精美的藝術品,是中國考古史上發現的規模最大、最為完備的海船圖形。
四體連銅熏爐
四體連銅熏爐
西漢南越王墓
西漢南越王墓
出土的39件銅鏡大部分是精品,例如連弧龍紋鏡、帶托鏡、十字龍鳳紋鏡、繪畫鏡、六山紋鏡等。其中繪畫鏡是彩繪人物大畫鏡,直徑達41厘米,為國內考古發掘出土最大的西漢繪畫圓鏡,是漢代銅鏡中的珍品。特別是出土時仍保留白、青綠兩色的繪人物組畫,中央有2人作跨步弓腰斗劍表演,兩側各有4人站立圍觀,生動逼真。周圍和中間還配以連弧紋和捲雲紋。還有六山紋鏡,有6個斜形山字,襯以浪花形羽狀紋和蓮葉形花瓣紋飾。北京中國歷史博物館有一面六山字紋鏡是傳世品,但是南越王墓出土的這面鏡則是第一次由考古工作者親自發掘出來的,實為珍貴。銅鑒出於后藏寶,是深鼓腹大盆,可用來盛水或食物,出土時盆內有豬、牛、羊、雞骨和魚、龜等海產,說明這是當時的主要食品。
銅熏爐
共有11件,有單件和四連體的,爐腹和頂蓋均鏤孔透氣,是用來焚香料的,香料被認為是舶來品,這是最能反映南越國地方特色的典型銅器,其複雜的工藝反映了當時的鑄造技術水平。
銅鈁、印花銅凸版與構件
銅鈁是一個方形壺。腹呈橢圓形突出,飾以繁縟的浮紋,複雜多變。這種盛酒的銅器製作技術精良,具有透雕后味,更能襯托出主人酒的名貴與醇香。
印花銅凸版。是用來在絲織物上印染圖案的工具,是我國目前發現年代最早的印染工具,對研究古代紡織技術具有重要意義。墓中出土的銅構件較多。有鎏金銅鋪首6件。有一個出土時已朽的漆屏風的銅構件多種,例如,轉角鎏金銅托座、鎏金蟠龍托座、正間鎏金銅托座、鎏金朱雀銅頂飾、鎏金雙面獸形銅頂飾等。還有鎏金銅牌飾等。

樂器

鈕鍾
銅酒筩
銅酒筩
甬鍾、銅句鑃都是樂器。宴樂之器是古代統治者炫耀其奢華生活和身份地位的標誌。墓內東耳室出土的一批樂器,旁邊還有一名殉葬的樂師。樂器可分銅、石、陶、絲四大類,這裡只說青銅樂器,有鈕鍾一套14件,甬鍾一套5件;句鑃一套8件。還有銅鑄等。鈕鍾是南越國自造的樂器,大者通高24.2厘米,小者通高11.4厘米。
甬鍾
最大的通高49厘米,最小的通高38厘米,長圓筒呈橢圓形。
句鑃
最大的通高64厘米,扁方形實柱體柄,弧形口,陰刻篆文“文帝九年樂府工造”,並刻有“第一”至“第八”的編碼,是迄今我國唯一發現具有絕對年代,而又有序號的句鑃。“文帝九年”是公元前129年,由樂府工匠製造,趙昧自稱文帝,與歷史文獻記載相符。經測定,句鑃音質還好,仍可演奏,彌足珍貴。
勾鑃
勾鑃是古代越族特有的打擊樂器。西漢南越王墓這套勾 一套共八件,重191公斤,每件腹部均刻有銘文,按大小有“第一到第八”的編號,表明是在南越王趙即為第九年由樂府公官鑄造。這套勾鑃是嶺南首次發現如此大型的越族打擊樂。

兵器

墓中出土的兵器種類多,數量大,除15把劍為鐵質外,其餘皆為銅造。最為難得的是一把“張儀”銅戈,銘文“王四年相邦張義(儀)”等字,“王四年”應為秦惠王時。由張儀監造,說明是由秦帶入南越的。
銅劍
出自西耳室、是戰國楚式劍,為墓中唯一的一把青銅劍。
銅虎節
是一件難得的珍品,姿態生動威猛、蹲虎欲躍、虎頭昂揚。張口、露齒、弓腰、卷尾,飾以錯金虎斑紋,是國內僅存的一件錯金虎節,屬於孤品。節是外交和軍事上的信符,有虎節、龍節、人節之分.可以用來證調戰車和士兵,有錯金銘文“王命:車徒”,尤為珍貴,是一件重寶。
所謂“節”,是一種外交禮器,《禮記》中記載“凡邦國之使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其他史料中也有“天下之六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以金為之。道路用族節,門關用符節,都鄙用管節,皆以竹為之”的記載。雖然“節”的種類繁多,銅虎節也曾經在其他地區有過發現,但唯有南越王墓出土的這件通體以錯金鑄造法製成。有人推測,此虎節極有可能是當年南越王趙佗攻佔了楚國舊地時所獲,隨後傳給後代,並最終成為南越王墓的隨葬品。
西漢南越王墓
西漢南越王墓

鐵器

西漢南越王墓
西漢南越王墓
鐵器的使用,大大提高了生產效率,促進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增強了國 防力量。中國考古發現最早的鐵器始於春秋時代,戰國時期已普遍使用。漢代鐵器以農具、工具和兵器為主。南越王墓出土的鐵器有700多件,有農具、工具、兵器和日用器具等。
鎧甲
通高58厘米,屬輕型鐵甲。共有709片甲片,均呈四角抹圓的長方形。這種輕型鐵甲適合於氣溫較高的南方地區使用,代表了西漢時期南方鎧甲的基本形制,與北方中原地區出土的鐵鎧甲形制有較大差別。
鐵劍
共15件,其中一件出自墓主腰間左側,殘長164厘歐陽,劍鞘為竹胎,劍莖兩面夾以木板,外捆纏絲帶。還有4件是青黃色玉,雕刻最為精細,下面有高浮雕群獸,形態十分生動。
鐵矛
這個鐵矛間銅質、鎏金,錯間金銀的三角圖紋和流雲紋,如此華麗的鐵矛應為南越王自用,或用於儀仗。

玉器

玉壁
獸銜玉璧
獸銜玉璧
是正中有回孔的圓形玉器。南越王墓出土各種玉璧56件,僅主棺室就 有47件,說明墓主對玉壁的喜愛。這些玉壁中比較突出的有大玉璧、透雕重圈二龍銜環璧、透雕龍紋玉璧、透雕龍鳳渦紋玉璧、魯首玉璧、雙連玉璧等。特別是主棺室出土的一件大玉璧,直徑達33.4厘米,是墓中所出土玉璧中最大的一件,雕刻精緻,紋飾古樸莊重,頗有帝王之氣。大玉璧是我國已知考古發掘出土玉璧中體形最大、龍紋飾最多的一塊,被稱為“璧中之王”。
玉盒
主棺室出土,為青玉,呈青黃色,盒身鼓圓,高77厘米。玉盒刻有兩鳳鳥,飾以美麗浮雕紋,結構嚴謹,雕工精細,光潔奪目,被稱為“玉器絕品”。
絲縷玉衣
絲縷玉衣
絲縷玉衣
玉衣是漢代特有的喪葬殮服,東漢滅亡以後,未發現有玉衣。玉衣是有等級規定的,有金縷、銀縷、銅縷玉衣,諸侯王多用金縷,也有用銀縷的。南越王墓出土的絲縷玉衣為首次發現,也是迄今為止唯一的一件。
南越王墓出土的絲縷玉衣是中國考古歷史上所見的最早的一套保存完備的絲縷玉衣,且從未見於文獻和考古發現中,比名聞天下的河北中山靖王墓中劉勝所穿的金縷玉衣所屬時間還要早12年。這套玉衣由頭、上衣、左右袖筒、左右褲筒、手套和鞋10部分組成,全長1.73米,共用近2300塊玉片,其中頭部用玉片260餘枚,上衣530餘枚,左右袖筒各約210枚,左褲筒266枚,右褲筒388枚,左右手分別為113枚和21枚,左右鞋分別為108枚和109枚。每枚玉片四角打磨四孔,通身用硃紅色絲帶穿連而成,走線規整,圖案精緻。玉片材質不一,顏色各異,以黃褐色為主,質地溫潤,取材自珍貴的軟玉石料。根據鑽孔工藝和玉料質地來看,屬於南越地區所產。由於年代較早,因此它並不像其他墓葬中出土的玉衣一樣採用金縷或銅縷等金屬作為穿連材料。有學者將其與河北滿城漢墓中出土的中山靖王金縷玉衣進行了對比,認為在當時的歷史環境下,南越國是得到漢朝中央政府承認的王國,因此如果是皇室所賜,那麼應當至少是使用銀縷作為穿連材料,而此玉衣採用絲縷穿連,無疑表明是南越當地自行製作。也正是這種獨一無二的做法,才顯出了它獨有的歷史參考價值。
玉印
共9枚,其中3枚有文字的玉印 (有6枚無文字)都是出在主棺室墓主身上,分別是“趙昧”、“泰子”、“帝印”的方形玉印。“趙昧”印和“帝印”都是墓主身份的物證。“帝印”是“皇帝之印”的意思,是趙昧生前僭越稱帝的物證。
玉佩
龍鳳紋重環玉佩
龍鳳紋重環玉佩
由於玉石具有優良的質地和美麗的色澤,又能迎合人們的求美天性和祈求健康、避邪的心理,從古至今是人們追求的時尚。在古代佩戴玉質裝飾品是達官貴人追求的時尚。南越王墓出土的玉飾品有130餘件。例如,犀形玉瑛,整體作透雕形的犀牛,呈蹲曲不想狀,全身肌肉隆起,充滿生機活力。雙龍紋玉瑛,對稱的雙龍頭,張口鼓目,飾以透雕雲紋,形象生動。透雕龍璃紋玉環,雙面透雕二龍二獸的優美造型,十分别致。透雕龍鳳紋重玉佩,透雕體態輕盈的龍鳳,飾以捲雲紋,造型飽滿有力,龍鳳均有呼之欲出之態,確是玉飾精品。連體雙龍玉佩,構思奇特的雙龍擁爪,形象生動。鳳紋牌形玉佩,獨特的不對稱設計,形象美觀。還有11套玉佩已復原了3套,墓主趙昧的組玉佩是最大、最豪華的一套。
玉角杯
出目主棺室“頭箱”,為主人自用的酒具。長18.4厘米,口部橢圓,口徑5.8一6.7厘米。杯身作弧形優美流暢地回卷,尾端形似浪花飛揚,飾以陰刻、浮雕,構思奇妙,製作精美。這件獨一無二的玉器精品被譽為“漢玉中的稀世之寶”。

鎮墓之寶


文帝行璽
文帝行璽
南越王墓有一件文物被稱為“鎮墓之寶”——“文帝行璽”金印,是我國考古發掘出土的第一枚帝印。在傳世或發掘出土秦漢印章中,未見一枚皇帝印璽,只有文獻記載。但是文獻講的帝印,是白玉質印、螭虎鈕印,印文是“皇帝行璽”或“天子行璽”;而南越國趙眜這枚帝印卻是金質印、蟠龍鈕印,長、寬均為3厘米左右,高1.8厘米,重148克,印文是“文帝行璽”。這是金印的獨特之處,是南越國自鑄、生前實用之印。
南越王墓除了“文帝行璽”金印外,還有“泰子”(泰同太)金印和“右夫人璽”金印,但不是龍鈕,而是龜鈕。“泰子”金印也是首次發現,在傳世印璽中未曾見過。
西漢南越王墓
西漢南越王墓
按秦漢禮制規定,只有皇帝、皇后的才能稱“璽”,其它臣屬的印是不能稱“璽”的。皇帝用璽並非只有一種,而有多種。例如“皇帝之璽”(用於賜諸侯王)、“皇帝行璽”(用於封國)、“皇帝信璽”(用於發兵)、“天子之璽”(用於冊封外國)、“天子行璽”(用於治大臣)、“天子信璽”(用於事天地鬼神)。“皇帝璽”被視為“傳國璽”,歷代統治者視為保國鎮疆之寶,正所謂“得寶者得天下,失寶者失天下”。漢武帝就有六個璽,是可以往下傳的,而趙眜mò的“文 帝行璽”是個人專用,不往下傳,因此死後用於陪葬。歷史意義
西漢南越王墓
西漢南越王墓
歷史上發現的印不少,但大多是銅質、玉質或水晶質的,很少發現有金 印,現存世的只有12枚,12枚金印中屬東漢的有8枚,屬西漢的4枚,僅南越國便佔了3枚。
南越王墓的金器除金印外,還有金帶鉤、金花泡和杏形金葉,均是飾物。而金花泡普遍被認為是海外輸入的“洋貨”。

彩畫石室


簡介

彩畫石室大墓是一座西漢彩畫石室大墓,墓主是南越國第二代王趙昧(趙佗之孫),距今已有2000多年。
西漢南越王博物館
西漢南越王博物館
1983年,在解放北路象崗山上一個工地發現的這個大墓。深入地下20米,用750多塊砂岩大石構築。陵墓面積約100平方米,分前後兩部分,共有7個室。前室居中,室的四面及頂部都繪有朱、墨兩色的雲紋圖案,象徵朝堂。斜坡墓道殘長10.46米,寬2.36~2.59米。墓內的前、后兩部分各設有一道雙扇的石門。
南越王墓是嶺南地區發現規模最大、出土文物最豐富多樣、墓主人身份規格最高的一座漢墓,是中國境內迄今發現年代最早的彩繪壁畫石室大墓。這座墓堪稱地下寶庫,共出土各類文物達1000多件(套),內涵非常豐富,尤以銅、鐵、陶、玉四者所佔比重最大。而“文帝行璽”金印是中國考古發掘首次發現的“皇帝”印璽,最為珍貴。

歷史意義

西漢南越王墓
西漢南越王墓
南越王墓的發現,其社會、歷史、文化科學價值不但震撼嶺南大地,而且驚 動全國,聞名世界,從考古學界、社會各界到新聞界,無不感到驚奇。有人評價這是“令無數人苦苦探尋了2000多年的隱秘,中國考古史上最輝煌的發現之一”。墓中的寶貝被形容為:“珍寶燦爛”,“金燦燦”,“銀閃閃”,“玉器之最”,“碧玉之寶”,“稀世之寶”,”漢玉中價值連城的絕品”,還有許多“罕見”、“首次”、“唯一”、“獨一無二”、“精美絕倫”、“無法替代”等頂級評價。隨著新華社消息的播發及《人民日報》等媒體文章的發表,全世界都在強烈地感到中國嶺南地區古老文化的震撼,同時,又激發了人們對尋找趙佗墓的希望,迷茫中似乎露出了曙光!

絲綢


絲綢是中華民族祖先的偉大發明之一。廣州是我國古代海上絲綢之路的發祥地,以開拓絲綢貿易聞名世界,西方國家認識中國是從絲綢開始的,說中國是“絲國”。嶺南地區絲綢生產的歷史悠久,《漢書》記載海南島一帶有“女子桑蠶織績”,說明南越國時期已經有養蠶和進行絲綢生產。從南越王墓出土的絲綢情況看,絲綢的隨葬品不但品種多,而且數量很大。特別是西耳室西部,在約2.8平方米的範圍內,絲織品多層疊放,整匹隨葬的有絹、綉絹、朱羅、朱絹、綉“紗’、超細絹、砑光絹等品種。可惜出土時織物已全部炭化。炭化堆積層厚達20~30厘米,陪葬絲綢估計不下100匹,摺疊層達700餘層。用絲織品包裹隨葬品也很普遍,有人估計超過300件以上。包裹用絹數目十分驚人,就像現代人用包裝紙一樣普遍,說明南越王室的奢侈。墓中出土的絲織品不但有平紋組織的絹、紗,也有重經組織的素色錦、二色鏡和絨圈錦,品種十分豐富。如此之多的絲織品整匹隨葬和大批包裹器物,說明南越國的絲織產品相當豐富,而且也會有外銷,估計墓中出土的象牙、銀盒、香料等舶來品,也可能是用絲織品來交換的。

支大象牙


玉雕犀角杯
玉雕犀角杯
原支大象牙。在西直空出土原支大象牙一捆,共5支、並排堆放。最大的象牙長126厘米、整堆象牙寬57厘十。經動物學專家鑒定,出土的象牙與亞洲象纖細的牙有明顯的區別,與非洲雄象大而粗壯的牙接近,說明這5支大象牙的產地是非洲。可能是通過海上絲綢之路來到廣州的。另外還出土了刻畫象牙卮、象牙算籌和殘牙雕器等,可見這些原支大象牙是進口作為雕刻原料的。
珍珠枕頭。在墓主玉衣頭套下的絲囊內裝了470顆珍珠,珍珠直徑0.1一0.4厘米,是未經加工的天然珍珠,專家們分析是一個絲囊珍珠枕頭。有人說珍珠具有鎮靜、美容和辟邪的作用,像現代人喜歡戴珍珠項鏈一樣,珍珠枕頭墊起頭來也是很愜意和舒服的。用珍珠做成枕頭,在考古發掘中發現尚屬首次。另外,在主棺室“頭箱”中,原盛於一個大漆盒內,有重量為4117克的珍珠 (出土時漆盒已朽,珍珠散落滿地)。珍珠直徑0.3一1.1厘米,會不會也是用來做枕頭的呢?因為未來得及做,就只好陪葬了。

陶器


陶器-大瓮(刻字為“長樂宮自用”)
陶器-大瓮(刻字為“長樂宮自用”)
陶器-彩繪陶蓋盒
陶器-彩繪陶蓋盒
西漢南越王墓
西漢南越王墓
在人們生活中,陶器比其它器具的存在時間更長、作用更大、關係更密切。南越王墓共出土陶器371件,計有儲容器、炊煮器、日用器,還有網墜、響器和模型明器--陶壁等,眾多的陶器說明其在王宮的日常生活中的重要作用。主要有陶鼎、陶璧、陶瓮、陶缽、陶碗等。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打上“長樂宮器”戳印的四件陶鼎、陶瓮。因為它向我們提出了一個問題:南越國宮殿中是否有“長樂宮”?我們知道,長樂宮是漢代首都長安最重要的皇宮,是皇帝和太后居住的宮殿。考古工作者在市兒童公園東邊試掘出約500平方米的宮殿遺址,是不是長樂宮的遺址?因為按照長安的宮殿位置,長樂宮在東南邊,未央宮在西邊,正好位置相符,而這個試掘宮殿遺址的東邊又是宮署御花苑,是南越王及王室休閑和遊樂的地方。據推測這四件長樂宮器應是南越國長樂宮的用物,以其隨葬,是祈求趙昧死後仍會長生長樂。

墓地殉葬


所謂殉葬就是用活人陪葬。在奴隸社會裡,奴隸只是會說話的工具,不當人看待。南越王墓共發現15具人殉。前空1具,身份是”景巷令”;東耳室1具與樂器同出,可能是樂伎;東側室有4具“夫人”;西側室有7具與廚房用具同出,可能是廚師或雜役奴僕;墓道中有2具,其中1具置於斜坡盡頭處,可能是衛兵,另1具在外藏槨中,可能是車夫。經專家鑒定,殉人多是被擊砸後腦致死的,可見人殉是十分殘酷的。我國已經發掘的西漢陵墓中,除南越王墓外,都沒有發現有活人殉葬的現象,應是南越國偏居嶺南,仍保留奴隸制社會人殉習俗的緣故。在我國的商周奴隸制社會也普遍有人殉的,例如,在河南安陽的商代墓葬就普遍有人殉,有些貴族墓甚至多達90人。墓主都是奴隸主,人殉多是妻妾、近侍或僕人。
在位於主墓室南部的入口處發現了一具奇特的殉人骸骨,年代久遠,已經腐朽,只留下殘缺不全的椎骨、肋骨和幾顆牙齒。但就是在這些殘缺不全的骸骨之上,考古隊員發現了銅鏡、帶鉤等珍貴器物,在近旁還發現了一枚龜鈕鎏金方形銅印,邊長2.4厘米,高1.7厘米,陰刻篆書“左夫人印”四字,龜鈕腹下鏤空,作為穿系綬帶之用。專家推測這是殉葬的左夫人的遺物。根據遺骸周圍痕迹,初步判斷她入殮時使用漆木棺材,內部塗有紅漆,外部為黑漆作底上施彩繪,明顯可見其地位等級較高。在左夫人印出土之後,又發現2枚夫人印,其中一枚上篆刻“泰夫人印”,另一枚因為字跡殘損,只能辨別出“夫人印”三字,首字只剩一個“口”部,因此有人推斷這可能是“部夫人印”,意即小夫人。但是學者許國彬認為此字應為“否”字,因為中國古代均信奉陰陽,“泰”為八卦延伸六十四卦象之一,乾上坤下,表示安定,意寓“天地高而萬物通”,與之相對的卦象為“否”,坤上乾下,泰與否是一種對立調和,表示事物發展的平衡,因此有“否極泰來”之說。由此來看,與“泰夫人”對應的為“否夫人”,也就合情合理了。
西漢南越王墓
西漢南越王墓
既然存在左夫人印,那麼根據封建禮制,應當還存在一個右夫人。果然,在東側配室中的一堆金玉組飾之上,人們發現了一枚精美的龜鈕金印,其上的篆文赫然寫著“右夫人璽”4個字。在這枚金璽附近,又接連找到1枚象牙質陰刻篆文“趙藍”兩字的印章和3枚字跡模糊的其他玉印。這些“夫人”印章的出現,引發了學者的爭論,有人認為,根據“右貴左卑”的觀念,以及右夫人印璽為黃金所制,再加上古代漢語中“泰”通“大”,由此可以排列出幾位夫人的尊卑順序依次應為:右夫人,左夫人,泰夫人,部夫人。
但是也有考古學家認為這種說法是站不住腳的,因為漢制皇室習俗之中,“正配”稱作“皇后”,“妾皆稱夫人”,另外在所有殉葬發現之中,帝王的正配妻室除了合葬之外,均無殉葬的先例,而南越王墓之中這位右夫人除了攜帶的印璽為金質較為特殊外,並無特殊棺槨制式。據此,這部分學者們認為僅僅憑藉一枚金璽,並不能對這位女人的身份進行過多判斷,而只能認為是南越國的一種特殊風俗罷了。

未解謎團


一、南越國開國國君趙佗墓葬位置的相關傳說
在南越國短短93年的歷史當中,開國國君趙佗在位67年。如今在象崗發掘的是第二代國君之墓,他在位時間為10餘年。第三代國君趙嬰齊之墓已經在三國時期被吳國孫權派兵搜尋挖掘。至於第四代國君趙興和第五代國君趙建德,一共在位時間也不過3年,因此他們並沒有時間去為自己準備豪華的墓葬。如今象崗發掘的第二代國君之墓已經如此龐大,隨葬品眾多精美,那麼開國之君趙佗之墓一定規格更高,隨葬品更加豐富,藝術和文物考古價值更加巨大。但是遺憾的是,關於趙佗墓的位置依然是個未解之謎。人們根據各種史料的相關記載,推測了可能存在趙佗墓的幾處地方。
根據《水經注》中所引文獻記載,南越國國君趙佗生前創造了宏大的基業,死後擁有非常隱秘的墓葬,他的墓以山為墳,墓穴地宮龐大,堆積著各種罕見的珍奇寶貝,雖然他僭號稱帝,極為奢侈,但對於死後之事非常慎重,沒有人知道墓葬的具體位置。這段話雖然沒有直接說出趙佗墓葬的具體所在,但是說明了趙佗之墓確實是以山為陵而建的。無獨有偶,唐代李吉甫在《元和郡縣圖志》中記載,在縣內西南方向有一座禺山,趙佗之墓就葬在此處,由此人們推斷趙佗之墓便在禺山。但是禺山位於今廣州市的何處,沒有人能夠說清。有人考證了廣州市內地名,發現了一處玄機,市內有一塊幾百米長的高地,叫做高坡,而古詩曾經有過“欲問禺山何處是,路旁童子說高坡”的句子。另外清代時此處還曾建過一座禺山書院,因此這裡應當是禺山無疑。考古人員早在20世紀50年代時,就在這裡發現了一座秦漢時期的工場遺址,根據土層採樣判斷這一高地並不是先天形成的禺山,而是歷代雜物堆積而成的。另外史料也有記錄,早在五代時期,南漢國君曾經鑿平番禺二山建造宮殿,因此即使存在禺山,也不可能有任何線索能夠找到了。
根據番禺當地縣誌記載,趙佗死之前曾經建造墓地多處,死後他的送喪葬車從番禺城四門出發,沒有人知道確切的墓地所在。在葛蒲澗附近,曾經有人說“山掩何年墓,川流幾代人。遠同金驃裹,近似石麒麟”,由此可見,趙佗之墓可能就在附近。如今葛蒲澗南側有荒墳幾千座,有人推測這些可能就是趙佗的疑冢。而葛蒲澗位於廣州市白雲山,這樣一來趙佗之墓的位置便增加了一處可能。後來考古隊曾經針對這一說法在白雲山地區展開調查,但是除了發現幾處明清墓葬外,並未找到西漢時期的遺跡。
除此之外,傳說最多的地點當屬越秀山了。此山是廣州白雲山余脈,東西長約1500米,是市區主要山峰。根據越秀山志記載,越秀山下臨萬井,中鋒正脈對應越王宮殿。因為這座山的主峰高度僅有75米左右,周圍又分佈著蟠龍崗、鯉魚崗等更加矮小的山坡,地理環境優越,前臨珠江,可將番禺城一覽無餘,風景秀麗,一直是廣州的名勝。根據史料記載,當年漢文帝的使者陸賈前來說服趙佗,趙佗便攜其前往此處遊覽,並在山上大擺宴席,山上還留下了越王台。另外在象崗發現的南越王墓所在之地,便是越秀山的分支。由於南越國墓葬一直具有合族而葬的特點,因此從象崗墓葬獨佔一崗的情況來看,趙佗之墓很可能也是獨佔一處,而且非常可能就在越秀山主峰之下。還有人參考了漢代陵墓特點,漢惠帝的安陵位於漢高祖長陵右側,參照的範本是《禮記》,而南越國在各種制度上均沿襲漢制,因此可以判定,象崗墓葬應該在趙佗墓葬的右側,那麼趙佗之墓應該在越秀山主峰越井崗之下。然而此地現在是中山紀念碑所在地,其下是否存在墓冢,誰也無從知曉了。
二、趙藍印之謎
關於趙藍印,學術界也一直存有爭論。此印上刻“趙藍”二字,象牙質,是在右夫人龜鈕金璽旁邊發現的,按以往的發掘經驗判斷,趙藍印便應是右夫人所攜帶的名鑒之一,因此右夫人的姓名便是趙藍無疑。然而,為何堂堂南越國國君的右夫人,使用的名鑒居然是區區象牙呢?這又明顯與歷史傳統不符。原來,由於南越國宮制均沿襲漢朝制式,而漢朝規定皇帝、諸侯、王公的印鑒材質使用白玉,俸祿為2000石至400石的官員貴族的印鑒材質為黑色犀牛角,200石以下的普通官吏或學士才使用象牙作為印鑒材料。如果說右夫人真的名叫趙藍,那就只有一種解釋,在她升為右夫人之前,肯定是以普通宮女身份存在的。否則的話,只能認定右夫人根本不叫趙藍,趙藍是其貼身侍女之類的人。另外,作為南越王的右夫人,竟然和王室家族同姓,由於名諱緣故,這在傳統皇族中是非常罕見的。對此有人認為,這可能確實是同姓通婚的實例,雖然這樣的例子較少,但還是存在的。據史料記載,春秋時期吳、魯、蔡均為姬姓,但當時的魯昭公就照樣娶吳女為妻,並改稱其吳孟子。另外漢代王莽曾娶過宜春侯的曾孫女王氏。但也有人認為,這種現象可能是南越國獨有的風俗,即妻子無論原姓氏如何,均要從丈夫之姓。《史記》記載,南越國統治者實行民族融合政策,鼓勵漢越通婚,因此右夫人趙藍乃是取其夫姓,也就不足為怪了。雖然有以上種種說法,但反對觀點也有很多,至今仍然沒有定論。
三、象崗墓主人名諱之謎
因為雖然墓葬所有文物都已逐一清理研究,而且其中的“文帝行璽”確實證實了該墓為南越國第二代皇帝之墓,但是墓主身邊表明自己姓名的“趙”印章卻讓歷史學家大傷腦筋。因為一直以來,所有的歷史文獻資料都清楚顯示,南越國第二代皇帝名叫趙胡,至於這個“趙眜”卻從未有過哪怕蛛絲馬跡的記載。通常來說,大家寧可承認墓主人名叫趙眜,與史書記載的趙胡是同一個人。但事實上,到底“趙眜”和“趙胡”是否是同一個人,還是像某些學者所說他們是兄弟兩人,或者說是從司馬遷撰寫《史記》便留下的筆誤從而以訛傳訛,再或是其他的原因,只能由歷史來解答了。

博物館


西漢南越王墓
西漢南越王墓
西漢南越王墓是1983年發現的南越國第二代國王趙眜之墓,是已發現漢代最早的 彩繪石室墓。墓中出土文物一千多件套,共萬餘件,集中反映了兩千多年前南越國政治、經濟的發展狀況。南越王墓是廣州珍貴的歷史文物遺產,是中國重大的考古發現之一,1996年被列為全國中國文物重點保護單位。
1998年正式對外開放的西漢南越王墓博物館,基本陳列主要展示南越王墓原址及其出土文物,專題陳列有“楊永德伉儷捐贈陶瓷枕展”,2010年博物館對基本陳列進行全面改造,從文物保護、文物內蘊的揭示和觀眾服務等角度綜合考量,立足於讓廣大的遊客更深入了解南越文明的獨特魅力。
西漢南越王墓博物館以古墓為中心,依山而建,是嶺南現代建築的一個輝煌代表,曾獲得六項國內外建築大獎和“二十世紀建築精品”的提名,被評為“中國二十世紀經典建築”之一,2004年入選國家AAAA級景區,2008年躋身首批“國家一級博物館”的行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