親愛的安德烈

《親愛的安德烈》是當代作家龍應台和其子安德烈用三年時間互通書信的結集，在信中龍應台和兒子交流內容很廣泛，有音樂、電影、民主、權利、德國教育制度、東西方文化碰撞等，安德烈“有三分玩世不恭，二分黑色幽默，五分認真”；龍應台則“有八分認真，二分知性懷疑”。安德烈對龍應台“嘲笑有加”；龍應台對安德烈“認真研究”。

1999年，安德烈14歲的時候，龍應台離開歐洲，返回中國台灣就任台 北市首任文化局長，她和安德烈的聯繫就是每天打電話，電話打久了就變得無話可談。

2003年，龍應台卸任公務員職務回到兒子身邊，安德烈已是一個十八歲的小夥子，坐在桌子另一邊，有一點“冷”地看著媽媽。

所以龍應台就想到底怎麼樣可以重新認識這個人，當時她有兩個選擇，一個選擇就是，就這麼下去，兩個人最後漸行漸遠；第二個選擇就是，做些事情來認識一個18歲的人。如果是前一個選擇的話，龍應台挺不甘心。所以才會去找安德烈——心裡不抱任何的希望，沒有任何的期待，甚至等著被安德烈拒絕——她還是找了安德烈，問他願不願意跟通過寫信的方式，來重新認識彼此。

於是，母子倆用了三年時間互相通信，就這樣，他們以書信的形式進入了對方的生活、時間和心靈。龍應台“認識了人生里第一個十八歲的人”，安德烈“也第一次認識了自己的母親”，後來成了《親愛的安德烈》這本書。

《親愛的安德烈》包含著多重“復調”。作為觀念衝撞的展示，它的第一重是母親龍應台和兒子安德烈的對話——細讀開去可感受到，這有往有來大致對稱的文本，既展示了對話的可能，又證實了對話的虛妄，也就是對話之間的各自孤立——在母親尋求溝通的努力之下，更加彰顯出思想統一的不可能。第二重，是讀者來信與母子倆通信之間的“復調”。正是從讀者來信中，可以讀到一種觀念的交鋒，既是對龍應台單一話語立場的一種挑戰、對於大男孩安德烈有待完成的思想觀念的一種修正，也是對書中人物置身的這個斑斕而多義的當代文化語境，做了一個粗略而鮮明的寫真。

比如，安德烈來到香港求學，就這個城市的觀感，和龍應台、弟弟菲力普、還有一般的讀者，有幾個回合的書信辯論。

龍應台寫了一篇文辭並茂的文章《文化，因為逗留》來回復兒子：香港這個忙碌的城市沒有諸如咖啡館之類供人流連消磨的公共空間，所以，自然不能產生優雅的文化。這觀點本來也不錯，但是，僅僅就缺乏悠閑而便利的公共空間來展開批判，似乎失於簡單。作為文化批評者，將中西文化做出對比，這是龍應台一貫的方式，但是這種二元對立模式，在21世紀的視野里，顯然缺少足夠的穿透力。

在這本書信集中，兒子是初生牛犢，勇於表達自己的觀點，文筆尖銳，時而正經，時而戲謔，甚至語不驚人死不休，他坦率的話語著實把嚴肅、認真的母親嚇了一大跳。面對青春叛逆的兒子，龍應台首先接納了他的認識，然後才結合自己的人生閱歷和他進行具體話語的探討。話語中蘊涵著慧智、平等、尊重的思想和人文關懷。

從語用角度進行探討可以發現，《親愛的安德烈》中龍應台的話語符合會話的合作原則和禮貌原則，特別是合作原則的運用，使龍應台的話語處處顯示出平等、理性、慧智的母性光芒。從合作原則所蘊含的關聯準則、信息適量準則、信息真實準則、信息明白準則來解讀她的話語，可以加深對其創作理念、創作風格的理解。

2007年，《親愛的安德烈》獲《亞洲周刊》中文十大非小說類榜首暢銷書。

2009年12月，《親愛的安德烈》獲第五屆國家圖書館文津圖書獎。

龍應台，祖籍湖南衡山，1952年生於中國台灣高雄，1974年 畢業於成功大學外文系，后赴美深造，攻讀英美文學，1982年獲得堪薩斯州立大學英文系博士學位后，曾任教於紐約市立大學及梅西大學外文系、並任台灣“中央”大學外文系副教授、台北市文化局長等。1984年出版《龍應台評小說》。1985年以來，她在台灣“中國時報”等報刊發表大量雜文、小說評論，以專欄文章結集的《野火集》，印行100版，銷售20萬冊。1986年至1988年龍應台因家庭因素旅居瑞士，專心育兒。1988年遷居德國，開始在海德堡大學漢學系任教，開台灣文學課程，並每年導演學生戲劇。1988年底，作為第一個中國台灣女記者，應蘇聯政府邀請，赴莫斯科訪問了十天。1996年以後龍應台不斷在歐洲報刊上發表作品，對歐洲讀者呈現一個中國知識分子的見解。自1995年起，龍應台在上海《文匯報》“筆會”副刊寫“龍應台專欄”。

安德烈（Andreas Walther），1985年12月生於中國台灣，八個月大移居瑞士及德國。2006年進入香港大學經濟系，認為經濟學很“好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