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飛來峰

登飛來峰

飛來山上千尋塔，聞說雞鳴見日升。

不畏浮雲遮望眼，自緣身在最高層。

⑴飛來峰：有兩說：一說在浙江紹興城外的林山。唐宋時其中有座應天塔。傳說此峰是從琅琊郡東武縣飛來的，故名飛來峰。一說在今浙江杭州西湖靈隱寺前。

⑵千尋塔：很高很高的塔。尋，古時長度單位，八尺為尋。

⑶聞說：聽說。

⑷浮云：在山間浮動的雲霧。望眼：視線。

⑸自緣：自然是因為。緣：因為。

韻譯

聽說在飛來峰極高的塔上，雞鳴時分可看到旭日初升。

不怕浮雲會遮住我的視線，只因為如今我身在最高層。

散譯

飛來峰頂有座高聳入雲的塔，聽說雞鳴時分可以看見旭日升起。不怕層層浮雲遮住我那遠眺的視野，只因為我站在飛來峰頂，登高望遠心胸寬廣。

宋仁宗皇祐二年（1050）夏，詩人王安石在浙江鄞縣知縣任滿回江西臨川故里時，途經杭州，寫下此詩。是他初涉宦海之作。此時詩人只有三十歲，正值壯年，抱負不凡，正好借登飛來峰一抒胸臆，表達寬闊情懷，可看作實行新法的前奏。

詩的第一句，詩人用“千尋”這一誇張的詞語，借寫峰上古塔之高，寫出自己的立足點之高。詩的第二句，巧妙地虛寫出在高塔上看到的旭日東升的輝煌景象，表現了詩人朝氣蓬勃、胸懷改革大志、對前途充滿信心，成為全詩感情色彩的基調。詩的后兩句承接前兩句寫景議論抒情，使詩歌既有生動的形象又有深刻的哲理。古人常有浮雲蔽日、邪臣蔽賢的憂慮，而詩人卻加上“不畏”二字。表現了詩人在政治上高瞻遠矚，不畏姦邪的勇氣和決心。

前兩句是全詩的精華，蘊含著深刻的哲理：人不能只為眼前的利益，應該放眼大局和長遠。在寫作手法上，起句寫飛來峰的地勢，有寫峰上有千尋之塔，足見其高。此句極寫登臨之高險。承句寫目極之遼遠。承句用典，《玄中記》云：“桃都山有大樹，曰桃都，枝相去三千里。上有天雞，日初出照此木，天雞即鳴，天下雞皆隨之。”以此驗之，則“聞說雞鳴見日升”七字，不僅言其目極萬里，亦且言其聲聞遐邇，頗具氣勢。雖是鋪墊之筆，亦不可等閑視之，實景語中的高唱。且作者用事，深具匠心。如典故中“日初出照此木，天雞即鳴”，本是“先日出，後天雞鳴”，但王安石不說“聞說日升聽雞鳴”，而說“聞說雞鳴見日升”，則是“先雞鳴，後日升”。詩人用事，常有點化，此固不能以強求平仄，或用事失誤目之，恐意有另指。

第三句“不畏”二字作峻語，氣勢奪人。”浮雲遮望眼”，用典。據吳小如教授考證，西漢人常把浮雲比喻姦邪小人，如《新語·慎微篇》：“故邪臣之蔽賢，猶浮雲之障日也。”王句即用此意。他還有一首《讀史有感》的七律，頷聯云：“當時黯暗猶承誤，末俗紛紜更亂真。”欲成就大事業，最可怕者莫甚於“浮雲遮目”、“末俗亂真”，而王安石以後推行新法，恰敗於此。詩人良苦用心，於此詩已見端倪。第四句用“身在最高層”拔高詩境，有高瞻遠矚的氣概。作者點睛之筆，正在結語。若就情境說，語序應是“因為身在最高層，所以不畏浮雲遮目”，但作者卻倒過來，先說果，后說因；一因一果的倒置，說明詩眼的轉換。這雖是作詩的常法，亦見出作者構思的精深。

這首詩與一般的登高詩不同。這首詩沒有過多的寫眼前之景，只寫了塔高，重點是寫自己登臨高處的感受，寄寓“站得高才能望得遠”的哲理。這與王之渙詩“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相似。前者表現一個政治變革家撥雲見日、高瞻遠矚的思想境界和豪邁氣概，後者表現要想取得更好的成績，需要更加的努力的互勉或自勵之意。

“不畏浮雲遮望眼，只緣身在最高層。”與蘇軾“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一脈相承，表現技法極為相似，王詩就肯定方面而言，比喻“掌握了正確的觀點的方法，認識達到了一定的高度，就能透過現象看到本質，就不會被事物的假象迷惑。”而蘇軾是就否定方面而言的，比喻“人們之所以被事物的假象所迷惑，是因為沒有全面、客觀、正確地觀察事物，認識事物。”兩者都極具哲理性，常被用作座右銘。

中山大學教授羅常培：王安石在立志改革的同時，也看到儒家頑固派必然會拚死反對。他在詩中把那些頑固派比作“浮雲”，認為它雖然可以一時遮掩人們的眼目，終將在歷史的長空中消失。這種敢於鬥爭、敢於勝利的堅強信念，以後就表現為“三不足”的大無畏精神。

復旦大學教授王運熙：這是一首通過描繪風景來抒寫抱負的詩。前兩句竭力形容山塔的高聳，然後自然地過渡到后兩句，形象地揭示“站得高，看得遠”的道理。反映了作者高瞻遠矚，胸懷寬闊，不是困難，勇於改革的豪邁氣魄和堅強意志。

天津大學教授劉永生：這是王安石早年的作品。作者登高望遠，借景抒懷，表現出積圾進取的精神。詩的一、二句寫景，三、四句寄情放景，闡發出含蘊有哲理的認識。

上海古徠籍出版社社長高克勤：這首詩，與唐人王之渙的《登鶴雀樓》的意思有一些相近的地方。王之渙說：“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這是欲登之志，而王安石說：“不畏浮雲遮望眼，自緣身在最高層”，卻又是登上之感。可是兩詩的藝術情趣是不同的，《登鸛雀樓》給人以力量的奮發，鼓舞人們積極向上，而《登飛來峰》卻給人以哲理的深思，激起人們對登棱觀感助無窮品味。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號半山，人稱半山居士。封為舒國公，后又改封荊國公。世人又稱“王荊公”。漢族江右民系，北宋臨川縣城鹽埠嶺（今臨川區鄧家巷）人。慶曆二年（1042年）進士。嘉祐三年（1058年）上萬言書，提出變法主張。宋神宗熙寧二年（1069年）任參知政事，推行新法。次年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熙寧七年（1074年）罷相，次年復任宰相；熙寧九年（1076年）再次罷相，退居江寧（今江蘇南京）半山園，封舒國公，不久改封荊，世稱荊公。卒謚文。執政期間，曾與其子王雱及呂惠卿等註釋《詩經》《尚書》《周官》，時稱《三經新義》。其文雄健峭拔，為“唐宋八大家”之一；詩歌遒勁清新。所著《字說》《鐘山一日錄》等，多已散佚。今存《王臨川集》《臨川集拾遺》，後人輯有《周官新義》《詩義鉤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