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因篤

幼年時人呼為“神童”，李因篤的先世是山西洪洞人，金元時，遷 移關中，定居富平東鄉（今薛鎮韓家村）。其高祖、祖父經商於陝北的延安、定邊、安邊一帶。父親，名映林，“始以文補邑諸生，少而剛方，績學不怠，獨好傳注，以程朱為宗。”從師明末關學儒宗馮從吾，為得意門生。崇禎七年（1634年）4月，患病而亡，年僅27歲。其母田氏，為富平人田時需的女兒。是年7月，李自成率義軍攻佔富平，其居韓家村被圍，祖母楊氏囿於傳統“忠君”思想，率族人81人俱焚，3歲的因篤與弟因材隨母去外婆家才倖免於難。從此，李家門戶蕭條，無依無靠，母子三人只得客居外婆家。

李因篤外祖父為增廣生員，對因篤“提攜教誨”，使因篤受到良好教育。因篤天資聰穎，5歲即讀經史，過目不忘。7歲時，其母見因篤逐漸懂事，便取出其父遺書及馮從吾小像，哭訴曰：“此孔孟真傳，若父疇昔之潛心從事者也，小子從此自勵，若父為不亡矣。”因篤從此晝夜誦習，手不釋卷，繼承父志，學益大進。“八歲能文章，出語輒驚人”。11歲應縣試，考取第一名，入庠學習，時人稱之為“神童”。不久，他拋棄了科舉應考，“為詩文，有聞於時，而尤潛心於傳注之書，以力追先賢。”

崇禎十七年（1644年），吳三桂引清兵入關，攻陷北京，明亡。時因篤13歲，深感亡國之痛，立志反清復明。順治五年（1648年），18歲時，他告別故里，出外遊學，看見山河依舊，朝服易改，思想故國家邦，祖先遺訓，不禁感慨萬千，仿杜甫作《秋興》詩八首以寄之。翌年，經友人蘇生紫、趙一鶴推薦，抵達代州，在知州陳上年家任塾師，后陳上年調至雁平道，因篤隨同前往。此間數年，他益發憤讀六經及濂洛關閩諸大儒書籍，所著詩文更加高古精邃，名播海內，一時騷人詞客，趨之若鶩，至邸舍不能容。其中著名學者崑山顧炎武、太原傅青主、粵東屈大鈞和他結為至交。人稱“自有名士以來，以布衣聳動四方，未有如公之盛也”。

康熙五年（1666年），顧炎武二次會因篤於代州，他們在陳上年的庇護下，聯絡志士20餘人，於雁門、五台之間，披荊斬棘，墾荒種田，以圖復明之舉。李因篤在塞上八、九年間，被陳上年“視為畏友，投契之深，有同骨肉。”使李因篤無內顧之憂，精心研讀學問。康熙六年（1667年）9月，陳上年離職而去，李因篤攜家歸秦。

康熙七年（1668年）春，顧炎武因文字獄牽連，在濟南入獄，經李因篤、朱彝尊等友人的多方奔走竭力營救，於是年10月獲釋出獄，與因篤在北京相會。此後，李因篤與顧炎武的情誼愈加深厚。

康熙九年（1670年），39歲的李因篤再次東出潼關，走河南、下揚州，南遊湘、鄂、楚等地，結交四方學者。康熙十一年“三藩之亂”突起，社會動蕩不安，因篤慮及老母安全，遂急速返里。此時，陝甘一帶也發生動亂，朋友郭九芝、總兵張夢椒欲推薦他從軍，因篤力辭，遂避居富平北部明月山下。但軍政官員仍不斷纏擾，后“避地鳳翔，又之延安”。

康熙十四年（1675年），周至李二曲，“以避兵氛”，應縣令郭九芝之邀，隱居於郭為其修建的隱士庄擬山堂別墅（在今富平王寮鎮軍寨村），李因篤為其作序以記大略。以後，李二曲與顧炎武、李因篤、王山史、李雪木等學者名士經常在此研究學問，和詩唱文，講學質疑，長達五年，后二曲返回周至。

康熙十七年（1678年），清政府為延攬人才，緩和與漢士族的敵對情緒，攻固統治基礎，開博學鴻詞科、詔舉文行兼優之士。內閣學士項景襄、李無馥、大理少卿張雲翼，以“學問淵通、文藻瑰麗”薦舉李因篤，因篤以母老家貧為由，力辭不就。然而，康熙早聞其名，稱他與秀水朱彝尊、慈溪姜宸英、無錫嚴繩孫為“四布衣”，“必欲致之”。地方官吏奉旨催促，因篤不從，以死抗拒，后在母親的規勸下，於秋季涕泣登程。

康熙十八年（1679年）三月一日，李因篤扶病考試，皇上拔之前列，授翰林院檢討，受命纂修晚史。因篤自抵都以至授職后，以母老孤丁，無所依託為由，屢次具呈具疏，先後上疏陳情37次。人云，《告終養疏》其文情詞懇切，可與“李令伯（李密）《陳情表》同擅千古”，“其父可追班馬，為我朝第一篇文章”。康熙看了疏文，深為所動，遂准許他的請求。離京那天，京師士大夫數百人為其送行，朱彝尊“祖餞於慈仁寺，揮淚而行”，龔鼎孽為其題寫“西京文章領袖”的堂匾贈行。當時他與周至李二曲、華陰王山史、三原孫豹人，被王漁洋（士真）譽為“卓然自挺於頹俗之表”，不受清廷籠絡的“關中四君子”。

康熙二十年（1681年），顧炎武在山西曲沃病倒，他以信告訴李因篤，因篤即派人探視。豈料次年春節，宴請賓朋后的一天，因上馬失足，初九即去世。噩耗傳至富平，因篤即揮淚寫了《哭顧亭林先生一百韻》，深表悲痛與懷念。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春，李因篤應聘到關中書院講學。此前，為重振關學學風，因篤與關中李二曲等名士積極倡導修復關中書院。他告訴二曲先生“聞米侍御至省，當乘間一言，此天地盛典，吾徒份內事也。今執事舉少墟先生之任，委之於篤，是以烏獲百鈞，界不勝匹雛者，況京兆人文之藪，軒冕之彥，相望於塗，何至惟席無人，使譾陋如篤者，儼辱布衣祭酒之座乎？”雖然他謙讓，不任書院負責人，但為關中書院的恢復和關學的振興奔走效力。經常在這裡講學，與諸學者切磋學問。隨後，關中書院成為“關學大興”的聖地。是年7月，其母去世，因因篤平日謹尊母訓，“樂善親賢”，四方親友萬餘人前來送喪。是年李因篤已54歲，堅持不仕。后又應邀為創建朝陽書院撰寫序文，並在此講學，推動了關學的進一步發展。

李因篤晚年，因為年邁體弱，出外講學不便，便在家鄉鏡波園或家中收徒講學，常以著書立說寫詩唱文為樂。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春，突患偏癱，友人朱長源前來探望，李因篤拉著他的手說：“吾一生作詩文，不下數百萬語”，又撫摸胸口說：“無一字不以此中刻畫出”。從此說話困難，但仍伏案讀書，撰稿不絕。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一代著名學者離開了人世，終年61歲。

李因篤一生樂於教育事業，宣傳他的學術思想，培養一代英才。他青年時在私塾任教，中年時遊學全國各地，曾在關中書院、朝陽書院、富平鏡波園講學、名聲傳至關中內外，大江南北。晚年在家鄉舉辦私塾，收徒講學，直到臨終，為教育獻出了畢生精力。

在教育思想上提出君主要努力學習，然後才能立法制行，教化臣民。他認為，天子經過努力學習后，必須能立大志，勤其政，誠政事，迪本德、憐臣民，明禮樂，尊賢才，孝祖先。強調學習要持之以恆，最終必博修而明。提出學習應有辯證的方法，“擇其善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主張學習要“經世致用”，認為學習經學的目的是通曉治國之道，做文章要結合現實。這與今日的理論與實踐相結合有相通之處。

除此之外，李因篤在史學、天文、曆法、樂律、書法、繪畫、考據學等方面亦有很深的研究，在他的著作里都有精闢之論。這些都是李因篤給我們留下的寶貴遺產，有待於我們進一步發掘與研究，為我們的現實服務。

李因篤在經學方面有很高的造詣，清初散文家汪琬與人論師道書謂：“當代未嘗無可師之人，其經學修明者，吾得二人焉，曰顧之寧人，李子天生”。說明他當時在經學方面可與顧炎武齊名。顧炎武在《抄書自序》中說：“天生今通經之士，其學蓋自為人而進乎為已者也。”他推崇程朱理學，反對心學，他繼承關學傳統，弘揚張載以理教人思想，主張人既要潔身自守，又要有所作為。他向友人講述自己的學術研究時說，他用了整整10年功夫研究《朱子全集》，希望把朱熹的思想與四書聯繫，找出它們關係，儘管有人嘲笑，但他不為所動，認為下這種功夫是值得的。

他主張“經世致用”之學，主張“師古不泥其意，用法不求其人”，認為深入經學的目的，在於通曉古今治國之道，以利於國計民生，並把這一思想貫穿於他的學術實踐中。在他的《受祺堂文集》中，其中策論即佔一半篇幅。在13篇策論中，其《漕運》《聖學》《荒政》《治河》《史法》《鹽政》《錢法》《屯田》《用人》等9篇即為治國興邦之論。在這些文章中，既無奉迎之詞，又無粉飾之言，而是指出源流得失，且能針砭時弊，又有挽救治理之法，如他在《漕運》中“漢武官多徒役眾，故恆苦不給，官多而不切於用，宜汰冗員，徒役眾而無益於事，宜汰冗卒，則食粟者少，而民力可以日舒。由是觀之，國計之贏縮，在用之奢儉。”的主張，對當前機構改革與勤儉建國、富國、富民的政策有借鑒意義。

在《用人》中說：“周漢以來，取人以人，唐宋以後，取人以言，夫君子不以言取人，自孔子已有是說矣。今夫天下忠孝廉節利害藏否之故，能言之不必能行之也，況且不能言之乎？”主張“以人取人”，反對“以言取人”，他又說：“夫資格者，弊之所由集也，先王創為一代之法，以新天下之耳目，而後至言為資格，以阻賢才登進之路”。反對資格論，主張破格選用人才。又說：“愚以為選舉誠不能無弊，然天下必無無弊之法，善用之可也。科貢亦不可盡廢，參用之可也，欲用之，則莫如慎求用人之人，而重銓衡之典。”並講到選人要嚴格考核。這與選拔德才兼備，有理論知識又要有實踐經驗的選拔人才的原則和程序如出一轍，具有突出的現實意義。

在《鹽政》篇中，“古者開創之初，類薄取於民，而其用常足。及其後，加賦數十百倍，而其用益困。國之貧富，在上之儉奢。故夫聖主在上，躬行儉德，嘗使其下之不易竭，而後之有可加，是計之一時，且享之數世矣。”之說，主張“薄取於民”，“躬行儉德”，通於今日之減輕農民負擔，反對鋪張浪費，提倡勤儉節約，其思想主張可為今用。

在《聖學》篇中，“今天下之弊極矣，其患在奢，其風自上，愚謂公侯之家，世祿之胄，一馬之餚，費之數千，一食之須費之數百，以至寵賂公行，恬不知愧，害將有不勝計者。今令不嚴禁之，然驕奢之源不杜，貨賄之流不息，而欲清其源，則必自上始也。”所講，猶如李因篤面對今日，這不能不引起我們深思。

另外他在《治河》里講如何疏通河道，防止水患，擴大灌溉，在《錢法》里講如何發行貸幣、發展貿易、平抑市價、增加財政收入。在《荒政》中講要以豐補歉、防止災荒。在《屯田》里講軍隊如何開荒種田，於兵寓農，減少國家開支，減輕人民負擔。在《漕運》里講到運輸、建倉、開渠、墾田、屯糧等等。恕不一一列舉，其充分體現了李因篤經世致用，講究實用之學的觀點。完全講的是治國之法，富民之術，這與顧炎武“六經之旨與當世之務應該結合”不謀而合。這對我們當前科教興國，科技要轉化為生產力，理論要為四個現代化服務不無借鑒作用。

李因篤早年就以詩聞名於世，《受祺堂文集》序中稱：“其文可追班馬，惜為詩掩，其為名流推重，一時海內風行”。顧炎武在《酬李處土因篤》一詩中這樣寫到：“一朝得李生，詞壇出飛將”。可見他在詩歌創作成就上並不亞於經學。李因篤的著作凡54種，而以詩集、詩評、詩說就達40餘卷。就如他對友人朱長源所說：“吾一生作詩文，不下數百萬語”。據此，李因篤堪稱一代大詩人也。

李因篤寫詩源於風騷，出於古歌謠、樂府，而以杜詩為宗，有一次在宴會上，大家談論起杜甫詩歌，他即應口諷誦。有人意為偶然，又問及其它方面，因篤皆能應對。他提倡詩必盛唐，認為只有盛唐詩歌才達到了最高境界，以後歷朝各代，都有流弊，不足為法。在風格上他主張“直抒性靈，磊落壯涼”。他很講究作詩的章法句法，堅持“寧拙毋纖，寧朴毋艷，寧厚毋澀”。《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稱其詩“大抵意氣蒼茫，才力富贍，而亢厲之氣，一往無前，失之粗豪者蓋亦時時有之”。李因篤最擅於五言排律、曹溶論詩，把他推為一代之首。他在詩歌研究上也頗有建樹，著有《詩說》《漢詩評》等。

陝西傳統文化研究院創建於1998年9月28日，辦公地點設在西安具有400年歷史、環境優美的關中書院內，院長鄭涵慧女士。他們曾於前幾年與陝西關學學會、李二曲研究會、西安文史館聯合舉辦了“關中三李學術思想研討會”，陝西省哲學、史學界和周至、富平、眉縣的專家學者100多人出席。大家著重對陝西明清之際的思想家、教育家、學行卓絕的李二曲、李因篤、李柏三人的學術思想、歷史貢獻、對關中文化的傳承和弘揚，以及當時和今天對他們的評價做了研討。

在談到“關中三李”的歷史地位時，鄭女士說，他們以其精深的學術造詣和卓越的學行操守在歷史上佔有崇高地位和聲譽。當時和後來有“熙代學宗”、“理學源淵”、“當代猶龍，人中天人”、“盛世之羽儀，士林之木鐸”、“三李處境各殊……但皆以道德氣節聞天下……熏陶所及，遍於鄉國……均足以信今傳后”、“一代真儒，三秦佳士”之稱譽，與當時南北大儒並稱“三大儒”或“四布衣”。康熙皇帝親賜拒不入朝的李二曲“操志高潔”匾，更使關中大儒名響全國，士林敬仰。

“關中三李”通過交友論道、詩文唱和、書札往答、寓所解惑、山川寄情、著述傳世等方式對傳揚關中文化做出了很大貢獻，主要表現在以下幾方面：

1、當時傳揚的地域十分廣闊。

A、李二曲學術文化活動地區：省內有周至、富平、長安、華山、同州、興平、涇陽、高陵、咸陽、臨潼等；省外有襄城、揚州、常州、蘇州、無錫、江陰、靖江、杭州等。

B、李因篤學術文化活動地區：省內有富平、周至、長安、禮泉、岐山、延安等；省外有代州、雁門、五台、太原、大同、蔚州、淶水、涿州、保定、北京、德州、濟南、太和、鳳陽、揚州、荊州、武昌等。

C、李柏學術文化活動地區：省內有眉縣、周至、長安、岐山、武功、商縣、耀縣、藍田、沔縣、漢中、城固、洋縣、褒城等；省外有南陽、樊城、長沙、衡州、荊州等。

2、傳揚的基本內容雖各有所重，但都具有關學學統學風，從不同方面凸現了關中文化的鮮明特色。歸納起來包括：

A、主治關學兼學別家的哲學思想。

B、不畏權勢，重操守，講氣節，不斷追求完善人格的道德風範。

C、鄙夷空疏，崇尚實踐的學風。

D、剛毅灑脫的文風詩韻。

E、有教無類誨人不倦的師德。

F、惡貪重友樂助的情操。

通過傳揚關中文化，“關中三李”的思想影響深遠。表現在

（一）：李二曲從杭州返時，“郡人聞之，皇皇挽留，士紳送別依依，雨泣而散……建書院，安奉肖像，遵其教規。”“江浙之間遙聞二曲夫子－仰如泰山北斗。”

（二）：是時江浙、四川、廣東、甘肅等地常有宿儒致信或親自向三李請教，據記載天水一學者每接到李二曲書信都要焚香沐浴三躬捧讀，敬仰至誠令人感動。三李與當時大儒交誼頗厚，成生死之交而不避艱險。李二曲與顧炎武志同道合，顧幾次到周至會見交流心志，留下佳文篇章。李因篤與名儒顧炎武、朱彝尊、傅山為莫逆之交，顧炎武下獄，托信求救，李因篤“冒暑入都，行三千里救之”，震動全國，致使李因篤“騷客詞客，趨之若鶩，致邸舍不能容”，“郵使相聞，絡繹不絕”。

（三）使關中文化傳之四海而發揚光大，好評如潮，“吾秦三李，窮愁著述，傳之萬祀，使天下正義不絕於綖”。“三李以道德氣節聞天下，諸儒慕之，均重操守”。

（四）：20世紀我國史學大師侯外廬、馮友蘭，教育史專家陳青之等先生在著述中對李二曲等先賢均有專章評述（其中對三李之首李二曲較為詳細）。

鄭女士說，當代學者對二曲的研究成果不少，周至各界對鄉賢的研究也多重視，但對李因篤、李柏的研究很感不足，不少學人有哲人漸被湮沒之慮。

李因篤一生安貧樂道，勤於研讀，執教著文，畢生不倦，學識淵博，著述宏富。其主要著作有：《詩說》《春秋說》《議小經》《漢詩音注》5卷，《漢詩評》5卷，《古今韻考》《受祺堂詩集》35卷，《受祺堂文集》4卷，《受祺堂文集續刻》4卷，手抄本《山漢論》1卷等。

李因篤在音韻學研究上，一生與顧炎武攜手合作，《音學五書》是顧炎武音韻學的主要著作，寫稿時，常與因篤商討，顧炎武說：“深知吾書，海內惟李天生一人”。可見對李因篤在音韻文字學方面造詣的肯定。李因篤還研究了杜甫在七言律詩中使用仄聲的規律和特點，得到當時朱彝尊等人的肯定。他著有《漢詩音注》和《古今韻考》。

李因篤是明末清初，著名的詩人學者，，與周至李顒、眉縣李柏號稱“關中三李”。李因篤自幼勤學好思，聰穎過人。八歲就能詠詩讀論，提筆應賦。十一歲參加西安童子試，高中魁首，時人驚奇，譽為“神童”。

看著李因篤學有長進，才華過人，一家人特別高興，尤其是外祖父視因篤若掌上明珠。這年過春節，外祖父特意為外孫買了新衣服和花炮，親自帶著李因篤給老師拜年。感謝老師的辛勤教誨。這位老師對李因篤也十分鐘愛，常和因篤作詩題對。因篤每次都對答如流，使老師非常滿意。大年初一，師生見面，自然格外高興，免不了吟詩作對，以逗樂助興。老師見李因篤身穿藍色緞袍，樸素大方，彬彬有禮，天真可愛，開玩笑道：“三尺天藍緞”。吟罷，老師和外爺都靜靜地盯著小因篤，看有如何反應。李因篤抬頭骨碌了一下水汪汪的大眼睛，想起路過薛鎮時，藥店廣告牌上的藥名，隨即和對道：“六味地黃丸”。這題對。幽默風趣，新穎別緻，惹得外祖父和老師都哈哈大笑，連聲稱讚：“好，好，對得好。”

此時，適逢師母上樓。老師聞聲，再出一聯：“登樓望南北”。李因篤從衣袋裡掏出一把炒黃豆，一邊“咯嘣咯嘣”往嘴裡填，一邊說“行路吃東西”。老師一看淺對難不住他，想出得更深一點，試試他的才思如何。老師向門外眺望，想起過順陽河時便橋年久失修即將斷裂，不由嘆息，遂出上聯：“今日過斷橋，斷橋何日斷？”李因篤略加沉思，想起除夕夜的一線殘月，應聲脫口而出：“明朝盼明月，明月幾時明？”老師又指著書桌上的蠟燭道：“紅燭衝天亮光華射斗”。李因篤隨即取出外爺給他買的“二踢”點燃。只聽“呼”的一聲飛上天空，立即對老師說：“爆竹落地響怒氣衝天”。接著老師又出一聯更難對的：“除夕月無光點數盞燈為乾坤增色”。李因篤一時無對，急得抓耳搔腮，雙目四顧。突然發現上房台階上有個小鼓，立即說：“有了，”疾步上前，揚槌一擊：“新春雷未動擊一聲鼓替天地揚威”。老師看小因篤文思敏捷，智慧過人，喜不自禁，連連稱讚：“神童，神童，真乃神童也！”外祖父見外孫才學大進，更是喜不自勝。帶著小因篤，向老師深施一禮，高高興興地回家去了。

李因篤(1631-1692)，字子德，又字天生、孔德，號中南山人，陝西富平人，其父李映林為關學名儒馮從吾的私淑弟子。他11歲入邑癢，13歲即食餼。1643年(崇禎十六年)因李自成農民軍攻佔西安，遂棄諸生。1659年(順治十六年)至1667年(康熙六年)，在涇固道(1660年後轉至山西雁平道)陳上年署中坐館授讀。1679年(康熙十八年)應博學鴻儒試，授翰林檢討，月余即以母老為由上疏陳情，獲准歸養。此後十年長居關中，著書立說。1692年(康熙三十一年)病卒家中。著有《受祺堂詩集》(三十五卷)、《受祺堂文集》(八卷)、《漢詩評》(十卷)、《古今韻考》(四卷)等，《春秋說》、《詩說》、《杜律評語》，惜已亡佚。

李因篤向以學者著稱於今人，在經學、史學、詩學、音韻學等方面均有建樹，事實上他對詩歌創作頗為看重《病居承杜姻家方叔整輯詩稿感賦古體五百字》一詩曾經提到早年顧炎武規誡他曰：“所崇必經術，為賦何足取?”他對曰：“我聞稱六經，詩與易書偶。”趙園先生說：“詩在明亡之後，不啻為士人的一種生存方式。”李因篤即是在明亡之際始用心於作詩。據載，他擯棄諸生后，“一意經學，旁通《左》、《國》、《史》、《漢》暨唐宋諸大家，專力古文辭，尤好為詩歌。”他17歲(1658年)遍游長安，目睹易代亂離景象，吟得《秋興八首》，成名關中。后在南北遊歷過程中，與顧炎武、傅山、屈大均、朱彝尊、曹溶、龔鼎孳、王士禎等一代名家相識訂交，詩文往還。其行狀載曰：“居雁門數年，益發憤讀六經及關閩諸大儒書。所著詩文高古深邃，名播海內，一時騷人詞客，趨之若鶩，至邸舍不能容。”足見其聲名之盛。他一生吟詩不輟，現存詩總計2650多首。

關學作為流行於關中地區的理學流派，在學術精神上具有鮮明特色。趙馥潔先生將關學精神歸結為：立心立命的使命意識、勇於造道的創新精神、崇禮貴德的學術主旨、經世致用的求實作風、崇尚節操的人格追求、博取兼容的治學態度。作為關學傳人，李因篤繼承併發揚了關學精神，注重經世致用，道德踐履，殊少空談天道性命等理學話題，曾就荒政、錢法、漕運等諸多社會現實問題撰有策論，具有鮮明的實學特色。在詩學思想方面，他推崇明格調派，宗唐抑宋，貶黜議論。因此，他的詩歌題材從感時傷亂到詠史懷古，從憂國憂民到思親念友，從言志抒懷到唱酬贈答，從山水田園到詠物題畫，範圍甚廣，卻未有闡述義理的所謂理學詩。錢穆曾說：“凡中國文學最高作品，即是作者的一部生活史，也可以說是一部作者的心靈史。”李因篤也曾表示自己為詩：“情寄信最深，勿論其妍丑。兼多俊豪共，儘是心血嘔。”因此，其詩亦可視為一部李因篤的生活史和心靈史，可為今人深察其複雜的人生軌跡和心路歷程提供最佳窗口。就其主題取向而言，大致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

因李因篤曾任翰林檢討，後人就將他排除在遺民之外。如曾對關中遺民詩群做過研究的張兵先生即依此將其略過。事實上，至康熙十八年，李因篤已自居遺民達三十多年，與顧炎武、李顒、傅山、屈大均等鐵桿遺民交誼篤深，氣節共尚，曾於康熙四年、康熙八年兩度憑弔明陵，向以志節奇高著稱士林，辭官一舉更是名動天下。曹溶《贈答李天生》一詩曾云：“胸中一掬遺民淚，物外千年處士廬。”錢仲聯先生曾有言曰：“李因篤、朱竹坨亦表現了愛國主義。”特別是他的前期詩歌，浸潤著濃厚的遺民情懷。

表達亡國之痛和故國之思。據江藩《宋學淵源記》載：“時天下大亂，因篤走塞上，訪求勇敢士，召集亡命，殲賊以報國，無有應者。歸而閉戶讀經史，為有用之學。”這表明李因篤曾有報國義舉，但詩集中不曾見到關於早年這段英雄歷史的敘述。現存較早的作品是順治五年的《秋興八首》，詩人逐一描摹了長安、咸陽等十多處漢唐勝地的殘敗情狀，對兵燹戰亂之餘的關中作了全景展示，抒發了濃郁的黍離之悲、家國之痛。如其一：“西風蕭瑟隴雲遊，沃野黃圖一氣秋。地闊河源寒自謝，天清華掌翠同流。煙霜漸老伊人色，日月猶懸故國愁。搗練聲悲搖錦樹，長安獨倚最高樓。”遺憾的是，自1649年(順治六年)至1659年(順治十六年)所有詩歌全然無存。在詩集中他自注曰：“初至雁門，盡焚已前詩稿，陳使君、屈翁山爭之不能得。”十年之後，清朝統治基本穩定，易代幾成定局，詩人漸由悲痛轉入反思。在《追問諸將五首》中，他回顧了居庸關、潼關等系列重大戰事，以“釋甲不須煩擊矢，戰場無處賦招魂”等語痛斥將士不戰而降的無恥行徑。又常於清明時節以詩致哀，如“蔣山風雨夕，誰掃孝陵田”。然最能見證其忠貞故國之情的詩篇，當屬卷四所錄的寫於康熙八年(明亡已達二十五年)的8首謁陵詩，如在《同顧徵士恭謁天壽山十三陵》一詩中盛讚崇禎帝勵精圖治、以身殉國，徑以“三獻聲復吞”、“臣志在躬耕”等語直陳忠心，由此可知該卷當時不敢刊出的原因。

表達抱道守節之志。復國無望之際，也是考驗氣節之時。1659年(順治十六年)，他對其出處明確表態：“…尊時在明哲，抱道唯守嘿。芝草歌漢恩，蕨薇荷周德。”此後，棲隱守節就成為反覆吟詠的基調。“亂世可為惟著述，高人何必盡林岫”則表明他要做文化遺民的志趣。他雖與曹溶等諸多官員過從甚密，也曾坐館人幕，卻始終拒絕出仕，守節自勵。清廷訪求隱逸，他婉言謝絕道：“性癖耽薜羅，心高恥稻粱。”辭職之事最能鑒其氣節。據載：“因篤未遇時，聖祖聞因篤名，與秀水朱彝尊、慈溪姜宸英、無錫嚴繩孫稱為‘四布衣’。”故而在開博學鴻儒科時被強致京師應試。期間，反覆陳情上疏，並作有數十首贈答詩，借詠懷以明心跡，如《答無異先生》曰：“冥鴻隨所往，不話上林枝。”授官月余即辭職歸鄉，踐行其諾言。

需要說明的是，康熙十八年後，李因篤不復再有遺民情懷，相反，他還寫了一些歌功頌聖的詩歌，表達他對康熙帝恩准他歸養的感激之情以及對右文政策的擁護，描繪日漸興盛的社會局面，因多出於應酬，內容較為空泛，但也真實反映出了康熙盛世氣象初顯的歷史態勢。

李因篤秉承父親遺志，夙有匡時濟世的宏圖壯志，但生不逢時，導致其精神苦悶、生活困窘。於是，他常借屈原、賈誼、阮籍、杜甫等前賢以自況，如“屈原老至空拭袂……阮籍途窮未回車”。詩中多次出現“男兒”、“丈夫”等詞語，如“男兒不勒萬年鼎，齷齪空悲三寸觚”，顯現出他對建功立業的渴望和英雄失意的悲憤。此外，游食乞援的生活境遇也令他備感屈辱，“男兒有去就，大義浮乾坤。焉能棄所好，浪跡如窮猿。況我白髮母，倚閭朝復昏。數緡不救餓，銜恤鞠諸孫”，言辭朴誠，真實映照出了遺民苦痛的身心境遇。

另外，李因篤精熟古史，遊走南北，寫下了近百首懷古詠史篇章，風格大都慷慨沉雄，遒勁有力。如《渡易水》：“荊卿將西去，高唱易水濱。……含笑叱祖龍，此聲逾千載。……中流生慷慨，兩岸風蕭蕭。”借頌讚荊軻隱寓抗清之志。其他如《趙武靈王墓》《早秋五丈原謁諸葛忠武公廟》等，所詠人物皆是英傑聖賢，實於敬慕中寄託著李因篤本人的高遠理想。

李因篤不僅身懷濟世之志，而且兼備治世之才。因而，一方面堅守民族大義拒仕新朝，另一方面則對時運民瘼密切關注。如《未得》：“未得歸朝信，南征事若何。普天兼水旱，終日只兵戈。吏術轉相飾，皇猷空自多。安能復清靜，擊壤再聞歌。”憂心戰事災情，盼望社會太平。《良鄉》則對滿清貴族大肆圈地予以揭露。令人矚目的是，他不僅敢於直刺時弊，且能提出應對策略，《發代州書觸目七十六韻》一詩最見功力。詩云：“比來冀北水，無疑兼尤旱。……甚則茹毒蓼，捐生引白練。……世治庇其根，世衰庇其蔓，世治睹其微，世衰睹其粲。…竊疑天道遠，人事可近按。……移民就三輔，往返要為券。……西北盛陰氣，屬羌皆伺便。……高歌以當泣，灑涕何漫漫。”該詩前半篇細描了令人怵目驚心的災隋，後半篇則從天道和人事兩方面追索根由，並提出治理方案，警示後患在即，盡顯其體察民情之細微，運籌帷幄之專精。

劉學智先生曾在其《關學宗風：躬行禮教、崇尚氣節——從“關中三李”談起》一文中，對李因篤認真踐履“忠孝節義”等儒家倫理道德的事例作過梳理。其中，篤愛親朋是其人品中的重要特徵，因此抒發親情友情成為他詩歌的重要內容。

1．親情詩李因篤四歲喪父，母子相依，成年後長期外游，因有許多思親懷鄉之作。在《清明長安寓中憶先子》中，他緬懷早逝的父親道：“未辭懷抱拋遺早，曾接音容想象難。”《寄舍弟三首》寫他和弟弟的深情厚誼：“齒序原相亞，肩隨忽至今。嘯歌兼好友，貧病是知音。”最感人肺腑的作品是則是寫他遠赴雁門的《紀別八首》。詩云：“其一……慈母就持箸，欲言先噓唏。……病妻伏下床，相視首蓬飛。其二……兄言勤門戶，弟言慎車馬。……其三小子復牽衣，歧路含百慮……”全詩刻畫出每位親人依依惜別時的個性化表現，骨肉深情躍然紙上。

2．友情詩李因篤為人豪爽仗義，極喜交遊。李顒曾稱：“舍弟天生文而俠，肝膽氣誼有足多者。”加之南北遊歷，朋友遍及天下。曾作《存歿口號101首》，列出知名好友達二百多人，因而贈答酬唱之作幾占作品總數的二分之一強。這些詩篇多數情真意摯，義氣充盈，如《送約生表兄西歸》云：“男兒會當有知己，骨肉何遽輕一毛。肝膽互披向明月，酒酣渾欲拔佩刀。”他與顧炎武情如兄弟，義兼師友，為莫逆之交，相關詩歌將近30多首。其中，《舊年寧人先生以無妄系濟南走書報我觸暑馳視苦疾坐辭還先生寄贈三十韻詩春日晤保州重會薊門奉答前詩廣五十韻》一詩，記敘了他為顧炎武入獄一事千里奔走的歷程，畢現其俠肝義膽。

1．山水詩以描寫關中、晉北等地蒼涼奇壯的自然風光為主，其中《望岳》氣勢最為雄渾：“太華三峰列俊屏，晴霄飛翠下空溟。曉雲東抱關河紫，秋色西來天地青。玉女盆中寒落黛，仙人掌上接明星。亂余林壑懷遺客，縹緲幽棲賦采苓。”全詩意象飛動，境界闊大。另外也有一些意境清逸幽遠的詩作，如《登代州白人岩因飲孫園十四首》其三云：“萬仞懸孤嶂，雙崖劃一門。好人多在野，春水自依村。”表現了詩人淡泊自適的精神境界。

2．田園詩李因篤田園詩不多，代表作是《田家詩暇日用杜擬陶得近體二十首》。詩人細描了暮年的耕讀生活，充溢著閑適自得的田園樂趣。

對於李因篤詩歌的藝術特點，前人多有評價。以潘耒所作的《受祺堂詩集序》較為全面。序曰：“富平李天生先生，關中豪傑也，為人豁達慷慨，自負經世大略，無所試其奇，一吐之於詩，其詩本風騷，出入古歌謠樂府：而以少陵為宗，意象蒼茫，才力雄贍，既與杜冥合，而章法句法講之尤精，千錘百鍊而出之，此學杜而得其神理，非襲其皮毛者也。……誠得先生輩數人主詞盟而樹之幟，大雅母音庶幾不墮矣乎！”後來《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評曰：“其詩大抵意氣蒼莽，才力富贍，而亢歷之氣一往無前，失於粗豪者蓋時時有之。”基本依潘氏之說。總體而言，李因篤詩歌的藝術特徵別具特色，並與其詩學主張密不可分。

李因篤於盛唐諸家中最重杜甫。他不僅是清初注杜名家，在創作中亦自覺以杜甫為典範，最終得其神韻。表現為：內容上，他繼承了杜甫憂國憂民、關注現實的精神，關心國家安危，反映百姓苦難；在風格上，感時傷亂，悲慨蒼涼，頗有老杜沉鬱之風；在形式上，或直接借用杜詩題目、體式，音韻，講究格律，共有2100多首格律詩，比重約80%。其中，《陪曹秋岳先生宿雁門關即事四十韻拈玉露凋傷楓樹林之句分調字》最為時人稱道。王士禎評曰：“富平李因篤天生……長律得少陵家法，嘗以四十韻贈曹秋岳。曹嘆日數百年無此作矣。”屈大均亦稱“孔德諸體陵轢少陵，而五言長律尤善”；在表現手法上，借鑒杜甫實錄時事的“詩史”精神，寫下了一些反映社會歷史場景的長篇敘事詩。如《發代州書觸目七十六韻》《宿敷廉坊》等。但是，李因篤絕非單純模擬之輩。他主張作詩須有真性情，曾批評“於鱗學太白者也，用其事，失其辭矣，其失卻在於規摹”，因此，他的詩歌能夠立足親身體驗，不落窠臼。

李因篤不僅尊崇盛唐，並將學習對象上溯至《詩三百》，對《駟鐵》《車鄰》等“秦風”篇目尤為讚賞。因此，他的詩中常常鼓盪著一種大秦風度，漢唐氣象，體現在他對濟世壯志的慷慨吟唱，他在抒情詠懷時的豪爽坦蕩，他對英雄聖賢的頌讚，他對壯美山川的嘆賞，在形式上則體現為規模宏肆，韻律激昂。由此鑄成他鮮明的風格：雄放蒼涼。這種風格既受風雲動蕩的時代氛圍感召，更直接來自他豪俠剛直的個性氣質，來自於他心懷天下的人格境界，這又得益於雄深雅健的關中地域文化的長久熏陶。他在《康孟謀詩集序》中說：“孟謀詩數百首諸體略具，雄姿逸氣不受羈銜，顧皆直抒性靈，磊落壯涼，得秦風本色。”他的創作風格亦可看作對其倡導的“秦風”這一詩學主張的自覺實踐，是對關中文學傳統的自覺繼承。

《清史·儒林傳》稱李因篤曰：“博學強記，貫穿註疏。……深於經學，著詩說，顧炎武稱之曰：‘毛鄭有嗣音矣!’又著春秋說，汪琬亦折服焉。”作為學者兼詩人，李因篤力主詩人須博學。他曾稱：“天之賦才，非嗇於今而豐於古，江河日下，視古人不啻徑庭。豈獨其才疏？學之不逮古人矣。”他善於運用經史典故以深化詩歌內涵，如《得傅征君信》中稱讚傅山曰：“不卜同舟瞻郭泰，徒知中論擬王通。”以郭泰、王通兩位山西籍前賢故事比喻傅山，至為恰切。故屈大均贊曰：“孔德長律以十三經、二十一史熔鑄成篇，詞無空設，悉有典故。”此外，實學思想也常滲透在其詠史論時的作品當中。而他之所以能夠擅作律詩，與其深厚的音韻學、杜詩學功底密不可分。

楊際昌《國朝詩話》評析曰：“詩格奇僻，五言律猶工造句。……‘塞馬嘶玄岳，關榆墮紫荊’等句，渾成工妙，直入初、盛唐之室。”其實這樣精妙之筆屢見不鮮。如《潼關》：“河經百二開天地，華枕西南鎖雍梁。”如《雁》：“萬里江湖去，三春雨雪歸。”另外，他還喜用疊字。如《東湖拜蘇端明公祠有感呈茹明府》：“淡淡湖中水，青青山上樹。峨峨哲人祠，袞袞東門路。杲杲初出日，盈盈公府步。”連用6組疊詞，平實穩協，似自然拈來。

李因篤的詩歌展現了一位關學名家崇高而豐富的精神世界和文學才藝，蘊含著豐富的認識價值和審美價值，有待進一步開掘。在明清之際，曾經享譽詩壇的關中籍詩人還有孫枝蔚、李柏、李楷、王弘撰、李念慈、王又旦、康乃心等人。相比之下，李因篤的詩歌無論是數量上、內容上、藝術上，還是詩壇影響上，均有突出表現。更為重要的是，他長期活躍在關中地區，是關中一地文學活動的核心人物，作品呈現出鮮明的關中地域文學風貌，應是清初關中詩人群體中的代表性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