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氏春秋

《呂氏春秋》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有組織按計劃編寫的文集，上應天時，中察人情，下觀地利，以道家思想為基調，堅持無為而治的行為準則，用儒家倫理定位價值尺度，吸收墨家的公正觀念、名家的思辨邏輯、法家的治國技巧，加上兵家的權謀變化和農家的地利追求，形成一套完整的國家治理學說。

這本書在公元前239年寫成，此時正是秦國統一六國的前夜，該書包含了儒、道、墨、法、兵、農、縱橫、陰陽家等各家思想，內容雖雜，但在組織上並非沒有系統，編著上並非沒有理論，內容上也並非沒有體系。

《呂氏春秋》的編著目的顯然也是為了集各家之精華，成一家之思想，那就是以道家思想為主幹，融合各家學說。呂不韋曾說過，此書對各家思想的去取完全是從客觀出發，對各家都抱公正的態度，並一視同仁的。《呂氏春秋》的十二紀是全書的大旨所在，是全書的重要部分，分為《春紀》、《夏紀》、《秋紀》、《冬紀》。每紀都是5篇，共60篇。

《呂氏春秋》大量吸收道家虛靜無為之說，並把它運用於為君之道的政治理念中，以道家學術貫穿全書。它說：“君也者，處虛素服而無事，故能使眾智也。智反無能，故能使眾能也。能執無為，故能使眾為也。無智，無能，無為，此君之所執也。”“善為君者無識，其次無事。有識則有不備矣，有事則有不恢矣。不備不恢，此官之所以疑，而邪之所從來也。”“天子不處全，不處極，不處盈。全則必缺，極則必反，盈則必虧。”《呂氏春秋》認同先秦道家“無為而無不為”的主張，它說：“大聖無事而干官盡能。”“善為君者，勞於論人而佚於治事。”《呂氏春秋》認為這種表面的“無為”，才能達到“事省而國治”的目的。相反，“人主好暴示能，好唱自奮；人臣以不爭持位，以聽從取容；是君代有司為有司也”，其結果必然是君臣職能倒置，造成混亂和危殆。應該說，《呂氏春秋》中的這些見解，來自於老莊而又發展了老莊。

《呂氏春秋》吸收了儒家的仁義學說，贊同儒家的孝悌之道。至於法家主張的嚴刑厚賞，呂氏認為屬於“衰世之政”。在這裡，呂氏用儒家學說作為批評法家的依據。既然遵從儒家的德治理論，就要承認仁者愛人的血緣來源。在呂氏眼裡，父慈子孝是出於本性，“孝子之重其親也，慈親之愛其子也，痛於肌骨，性也。”（《節葬》）縱觀《呂氏春秋》可以發現，其《孝行覽》集中反映了儒家思想，有一部分同《禮記》重合。他強調：“凡為國家，治天下，必務本而後末。所謂本者，非耕耘種殖之謂，務其人也。務其人，非貧而富之，寡而眾之，務其本也。務本莫貴乎孝。人主孝則名章榮，下服聽，天下譽；人臣孝則事君忠，處官廉，臨難死；士民孝則耕芸疾，守戰固，不罷北。夫孝，三皇五帝之本務，而萬事之紀也。”國事萬機，綱要在孝。“夫執一術而百善至、百邪去、天下從者，其惟孝也。”（《孝行》）仁義禮智，均以孝為基石。但是，在其他篇章中，呂氏對儒家學說能否治國也有疑問。“孔墨之弟子徒屬充滿天下，皆以仁義之術教導於天下，然而無所行。教者術猶不能行，又況乎所教？是何也？仁義之術外也。夫以外勝內，匹夫徒步不能行，又況乎人主？唯通乎性命之情，而仁義之術自行矣。”（《有度》）在呂不韋眼裡，儒家學說好是好，可惜孔門弟子做不到，自己也做不到，就更談不上推廣了。不能推廣的原因是孔門的仁義之術來自外生變數，只有通達性命之情，把仁義變為內生變數，德治才可實施。而通達性命之情，則要遵循道家的清靜無為。由此，呂氏提出了一個對管理者來說十分重要的辯證邏輯：“事多似倒而順，多似順而倒。有知順之為倒、倒之為順者，則可與言化矣。至長反短，至短反長，天之道也。”（《似順》），所以，實現儒家的德治，靠的是來自道家的自然；而道家的無為，恰恰要儒家的有為而成。這一辯證邏輯，正是呂氏參透諸子思想，發揚體行黃老思想的產物。

相對道、儒二家，《呂氏春秋》對墨家思想吸收較少。墨家的尊天、明鬼、非攻、非樂等主張，它基本據棄或予以駁斥。但對尚賢、兼愛之說，還是有所吸收的。《愛類》篇說：“賢人之不遠海內之路而時往來於王公之朝，非以要利也，以民為務故也。”“仁人之於民也，可以便之，無不行也。”《精通》篇強調：聖人“以愛利民為心”。《圜道》篇讚賞堯、舜“以賢者為後，不肯與其子孫”，也與墨子“官無常貴，民無終賤，有能則舉之，無能則下之”的尚賢主張相一致。《呂氏春秋》中有一篇《節葬》，吸收並改造了墨子“薄葬短喪”的思想，主張：人死雖不為鬼，亦無知覺，但出於活著的親人在感情上的需要，送死仍要有一定的儀節，然而“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也；無有不亡之國，是無不揚之墓也”，故此厚葬是無益的。那麼社會上何以盛行厚葬之風呢?《節葬篇》說：“今世俗：大亂之主，愈侈其葬，則……生者以相矜尚也。侈靡者以為榮，儉節者以為陋……此非慈親孝子之心也。”這一見解比起墨子的節葬觀，更顯得理智和深刻。另外，《呂氏春秋》提出唯物主義的真理觀、名實觀，注重類比推理的正確運用，批駁詭辯的名辯思想，顯然也是吸收、繼承了《墨經》中的優秀思想。

《呂氏春秋》肯定法家的重要性和變法的必要性，明確指出：“有金鼓，所以一耳；必同法令，所以一心也；智者不得巧，愚者不得拙，所以一眾也；勇者不得先，懼者不得后，所以一力也；故一則治，異則亂；一則安，異則危。”“故治國，無法則亂，守法而不變則悖，悖亂不可以持國。事易時移，變法宜矣。”這些觀點顯然與商、韓的思想有直接的聯繫。但是《呂氏春秋》對於法家“慘礉少恩”的一面，對於《韓非子》中的種種陰謀權術，是拒斥不取的。

該書《士容論》中《上農》、《任地》、《辯土》、《審時》四篇，顯然是農家之言。《上農》篇重視農業生產，其理由是：“古先聖之所以導其民也，先務於農。民農，非徒為地利也，貴其志也。”這就是說，倡導重農，不僅為了生產，還有“貴其志”的目的。它接著說：“民農則朴，朴則易用，易用則境安，主位尊。”當然，《呂氏春秋》重農並不排商，它主張先農后商，與商鞅“困末作而利本事”的唯農抑商政策，是有區別的。

對於用兵作戰，呂氏繼承發展了老子”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慈衛之。“這一份文化遺產，尤其是它總結出的“義務必勝”的思想，是比一般先秦兵家更卓越的觀點。明確反對墨家的偃兵觀。他強調，人類的爭鬥是自古以來存在的，所以軍事必不可少。“天子之立也出於君，君之立也出於長，長之立也出於爭。爭鬥之所自來者久矣，不可禁，不可止，故古之賢王有義兵而無有偃兵。”家無笞杖，豎子就會為非作歹；國無刑罰，百姓就會侵凌掠奪；天下無兵，諸侯就會攻戰不已。所以，用兵如用藥，“得良藥則活人，得惡葯則殺人。義兵之為天下良藥也亦大矣。”（《盪兵》）如果僅僅強調非攻而不是賞有義而伐不義，就會助長無道。需要注意的是，呂氏在反對偃兵的同時，他所說的義兵，也從側面批評了不講道義只講強國的霸道思想。

綜上所述，歷史上號稱“雜家”的《呂氏春秋》並不是混雜不分，毫無原則的。《呂氏春秋》有自己的特點。它的特點是：以道為主貫通各家學說，用平等的眼光對待各家學術，但不取鬼神、迷信的思想，而是吸取各家比較進步的思想。如對於儒家，主要吸取其民本思想、修齊治平思想；對於墨家，主要吸收其薄葬的思想；對於法家，主要吸收其法治思想。《呂氏春秋》雖採取各家學說，但所採取的觀點之間，並不牴牾。因此，《呂氏春秋》可謂“雜而不雜”，具有博眾眾家的融合傾向。古代的遺文佚事也靠它得以保存。春秋戰國諸子如楊朱、宋鈃、尹文、惠施、公孫龍等人的著作早已失傳，但在《呂氏春秋》中卻能找到有關他們的資料，而且因為它成書在戰國末期，和這些思想家相隔的時間較近，所以史料價值較高。

呂不韋（前292年－前235年），中國戰國時代衛國濮陽（今河南濮陽南）大商人，戰國後期著名政治家，后位及秦相，在秦為相十三年。廣招門客以“兼儒墨，合名法”為思想中心，合力編撰《呂氏春秋》，有系統性的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張，後為先秦雜家代表人物之一。 執政時曾攻取周、趙、衛的土地，立三川、太原、東郡，對秦王政兼并六國的事業有重大貢獻。后因嫪毐集團叛亂事件受牽連，被免除相邦職務，出居河南封地。不久，秦王政下令將其流放至蜀地（今四川），不韋憂懼交加，於是在三川郡（今河南洛陽）自鴆而亡。

呂不韋為衛國濮陽人，在韓國陽翟經商，因“販賤賣貴”而“家累千金”。呂不韋在趙國都城邯鄲經商時，偶然結識秦國公子，留於趙國的人質嬴異人（秦庄襄王） ，認為“奇貨可居”，決定幫助嬴異人返回秦國，后將趙姬送給嬴異人，生下一子嬴政，並資助嬴異人千金，助其返秦。為了讓異人將來可以登上王位，他拿出五百金送給異人，作為日常生活和結交賓客之用；呂不韋又用另外五百金購買奇珍異寶，然後親自帶去秦國，以討好太子安國君和其夫人華陽夫人（見《史記·呂不韋列傳》）。華陽夫人膝下無子，呂不韋透過其弟與其姊說服華陽夫人收異人為義子，華陽夫人再說服安國君立異人為子嗣，如此可使華陽夫人避免在年老色衰下失寵。華陽夫人接受了這個說法，並親自接見異人。因華陽夫人是由楚國嫁來的貴族，呂不韋採取“鄉情攻勢”，事先教異人穿楚服，說楚語，加上異人本身的應對得體，華陽夫人果然大為感動，令異人改名“子楚”，收為義子；又說服安國君立子楚為子嗣。如此一來異人便成為安國君之嫡子，其在秦國的地位，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前251年，秦昭襄王嬴稷薨，太子安國君繼位，為秦孝文王，立一年而卒，儲君嬴子楚繼位，即秦庄襄王。

前249年，秦庄襄王以不韋為相邦，封文信侯，食邑河南洛陽十萬戶。同年，東周君與諸侯謀秦，呂不韋奉命誅殺東周君，滅東周國。三年後（前247年）秦庄襄王病故，嬴政繼位，即后之秦始皇。嬴政年方十三歲，尊不韋為“仲父”。呂不韋執政后，推行下列政策：開疆拓土，奪取韓趙魏大量城池，使秦國成功分割東方六國為南北部分，為統一戰爭的勝利奠定基礎。廣納人才，呂不韋廣招門客，為秦國蓄積大量人才。加強基礎建設，興建鄭國渠等水利工程，促進秦國農業生產。推行文化建設，招攬門客編寫呂氏春秋，並公佈於咸陽門市以彰顯其權威性。呂不韋常與太后私通，后因恐禍及己，竟以其一食客嫪毐，偽成宦官，獻給太后，且甚得太后專寵，太后與嫪毐生下二子。前237年，秦王政發現太后與呂、嫪姦情，不但有私生子，更傳出秦王政也是為呂不韋之子。后先誅嫪毐，再毒殺母親趙氏與嫪的私生子，並軟禁母親趙氏，卻沒有殺死呂不韋。

前236年，秦王政將呂不韋流放於蜀。賜敕書一道：“君何功於秦？秦封君河南，食十萬戶。君何親於秦？號稱仲父。其與家屬徙處蜀！”呂不韋不能自安，飲鴆自殺。

秦始皇十九年（前228年），太後去世，謚號為帝太后。與庄襄王合葬在芷陽。呂不韋墓，位於洛陽市東約20公里的偃師市南蔡庄大冢頭村東。

司馬遷在《報任安書》中說道，“不韋遷蜀，世傳《呂覽》”。《呂覽》即《呂氏春秋》。

《呂氏春秋》是戰國末期黃老道家重要的巨著，公元前239年左右完成，當時正是秦國統一六國的前夕。其書“基本上以道家為宗，取各家之長而棄其短，所以能成一家之言。”是秦漢道家的代表作之一。呂不韋是秦國一代名相，任職於戰國末年。呂因散盡家財幫助在趙國為人質的嬴異人立嫡有大功勞，在異人繼位為秦庄襄王后，被任用為秦國丞相。

在戰國時期，魏國有信陵君，楚國有春申君，趙國有平原君，齊國有孟嘗君，他們都禮賢下士，結交賓客。並在這方面要爭個高低上下。呂不韋認為秦國如此強大，所以他也招來了文人學士，給他們優厚的待遇，門下多達三千人。與四公子不同的是，呂不韋招攬門客，並不看重勇夫猛士，而是十分注重文才。原來，呂不韋有他自己的見解。他素來善於謀略，瞧不起那些頭腦簡單的勇夫。再說秦國猛將如雲，軍力強大，沒有必要再蓄養征殺之士，還有一個原因，其時許多善辯之士紛紛著書立說，廣為流傳，不但天下聞名，還可傳之後世，永垂青史，這一點尤其令呂不韋眼熱。呂不韋本是商人出身，沒有條件去著書立說，但他可以藉助這些擅長舞文弄墨的門人，來實現自己的抱負和願望。那時各諸侯國有許多才辯之士，像荀卿那班人，著書立說，流行天下。

待到一切準備就緒，呂不韋就令門下凡能撰文者，每人把自己所聞所見和感想都寫出來。等到文章交上來后，五花八門，寫什麼的都有，古往今來、上下四方、天地萬物、興廢治亂、士農工商、三教九流，全都有所論及，許多文章還有重複。呂不韋又挑選幾位高手對這些文章進行篩選、歸類、刪定，綜合在一起成書，取名叫《呂氏春秋》。呂不韋對此書十分看重，他自己認為這部號稱《呂氏春秋》的書是傑作，誇口說該書是包攬了“天地、萬物、古今”的奇書。例如在相當全書總序的《序意篇》中就這樣寫道：“凡十二紀者，所以紀治亂存亡也，所以知壽夭吉凶也，上揆之天、下驗之地、中審之人，若此，則是非可不可無所遁矣。”為了精益求精，也是為擴大影響，呂不韋還想出一個絕妙的宣傳該書的辦法，他請人把全書謄抄整齊，懸掛在首都咸陽城門，聲稱如果有誰能改動一字，即賞給千金。消息傳開后，人們蜂擁前去，包括諸侯各國的游士賓客在內，卻沒有一個人能對書上文字加以改動。當然，這不一定就證明《呂氏春秋》字字珠璣，達到了盡善盡美的程度，而很可能是因為人們都敬畏呂不韋的權勢，沒有人願意出頭罷了。不過，這樣一搞，其轟動效應卻是巨大的，《呂氏春秋》和呂不韋的大名遠播東方諸國。

值得一提的是，這部作於戰國時期的大作，其中保存了不少古代的遺文佚事和思想觀念，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呂氏春秋》以道為主融合了先秦各派學說，“兼儒墨，合名法”，體現了道家的優點與特色。呂不韋借門客之手撰寫《呂氏春秋》，雖主要靠借他人之光提高其形象，但在文化事業上確實是做了件大好事，功不可沒。呂不韋自己認為其中包括了天地萬物古往今來的事理，所以稱之為《呂氏春秋》。“刻舟求劍”的故事就出自《呂氏春秋·察今》。

書中還提出了“法天地”“傳言必察”等思想，和適情節慾、運動達郁的健身之道，有著唯物主義因素。同時，書中還保存了很多的舊說傳聞，在理論上和史料上都有很高的參考價值。另外，書中也有一些天人感應的迷信思想，應該加以分辨。司馬遷在《史記》里將《呂覽》與《周易》《春秋》《離騷》等並列，表示了他對《呂氏春秋》的重視。東漢的高誘還為其作注，認為此書“大出諸子之右”，即超過了諸子的成就。《漢書·藝文志》則將該書列入雜家，所以儒家學者不再重視。

《呂氏春秋》的註釋本有清朝人畢沅的《呂氏春秋新校正》，近代以來，陳奇猷的《呂氏春秋校釋》和王曉明的《呂氏春秋通詮》可以作為參考。

圖書目錄：

孟春紀第一

仲春紀第二

季春紀第三

孟夏紀第四

仲夏紀第五

季夏紀第六

孟秋紀第七

仲秋紀第八

季秋紀第九

孟冬紀第十

仲冬紀第十一

季冬紀第十二

有始覽第一

孝行覽第二

慎大覽第三

先識覽第四

審分覽第五

審應覽第六

離俗覽第七

恃君覽第八

開春論第一

慎行論第二

貴直論第三

不苟論第四

似順論第五

士容論第六

《呂氏春秋》作為中國歷史上第一部有組織按計劃編寫的文集，規模宏大，分為十二紀、八覽、六論。十二紀每紀五篇共六十篇，八覽每覽八篇（《有始覽》少一篇）共六十三篇，六論每論六篇共三十六篇，另有《序意》一篇，共一百六十篇。十二紀按照月令編寫，文章內容按照春生、夏長、秋殺、冬藏的自然變化邏輯排列，屬於應和天時的人世安排，體現了道家天道自然與社會治理的吻合。

八覽以人為中心，基本上屬於察覽人情之作，圍繞人的價值觀念、人際關係、個人修養展開。六論以人的行為以及事理為主題，包含了人的行為尺度、處事準則、情境條件以及地利等方面。可見，《呂氏春秋》不是隨意編寫，它有著嚴密的計劃和預設，按照天、地、人三個層次的互相呼應確定主題，展開論述，體現道法自然之意。正如《序意》所說：“凡十二紀者，所以紀治亂存亡也，所以知壽夭吉凶也。上揆之天，下驗之地，中審之人，若此則是非、可不可無所遁矣。”它試圖歸納出治亂存亡的歷史經驗，形成壽夭吉凶原因的深層認識，解釋並驗證天地人之間的一切現象，使是與非、可與不可的道理呈現於人。

呂不韋強調遵循自然之道，從自然之道中尋找治理之道的正當性與合法性。按照《序意》所載：“良人請問十二紀。文信侯曰：‘嘗得學黃帝之所以誨顓頊矣，爰有大圜在上，大矩在下，汝能法之，為民父母。’蓋聞古之清世，是法天地。”可見，呂不韋是以黃帝教導顓頊為榜樣，上有天，下有地，天地就是規矩，只要按照天地的準則治理國家，就能國泰民安。因此，從《呂氏春秋》開始，論證統治的正當性要以大道為準，治國的價值取向要由法天地自然確定。例如，《呂氏春秋》強調天下之公，做事要無所私偏，就是以自然現象作為推理證據的。“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陰陽之和，不長一類；甘露時雨，不私一物；萬民之主，不阿一人。”（《貴公》）“天無私覆也，地無私載也，日月無私燭也，四時無私行也。行其德而萬物得遂長焉。”（《去私》）

在《呂氏春秋》中，老子說的天道就清清楚楚擺在那裡。“民無道知天，民以四時寒暑日月星辰之行知天。四時寒暑日月星辰之行當，則諸生有血氣之類皆為得其處而安其產。人臣亦無道知主，人臣以賞罰爵祿之所加知主。主之賞罰爵祿之所加者宜，則親疏遠近賢不肖皆盡其力而以為用矣。”（《當賞》）這樣，天道與人事就完全吻合，違反天道的人事必將受到懲罰。更重要的是，自然現象存在著種種衝突，和風細雨和暴風驟雨都是自然天道，那麼，人事學說的觀點差別，諸子各派的互相矛盾，也可以從自然之道得到正當性證明。後人總以為《呂氏春秋》的各種學說互相衝突是一種缺憾，殊不知按照呂不韋對天地規則的理解，正是這種衝突和矛盾才符合天道。

《呂氏春秋》的基調是道家。從整體思想來看，這種判斷是恰當的，尤其是《呂氏春秋》的自然主義傾向，不但繼承了道家，而且發展了道家。但是，《呂氏春秋》放棄了道家消極一面，它不僅要求人類順應自然，更要求以人的自覺能動去發揮創造。而這種發揮創造則需要用自然法則來驗證其合理性。例如，古代的養生學說多發源於道家，《呂氏春秋》也不例外，但是，這種養生不再是道家莊子學派的那種消極回歸自然，而是黃老道家積極實現人文建設目的的。“始生之者，天也；養成之者，人也。”所謂養生，就是“能養天之所生而勿攖之”（《本生》）。由養生到治國，事出一理。“夫水之性清，土者抇之，故不得清。人之性壽，物者抇之，故不得壽。物也者，所以養性也，非所以性養也。今世之人，惑者多以性養物，則不知輕重也。不知輕重，則重者為輕，輕者為重矣。若此，則每動無不敗。以此為君，悖；以此為臣，亂；以此為子，狂。三者國有一焉，無幸必亡。”（《本生》）自然之道並非束縛人的行為，而是給人的行為提供分辨輕重緩急主次本末的尺度。水天性是清澈的，但人不斷用土抇水，它就無法清澈；人生來是長壽的，但人為了物慾而勞心費神，當然折壽。物本來是養生的，而不是用生命來養物。當今之人，不知天道，被物所惑，往往輕重顛倒。一旦輕重顛倒，為君則行為悖離正道，為臣則迷亂失常，為子則狂妄忤逆。三者只要出現一個，國家就會衰亡。所以，養生並不是像莊子那樣化入自然而消極無為，更不是背離天道去追求不可能實現的長生，而是保全天道以防夭折。“聖人之制萬物也，以全其天也。”所以，出入車輦實是“招蹷之機”，肥肉厚酒實是“爛腸之食”，靡靡之音實是“伐性之斧”。有人不肯富貴，不是求名，而是重視養生。很顯然，是《呂氏春秋》對黃老道家、莊子學派的繼承，又對莊子學派的修正。

《呂氏春秋》是戰國末期秦相國呂不韋組織門客編寫的道家著作，又稱《呂覽》。全書貫徹了呂不韋的思想文化觀念及政治主張。戰國末期政治上統一的趨勢加強，各家思想也迅速走向融合，在此背景下產生的《呂氏春秋》，注重博採眾家學說。以今人眼光衡量，《呂氏春秋》一書的寫作目的，是為了綜合各家學說之長，指導秦國統治階級兼并六國，建立大一統的封建王朝，並實現長治久安。它對各家學說實際上是有所吸收，有所揚棄，主要是吸收其中比較合理，進步和有利於實現上述目的的內容。因而它是“雜而不雜”，宗旨明確。《呂氏春秋》明確聲明它是“集腋成裘”。不管哪家哪派，只要是好的思想都要綜合進來。體現了黃老道家的優點與包容性。《用眾》篇說：“天下無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取之眾白也。……故以眾勇無畏乎孟賁矣，以眾力無畏乎烏獲矣，以眾視無畏乎離婁矣，以眾知無畏乎堯舜矣。夫以眾者，此君人之大寶也。”《呂氏春秋》對先秦各家各派著重審視其優長，偏重於汲取其精粹，力圖超出門戶之見，它說：“老耽貴柔，孔子貴仁，墨翟貴兼，關尹貴清，列子貴虛，陳駢貴齊，陽生責己，孫臏貴勢，王廖貴先，兒良貴后，此十入者，皆天下之豪士也。”由於《呂氏春秋》有這種兼容並包的眼光，故能取精用宏，融匯百家，以道貫之。

《呂氏春秋》繼承發揚道家齊萬物思想認為“一則治，異則亂；一則安，一則危。”（《不二》）思想統一后，才能“齊萬不同，愚智工拙，皆儘力竭能，如出一穴。”統一的過程，實際上是一個批判吸收的過程。所以，《呂氏春秋》對各家思想都進行了改造、發展與摒棄。例如，儒家主張維護君權，這種思想被《呂氏春秋》吸收了，但是它是以獨特的面目出現的。它主張擁護新“天子”，即建立封建集權國家。它說：“今周室既災，而天子已絕，亂莫大於無天子。”（《謹聽》）：“天下必有天子，所以一之也，天子必執一，所以摶之也。一則治，兩則亂。”（《執一》）孔子主張維護周王朝的一統天下，但並沒有強調專制問題，《呂氏春秋》卻有了“執一”、“摶”這樣的觀念。“執一”和“摶”就是中央集權。這是對先秦儒家思想的發展。又如對墨家思想，《呂氏春秋》對墨子提倡的“節葬”觀念是贊同的，所以，它對當時厚葬的風氣進行了批評：“愈侈其葬，則心非為乎死者慮也，生者以相矜尚也。侈靡者以為榮，儉節者以為陋，不以便死為故，而徒以生者之誹譽為備。（《節喪》）但是，墨子是主張“非攻”的，即反對戰爭的。《呂氏春秋》便對此進行了批駁：“夫攻伐之事，未有不攻無道而罰不義也。攻無道而伐之義，則福莫大焉，黔首利莫厚焉。禁之者，是息有道而伐有義也，是務湯武之事而遂桀紂之過也。”（《振亂》）《呂氏春秋》主張興“義兵”，“義兵至，則鄰國之民，歸之著流水，誅國之民望之若父母，行地滋遠，得民滋眾，兵不接刃，而民服若化。”（《懷寵》）《呂氏春秋》認為，一味地反對戰爭是沒有意義，並且是不對的，正義的戰爭，即“攻無道而伐不義”的戰爭，不僅可以除暴安良，而且還可以得到人民的衷心擁護。這實際是為秦國進行統一中國的戰爭辯護。

在物質的起源問題上，《呂氏春秋》把宋尹學派的“精氣”說拿過來加以發展。宋尹學派認為：“凡物之精，此則為生，下生五穀，上為列星。”而《呂氏春秋》說：“萬物所處，造於太一，化於陰陽。”（《大樂》）這就是說，“太一”是萬物的本源，世界萬物都是從“太一”那裡派生出來的，並由陰陽二氣變化而成的。“太一”是什麼呢？它說：“道也者，視之不見，聽之不聞，不可為狀……道也者，不可為形，不可為名。強為之，謂之太一。“道”就是“太一”，“太一”就是“精氣”。由這裡的論述可以明顯地看到老子的影響。《呂氏春秋》認為，由“精氣”（道）派生出來的萬物是在不停地運動著的，“與物變化，而無所終窮”。（《下賢》）上至天上的日丹星辰，下至地上的草木泉水，都在不停地運動。“天為高矣，而日月星辰雲氣雨露未嘗休也。地為大矣，而水泉草毛羽裸鱗未嘗息也。”（《觀表》）但值得注意的是，《呂氏春秋》把物質的運動看作是一個循環反覆的過程。“物動則萌，萌而生，生而長，長而大，大而成，成乃衰，衰乃殺，殺乃藏，圜道也。”（《圜道》）

在社會歷史觀上，《呂氏春秋》繼承了黃老道家的進步歷史觀，認為歷史是不斷發展的：“今之於古也，猶古之於後世也。今之於後世，亦猶今之於古也。故審知今，則可知古，知古則可知后，古今前後一也。”（《長見》）這就是說，歷史的發展是一環扣一環的，今之視者，亦猶后之視今，無古不成今。了解過去，有助於了解今天。但是，了解過去並不意味著拘泥不變，恰恰相反，當時代變化了，相應的法規、政策等也應該變化，以適應時代的需要：“無法則亂，守法而弗變則悖；悖亂不可以持國。世易時移，變法宜矣……故凡舉事必循法以動，變法者因時而化。”它還用兩個寓言故事來說明這一道理：楚人有涉江者，其劍自舟中墜入於水，遽契其舟曰：“是吾劍之所以墜。”舟止，從其所契者，入水求之。舟已行矣，而劍不行，救劍若此，不亦惑乎！荊人慾襲宋，使人先表澭水。澭水暴益，荊人弗知，循表而夜涉，溺死者千有餘人，軍驚而壞都舍。這兩則寓言都見於《察今》。前一則就是我們很熟悉的“刻舟求劍”。這兩則寓言故事都是諷刺那種泥古不知變的人，這也是生動地表現了《呂氏春秋》的歷史觀。

《呂氏春秋》繼承了老莊的無為思想，主張鞏固政權在於清靜無為，“有道之主，因而不為”，“虛靜以待”。（《知度》），只有這種“無為”、“虛靜”，才能達到無為而無不為的自由境界。《呂氏春秋》還表現了一定的音樂美學思想。它將音樂的產生與宇宙萬物聯繫起來，提出“生於度量，本於太一”（《太樂》），又從“心”“物”感應關係，論述了音樂產生的心理過程。提出了“適”的概念，強調要音“適”和心“適”，才能獲得美的感受。

天不再與，時不久留，能不兩工，事在當之。——《呂氏春秋·覽·孝行覽》

不知而自以為知，百禍之宗也。——《呂氏春秋·覽·有始覽》

流水不腐，戶樞不蠹——《呂氏春秋·紀·季春紀》

全則必缺，極則必反，盈則必虧。——《呂氏春秋·論·不苟論》

竭澤而漁，豈不獲得？而明年無魚；焚藪而田，豈不獲得？而明年無獸。——《呂氏春秋·覽·孝行覽》

善學者，假人之長以補其短。——《呂氏春秋·紀·孟夏紀》

言之易，行之難——《呂氏春秋·論·不苟論》

吞舟之魚，陸處則不勝螻蟻——《呂氏春秋·覽·審分覽》

人以自是，反以相誹。——《呂氏春秋·覽·慎大覽》

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達亦樂，所樂非窮達也。——《呂氏春秋·覽·孝行覽》

見樂則淫侈，見憂則諍治，此人之道也。——《呂氏春秋·論·似順論》

凡音者，產乎人心者也。——《呂氏春秋·紀·季夏紀》

東面望者不見西牆，南鄉視者不睹北方——《呂氏春秋·覽·有始覽》

甘露時雨，不私一物；萬民之主，不阿一人。——《呂氏春秋·紀·孟春紀》

求之其本，經旬必得；求之其末，勞而無功。——《呂氏春秋·覽·孝行覽》

君子必在己者，不必在人者也。——《呂氏春秋·覽·孝行覽》

欲知平直，則必準繩；欲知方圓，則必規矩——《呂氏春秋·論·不苟論》

私視使目盲，私聽使耳聾，私慮使心狂。——《呂氏春秋·紀·季冬紀》

執一者至貴也，至貴者無敵。——《呂氏春秋·覽·離俗覽》

類同相召，氣同則合，聲比則應。——《呂氏春秋·覽·恃君覽》

辭多類非而是，多類是而非。是非之經，不可不分。——《呂氏春秋·論·慎行論》

尺之木必有節目，寸之玉必有瑕適。——《呂氏春秋·覽·離俗覽》

知不知，上矣。過者之患，不知而自以為知。——《呂氏春秋·論·似順論》

言極則怒，怒則說者危。——《呂氏春秋·論·貴直論》

得言不可以不察。數傳而白為黑，黑為白。——《呂氏春秋·論·慎行論》

以繩墨取木，則宮室不成矣。——《呂氏春秋·覽·離俗覽》

察己則可以知人，察今則可以知古。——《呂氏春秋·覽·慎大覽》

貴富而不知道，適足以為患，不如貧賤。——《呂氏春秋·紀·孟春紀》

至長反短，至短反長，天之道也。——《呂氏春秋·論·似順論》

知之盛者，莫大於成身，成身莫大於學。——《呂氏春秋·紀·孟夏紀》

賢不肖不可以不相分，若命之不可易，若美惡之不可移。——《呂氏春秋·紀·仲春紀》

凡事之本，必先治身——《呂氏春秋·紀·季春紀》

任力者故勞，任人者故逸。——《呂氏春秋·論·開春論》

唯通乎性命之情，而仁義之術自行矣。——《呂氏春秋·論·似順論》

欲勝人者，必先自勝；欲論人者，必先自論；欲知人者，必先自知。——《呂氏春秋·紀·季春紀》

夫治身與治國，一理之術也。——《呂氏春秋·覽·審分覽》

君子反道以修德；正德以出樂；和樂以成順。——《呂氏春秋·紀·季夏紀》

譬之若水火然，善用之則為福，不能用之則為禍——《呂氏春秋·紀·孟秋紀》

國之興也，天遺之賢人與極言之士；國之亡也，天遺之亂人與善諛之士。——《呂氏春秋·覽·先識覽》

天下大亂，無有安國；一國盡亂，無有安家；一家盡亂，無有安身。——《呂氏春秋·論·士容論》

力貴突，智貴卒。得之同則速為上，勝之同則濕為下。——《呂氏春秋·論·開春論》

按其實而審其名，以求其情；聽其言而察其類，無使方悖。——《呂氏春秋·覽·審分覽》

死殃殘亡，非自至也，惑召之也。——《呂氏春秋·紀·孟春紀》

達士者，達乎死生之分，達乎死生之分。則利害存亡弗能惑矣。——《呂氏春秋·覽·恃君覽》

其知彌精，其所取彌精；其知彌粗，其所取彌粗。——《呂氏春秋·紀·孟冬紀》

敗莫大於不自知。——《呂氏春秋·論·不苟論》

得十良馬，不若得一伯樂；得十良劍，不若得一歐冶；得地千里，不若得一聖人。——《呂氏春秋·論·不苟論》

井中之無大魚也，新林之無長木也。——《呂氏春秋·覽·有始覽》

治國無法則亂，守法而弗變則悖，悖亂不可以持國。——《呂氏春秋·覽·慎大覽》

《呂氏春秋》在文學上的另一個突出成就是創作了豐富多彩的寓言。據初步統計，全書中的寓言故事共有二百多則。這些寓言大都是化用中國古代的神話、傳說、故事而來，還有些是作者自己的創造，在中國寓言史上具有相當重要的地位。《呂氏春秋》在寓言的創作和運用上很有自己的特色，往往先提出論點，然後后引述一至幾個寓言來進行論證。如《當務》篇先提出“辨”、“信”、“勇”、“法”四者不當的危害，然後就連用“盜亦有道”、“楚有直躬者”、“齊人之勇”和“太史據法”四個寓言來說明道理。《今日今日日》篇為了說明“因時變法”的主張，後面也連用“荊人涉雍”、“刻舟求劍”和“引嬰兒投江”三個寓言。如《刻舟求劍》：“楚人有涉江者，其劍自舟中墜於水，遽契其舟，曰：‘是吾劍之所從墜。’舟止，從其所契者入水求之。舟已行矣，而劍不行。求劍若此，不亦惑乎？”該書的寓言生動簡練，中心突出，結尾處往往寓言寓言言寓一語道破語破的。

在管理思想史上，這部書有著特殊的價值。它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有組織按計劃編寫的文集。從學術角度觀察，它具有濃厚的自然主義色彩；從管理角度觀察，它充滿了功利主義色彩。《呂氏春秋》通過對先秦諸子的修正，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在管理思想的全局性、整體性和深刻性上，都有自己的建樹。從陰陽五行的理論架構，到經驗主義的具體論證；從養生和貴己的“內聖”，到君臣之道和善治天下的“外王”；從個人和國家、社會和政權之間的關係調適，到自然之道支配下的生理、物理、事理和心理的互相配套，形成了一個完整的體系。《呂氏春秋》總括先秦諸子，開啟秦漢先聲，在管理思想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呂氏春秋》雜采諸家，但又不死守一家，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後人關於《呂氏春秋》的研究評價，褒之貶之，都因於此。褒之者認為它融各家為一家，“大出諸子之右”（高誘語）；貶之者認為它不過是雜貨鋪，“不足以成一家言”（梁啟超語）。說《呂氏春秋》之長者，恨不能把它看作百家爭鳴的大總結。如許維遹在對該書做集釋時說：“夫《呂覽》之為書，網羅精博，體制謹嚴，析成敗升降之數，備天地名物之文，總晚周諸子之精英，薈先秦百家之眇義，雖未必一字千金，要亦九流之喉襟，雜家之管鍵也。”（《呂氏春秋集釋自序》）談《呂氏春秋》之短者，恨不得把它放進歷史垃圾桶，不過是因為其尚具有史料價值才保存下來。如馮友蘭在《中國哲學史》中稱：“一哲學必有其中心觀念（即哲學家之見）。凡無中心觀念之著述，即所謂雜家之書，如《呂氏春秋》、《淮南子》之類，不可為哲學史之原始的史料；但以其記述別家之言，有報告之價值，可以作為輔助史料。”不管是褒是貶，都與《呂氏春秋》汲取百家思想有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