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吳大學

十九世紀中葉以後，清廷不敵英法俄日等國侵略，被迫簽下數紙不平等條約。戰事連連潰敗使政府及百姓喪失了信心，社會呼籲改革及學習列強之長的聲浪日增。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美國基督教會來到中國興辦教育事業。衛理公會（The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South）是美國基督教重要公會之一，1846年成立，本部設于田納西州。1879年起該會先後在蘇州創辦博習書院（Buffington Institute）、宮巷書院（Kung Hang School），在上海創辦中西書院（Anglo-Chinese College）。

20世紀20年代以前，東吳大學的研究生教育涉及化學、生物學及文科專業，是中國現存高校中最早開展研究生教育並授予碩士學位的學校。1926年，東吳法科開始開設一年期的研究院課程，遂使東吳大學成為國內首個開設法學研究生教育的大學。

東吳大學是先有英文校訓，后才有中文校訓。英文校訓“Unto a full –grown Man”出自新約聖經以弗所書第四章第十三節，之所以以聖經中的話語為校訓，實與學校由傳教士創置有關。1929年學校校政部會議通過第60議案，接受當時首任華人校長楊永清提議，以“養天地正氣，法古今完人”為中文校訓，原文出自1923年元月國父孫中山先生墨寶。

以宮巷書院為基礎，在蘇州天賜庄博習書院舊址，擴建為大學。1900年12月制定校董會章程，推林樂知（Young J. Allen）先生（萬國公報創辦人）為董事長、孫樂文先生（David L. Anderson）為校長。二十世紀初中國第一所私立大學——東吳大學正式誕生。東吳大學創辦之初，除了有來自美國的教授還聘請了中國教師教授中國文化。董事長林樂知、校長孫樂文為了招攬人才，給教授們準備了“教習房”（教授住宅），這也可謂東吳大學首創。

東吳大學創辦初期之二十六年，歷經三位美籍校長孫樂文（David L. Anderson）、葛賚恩（John W. Cline）及文乃史（W. B. Nance）。這個時期的辦學經費主要來自於捐款及學費。校園內的教學大樓林堂、孫堂及葛堂及教職學生宿舍等設施陸續興建完成，校園規模日趨完整。學科發展包括文、理、醫學、神學及法科（在上海崑山路），另有四所附中、二十所附小、惠寒小學、吳語學校等組成完整的東吳教育體系。各學科除在學術研究上表現突出，更為社會培養無數專業人才。學校以“Unto a Full-grown Man”為校訓強調學生人格的陶冶。

1915年，以東吳大學為本，於上海創設“東吳大學法學院”。學院教學突出"英美法"內容，專以講授“比較法”為主，其科學的培養目標和鮮明的教學特色，使東吳大學的法學教育在當時飲譽海內外，時有“南東吳、北朝陽”之稱。培養了一大批現當代著名的法學專家，如鄂森、王寵惠、吳經熊、倪征燠、李浩培、潘漢典、楊鐵（木樑）等，被人們譽為“華南第一流的而且是最著名的法學院。”

五四運動期間，東吳學生籌組學生會，一般的學生社團則以學術研究、辯論及體育活動為主。東吳大學早期在三位校長的努力下，為日後校務發展奠定良好的基礎。

五四運動激發了中國知識分子的愛國熱情，為順應中國社會的潮流，東吳大學逐步進行中國化的過程。1926年首先廢除宗教必修課程，禮拜儀式亦改為學生自由參加。繼而改組校董會，三分之二的成員改由中國人擔任。1927年楊永清先生當選首任中國籍校長，定“養天地正氣，法古今完人”為中文校訓。1929年南京國民政府正式核准東吳大學在國民政府註冊立案。

此後十年各項校務發展成果豐碩令人矚目。1930年時學校共有文、理及法三學院，十二個學系。在教學方面積極籌款推動學術研究、加強師資陣容提升教學品質、推動師生以其專業服務社會。校園內主要建築設施均在此階段建成或動工。1930年學生人數達755，為全國基督教大學之冠。

1937年爆發抗日戰爭，此後八年，東吳大學的蘇州、上海兩校區受戰事影響，輾轉遷徙各地。其間隨戰況發展演變，兩校區或各自遷校或與他校聯合辦學，雖烽火連天但教學活動未曾稍息。直至1945年抗戰勝利，東吳大學師生紛紛自各地返回上海及蘇州校園，展開復校的艱巨工作。

新中國成立前，中國共有13所基督教教會大學，分別是燕京大學（Yenching University）、齊魯大學（Shantung Christian University）（cheeloo University）、東吳大學（Soochow University）、聖約翰大學（St. John's University）、之江大學（Hangchou Christian College）、華西協和大學（West China Union University）、華中大學（Huachung University）、金陵大學（University of Nanking）、福建協和大學（Fukien Christian University）、華南女子文理學院（Hwa Nan College）、金陵女子文理學院（Ginling College）、滬江大學（University of Shanghai）、嶺南大學（Lingnan University）等。數量雖然不多但起點很高。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特別是在20世紀20年代以後，教會大學在中國教育近代化過程中起著某種程度的示範與導向作用。因為它在體制、機構、計劃、課程、方法乃至規章制度等諸多方面，更為直接地引進西方近代教育模式，從而在教育界和社會上產生頗為深刻的影響。由此可見，教會大學史是中國近代教育史不可缺少的重要篇章。教會大學為中國高等教育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院系調整

1952年全國院系調整時，東吳大學文理學院與蘇南文化教育學院、江南大學數理系合併為蘇南師範學院，同年更名為江蘇師範學院，接收東吳大學相關檔案，在原東吳大學校址辦學。位於上海崑山路146號的東吳大學法學院，法律系併入華東政法學院（今華東政法大學），會計系和原東吳大學法學院院址併入上海財政經濟學院（今上海財經大學）。1982年經國務院批准，江蘇師範學院更名為蘇州大學（英文校名恢復為Soochow University）。經教育部和江蘇省人民政府批准，蘇州蠶桑專科學校、蘇州絲綢工學院、蘇州醫學院、南京鐵道職業技術學院蘇州校區先後於1995年、1997年、2000年、2012年併入蘇州大學。

民國4年（1915年）9月3日，美國基督教監理會為了在中國訓練一批為美國駐華按察司署推行美國屬地阿拉斯加的“領土法律”服務的英美法人才，在蘇州開辦的東吳大學內設立了東吳法科（后稱東吳大學法學院）。是中國最早招收成人入學的正規的高等學校，也是教會大學首次在中國設立的法學專業。東吳大學法科是在美國人葛麥恩、薛伯麥、蘭金等籌措下成立的，校址在虹口崑山路，上課利用東吳二中的教室，上課時間安排在下午4∶00~7∶30。這樣做，除了缺乏自有校舍外，還有兩個原因：一是法科學生入學資格規定，必須先在大學完成2年學業，學生多數在日間已有職業，晚間上課，可以多招收在職青年入學；其次是法科所聘的教員都是兼任的，每小時付酬2元。蘭金請來了一批駐上海的外籍律師與法官為學生兼職教課，這批兼職老師低償甚至免費授課，為學校帶來的是最系統的美式法學教育。據民國18年（1929年）春季課程表安排，法學院共有13項課程，其中5項是在下午1∶00~6∶00上課，8項是在晚間5∶00~8∶00上課。法科修業年限為3年，因入學前已讀過2年大學，因此實際為5年，畢業后授予法學學士學位，經過學校介紹可赴美國留學，也可直接進美國法律學院研究部門，1年後獲法學碩士學位，2年後獲法學博士學位。民國16年（1927年），東吳法學院專設夜校班，招收職業青年，在校學生因而大增。

學院創建初期，可以說是完全照搬了美國法學院的模式，最初10年都是受過專門訓練的美國專家以英文教授普通法，其課程也得到美國法學院的承認，許多學生畢業后赴美留學，其中不少人後來重返母校走上講堂。東吳法學院的英美法因素在學校的教學方式上得到了體現。例如在外語教學、型式法庭、案例教學法等多方面都反映了當時東吳大學法學院參照美國法學院的教學方式，按照英美法的體系培養學生。20世紀二三十年代，法學院的新教師往往是剛獲得美國學位的東吳畢業生，課程用的是最新的案例教材。即便後來中國法學的授課內容增加，這種英美法學的授課方式依然得以延續。美國化的辦學背景這個因素隨著美國在二戰後取得世界法律知識的領導地位而被放大，進而促進了東吳法學的地位和影響。當年東吳法學院的這種“與國際接軌”的辦學標準，半個多世紀后才作為新中國法學教育的提倡標準被正式提出來，尤其是“國際類法學課程以外語進行教學”、使用國外原版法學教材的要求直到2000年前後才列上日程。

東吳法學院奉行的是職業化的精英教育，認為法學教育應當基本上是職業化的和研究生階段的教育，“嚴進嚴出”是其實現這一目的的方法，比如入學學生必須完成初步的大學學習之後才能學習法律。上世紀20年代早期，在教務長劉伯穆主張下，入學要求提高到至少修滿兩年大學。法學院後來開設了自己的預科課程以保證學生受到高水準的法學預科教育。比較法教學和研究是東吳法學院的另一特色。20年代中期，由於中國法課程的引入，法學院的教學變得職業化，也在實際上更像比較法了。東吳法科前三任教務長都是美國人，1927年改名為“東吳大學法律學院”后，學院的管理層開始“本地化”，教務長和同年新設的院長一職均由華人擔任——美國留學歸來的法學博士吳經熊被任命為首任院長。吳經熊1920年以第一名的成績在東吳法科畢業，旋赴美國密歇根大學法學院留學，僅僅一年的時間，他最後以門門滿分的成績破格被該校授予法學博士學位，曾在巴黎大學、柏林大學、哈佛大學等知名學府從事哲學和法學研究，1924年到東吳大學任教，之後又先後擔任上海特區法院法官、立法委員、司法院法官、上海特區法院院長及立法院憲法草案起草委員會副委員長等。1935年又改為東吳大學法學院。隨著中國主要法律的頒行，東吳法學院開設了廣泛的中國法課，形成中國法和普通法的雙軌制教學，學生可以受到英美法和中國法兩個領域的訓練；1927年至1939年間，東吳法學院的比較法教學達到其頂峰。上世紀20年代，東吳法學院還開設了碩士班，研究生部規章指導學生“以比較的方法研習法律”。這是中國現代最早開辦法學研究生教育的範例。至1951年，東吳法學院斷續進行了20多年的研究生教育。從這裡走出去的畢業生曾與中國現代重大歷史事件相關聯，在區域和全國範圍都產生過重要影響。

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東吳法學院遷至上海公共租界避難，其後8年法學院就在一個又一個臨時落腳點繼續開辦。1941年12月，日軍佔領了上海租界，法學院隨後分成兩支繼續發展：1943年到1945年間，正規的法學院在盛振為的組織下於重慶重新開辦；留滬師生暫避租界以東吳法學院的諧音“董法記”名義恢復上課，“董法記”貌似商號名，以此避開了日偽的注意和迫害。直到1946年，兩個分支終於合併，並搬回了崑山路146號。

東吳法學院與東吳大學，從兩者的關係來看，主要表現為前者對後者有較大的獨立性，同時也有一定的隸屬性，後者能長期有效地管理前者。東吳法學院堪稱近代中國一流的法學院，東吳大學也因東吳法學院而名揚天下。

東吳法學院秉承了東吳大學的校訓“養天地正氣、法古今完人”，寓意學校教育與報效國家之間的邏輯關係。首任華人教務長盛振為曾言：“良以法律教育之目的，不在培植專為個人求功利之普通人才，當為國家社會培植知行合一、品學兼優之法律人才。”東吳法學院走出來的學生，恐怕最能證明這座學校的能量。這種能量在30多年間的迸發，曾引得無數人探究原因——1989年美國法律史學會年會、1990年美國亞洲研究年會上，相繼出現了《民國時期的法律教育》《東吳法學院與上海律師界》等多篇學術論文（盛芸《盛振為先生之辦學理念》）。美國夏威夷大學法學教授康雅信（Alison W. Conner）更是多次往返海峽兩岸，查閱大量檔案資料並走訪多位東吳老人，以探究這所學院的歷史以及其畢業生在現代中國法律職業發展中的作用。

一代名師嵇健鶴

嵇健鶴這個名字現在可能鮮為人知，但早在二十世紀初葉（清末民初），他的學問、文章，以及他在文學界的造詣已經馳聲江右。

嵇健鶴（1875—1920），無錫人，名長康，字紹周，號健鶴，以號行;生於光緒元年，出身名門，為嵇康後裔（第四十九代孫）。嵇氏家族人才輩出，世代書香，嵇健鶴受家學熏陶，自幼穎悟好學，下帷勤讀，博覽群編，過目成誦，且見地灼然，器識宏遠，少年游庠，光緒二十四年，年二十三歲，應縣府試，名俱列前，取秀才成貢生（無錫圖書館館藏《無錫游庠續錄》），當時無錫亦稱梁溪，貢生別稱明經，故無錫人譽稱嵇健鶴為梁溪明經。

嵇健鶴青年時代，其時正值清末民初，社會劇烈變革動蕩時期，戊戌變法前後，無錫的知識階層開始探索新思想、新道路，在無錫后西溪余小禪家的藏書樓“負書草堂”，有一批年輕的書生，追求新思想的學者，他們精古文、善史地、研數理，切磋研賞書畫，撰作酬唱詩詞，結為摯友，成立“西溪詩社”，成員有：嵇健鶴、黃淡如、胡少齋、沈伯偉、陸魯斯、余小禪、俞丹石、張畹蓀八人，無錫文界稱其為“西溪八君子”。詩社其實還有侯鴻鑒、鮑雨香、章裳遜等。侯鴻鑒與嵇健鶴、俞箴墀等感情較篤，為“西溪八君子”撰有《西溪八君子歌》《西溪八君子歌序》。

1898年，年僅23歲的嵇健鶴受聘無錫最早的、也是當時全國最早之列的新式西制學堂“竢實學堂”（現無錫連元街小學），擔任國文教師，時值侯鴻鑒也在該校任教，並任過第二任校長，兩人交往最為密切，且為同年（都是光緒二十四年）榜秀才，經常詩文唱酬，輯成《驥鶴唱和集》（侯鴻鑒號病驥，嵇長康號健鶴）。

在侯鴻鑒創辦我國最早的女學之一的競志女校，嵇健鶴還特為競志女校校刊《競志女學雜誌》撰寫弁言一篇，侯鴻鑒盛讚該文為“工麗深細之文章，墨痕雄漬、健筆淋漓之鴻著”。在竢實學堂期間，嵇健鶴、侯鴻鑒和一起在“竢實”任教的楊維翰交往密切，楊維翰，浙江寧波人，蘇州博習醫院首屆畢業生，畢業後行醫無錫，精西語，被聘“竢實”教習英語，嵇健鶴與楊維翰同事結識而交好，在共事中楊維翰認為嵇健鶴才華出眾，卓而不群，遂利用其教會人士之關係，介紹到蘇州東吳大學任國學教習（教授）。1905年，嵇健鶴到東吳大學任教，成為無錫歷史上第一個教授，東吳大學最年輕的教授，也是當時全國最年輕的教授之一，年恰三十，學問、文章已馳聲江右，年恰三十，已主“東吳”講席，從此俯身杏壇教書育人。

東吳大學初創首任校長美國人孫樂文的教育理念是“學生們必須掌握他們的本國語言，並跟上時代的發展，以便向中國千百萬人傳播世界進步和文化中發揮的傳媒作用”，故孫樂文校長百倍重視東吳大學的國學教育，在東吳大學創辦初期就提出了“國文乃國之本，無國文則無以自立”的理念。東吳大學第三任校長文乃史認為，“不斷湧現的傑出學者如張秉生、黃慕庵（人）、嵇健鶴（長康）、朱稼秋、薛灌英（韋馥），以及其他學者確保了這一點。早在1926年，東吳大學二十五周年紀念專輯《回淵》所載王謇的《二十五年之東吳》一文中也提到“理科而外復有文科歷掌教務者,若國學泰斗餘杭章太炎先生炳麟，吳中陳舲詩解元希濂，梁溪嵇健鶴明經長康，以及號為百科全書的黃慕庵先生人，皆吾校足以自豪者也”。文乃史的《東吳大學》著於1956年，而《回淵》則在1926年，兩書相隔三十年，在提及東吳大學文科的傑出學者都提到了黃慕庵、嵇健鶴，且把嵇健鶴和章太炎相提並論，足見嵇健鶴在當時文學界和東吳大學極高的學術地位。

東吳大學校長孫樂文對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視，在東吳大學產生了重要而深遠的影響，他認為，“我國人多具優秀之質，惟乏陶鑄之術”，故多方努力，得教會首肯，創辦東吳大學。東吳大學初創，孫樂文即注重中國學術，餘杭章太炎（炳麟）、無錫嵇紹周（健鶴）、常熟黃慕西等人，先後被聘教授國學，章太炎不久因事去職，黃、嵇兩人辛苦多年，成就了不少後進，若陸志韋、趙紫宸、徐景韓、姜尚瑜、王謇、高踐四、朱元鼎等諸多優秀且卓有造詣的學生，都出自摩西、健鶴先生。

1905年，東吳大學還屬於初創，國學方面沒有現成的教課書，孫校長延請黃慕庵任編輯主任，另請嵇健鶴、吳瞿庵分任其事、編著、譽寫、油印，如是三年，編著《中國文學史》《東亞文化史》《中國哲學史》等五六種，1943年，黃慕庵故人吳江范煙橋在他所著的《茶煙歇》中寫道：“《中國文學史》積稿盈尺……，一九一三年黃卒，無錫嵇健鶴繼之……，且漢以後部分則由嵇健鶴、吳瞿庵、金叔遠編纂”，從“無錫嵇健鶴繼之”的字眼，應該是以嵇健鶴為主。故可以說以黃慕庵為主編著的《中國文學史》等文作，嵇健鶴和吳瞿庵亦傾注了大量心血，作出了不可磨滅的重大貢獻。

1911年，東吳大學首任校長孫樂文去世，作為東吳大學的開創者，孫樂文為東吳大學的發展奠定了極好的基礎。1913年4月，《東方雜誌》刋登了嵇健鶴為孫樂文撰寫的《東吳大學校監院孫公傳》，《東方雜誌》是商務印書館於1904年在上海創辦，是清末民初首屈一指的大型綜合性期刊，同期還刋登了國學大師王國維和著名作家周瘦鵑的作品，為東吳大學首任校長作傳，見證了嵇健鶴在東吳大學文科的地位，而且能在有民國“十大善本”之一的《東方雜誌》發表文章，這在名家雲集的東吳大學，嵇健鶴成為東吳大學師生當中第一人，成了繼黃慕庵之後東吳大學國學掌門。

嵇健鶴在東吳大學教授的課程為中國文學、歷史、哲學、教育學，均在國學範疇，現在看來和當時《中國文學史》《中國哲學史》等的編纂都有相關，嵇健鶴學兼新陳，貫通中西，國學基礎深厚，故授課備受學生歡迎。東吳大學校長秘書徐允修在其著《東吳六志》中記載：“嵇健鶴主本校講席十餘年，諸生備極推崇，先生登台授課無不悉心聽授，雖在頑劣成性者，久之亦心悅誠服，樂於請業”。東吳大學國文教師天長薛灌英（趙朴初之師），也在1920年為嵇健鶴寫的《健鶴先生輓歌》中寫道：“筆耕墨耨整整十幾年，可算是吃足辛苦，見面偶談昨晚事，總是預備啊，批改啊!……”署“東吳大學全體學生”的《祭嵇健鶴先生文》（我國魚類分類學家朱元鼎執筆）也說：“先生之德育而果行，先生之博學而多能，先生之誨人諄諄和藹可親……彷彿猶見先生施施然來登講台，論文藝、談詩史、似春風之被幾席”。嵇健鶴東吳大學在教十幾年，焚膏繼晷，勤勉盡心，贏得了東吳大學師生“嵇健鶴是一位學識淵博，師德高尚、工作勤勉、授課水平高超的良師益友”的一致評價。嵇健鶴的學生，曾任東吳文學院、江蘇師範學院教授的沈青來在他的《改良東吳中文科芻議》一文中指出：“東吳大學自創辦以來，國文程度素冠東南之教會學校，教員若章太炎，若嵇紹周（健鶴）若黃摩西皆一時之名士……”

1935年，東吳大學以首任華人校長楊永清為主，以及學生、學生家長、社會賢達，為發揚國粹紀念績學，倡議捐款成立“故國學教授黃、嵇、朱國文獎學基金”，黃是指黃慕庵，嵇指嵇健鶴、朱指朱稼秋。此項獎學基金的設立，亦足以說明，以黃慕庵為首的三先生在國學教育和研究方面的成就，已載諸東吳大學歷史。

在授課之餘，嵇健鶴撰著了大量作品，作為我國高等學校最早的大學學報，《東吳月報》（也稱《學桴》）的主筆和主要撰稿人，嵇健鶴陸續在《學桴》發表過論文《新無錫會之緣起》《教育學案》，科學小說《蚊族革命》以及和楊維翰合譯的《衛生真詮》，特別是科學小說在當時尚屬稀見，足證嵇健鶴的創作思維的領先，為二十世紀初科學小說的翹楚先驅。以後又在東吳大學學生成立的《東吳大學東吳學報社》任中文顧問，為之撰寫卷首語《懸譚》，發表律詩《典裘四律》和《哭沈天琴七律三章》，另外還在《警鐘日報》發表過《改良戲劇的計劃》等文章。

在東吳大學，嵇健鶴師德高尚，是授課水平高超的良師，同時還是一位出色的翻譯家。早在1903年，就與妻弟吳榮鬯（震修）（其為著名金融家，曾任上海市政府秘書長，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人民保險公司創始人，第一任總經理）合譯英柯南·道爾偵探小說《四簽名》，是福爾摩斯長篇偵探小說首次中譯，嵇健鶴和吳榮鬯還各自為之序。1907年與老友俞箴墀（字丹石，教育家、翻譯家、近代外交家）合譯美國烏爾斯路司的《鏡中人》。1912年，嵇健鶴還和自己的學生趙紫宸（著名宗教家、教育家、詩人、書法家）合譯英哲學家斯賓賽的《學術進化之大要》，以及上面提到的與楊維翰合譯的《衛生真詮》等。

1920年，《東吳年刊》登載了嵇健鶴作詞的《東吳大學校歌》，是我國最早的大學校歌：

葑溪之西，胥江之東，廣廈百間重。

憑欄四望，虎疁金雞，一例眼球籠。

皇皇母校，共被光榮，羨我羽毛豐。

同門兄弟，暮雲春樹，記取古吳東。

天涯昆弟，一旦相逢，話舊故鄉同。

相期努力，敬教勸學，分校遍西東。

副歌：東吳東吳，人中鸞鳳，世界同推重。山負海涵，春華秋實，聲教暨寰中。

校歌是一所學校的校園精神，辦學理念，文化特色的體現。嵇健鶴作詞的東吳大學校歌，點明了東吳大學在姑蘇古城的地理位置，歌頌了校友兄弟般的情誼，表明了一個要實現完善的教育體系的理念，特別是自豪地突出了東吳大學在當時中國高等教育的領先地位。嵇健鶴撰寫的《東吳大學校歌》，讓許多學者、作家刮目相看，如“東吳東吳人中鸞鳳，世界同推重”等佳句，被譽為中國著名校歌。2010年，蘇州大學建校110周年紀念活動，大型文藝晚會上，蘇大藝術學院學生演唱了百年前嵇健鶴作詞的校歌，獲特別獎。

東吳大學是我國民國初期二十世紀初的著名大學，是我國第一所西制大學，並被列為包括燕京、輔仁、齊魯在內的九所（中國九所）世界級著名大學，能為當時世界級的著名大學創作校歌，且傳唱百年並為蘇州大學沿用，嵇健鶴不愧為東吳名師，他的事迹將彪炳東吳大學史冊。

黃摩西與章太炎在東吳大學

東吳大學創辦之初，除了有來自美國的教授還聘請了中國教師教授中國文化。董事長林樂知、校長孫樂文為了招攬人才，給教授們準備了“教習房”（教授住宅），這也可謂東吳大學首創。

東吳大學蘇州校址，優雅宜人，還有一泓流水，懷抱著天賜庄畔，林董事長、孫校長均來華多年，精通華語，尤其是在延攬名師，不惜折腰敦請，初創之時聘請了黃摩西先生擔任東吳大學中文主任教習。

黃摩西入東吳大學，學校供給他一座洋房，叫做教習房，這教習房可以攜帶家眷同住，不帶眷屬則幾位教師可以同住。與黃摩西同處一座的人是徐允修先生。

黃摩西在教習房的門上貼著一副對聯“韓非與老子同傳烏合鴉鳳凰共棲”，因黃摩西與徐允修兩人雖同處一屋，卻道不同不相為謀，要使徐允修先生天天看著難受，然而徐先生卻每天視若無睹。

國學大師章太炎與黃摩西是莫逆之交，章先生也受到東吳大學的聘請，也住在這個教習房，可惜只有半年，後來因為受到衙門通緝離開。黃摩西與章太炎在天賜庄畔流傳著許多韻聞艷事。據說當時的章太炎，剪了辮子，披頭髮亂飛，穿著西裝，拖著布鞋，夾著雨傘，但無論日晒還是下雨都不打傘。而黃摩西編撰了中國第一部《中國文學史》作為東吳大學教材，他博學多才，但他一生不拘小節，放蕩不羈，儀容上更是不修邊幅，常常蓬頭垢面，從不洗澡，全身上下都臭的出奇，每到黃摩西上課，教室里前三排沒人敢坐，學生們為了沖淡臭味，都自備香料。

黃摩西與章太炎在那一年端陽佳節，同赴天賜庄一小茶館喝茶，談了半年，興緻極濃，等到傍晚要結賬回去的時候才發現都沒帶錢，無奈之下，只好把章太炎抵押在茶館，黃人回去取錢，然而回到住處看到有人送來的書籍便馬上閱讀起來，把取錢贖人的事忘得一乾二淨，章太炎左等右等不來，自己又不認路，只好讓茶館小二送他回到學校，黃摩西才想起此事。

校徽

東吳大學校徽的設計包含中英文校名及校訓。紅黑二色原是法學院的校徽顏色，反映了當時強調鐵血精神的時代背景，其後紅與黑則成為東吳的校色，如今校色更有新的詮釋，紅色象徵熱誠，黑色象徵堅毅與包容。

校訓

東吳大學是先有英文校訓，后才有中文校訓。英文校訓Unto a Full-Grown Man出自新約聖經以弗所書第四章第十三節，寓意“教育成人”；1929年校政部會議通過楊永清校長提議，以“養天地正氣，法古今完人”為中文校訓。

東吳校歌

1935年以前的校歌（一）

葑溪之西，胥江之東，廣廈萬間崇。

恁欄四望，虎丘金雞，一例眼球籠。

東吳東吳，人中鸞鳳，世界同推重。

山寶海涵，春華秋實，聲教暨寰中。

（二）

皇皇母校，共被光榮，羨我羽毛豐。

同門兄弟，暮雲春樹，記取古吳東。

東吳東吳，人中鸞鳳，世界同推重。

山寶海涵，春華秋實，聲教暨寰中。

（三）

天涯昆弟，一旦相逢，話舊故鄉同。

相期努力，敬教勸學，分校遍西東。

東吳東吳，人中鸞鳳，世界同推重。

山寶海涵，春華秋實，聲教暨寰中。

1935年以後校歌

（一）

天開圖畫，地秀山湖，佳勝蔚東吳。

人傑地靈，雲興霞起，黌序創宏圖。

中西文藝，並蓄兼輸，國運待昭蘇。

古今完人，天地正氣，更勉以同符。

（二）

資籌中美，經始規模，堂廈峙姑蘇。

道契大同，教無畛域，一體治洪爐。

致知格物，學應時需，中外早馳譽。

古今完人，天地正氣，更勉以同符。

（三）

茫茫禹域，整頓匡扶，責任在吾徒。

法治興邦，培才滬上，幾輩已前驅。

經綸政法，理國嘉祺，群治最相須。

古今完人，天地正氣，更勉以同符。

（四）

春風廣被，化雨沾儒，永念系東吳。

天涯一室，氣求聲應，同樂共艱虞。

輔國維材，廣才維學，眾望注東吳。

古今完人，天地正氣，更勉以同符。

1963年以後校歌

（一）

雙溪瀠秀，綠籌平曠，勝境立宮牆

德智兼修，中西融貫，救世遇賢良

東吳舊譽，台灣繼刱，聖道必弘揚

古今完人，天地正氣，日月看重光

（二）

桃李爭榮，春風和暢，弦誦樂無量

博愛胸懷，自由思想，行健達堅強

東吳舊譽，台灣繼刱，聖道必弘揚

古今完人，天地正氣，日月看重光

（三）

風雨雞鳴，晨鐘敲響，英俊共升堂

科學新知，心靈修養，蔚起樹乾綱

東吳舊譽，台灣繼刱，聖道必弘揚

古今完人，天地正氣，日月看重光

（四）

海闊天高，前瞻開朗，志氣自軒昂

敬業樂群，開來承往，國運進隆昌

東吳舊譽，台灣繼刱，聖道必弘揚

古今完人，天地正氣，日月看重光

東吳大學有外雙溪及城中兩校區，分別位居台北市文教、政經精華動線上。文、理、外語三學院位於外雙溪，此處為一文化風景區，毗鄰台北故宮博物院；法、商學院及推广部則位在政治經濟中心之台北市城中區，兩校區周邊交通便捷。

東吳國際超級馬拉松

東吳大學自1999年開辦東吳國際超級馬拉松24小時賽來，除2000年、2006年因故停辦2次外，年年都吸引各國好手前來競技。1999年，林義傑、江麗紋在東吳分別創下全島男子、女子第一個24小時賽的紀錄－220公里、138公里（男子組紀錄保持人為陳俊彥，紀錄244公里：女子組紀錄保持人為邱淑容，紀錄206公里）；2002年，日籍的關家良一更在東吳創下亞洲24小時賽的新紀錄－266.275公里！東吳大學舉辦的超級馬拉松賽事，除受到全球熱愛馬拉松好手的重視，東吳大學配合舉辦的睡衣派對、志工服務，也讓參與的同學、參賽者與社會大眾留下深刻的印象。

2007年東吳國際超馬重新復辦。

東吳政治系事件

首位政治學系主任（1954-1958）張佛泉亦是與胡適，雷震共同參與《自由中國》創刊的靈魂人物。傅正則兼任《自由中國》半月刊編輯（1971-1991任教於政治系），於1956年在該刊出版“祝壽專刊”后4年，被警備總部以涉嫌叛亂逮捕。政治系自此遭情治單位長期監視。1981年，校園內出現第一份由學生出資發行的聯合班刊《蓄艾》，發表他們對各種政治問題的看法，遭到校方下令停刊。隔年，政治系學生又發行一份《東吳政治月刊》，因為刊登黨外雜誌《深耕》的廣告，也遭撤銷發行。1982年11月9日政治系學生組織的“政治系學會”，為二年級同學舉辦台北市議會旁聽活動，當天下午正好國民黨籍議員和黨外議員各有一個小組進行質詢，於是，該學會的學藝組就委託黨外市議員謝長廷辦理手續，集體前往旁聽。之後情治單位，指控黃爾璇帶領大批學生到議會聽黨外議員的質詢，並且數度帶領學生鼓掌。身為政治系二年級學生的導師黃爾璇，於隔年5月遭校方“解聘”。政治系遂被台當局教育主管部門勒令減班重創，直至1983年新任主任郭仁孚到任才逐步回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