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公超

葉公超，早年在天津南開中學讀書時，正逢五四運動爆發，他加入“南開救國十人團”，到各地作喚起民眾的演講。1925年獲美國麻州愛默斯特大學學士學位。1926年獲英國劍橋大學文學碩士學位。這個碩士學位給葉公超日後從政增加了籌碼，而他的母校愛默斯特大學後來送給他的名譽博士學位，反而不值一提。就在他念碩士時，獲識英國著名詩人與評論家艾略特（又譯“愛略特”），以後在1934年4月的《清華學報》上發表《愛略特的詩》。葉公超成為中國介紹艾氏詩與詩論的先行者。

1926年回國后，葉公超在北京大學及北京師範大學主講西洋文學，兼任北京《英文日報》與《遠東英文時報》編輯。他初到北大任教時，年僅二十三歲。這時他有兩個得意門生，其中馮文炳（廢名）比他大四歲，另一弟子梁遇春（秋心）小他兩歲。他上課時十分注意儀錶，梳得發亮的頭髮配上含在嘴裡的煙斗，顯得風度翩翩，十足的紳士派頭。再加上他授課時一口流利的英文，簡直叫學生聽出耳油，下課後還不願離開教室。

1926年春，葉公超參與創辦新月書店，同年任上海暨南大學外文系主任兼圖書館館長。1928年3月，《新月》月刊創刊，由詩人徐志摩任主編。新月社帶俱樂部性質，並非是有組織的團體，成員有胡適、梁實秋、葉公超、聞一多、潘光旦、余上沅等人。這些人受的是英美教育，對蘇俄的共產主義文藝政策缺乏好感，對上海左翼作家的親蘇行為十分看不慣。《新月》的出版便負有“對抗他們”的使命，如該刊提出的“健康”與“尊嚴”的口號，是對左翼文藝運動的反撥。葉公超在《新月》上發表的文章不是論爭而是書評，這些書評用簡約的文字介紹海外新出的名著、從出版界到著作家的重要信息，使讀者及時了解世界文壇的現狀和走向。1928年夏，葉公超為“新月”編輯出版了《近代英美短篇散文選》，另與聞一多共同編選《近代英美詩選》。

《新月》最後三四期，除少數幾位作家的詩文外，其他文章由葉公超用不同的筆名寫就。在停刊前由葉公超最後主持的六期編務中，培植了不少新人，如曹葆華、錢鍾書、常風、余冠英、孫毓棠、李長之、楊絳、卞之琳、李廣田，等等。

《新月》雜誌及新月書店停辦后，有《學文》於1934年5月創刊。發行人為余上沅，主編為葉公超。作為《新月》後身的《學文》，其同仁除《新月》的成員聞一多、林徽因等人外，另加入了剛回國不久在北大教文藝心理學的朱孟實（朱光潛），此外還有季羨林、趙蘿蕤、劉西渭（李健吾）、何其芳。其中錢鍾書發表在該刊第3期上的《論不隔》，為他後來寫《談藝錄》打下了基礎。葉公超由於編務繁忙，只在該刊發表過《從印象到評價》的論文，系統地反映了他的文學批評觀。

出於經濟原因，更重要的是由於葉公超在清華已有五年教齡，這時輪到他到國外休假一年，因而《學文》於1934年8月出至第4期停刊。20世紀70年代末，台灣詩人兼編輯家梅新曾重印《學文》雜誌，並由葉公超寫了《我與〈學文〉》在1977年10月16日的台北《聯合報》副刊發表。

1929年秋，重新北上的葉公超，除在清華大學外文系任教授外，還在北大外文系任講師。在抗戰開始前，他在北平一直與“學衡派”核心人物吳宓在清華園做鄰居。他們一個浪漫，一個守舊，卻和平共處，不似二三十年代吳宓與新文學作家老死不相往來。如葉公超就曾在1931年11月30日吳宓主編的《大公報》上發表過《志摩的風趣》，提出徐志摩的散文成就高於詩這樣與眾不同的觀點。

《學文》編務終止后，葉公超於1935年夏季到歐、美、非、亞各大洲旅行。他在這次環球游中一邊休閑一邊思考問題，寫有《留學與求學》《大學應分設語言文字與文學兩系的建議》，在胡適主編的《獨立評論》上發表。從1936年秋起，葉公超為北京大學外文系專任教授，了結了他十四年的教育生涯中在清華大學連續執教六年的最長紀錄。

在北平執教鞭的日子裡，葉公超先後開設了大一和大二英文、英文作文、英國短篇小說、英國戲劇、英美現代詩、18世紀英國文學、19世紀浪漫運動、文藝理論和翻譯史等課程，並培養了像錢鍾書、季羨林、吳世昌、卞之琳、王辛笛、曹葆華等高足。這時葉公超不僅在文壇上嶄露頭角，而且在個人生活上也過得頗愜意。1931年6月，他與潛心攻研物理的貴州女子袁永熹喜結秦晉之好，當時被人稱為佳偶天成，是一對神仙伴侶。其子女命名不是出自洋典，而是出自中國古典名著《詩經》中的“彤管有煒”一語，即長女為葉彤，長子為葉煒。他這時不僅教書育人，成了年輕有為的學者，同時也奠定了他作為自由派批評家的地位。他在《新月》創刊號上發表的《寫實小說的命運》，反對左翼文人提出小說負有改造社會責任的觀點，認為小說應講究藝術性，它並不是什麼“倫理道德的記載”。這種觀點雖系針對左翼倡導的寫實文學而發，但在反對小說成為政治的傳聲筒方面，還是有一定積極意義的。葉公超在朱光潛主編的《文學雜誌》創刊號上發表的《論新詩》，鼓勵新詩人讀舊詩，從中國古典詩中吸取養料，這對那些只會從英美詩中借鑒的作家來說，無異送來一劑加強新詩的音樂性與可誦性的良藥。

魯迅去世后，葉公超曾把魯迅的所有作品找來通宵達旦地閱讀，然後寫了《關於非戰士的魯迅》和《魯迅》兩文，分別在1936年11月1日的天津《益世報》增刊及1937年1月25日的《北平晨報》上發表。這裡說的“非戰士的魯迅”，是指從事學術研究的魯迅和從事小說創作的魯迅。提出“非戰士的魯迅”這樣一個命題，確是對只強調魯迅“橫眉冷對千夫指”的戰士一面的補充。儘管葉公超認為魯迅的雜感不是謾罵，就是嘲戲，沒有價值，並由此否認魯迅的人格，但他仍十分讚賞魯迅的散文，認為其成就超過他的好朋友胡適、徐志摩。胡適得知后，對葉公超表示嚴重不滿：“魯迅生前吐痰都不會吐在你頭上，你為什麼寫那麼長的文章捧他？”可葉公超認為：“人歸人，文章歸文章，不能因人而否定其文學的成就。”

1937年抗戰號角吹響后，“學術擅中西”的葉公超先是擔任“長沙臨時大學”（由北大、清華、南開三校組成）外語系主任。1938年5月，該校遷往昆明，改名為西南聯大，葉氏又任該校外文系教授。1938年春，為維護西周重器毛公鼎不落入敵偽之手，“才高自是氣雄豪”的葉公超應其叔葉恭綽之邀，置個人安危於不顧，獨自由雲南到上海處理此事，以致被日本憲兵拘捕，投入監牢四十九日，幸毛公鼎未被搜出。

葉公超結束十四年的杏壇生涯后，經董顯光之延攬進入國民黨中宣部國際宣傳處工作。這是他投筆請纓從政的開始。在派往新加坡工作時，日軍南侵后滯留新加坡，他組織了“星、馬華人反侵略動員委員會”，所乘兵艦曾遭日魚雷擊沉，幸好被漁民救至爪哇。他冒著敵人炮火從印尼返回陪都重慶后，在記者招待會上侃侃而談，對打敗德國法西斯充滿了信心，另把星、馬的抗日活動描繪得有聲有色，流露出一股浩然之氣。不久他被派往倫敦任中宣部駐英辦事處處長，他的外交才能開始有了展示的機會。

抗戰勝利后，葉公超回國任外交部歐洲司司長。1947年後，升為外交部常務及政務次長。1949年3月代理部長。同年6月10日始任外交部部長，還一度兼任僑務委員會委員長。

1948年冬，國民政府外交部撤退廣州之初，葉公超眼看國民黨風雨飄搖，處境維艱，斷然決定把外交部的全部檔案運到台灣，這就使從清朝起到國民黨大陸撤退時所有和外國簽訂的條約、協定等重要文獻完整無缺地得到保存，因而蔣介石對葉公超在撤離大陸時既沒有丟大印，而且又保留了重要檔案的超前意識十分佩服。當1950年3月1日蔣介石復職“總統”時，葉公超被留任，一直到1958年4月14日調任“駐美大使”為止。

葉公超出任外長前，當局曾提名傅秉常或胡適出任，后他們兩人均感到國民黨赴台後守的是爛攤子，工作無法開展，堅辭不出山。當時的形勢的確對台灣當局大為不利：1949年8月初，美國政府發表《中美關係白皮書》，對台灣有不少“惡言”，使其對外關係蒙上一層烏雲。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北京莊嚴宣告成立，蘇聯及東歐各國，還有緬甸、印度、巴基斯坦、瑞士、荷蘭等國紛紛承認。1950年1月6日，英國正式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葉公超為此夜不能寐，從此有了服安眠藥的習慣。

葉公超任“外長”期間，有不少雖非純粹“外交”卻也“涉外”的高度敏感性事件，例如“巴拿馬公使與委內瑞拉代表國際販毒案”，“《自由中國》雷震案”，殃及王士傑被解職的“兩航飛機案”，美國顧問團雷諾槍殺劉自然導致群眾忿而以磚石投擊“美國大使館”案，等等。此外，與“外交”有關最重要的有兩項：一是於1952年4月簽訂“中日和約”，為中共與日本接觸製造了一大障礙；二是於1953年12月與美國國務卿杜勒斯簽訂了“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為台灣三十年的安定和日後的經濟繁榮打下了基礎。葉公超在任內曾兼任國民黨中央評議委員，並先後以首席代表身份出席聯合國大會四次，他是國民黨政權歷任“外交部部長”中任職最長的一位。蔣介石在“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簽訂后單獨約葉公超在官邸共進晚餐，不久以政府名義頒授一等青雲景星勳章給他。

葉公超的外交才能不管如何嫻熟靈活，但均改變不了台灣“外交部”成了“斷交部”，以致像“王小二過年，一年不如一年”的凄慘局面。如法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后，台灣駐巴黎聯合國文教組織還賴在那裡不走，后中共代表把台灣代表團從辦公室驅逐出去，那位首席代表——即《西瀅閑話》作者陳源（陳西瀅）當場昏倒，后竟吐血，不久死於倫敦。面對這種許多國家紛紛與台灣解除“外交”關係的事實，葉公超下屬的一位司長說：“我們是開殯儀館，到處斷交閉館，料理後事而已！”也有人當面質問葉公超，如東北籍的國民黨元老錢公來罵葉公超辦“外交”“只知道辦喪事”，乾的都是“喪權辱國”的醜事，這使有“文壇巨子”、“外交雄才”之美譽的葉公超竟無言以對，使那些久仰“喬治葉”的記者大失所望。

葉公超最傷心的是莫過於1961年被免“駐美大使”一事，起因是蒙古人民共和國加入聯合國問題。外蒙古於1921年3月脫離中國宣布獨立，1946年當時的國民黨政府宣布承認獨立，但是1950年國民黨敗退台灣后，以“蘇聯違反《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為由又拒絕承認蒙古人民共和國。蔣介石對此一直反對蒙古加入聯合國，後台灣當局畫的“中國地圖”一直包括“外蒙古”。

1961年春夏之交，聯合國為蒙古人民共和國入會問題，徵求葉公超的意見，希望他作為五名“常任理事”之一不要用否決權。葉公超考慮到台灣的“外交”愈來愈孤單，朋友愈來愈少，為了擴大國際生存空間，勉強同意蒙古國入會。蔣介石知道后勃然大怒，質問葉公超：“是做‘美國大使’還是做‘台灣地區大使’？”蔣氏本著所謂“漢賊不兩立”的原則，堅決反對蒙古國入會，並認為使用否決權與否，權在最高當局，葉公超已超越職權範圍，何況葉氏在其報部公文中有引述美國國務卿魯斯克對蔣介石不敬之語句。於是蔣介石一個急電，把葉公超召回罷黜。葉公超當時不知內幕，更不知早就想取葉公超而代之的沈昌煥打小報告給最高當局，說他泄露“國家秘密”。蒙在鼓裡的葉公超連雙橡園的辦公桌都沒有整理，只帶了幾件襯衫、領帶，提起皮包就飛回來了。“總統”將其召回，可“總統”不召見，到了第三天他才得到一個不必回任的傳諭，這完全出乎葉公超的意料，致使他在下榻的博愛賓館繞室彷徨整整三天三夜。葉公超後來請求回美國收拾行李，也未獲批准。

1961年11月，免職，復任台灣地區行政機構政務委員。

1962年秋，任故宮、中央兩博物院常務理事。

1965年12月，任台灣故宮博物院管委會常委。

1978年，聘為台灣當局領導人辦公室資政。

1981年11月20日，病逝於台北榮民總醫院。終年77歲。

著有《介紹中國》《中國古代文化生活》《英國文學中之社會原動力》《葉公超散文集》等。

葉公超自以為才高八斗，學富五車。他的英文水平曾為眼高於頂的英國首相丘吉爾所稱讚。在任“駐美大使”期間，他極受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的器重。正因為有“達官兼名士”的資本，故葉公超常給人恃才傲物之感。1961年“副總統”陳誠代表蔣介石出訪美國，他在記者聯誼會上發表演講，並答記者問，許多人均認為陳誠講得恰到好處，唯獨坐在貴賓席上的葉公超流露出不以為然和不耐煩的樣子，使許多中國聽眾感到不舒服。葉公超對“反攻大陸”一事，也一直缺乏信心。有一次，“駐美大使”沈劍虹在同車途中問葉公超，若當局“反攻大陸”，美國將作何種反應？葉脫口而出說：“如果事先沒有獲得美方諒解，第七艦隊會出動阻止我們。”這是一般政客不願說出的得罪當局的話。這種“反攻須事先與美洽商”的危言，官方認為是“阻礙我方反攻”，有人建議應治葉公超“誤國”之罪。可豪邁坦蕩、言行無忌的葉公超認為，不說假話是“有道德勇氣”的表現。

葉公超的教學法非常奇特；他幾乎從不講解，一上堂，就讓坐在前排的學生，由左到右依次朗讀課文，到了一定段落，他大喊一聲；“Stop！”問大家有問題沒有，沒人回答，就讓學生依次朗讀下去，一直到下課。偶爾有人提問，他就斷喝一聲：“查字典去!”這一聲獅子吼大有威力，從此天下太平，宇域寧靜，大家相安無事。有學生問，有的字在《英華合解辭彙》里查不著，怎麼辦?他說：“那個《辭彙》沒用，燒了，要查《牛津大詞典》。”

正因為葉公超厭惡假話，故他從政多年，並未完全被政客那一套做人準則所同化。他於1954年3月對新上任的“中央日報社社長”阮毅成說：“我辦外交，你搞宣傳，都是放錯了地方。”“外交和宣傳，對自己有利的事，皆要盡量誇張，也就是要能說大話。對不利於自己的事，皆要盡量隱諱，也就是要常說假話。這兩者，皆非你我所長者也。”葉公超最看不慣的是偽君子、假道學、小官僚與情報販子“利用市井小人，以打擊正人君子”。他常寫的聯句是“愛管是非生性直，不憂得失此心寬”。他做“外長”時，正在進行改造的中國國民黨成立以陳誠為首的“革命實踐研究院”。有一次，葉公超在與陳誠小酌時，竟勸陳停辦此研究院。理由是這研究院是為官者的“終南捷徑”，不會有什麼實際價值。要是一般明哲保身的人，是不會提此建議的。可“生性直”的葉公超實話實說，這自然引起了執政者的不快，認為他多管閑事。

葉公超常教育下屬，“要有聽而不輕信的辨別能力”。他打比方說：“有些人大唱反共八股，一開口就是共產黨明天就要崩潰了，我們後天就可以回大陸了……你相信嗎？”1958年8月金門炮戰，美國國務卿杜勒斯和蔣介石舉行會談，會談后擬發表的《聯合公報》稿上涉及“光復大陸”的段落，有“而非憑藉武力”六字，有人建議葉公超去掉此句，以免使人誤解台灣“光復大陸”的信心有所動搖，可葉公超就是不改，於是蔣介石單獨召見葉公超要其作出解釋，兩人談了許久，葉公超面色凝重地出來。這正為葉公超和蔣介石日後的衝突埋下了禍根。

葉公超擔任“外交部部長”時，對無知識的人不予寬容，對不稱職的人毫無耐心，但對部內同仁一般仁慈而體諒，對年輕同事多有獎掖。他還有不收集照片和不寫日記的習慣，認為自己還沒有做出“偉大成就”，用不著為自己“立傳”做準備。他注意以身作則，常常自帶辦公室大門鑰匙頭一個上班。他為政清廉，個人經濟常出現拮据狀況，其中有兩次是主持台北“中央社”社務的葉明勛幫其解決的，另曾獲葉公超推薦工作的束霞明定期以餐館盈餘方式匯贈葉氏。葉公超有時缺錢零用，要他的副官王寶仁出賣外國官員送他的名表，有時還用賣來的錢幫助窮苦的讀書人。這是50年代初的事。到了70年代，即1973年10月，葉公超七秩生日之際，收到賀禮約一百二十萬元新台幣，這在當時是一筆很可觀的數目。他卻顧不得自己生活上有時還捉襟見肘，竟將這筆巨款捐贈給“中華針灸科學研究基金會”。他還不拘小節，有時隨友人同至路邊攤小吃。

1961年葉公超奉調回台灣后，經黃少谷和蔣經國說情，蔣介石才對他有所寬容，讓他出任台灣地區行政機構院務委員”，兼“故宮博物院”管理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中山學術文化基金會董事，另還被“中央研究院”聘為評議員。1978年5月20日，又被繼任“總統”的蔣經國聘為台灣當局領導人辦公室資政。這些閑職難慰他懷才不遇和受到蔣介石罷黜的委屈之心，心情甚為憂鬱。他的后二十年以練書法和繪畫打發時光。他曾對昔日好友梁實秋說：“怒氣寫竹，喜氣寫蘭。”其中幽蘭出空谷，墨竹淋漓勝青綠。又由於畫竹更能抒發他的抑鬱心境，故他寫竹多於寫蘭，曾以小幅贈梁實秋。他的書法深得褚遂良神髓，尤喜錄陸放翁、王安石的詩。題竹詩曰：“未出土時先有節，到凌雲處總無心。”別人向他求畫，他愛寫的對聯為：“讀史難通今日事，聞歌不似少年時。”其孤獨心境可想而知。此外，他閑而狩獵，感而賦詩。晚年他曾說：“若沒有抗戰，我是不會進外交界的，我後悔沒有繼續從事文學事業。”為了彌補這一不足，他有時寫些格律詩，如1952年在台北一次郊遊歸途中，他忽有所感，步李鴻章原韻並和老外交家郭則生詩韻作了一首著名的述懷詩：

黃帽西風白馬鞍，登臨卻笑步為難。

歸林倦鳥知安隱，照眼斜陽未覺殘。

欲借丹霞弭往轍，不因險巇亂心壇。

青山翠竹凌霄節，樂與遊人夾道看。

李鴻章是簽訂《馬關條約》後作的七律詩，葉公超步韻不僅穿插了日本遊客欲以重金購藏詩幅而未能如願的軼事，而且表現了他晚年“歸林倦鳥知安隱”的情懷。下面一首是寫給他的老友阮毅成的詩：

毅成兄以其所著寄贈，一夕讀竟，益增異地悵望鄉邦之思。

一篇說盡臨安事，山外青山樓外樓。

展卷凄然懷故跡，年年望斷是神州。

這體現了葉公超晚年濃濃的鄉愁和有家歸不得的苦悶心情。

為了幫助葉公超度過落寞時光，梁實秋請他在台灣師範大學英語研究所講授現代英語詩，他礙於情面答應下來。可他宦遊多年，對重返杏壇十分不適應，因而只教了一學期便拂袖而去。他還在台灣大學講授英國文學，深受學生歡迎，台大校長知道后按別人所進的讒言將其解聘。

葉公超是位不易被別人了解透徹的人。他喜怒無常，狂狷耿介：有時他異常天真，有時又顯得異常複雜；有時治事嚴謹，有時又遊戲人間。據他生前好友的回憶，葉公超的婚姻生活並不美滿。他的夫人袁永熹長期在美國工作，任加州大學研究員近三十年。她格調高，氣質不凡，是位荊釵布裙洗盡鉛華的學者。鑒於她受的西洋教育，不願夫婿拜相封侯，更不習慣台灣繁文縟節的生活，另由於葉公超本人長期在海外奔波，生活漂泊不定，不能赴美與妻相伴，因而倆人分居近四十年，夫人只在節日回台一天，參加完酒會就遠走高飛，雙方互不提對方。對感情豐富的葉公超來說，內心自然倍感寂寞與痛苦。一些妙齡女郎，見到這位文採風流的世家子弟，既具文學家修養又具藝術家氣質，兼外交家風度，因而難免為其丰儀所傾倒。這樣便有葉公超的不少風流佳話。陳香梅在一篇文章中曾說：雙橡園主人的風采，使華盛頓的上流社會，既尊敬又願意親近他。“多少雙縴手為你磨墨、添香，多少顆心曾為你似醉非醉。生命里的春天，任你陶醉。”葉公超在台大和師大兼任教授時，當他講到“秋天落葉落地的聲音”，眉飛色舞並配以美妙的手勢，這使崇拜他的女生向“葉老師”爭取一席紅粉知己的地位。當然，這“紅粉知己”也可作廣義解釋：如在葉公超揮毫作畫時為其研墨，或陪“葉老師”在台北中山堂聽《玉堂春》京劇。據說葉公超的“紅粉知己”有四位，其中有一位“紅袖添香”者在葉的葬禮上還低聲哭泣。正如台灣黃湜所說：“葉先生不比常人，因聲名過大，溫泉試浴既不可能，新潮理髮又不能有，即使有紅粉知己添香伴讀亦不為過。”又據陳曉筠說，葉公超做“外長”時居台北羅斯福路，有一名義上的表妹，外交界同仁呼其為“文姬”。葉後來赴美任“大使”，“文姬”未隨赴任所，正式嫁給一卸任“大使”許先生。當時有人做打油詩半首曰“文姬重歸漢，許郎又成仙”，成為一時佳話。尤其是美國主管遠東事務的助理國務卿勞勃森的夫人瑪麗，對“喬治葉”漂亮的英文書法愛不釋手，無端也要寫信給他，並對葉用英文愛稱而不呼其名，其親密程度可想而知。本來，能愛與被愛，生命就如花朵之怒放，才高且氣雄豪者被海內外佳人賞識並非不道德事。所不同的是，葉公超奉命返台不許返任后，不但不被准許出台，連教書也被禁止，昔日好友部屬多不敢探望。在客況蕭條、人情冷暖且無家室之樂的情況下，他在台北住博愛賓館時感到異常苦悶，曾要國民黨在島外辦的《香港時報》的採訪副主任於蘅打聽認不認識以媒介色情為業的名女人何秀子，以替他找個高級妓女到台北附近的新店市碧潭去泛舟。當於蘅在悼念葉公超的文章中披露此段未果的秘聞時，有人又打電話又寫文章罵於蘅破壞了葉公超的形象。於答辯說，葉公超“是不拘小節的人，我寫何秀子一段，正足以襯托出葉先生的豪放、率真超乎常人。我之所以這樣寫，只在描繪出葉先生做人的誠懇、真實。唯誠與真，才能不朽”。

葉公超在1981年11月20日發表在《聯合報》上的《病中瑣憶》中說：“回想這一生，竟覺自己是悲劇的主角。一輩子脾氣大，吃的也是這個虧，卻改不過來，總忍不住在發脾氣。有一天做物理治療時遇見張岳公，他講：‘六十而耳順，就是凡事要聽話。’心中不免感慨。”

正因為他的心情欠佳，身體竟一天天消瘦下來，眉宇間有一股無法描述的蕭索之情，與當年陪同美軍顧問團在花蓮圍獵山豬，在射擊場與美軍展開競賽時的豪情逸興判若兩人，故梁實秋這樣形容葉公超的余年：“情況相當落寞。”落寞的葉公超是不進教堂的老基督徒。他認為信仰宗教可給人一點悔過、安慰和寄託，另還可勉勸人們為善多做好事。除做好事外，葉公超利用自己鑒賞文物的才能賣點古玩，還出售他的墨寶、蘭竹。為了把生意做大，他希望在新加坡舉行畫展，託人請南洋著名僑領、新加坡膠業巨子李光前剪綵。李光前系左派人士，可葉公超為了賣畫糊口，也顧不上這些了。李光前鑒於自己的政治立場，託詞不擔任剪綵人，但答應由前來說項的趙世洵代他挑一張售價最貴的竹子由其買下了事。

葉公超時而執教，時而執筆，時而從黨，時而從政，時而主持僑務，時而主持外交，時而服務國內，時而奔波海外，終於勞累過度，於1981年11月20日因心臟病複發在台北榮民總醫院安息，享年七十八歲。他去世后，治喪委員會在《葉資政公超先生事略》纂述其生平時，隻字不提他被蔣介石罷官一事，僅輕描淡寫敘述他於1961年奉召回后出任台灣地區行政機構政務委員。由於官方對他評價不公，所以台灣暨海外不斷有他的親友、同僚、弟子發表充滿感情的悼念文章，這些文章寫盡葉公超平生為人，包括其功勛事業、文藝修養、千秋風骨，兼及紅顏知己，由著名史料專家秦賢次編輯為《葉公超其人其文其事》，由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於1983年6月15日出版。這本書的許多作者，用聰識通明、坦率真誠、風流儒雅、藝文驚世、清高絕欲、狷介耿直、傲骨嶙峋、睿智心細、學貫中外等贊語來表達個人對葉氏的崇敬。1981年12月2日，台北“中華電視台”新聞雜誌節目以“奇才葉落”為題邀請黃少谷、錢穆、杭立武、李國鼎等人演講葉公超其人其事。他們均一致認為：葉公超生在國家的憂患時代，又投身在世俗的官場之中，可他又難改書生意氣，這正是他成為“悲劇主角”的主要原因。這就難怪程滄波在送他的輓聯中說他“蒼涼身世又誰知”，這真是他晚年抑鬱心境的最好寫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