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運河

在古代，河運有天然河運和人工運河兩種。天然河運給人類帶來了交通運輸的方便，既省力，又經濟，一葦之航，只要水力可以勝任，就能隨水道所至而達到其沿岸的各地。陸地上的運輸雖不受河道的限制，可以隨意所之，但除開平地之外，山陵丘壑，處處都存在著運輸的困難；而且從運輸量上講，車輛和船舶的差距很大，用力也很懸殊，兩者比較，自然是河道運輸的優點大。當然，天然河道的運輸也有它的缺點和不足之處，這就是河道要隨著地勢的高地而定，而且河道有一定的流向和流程問題，距離河流遠的地區，就得不到方便。這樣，就出現了人工開鑿運河的辦法，來補充天然河道的不足。

春秋末期，吳國開鑿了胥溪、邗溝、黃溝三條運河。自胥溪開鑿完成後，吳人可東自太湖，沿胥溪西上，直到今蕪湖附近後轉入長江，再渡過長江往北沿柵水到巢湖一帶北入淮水。

夫差是春秋時期吳國的最後一位國王，他運河開挖起了開創作用。他是大運河“第一鍬”的開挖者。

春秋戰國時期，各諸侯國之間，互相攻伐兼并，戰爭連綿不斷，軍事運輸十分頻繁。夫差一心想北上伐齊，爭霸中原，當時，江、淮之間沒有水路可通，只有由江入海，這樣走，不但航程長，而且海上風狂浪急，易失戰機。為了安全和便利進軍，縮短軍需路線，夫差決定在蜀岡之上築邗城，在蜀岡腳下鑿邗溝，開通江淮之間的水道。對於築邗城、鑿邗溝的勞動場面，史書上用了四個字來形容，即“舉鍤如雲”，可見其聲勢浩大。

吳王夫差調集民工開鑿邗溝，因途經邗城，故得名“邗溝”。吳邗溝自今揚州市東南邊的古邗城之下起，城下掘深溝，引長江水北流，運河向北穿行於武廣湖（今武安湖）和陸陽湖（今洋湖）之間，東北入博芝湖，繼而入射陽湖，最後由射陽湖入今淮安東北五里的北神堰合淮水。全長約400里。邗溝溝通了長江、淮河兩大河流，成為隋唐大運河最早修建的一段。邗溝的開鑿，是有史記載的大運河最早開鑿的河段，被認為是大運河的開端。揚州、淮安兩座歷史文化名城因邗溝的開鑿而誕生。邗溝此後一直是大運河的重要組成部分，至今仍為水運要道。

與此同時，浙東運河的前身——山陰故水道也基本形成，可以說是我國歷史上興建年代最早，並且至今依然保存較好的人工運河之一。

吳王夫差築邗城鑿邗溝，客觀上為當時中國東部地區南北政治、經濟、文化交流發揮了巨大的作用，對後來揚州的建城，乃至經濟、文化、航運、交通的發展起了重大作用。

吳開邗溝之後，還在更北的地方開鑿了商（宋）魯之間的黃溝運河，溝通了泗水與濟水。黃溝開鑿之後，吳王夫差可沿邗溝北到淮水，入泗水，入濟水，西上黃池，與齊晉爭奪盟主地位。

秦始皇在湘桂之間開鑿靈渠，以通漕運。在四川有李冰開鑿離隊，關中鄭國作鄭國渠，既可以灌溉農田，又可以供漕運，“皆可行舟”。

漢朝開鑿了槽渠，由長安引渭水入渠，沿南山山腳，一直通到黃河。班固的《西都賦》說槽渠“泛舟山東，控引淮、湖，與海通波”。漢朝王景治理汴渠，“十里一水門，更相洄注，無復潰漏之患”。東漢開鑿了陽渠，漕舟可由汴入河，由河溯陽渠入洛陽建春門以輸常滿倉。

漢順帝永和五年（140年），會稽郡太守馬臻納山會平原三十六源之水，興建了鑒湖。西過西小江至錢塘江邊的西興渡口，溝通錢塘江航道。向東一條過白米堰、曹娥堰後到曹娥江東經上虞，至姚江可達明州；西北則為曹娥江通杭州灣航道。另一條至白米堰往南過蒿壩，沿曹娥江可達嵊州、天台。鑒湖是中國長江以南最古老的的大型蓄水工程，建成后，水位抬高和設施完善使航運條件更為優越。

魏晉南北朝時期，開鑿了一些地方性運河，對後來隋唐大運河的開通起了積極作用。東漢末年，曹操先後開鑿了白溝、平虜渠、泉州渠、新河和槽渠等。白溝開鑿於東漢建安九年（204年），在淇水入黃河處下大枋木使成堰，遏淇水入春秋戰國時期的黃河古道以成渠，以淇水、盪水、洹水為上源，利用縱貫河北平原的清河故道至今青縣附近，注入滹沱河。平虜渠開鑿於建安十一年（206年），從今青縣東北引滹沱河水北入泒水。泉州渠也開鑿於建安十一年，南起泉州縣（今天津市武清西南），上承潞河，下入鮑丘水，還從溝河口向東鑿渠入濡水，稱為新河。利漕渠開鑿於建安十八年（213年），鑿渠引漳水，自今河北曲周南，東至今大名西北，注入白溝，藉以溝通鄴和四方的漕運，故名利漕渠。白溝、平虜渠、泉州渠、新河和利漕渠的開鑿，完成了貫通河北平原的運河網工程，便利了河北平原的水道運輸。

曹丕代漢建魏以後，遷都洛陽，曹魏對於運河的設施，主要是修通汴渠、開鑿賈侯渠、討虜渠和廣槽渠等項運河工程。曹操曾疏浚過汴渠上游到睢陽一段，稱為睢陽渠。正始二年（241年），曹魏又重新整理汴渠，這次是自上游到下游全程整修，使之可以通舟楫。杜預致書王濬，勸他在滅吳之後，率領水軍，自長江入淮水，又自淮水入汴渠，再由汴渠入黃河，溯黃河回到首都洛陽。

賈侯渠系魏賈逵所開。《三國志》卷十五記載：“（賈逵）遏鄢、汝，造新陂，又斷山溜長谿水，造小弋陽陂，又通運渠二百餘里，所謂賈侯渠者也。”故道在今河南淮陽西北，后與其他水道“交錯畛陌”。黃初六年（225年），開通討虜渠，據顧祖禹的《讀史方輿紀要》說，其故道在郾城縣東。廣槽渠系魏宣帝正始二年（241年）所開鑿，通過陳、蔡之間，故道在蒗盪渠的下游，《三國志 卷二十八》記載：“正始二年，乃開廣漕渠，每東南有事，大軍興眾，泛舟而下，達於江、淮，資食有儲而無水害，（鄧）艾所建也。”

孫權在南方開鑿運河，西連淮水，東接雲陽，號破岡瀆，這條運河是溝通今南京以東的水運網。

桓公瀆又稱桓公溝，為東晉桓溫時開鑿的。太和四年（369年），桓溫率兵北伐前燕，“軍次湖陸，攻慕容暐將慕容忠，獲之，進次金鄉。時亢旱，水道不通，乃鑿巨野三百餘里以通舟運，自清水入河”。巨野澤即梁山泊，位於今巨野與梁山縣之間，這條運河被稱為桓公瀆，從巨野澤北出濟水，在今長清縣西與河水相通，故桓溫能由濟水入黃河。東晉安帝義熙十三年（417年），劉裕又繼續疏浚桓公瀆。

楊口運河是杜預做荊州刺史時開鑿的。這條運河由楊水入漢水之處起，直達江陵，通入長江，更由江陵通到洞庭湖中。《晉書》卷三十四 《杜預傳》記載“舊水道唯沔漢達江陵千數百里，北無通路。又巴丘湖（今洞庭湖），沅湘之會，表裡山川，實為險固，荊蠻之所恃也。（杜）預乃開楊口，起夏水（今漢水）達巴陵（今湖南嶽陽）千餘里，內瀉長江之險，外通零桂之漕。”這條運河開鑿以後，使江陵在交通上的形勢更加重要。從江陵溯江而上，可到巴蜀；沿江而下，可達建業；還可以由洞庭湖溯湘水沿灕水到番禺。

永康元年（300年）前後，在晉會稽內史賀循的主持下，又開鑿了著名的西興運河。“運河在府西一里，屬山陰縣，自會稽東流縣界五十餘里入蕭山縣，《舊經》云：晉司徒賀循臨郡，鑿此以溉田。”它自郡城西郭西經柯橋、錢清、蕭山直到錢塘江邊，起初稱漕渠。因運河從蕭山向北在固陵鎮與錢塘江匯合，而固陵從晉代即稱西興，故名西興運河。由於西興運河與鑒湖堤基本平行，相距多在10里之內，鑒湖的多處閘、堰都和這條運河相通，這使得鑒湖的排灌效益大為提高，又由於溝通了山會平原西部鑒湖以北的南北向河流，對調節水量也十分有利。西興運河東至紹興西郭門入城，再向東，過郡城東部的都賜堰進入鑒湖，既可溯鑒湖與稽北丘陵的港埠通航，也可沿鑒湖到達曹娥江邊，溝通了錢塘江和曹娥江兩條河流。之後，鑒湖和運河的效益充分顯現。至東晉，晉元帝面對會稽殷實繁榮的景象讚嘆不已：“今之會稽，昔之關中。”《宋書》的作者沈約（441—513）在《孔季恭傳》中又稱“會土帶海傍湖，良疇亦數十萬頃，膏腴上地，畝值一金，鄠、杜之間，不能比也。”

從先秦時期到南北朝時期，中國古代勞動人民開鑿了大量運河，其分佈地區幾乎遍及大半個中國。西到關中，南達廣東，北到華北大平原，都有人工運河，這些人工運河與天然河流連接起來可以由河道通達中國的大部分地區。例如從現在的北京不遠的通縣起，即可乘船順潞水由泉州渠到溝河口入海，經過一段短短的海程，再進入泒河，由泒河經過平虜渠，而入漳水，又由漳水經過利漕渠和白溝而入黃河，又由黃河進入汴渠上游，沿蒗盪渠而下，由潁水入汝水，再由汝水的支流舞水入泚水，又泚水入淯水，由堉水入漢水，由漢水入楊口渠，由楊口渠道而入長江，由長江入洞庭湖，由洞庭湖入湘水，由湘水入灕水，由灕水入西江，沿西江可達番禺城；或由江陵溯長江達巴蜀，以通西南。這四通八達的水道為後世開隋唐大運河奠定了基礎。

隋的開河，只是將若干自然河或舊溝連城一氣。

隋唐大運河的開通是在地方性運河的基礎上形成的，沒有地方性運河的開鑿，要想開隋唐大運河是缺乏基礎的。分裂時期，地方政權為大都開鑿了一些地方性運河，這些運河，從客觀上講隋唐大運河做了準備。

隋文帝所開的廣通渠（又稱富民渠、永濟渠）實際上是對漢代槽渠的疏浚。開皇四年（584年），隋文帝利用漢朝開鑿留下的槽渠，命令宇文愷率水工開廣通渠（又稱富民渠、永濟渠），在渭水之南，傍南山而東，到潼關銜接黃河。開皇七年（587年），隋文帝下令所開的山陽瀆，則是吳國邗溝故道。

隋煬帝修隋朝大運河分為四條：通濟渠、邗溝、永濟渠、江南運河。

通濟渠是從板渚引黃河水，注入淮水。大業元年（605年）三月，發河南諸郡男女百餘萬，開通濟渠。通濟渠分為三段：西段自東都洛陽西苑，引谷水、洛水，東循陽渠故道由洛水注入黃河；中段自洛口到板渚，是利用黃河的自然河流；東段起自板渚，引黃河水走汴渠故道，注入淮水。通濟渠東段所經過的路線是引黃河水循汴水故道，入於泗水，注入淮河。朱偰在他所輯的《中國運河史料選輯》（17頁）寫道：“蘇軾《書傳》說道：‘自淮、泗入河，必道於汴……又足見秦、漢、魏、晉皆有此水道，非煬帝創開也，’蘇軾歷引《漢書》楚、漢（約）中分天下的鴻溝，漢末年曹操和袁紹相持的官渡，以及王濬伐吳杜預信中所提的‘‘徑取秣陵……自江入淮，逾於泗汴，溯河而上，振旅還都‘，來證明秦、漢、魏、晉以來，早已由此水道，並非隋煬帝新開鑿的。’”

根據顧祖禹的考證，通濟渠源於《禹貢》的雍水，春秋時稱為鄴水，秦漢時又叫鴻溝，其後叫“蒗宕渠”（按即浪蕩渠），亦曰汴渠。《元和郡縣圖志》卷八《河南道四。陽武縣》說：“汴渠，一名蒗宕渠，今名通濟渠”。隋煬帝所開的通濟渠就是利用汴渠（蒗宕渠）的河道來開的。汴渠（蒗宕渠）是通濟渠的主要渠身。

自西苑引谷、洛二水繞道今洛陽城南及城東，經偃師縣和鞏縣之洛口而入於黃河，此段河道是舊有的陽渠道。通濟渠的上段是疏浚東漢所開鑿的陽渠故道而通到黃河的，然後再沿黃河的自然河道至板渚引黃河水入汴渠而達於淮。

邗溝上接通濟渠，下接江南運河。隋煬帝大業元年（605年）所開的邗溝，所利用的不是吳國邗溝，而是利用的東漢陳登所開鑿的邗溝直道。

唐朝對隋唐大運河進行了艱苦不懈的疏浚、修整和開鑿。主要工程是：四疏汴渠，五浚山陽瀆（邗溝），三治江南運河，二鑿丹灞水道，三治褒斜道，疏浚嘉陵江故水道，治理靈渠，黃河汾水道(這裡所舉的疏浚整治次數只是個約數，實際上運河時通時塞，疏浚整治工作是經常進行的)。唐王朝對漕運水道的開鑿、疏浚和征斂是盡了極大的努力，通過長期的修鑿和治理，是漕運的幹流和支流都得以通行流暢，出現了興旺發達的漕運事業。

汴渠又稱汴水、通濟渠，是連接黃河和淮河之間的中原渠道，由於該渠首連接黃河，河水所含泥沙量較大，最容易淤塞。唐朝初年，每年初春就要“塞長茭，決沮淤”，疏通堰口，修理渠道。否則，堰口阻塞，黃河水不能引進入渠道，漕運就會中斷。開元二年（714年），唐朝疏浚汴渠的梁公堰，“公私深以為利”。開元十五年，堰口再次塞阻，“行舟不通”，唐玄宗命令疏決開就河口，“安及遂發河南府懷、鄭、汴、滑、衛三萬人，疏決開舊河口，旬日而畢。”開元二十七年（739年）唐朝新開廣濟渠。

安史之亂后，汴渠的疏浚中斷了八年，致使“澤滅水，岸石崩，役夫需於沙，津吏旋於濘，千里洄上，罔水舟行”，航行極其艱難，載重糧船更無法通行。唐朝劉晏仔細勘察河道，到處訪問群眾，調查研究，然後疏浚汴渠，恢復了汴渠的運輸能力。

山陽瀆亦稱邗溝，自山陽起至揚子入於長江。由於陸地下沉和各種自然因素的影響，長江三角洲向外推移，使長江江面逐漸變窄和揚子以南長江之間的河渠最容易被泥沙隔斷。導致唐初揚子以南已不能行船，槽船不得不繞道瓜步（今江蘇儀征縣東），溯舊官河始能進入揚子斗門。不但迂迴，而且“多為風濤所損”。自唐玄宗開始，唐初五次修浚山陽瀆（邗溝）。開元二十六年（738年）唐朝從今揚子橋到瓜洲鎮之間開鑿新河，《新唐書 志第三十一》《唐會要。卷八十七。漕運》記載刺史齊浣開鑿伊婁河二十五里，“渡揚子”，“無風水災，又減租腳錢”，“歲利百億”“歲收利百億。又立伊婁埭”。從此開始這段新河一直是長江北岸的重要運口，既保證了行船的安全，又節省了時間和運費。唐朝大詩人李白在《題瓜州新河餞族叔舍人賁》 中稱讚說“齊公鑿新河，萬古流不絕。豐功利生人，天地同朽滅”。

唐德宗時唐朝再次修浚山陽瀆，當時，揚州官渡填淤，漕輓湮塞。784年，唐朝揚州長史杜亞“治漕渠，引湖陂，築防庸，入之渠中，以通大舟，夾堤高卬，田因得溉灌。疏啟道衢，徹壅通堙，人皆悅賴”，溝通了江北漕路。又於788年“自江都西循蜀岡之右，引陂趨城隅以通漕，溉夾陂田”，並於渠口修“愛敬陂水門”以節水勢，改變了高郵湖附近“漕渠庳下，不能居水”的現象。

唐憲宗元和年間，李吉甫在高郵湖築平津堰，調節運河水位，還灌溉田數千傾，又免去百姓欠的租稅數百萬，還修築富人、固本二塘，不僅保證了山陽瀆水利的充足，還增灌溉萬頃之田。唐敬宗寶曆二年（826年），王播發現揚州的運河水淺，舟船滯阻難行，王播便奏請開鑿了一段19里長的運河，使舟船容易航行，這樣漕運便不再滯阻。

太極元年（712年），唐睿宗為了改善漕運，命魏景清引淮水至黃土岡，以直通揚州，稱為直河。

唐代宗永泰（765年—766年）年間和大曆（766年—779年）年間浚治練湖。因為隋唐大運河自常州到丹陽之間，其中陵口以西至七里橋一段是江南運河水位最淺、航道又狹的地段，涸水季節只有四尺，只能通行小船。這段運河的水源古代靠練湖湖水，所以唐代宗時加以浚治，導湖入漕河。

唐憲宗元和八年（813年），常州刺史孟簡開鑿孟瀆，引長江水南注通槽，又開泰伯瀆，東連蠡湖，以濟漕運。隋文帝所開的廣通渠（又稱富民渠、永濟渠）、唐玄宗所開槽渠、唐文宗所開的興成渠，實際上都是對漢代槽渠的疏浚和重開，除渠首有變化外，渠線和尾閭基本上沒有多大變化。隋文帝利用漢朝開鑿留下的槽渠所看的廣通渠，其轉運之利並不長久，其在唐初已不便使用，故永豐倉的糧須用牛車運往長安。唐玄宗天寶元年（742年），唐朝陝州刺史兼水陸運使韋堅在渭水之南開鑿了一條與渭水平行的槽渠，這條槽渠西起禁苑（在長安宮城北）之西，引渭水東流，東至永豐倉附近與渭水匯合，又在長安望春樓下鑿廣運潭，以通漕舟。這樣，永豐倉和三門倉的物資都可以用船一直運往長安。關中運道大為改進，漕運物資，特別是糧食激劇增加。

唐朝對於永濟渠一線，也致力很多。貞觀十七年（643年），為增加永濟渠水源，唐朝在引淇水入渠處築石堰。由於滄州（清池縣）一帶地勢低洼，為防止永濟渠決口，先後於永徽二年（公元651年）開元十六年（公元728 年）在滄州西55里築“有永濟渠二”、縣南30里築“有永濟北堤”。另外，永徽（公元650年—655年）時，魏州（今河北大名一帶）刺史李靈龜在魏州開永濟渠入於新市，開鑿出一條支渠，百姓利之。開元（公元713年—741年）時，魏州刺史盧暉也鑿出另一條永濟渠，名“西渠”，自石灰窠引流至（貴鄉）城西注魏橋，以通江、淮之貨。此外，在經城（今河北威縣）的張甲河，南宮（今河北南宮）的通利渠，堂陽（今河北新河）的堂陽渠，昭慶（今河北隆平）的灃水渠，清池（今河北滄縣）的清池渠、無棣河和陽通河，無棣（今山東無棣縣）的無棣溝，平昌（今山東德平縣）的新河，河間（今河北河間）的長豐渠，漁陽（今河北薊縣）的平盧渠等，這些渠道直接間接都與永濟渠連貫，豐富了永濟渠的水源，有利於漕運事業。

唐朝不僅對南北大運河進行開鑿、疏浚和整理，還對灞水道、褒斜道、嘉陵江故道水道、靈渠和河汾水道也都進行過疏鑿和修浚的整治工程。唐中宗採納崔湜的建言“山南可引丹水通漕至商州，自商鑱山出石門，抵北藍田，可通挽道”，“開大昌關，役徒數萬”，鑿石劈山，開鑿出了一條連接丹灞二水的挽道，江淮物資可通過此系統水道運往長安。後來這條挽道“為夏潦奔豗，數摧壓不通”。第二次開鑿在唐德宗貞元七年（791年），商州刺史李西華在崔湜開鑿的基礎上，增廣商山道，“又別開偏道。以避水潦。從商州西至藍田。東抵內鄉。七百餘里……修橋道……人不留滯。行者為便”。

褒斜道通達富饒資源的蜀漢地區，又可通過江漢與江淮地區相連接。唐朝曾經三治褒斜道。唐太宗貞觀二十二年（648年）開斜穀道水路，運米以至京師。唐德宗建中四年（783年）唐德宗命万俟著開金商運道，通過褒斜道漕轉粟帛。唐宣宗大中年（847年—859年）中，興元節度使封敖、鄭涯等又加以修治，行人說通行方便。

嘉陵江故水道自古以來就是連接關中和巴蜀地區的通道。元和年間，唐朝山南節度使疏浚嘉陵江三百里，焚燒巨石，弄碎巨石，開通漕運來為成州的士兵運送給養。

唐朝多次治理靈渠。唐朝寶曆初年，李渤疏浚靈渠，“立斗門十八以通漕”，並且從此開始多次整修、疏浚靈渠（“自是累加修浚”），“鄣泄有宜，舟楫利焉”。唐朝李渤在靈渠所立的斗門是船閘的先導，是世界上最早的通航措施。咸通九年（868年），唐朝魚孟威再次修靈渠，“以石為鏵堤，亘四十里，植大木為斗門，至十八重，乃通巨舟”。

唐代，西興運河的航運地位更加突出。元和十年（815年）觀察使孟簡開運道塘，這是西興運河南岸塘路合一的河岸工程，部分主要路段應已從泥塘改建為石塘路。這是西興運河通航和管理標準提升的重要標誌。又《嘉泰會稽志》卷十：“新河在府城西北二里，唐元和十年觀察使孟簡所浚。”此“新河”應是相對老河而名，原來運河經府城河道是由西郭經光相橋、鯉魚橋、水澄橋到小江橋河沿的，由於運河商旅增多，此河通航受到限制，孟簡又開一條由城西西郭直通城北大江橋與小江橋相連的“新河”，縮短航線，避免壅塞，促進沿運商貿。唐人李吉甫說：“東南郡邑，無水不通；天下貨利，舟楫居多。”

唐代浙東地區重視農田水利，《新唐書·地理志》載：唐代會稽增修防海塘；山陰鑿越王山堰，作朱儲斗門，置新逕斗門；上虞置任嶼湖，黎湖；明州置小江湖，開西湖，增修廣德湖，築仲夏堰等。此外，唐大和七年（833）縣（今鄞縣）令王元暐興建了位於寧波西南50餘里的鄞縣鄞江橋西樟溪之上的它山堰工程。這些舉措不但提高農田灌溉能力，還為當時明州城內運河航運提供較穩定的水源，充分顯示了水利的綜合效益。運河水利興盛對促進當地經濟社會發展的作用是巨大的，唐代越州刺史元稹在長慶年代（821年—824年）有《再酬復言和誇州宅》詩中稱“會稽天下本無儔，任取蘇杭作輩流”。

南宋時，通濟渠河道湮塞，至今已經無運河遺跡可尋。原因有二：一、南宋時，北方淪陷，南宋統治者為了防金兵南下，破壞了運河上的各種設施，務使金船不能南下。1194年，黃河在陽武決口，洪水南下，奪泗入淮，奪淮入海，金統治者聽任黃河泛濫，以貽禍南宋。於是淮水流域一帶，遂常鬧水災。淮河改由運河南流入長江。通濟渠逐漸淤塞為陸。二、元朝定都北京，開始開鑿京杭大運河，又開闢了海運，導致通濟渠逐漸失去了它的重要性。《宿州志》說：通濟渠，（宋）“南渡后漸湮，元泰定初，黃河行故汴渠，仍於徐州合泗水至清口入淮，而泗州之汴口遂廢，汴水湮塞，埇橋亦廢”。即國都改建北京與京杭大運河的開鑿，使通濟渠逐漸失修而湮廢。

1194年，黃河在今河南武陽決口，灌封丘南下，奪泗水，從今淮陰奪淮入海。元朝建都大都（今北京）。初期漕運路線，是由江淮溯黃河向西北至封丘（開封北）縣中礫鎮，轉陸運180里至新鄉入衛河，水運經天津至今通縣，再陸運至大都。這條運輸路線不僅繞道過遠，且要水陸轉運。1282年動工開挖濟州河，自今淮安引洸、汶、泗水為源，向北開河150里接濟水（相當於後來的大清河位置，1855年黃河奪大清河入海）。濟州河開通后，漕船可由江淮溯黃河、泗水和濟州河直達安山下濟水。

汴渠的河身淤塞，河床高過地面。

從元朝開始，國都變遷到北京，國家政治中心轉移，元朝忽必烈下令開鑿了濟州河、會通河、通惠河，開鑿了元朝京杭大運河，直通南北，運河從此由江蘇淮安經宿遷、徐州直上山東抵達北京。至此，誕生了現今意義上的京杭大運河。

從濟水向北至天津的路線有二，一是由濟水入海，經渤海灣至天津；一是由東阿旱站（東平北）向北陸運200里至臨清入今衛河。沿前一路線，漕船常遭海濤風浪之險，沿后一路線每遇夏秋霖潦，糧車跋涉艱難。於是在1289年，自濟州河向北經壽張，聊城至臨清開會通河，長250里，接通衛河。因為會通河位於海河和淮河之間的分水脊上，所以在會通河上修建了插板門船閘26座，並在淮安設水櫃，南北分流，以調節航運用水，控制運河水位。會通河建成后，漕船可由濟州河、會通河、衛河，再溯白河至通縣。1291年至1293年，元朝從今通縣到大都開通惠河，建閘20座。從此，漕船可由通縣入通惠河，直達今北京城內的積水潭。至此，今天的大運河的路線走向才告初步形成。大運河建成后，元朝專設都漕司正、副二使，總管運河和漕運事宜。

北宋中期，兩浙路向朝廷所貢的糧食、布帛和賦稅，由於鑒湖和西興運河的交通便利，使甬江和錢塘江通過浙東運河的交通運輸業快速發展，“兩浙之富，國用所恃，歲漕都下米百五十萬石，其他財賦供饋不可悉數”。至南宋，鑒湖湮廢，西興運河及原東鑒湖為主形成的浙東運河航運地位更加突出，成為繁華富庶的紹興府、明州和浙東運河沿岸其他城鎮的水上交通樞紐。針對南宋嘉定年間，浙東運河“自西興至錢清一帶為潮泥淤塞，深僅二三尺，舟楫往來，不勝牽挽盤剝之勞”的狀況，知府汪綱於嘉定十四年（1221年）上奏朝廷，請求開浚，資金由地方政府自籌和朝廷添助相結合。治理后，河道通暢，行舟便利，民眾稱好。是年，汪綱又組織對西興至紹興府城的運河新堤整治，使堤岸“徒行無褰裳之苦，舟行有挽纖之便，田有畔岸，水有儲積”。還建施水坊于田野郊遠之地，以供路人暫息。此舉對運河的整治和管理都起到重要完善作用。

元代，浙東運河地位不及南宋，但仍是慶元港（明州改慶元）聯繫腹地的主要航線，慶元港是當時三大主要貿易港（廣州、泉州、慶元）之一。期間政府多有建設、疏浚之舉。

明清兩代，中央政府高度重視運河漕運，設置漕運總督和河道總督，分別掌管運河漕運管理和運河水利管理。運河沿線的城市也因漕運而繁榮，北方的天津、德州、滄州、臨清等城市迅速發展起來，東南地區的淮安、揚州、蘇州、杭州也成為繁華的都市，並稱運河沿線“四大都市”、“東南四都”。

明、清兩代均建都北京，對元朝大運河進行了擴建。明代整修通惠河閘壩，恢復通航；永樂九年（1411年）擴建改造會通河，引汶水入南旺湖，利用南旺湖地勢高的有利地形，修建南旺水櫃，十分之七的水北流，十分之三的水南流，解決了會通河水源問題，並增建船閘至51座。為使運河免受黃河泛濫的影響和避開360里的黃河航程，明朝先後在嘉靖七年至隆慶元年（1528年至1567年）和萬曆二十三年至萬曆三十三年（1595年至1605年），自今山東淮安南陽鎮以南的南四湖東相繼開河440里，使原經沛縣、徐州入黃河的原泗水運河路線（今南四湖西線），改道為經夏鎮、韓庄，台兒庄到邳縣入黃河的今南四湖東線，即韓庄運河線。此外，為保障運河通航安全，還修建了洪澤湖大堤和高郵湖一帶的運河西堤，並在運河東堤建平水閘，以調節運河水位。清朝於康熙二十年至康熙二十七年（1681年至1688年），在黃河東側，約由今駱馬湖以北至淮陰開中河、皂河近200里，北接韓庄運河，南接今里運河，從而使運河路線完全與黃河河道分開。明清兩代規定運河漕船的載重量為400石。明朝漕船載重吃水不得超過3尺，年漕運量約400萬石。清代規定漕船載重吃水不得超過3尺5寸，年漕運量約40 0萬石。

咸豐五年（1855年），黃河在河南省銅瓦廂決口北徙，在山東省奪大清河入海，大運河全線南北斷航。清朝後期和中華民國時期，曾幾度倡議治理運河，但因戰亂而未付諸實施。

對於浙東運河，明代成化九年（1473年）戴琥任紹興知府，對紹興平原河網及運河集中進行了整治。明嘉靖十五年（1536年）七月，紹興知府湯紹恩主持興建了著名的濱海三江大閘。明代政府對運河的整治也十分重視，明嘉靖四年（1525年）紹興知府南大吉主持大規模修整府城內外運河，修砌塘身。明弘治中（1488年—1505年），山陰知縣李良重修，甃以石。明季湛然僧再修之，石塘寬不逾丈。至此，200里運河堤岸多成石塘。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於1953年和1957年興建江陰船閘和楊柳青、宿遷千噸級船閘，開始了對古老的大運河的部分恢復和擴建工作。1959年以後，結合南水北調工程，重點擴建了徐州至長江段400餘公里的運河河段，使運河單向年通過能力達到近2000萬噸，並擴大了沿岸灌溉面積和排澇面積，確保里下河地區1500萬畝農田和800萬人民生命財產的安全，取得了多方面的效益。

通濟渠

早在春秋戰國時期，已經開鑿了鴻溝，又名蒗宕渠（即浪蕩渠），亦曰汴渠。漢魏時期又開鑿了陽渠、疏浚整修了汴渠。大業元年（605年），隋煬帝徵發“河南、淮北諸郡民前後百餘萬”開通濟渠。隋朝通濟渠是將汴渠、陽渠疏浚而成的。汴渠（蒗宕渠）是通濟渠的主要渠身。

邗溝

邗溝溝通了長江、淮河兩大河流，成為隋唐大運河最早修建的一段。東漢順帝時期，陳敏修理邗溝，另開新道，由江都經樊良湖改道津湖，再由津湖直接由末口入淮，避免了射陽湖的風濤之險，給漕運帶來了很大的便利。大業元年（605年）隋煬帝邗溝（山陽瀆），正是利用之前王朝開鑿留下的邗溝疏浚而成的。

永濟渠

大業四年（608），隋煬帝詔發河北諸郡男女百餘萬修永濟渠，引沁水，南達於河，北通涿郡。永濟渠也是利用之前王朝開鑿留下的運河河道與自然水道疏浚而成的。自今河南武涉至汲縣一段，用沁水、清水（即衛河）疏浚而成；自汲縣至館陶一段，基本上是利用曹操遏淇水入黃河古道白溝而成；在館陶與滄州一段，是部分地利用了漢代屯氏河和西漢大河故瀆而成；滄州至涿郡，又部分地利用漳水，至獨流口則與漳水別而另闢新道，與漯水相接，經漯水到達涿郡。

江南運河

江南運河的開鑿歷史，可以追溯到春秋時代，吳國開通了從今江蘇到長江的運河，從蘇州的北門起，向西北穿過漕湖，經太伯瀆與江南運河而上，再經陽湖北行，入古芙蓉湖，然後由利港入於長江，以達於揚州；秦朝開鑿丹徒曲阿，開鑿了從今鎮江至丹陽的運河。也就是《南齊書》卷十四《州郡志》所說的“丹徒水道入通吳、會”。丹徒水道正是江南運河所經路線。江南運河在秦始皇時已經初具規模。西漢武帝時，在吳江南北沼澤地帶開河，南接杭嘉運河，基本上接通了蘇州至嘉興的運道；六朝建都南京，又修整、開鑿了運河和堰埭。東晉初年，因鎮江附近運河水淺，還修築了丁卯埭平水堰，以平衡水位。為避長江風濤之險，孫吳開鑿了破崗瀆。至蕭梁，破崗瀆廢，另“開上容瀆，在句容縣東南五里，頂上分流，一源東南三十里十六埭入延陵界；一源西南流二十五里五埭注句容界。上容瀆西流入江寧（今南京）秦淮。”陳時，又修破崗瀆。隋代的江南運河，只是在六朝以來所開鑿的江南運河的基礎上加以疏浚而成的。

大業六年（610年），隋煬帝下令開江南江南運河（即江南河），從京口（今江蘇鎮江）至餘杭（今浙江杭州），全長八百餘里，廣十餘丈。隋煬帝所開的江南運河是將之前王朝開鑿留下的運河河道加以疏浚而成的。

京杭大運河全程可分為七段：

（1）通惠河：北京市通州區內，連接溫榆河、昆明湖、白河，並加以疏通而成；

（2）北運河：通州區至天津市，利用潮白河的下游挖成；

（3）南運河：天津至臨清，利用衛河的下游挖成；

（4）魯運河：臨清至台兒庄，利用汶水、泗水的水源，沿途經東平湖、南陽湖、昭陽湖、微山湖等天然湖泊；

（5）中運河：台兒庄至清江；

（6）里運河：清江至邗溝，入長江；

（7）江南運河：揚州、鎮江至杭州。

中國大運河中的京杭運河部分，主要包括通惠河、北運河、南運河、會通河（魯運河）、中河、淮揚運河、江南運河七部分河段，途徑北京、天津、河北、山東、江蘇、浙江六省。

京杭大運河作為南北的交通大動脈，對中國南北地區之間的經濟、文化發展與交流有著巨大貢獻，特別是對沿線地區工農業經濟的發展起了巨大作用。在元代成為溝通海河、黃河、淮河、長江、錢塘江五大水系、縱貫南北的水上交通要道。明、清兩代維持元運河的基礎，明時重新疏浚元末已淤廢的山東境內河段，從明中葉到清前期，在山東微山湖的夏鎮（今微山縣）至清江浦（今淮安）間，進行了黃運分離的開泇口運河、通濟新河、中河等運河工程，並在江淮之間開挖月河，進行了湖漕分離的工程。

京杭大運河北起北京通州區，南到杭州。流經通惠河（北京-河北廊坊）、北運河（河北廊坊-天津）、南運河（天津-山東臨清）、會通河（山東臨清-山東棗莊）、中河（山東棗莊-江蘇淮安）、淮揚運河（江蘇淮安-江蘇揚州）、真揚運河（今江蘇儀征-江蘇揚州）、江南運河（江蘇鎮江-浙江杭州）。全長1794公里，比蘇伊士運河長十倍，比巴拿馬運河長二十倍，是世界上最長的一條人工開鑿的運河。通航里程為1442千米，其中全年通航里程為877千米，主要分佈在黃河以南的山東、江蘇和浙江三省，蘇北運河為世界上最繁忙的內河航道之一。

通州古詩云：一支塔影認通州。燃燈塔矗立在大運河的北端，是京門通州的標誌性建築。天津北運河和南運河在天津會師，又在這裡被海河一齊送入渤海。據記載，漕運發達時期，從天津到通州的北運河上每年要承載2萬艘運糧的漕船，官兵12萬人次，連同商船共3萬艘。水道的開通使小小的直沽寨很快發展成了遠近聞名的“天津衛”。鎮江、揚州長江和京杭大運河的交匯處。聊城湖、河水面積占城區的三分之一，被稱為“中國北方威尼斯”，在北方城市裡非常少見，這其中就有京杭大運河的功勞。蘇州“蘇湖熟，天下足”。運河的開通，使蘇州水多糧豐。京杭大運河蘇杭段有客運航線往返。江蘇淮安是大運河與淮河、黃河故道的交點，運河東岸古鎮碼頭下便是《西遊記》的作者吳承恩的故居。

浙江省東部寧紹平原上的主幹航道西段蕭紹運河（舊稱西興運河）系古代人工疏浚、開鑿而成；東段利用餘姚江天然水道，餘姚江在餘姚縣丈亭以下，江寬可達150～250米，水深約4～5米，至寧波市匯入甬江。因運河穿越的錢塘江、曹娥江、甬江的水位高低不一，歷史上只能分段航運。1966年興建15～30噸級升船機多座，1979年又按40噸級標準浚治航道，1983年全線通航。第二期運河改造工程航道標準提高為100噸級，錢塘江溝通運河工程實施后可直達杭州，與京杭運河聯結。

浙東運河據考證約在春秋晚期，至今已有2400多年歷史。越國時稱為“山陰古水道”，它從錢塘江開始，經曹娥江、姚江和甬江，匯入東海。此後，經歷朝歷代的多次整治和疏浚，形成了集灌溉、防洪、運輸等多種功能於一體的水上大動脈。在越國有了杭甬運河前身的基礎上，晉人溝通了姚江與蕭紹平原河道的聯繫，使它的功能得到進一步發揮。秦統一中國后，對溝通錢塘江和長江的對道作了整治，初步奠定了江南運河浙境段的基本走向。隋煬帝對它也作了整治。唐朝中葉，曾多次對杭甬運河進行疏通、深挖和修築，並對兩岸平原河渠作了整治，便利了灌溉和航運。南宋時，歷時近一個世紀，對其全線進行了一系列大規模的疏浚，通航狀況又有很大改善。清康熙年間，在杭甬運河上大規模修築了運道和河堤，方便了運河沿線的水路交通。

運河兩岸，山川秀麗，人才輩出，古迹薈萃。七千年的河姆渡文化，是中華古文化的傑出代表，以王陽明、朱舜水、黃宗羲等為代表的大家蜚聲中外。有以天一閣為代表的藏書文化，以它山堰為代表的水利文化，以越窯為代表的青瓷文化，以保國寺為代表的建築文化，以天童寺、阿育王寺為代表的佛教文化，還有運河畔的愛情聖殿——梁祝文化公園。招寶山留下了戚繼光、林則徐等眾多民族英雄的史跡。

大運河充當中國漕運的重要通道歷時1200多年。清代中葉后，山東北運河淤塞。道光五年（1825年）江南糧米便改由海運至天津，再轉北京。1911年津浦鐵路通車，大運河就逐漸湮廢。到1949年前山東境內河段和中運河已不能通航。里運河水位不穩，時常決堤成災。1949年後對里運河進行了全面整治，興建船閘和節制閘，並開闢新河道使河湖分開。在里運河的南段開闢瓦鋪至六圩港間的入江新航道，縮短了與江南運河間的航程。中運河也經過拓浚和改建。為便利徐州煤炭南運，沿微山湖西側辟了新航道。江南運河原由鎮江市區入江，由於河道狹窄淤淺，已改由諫壁口入江，在諫壁建有大型船閘控制水位。京杭大運河作為南北的交通大動脈，歷史上曾起過“半天下之財賦，悉由此路而進”的巨大作用。運河的通航，促進了沿岸城市的迅速發展。

在大運河成為漕運的主體水道之後，漕運藉助大運河溝通南北的便捷條件，將漕糧轉運到全國大部分地區，成為王朝調劑物資、制衡社會的有力手段。尤其是在明清兩代，漕運的社會歷史作用得到了充分的發揮。

漕運始終是維繫歷代中央政權不可或缺的、最重要的物質基礎。特別是古代社會經濟重心南移后，出現了政治、軍事重心與經濟重心分離的狀況，漕運對於各王朝的政治、軍事意義更加突出。朝廷年復一年地進行著南糧北運，漕糧幾乎供應京城所有居住人員的日常食糧，並極大地支撐著整個中央政府機關的正常運轉。與此同時，漕糧成為支撐王朝軍事體系的重要物質力量，歷代分佈各地的龐大地方駐軍、漫長邊境線上的防禦與進攻、四方征討的各種戰事，許多都是以漕運作為強大物質後盾的。宋人張方平曾說：“今日之勢，國依兵而立，兵以食為命，食以漕運為本。”（張方平：《樂全集》卷23《論京師儲軍事》，四庫全書珍本初集，商務印書館）

漕糧征派的重點地區，多為農業生產的發達之區；而應漕運之需所進行的水利開發，在一些地區一定程度上促進了農業水利的發展。漕運對於商業經濟的促動作用尤其突出。漕運極大地促進了商品流通，唐宋以降，漕運中出現附載私貨的現象，到了明清時期，朝廷開始認同這一現象，並制定相關政策予以規範。尤其是清代，對於漕運人員附載“土宜”的數量限制不斷放寬，如康熙年間，准許每隻漕船附帶“土宜”60石，雍正年間，在此基礎上加增40石，一年之後，又進一步加增，至每隻漕船准許附帶“土宜”126石。回空船隻捎帶北方貨物的現象也十分普遍。大運河上年復一年的大規模漕運活動，有力地促進了南北的商品流通。

漕運對城鎮盛衰的影響最為明顯，尤其是運河沿線的城鎮。一方面，隨著運河的開通和運輸條件的不斷改善，一大批城鎮隨之興起；另一方面，運河漕運的日趨頻繁，以及它所帶來的大量商品和貿易機會，極大地吸引了各地商人小販及其他各類“趁食”者的彙集，運河沿線城鎮的繁榮也成為自然的事情。明清時期，運河沿線的臨清、濟寧、淮安、揚州等，雖然不能說完全是因為漕運而興盛，但漕運的北上南下，以及它所促成的貿易機會，一定是這些城鎮繁盛的主要原因。漕運帶來的交通便利與商品流動，城鎮的日趨興盛，促成了運河沿岸市場網路的形成。運河一線城鎮的興衰，多與運河的流暢與否、漕運的正常與否緊密關聯。漕運盛，則運河旺，運河城鎮也隨之興旺發達。近代以後，運河漕運逐漸衰敗，運河運輸功能日弱，運河沿岸城鎮隨之衰落。這也從另一個方面說明漕運、運河、城鎮之間的依存關係。

隨著制度的完善和規模的擴大，漕運逐漸突破其早期以政治功能為主體的窠臼，發揮著越來越廣泛的社會功能，成為維護王朝穩定和制衡社會的重要手段。尤其是古代社會中後期，統治者熟練而頻繁地利用漕運進行社會制衡與調控，消弭諸如重賦、災禍以及物價波動等造成的社會不安定因素。其突出的社會功能有二：一是糴與，一是賑濟災荒。唐宋時期，和糴已發展成為一種完善的制度，主要用以調節各地區由於豐歉等造成的收入、上供及糧食市場價格的不平衡。其中，宋代和糴完全是通過漕糧來實施的。明清兩代王朝，著力於漕糧在平方面的運用，成效突出。與唐宋不同的是，明清時期的平，主要是為了緩解糧食生產、災害等因素對市場造成的衝擊，完全是從調節市場、平抑物價出發。運用漕糧賑濟災荒，自秦漢始就已不乏成功案例。迄至明清，已成為朝廷的一項慣常舉措。

大運河漕運畢竟是專制集權政治的產物，具有這種體制中的諸多劣根性；更為重要的是，漕運也是封建王朝攫取天下財富的手段之一，耗費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財力。因此，當中國步入近代社會後，漕運便在社會的巨變中走向消亡。

和其他省份部分河道淤塞、停用等情況不同，元朝京杭大運河江蘇段保存基本完好，還在發揮作用。京杭運河江蘇段全長683公里，是京杭大運河航運價值最高的水道，以長江為界分為蘇南運河和蘇北運河。蘇南運河是大宗建材等物資的主要運輸通道。蘇北運河則是國家北煤南運的黃金水道，如今每年貨運量已接近1.2億噸，其中煤炭運量達到7300萬噸。蘇北運河與南水北調東線江蘇段輸水河道基本重合。

通惠運河。由於清末實行“停漕改折”政策和20世紀以來鐵路、公路交通發展，貨物轉為陸運，加之水源不足，航道失修，至50年代初期，僅有少量船隻作間歇性通航。目前該河主要用作北京市排水河道，已不能通航。

北運河。長約180公里，集水面積5.11萬平方公里，由天津注入海河。除屈家店至天津段15公里可供小船作季節性通航外，其餘河道均不能通航。

南運河。又名御河，長414公里。四女寺至臨清段稱衛運河，長94公里。天津至四女寺段航道窄狹彎曲，底寬15～30米，水深約1米，建有楊柳青、獨流、北陳屯、安陵4座船閘，可通航100噸級船舶。由於上游水庫攔蓄，兩岸農田灌溉，加之年久失修，現已處於斷航狀態。衛運河底寬30米，水深約1米，建有四女寺、祝宮屯船閘，可通航100噸級船舶。由於上游岳城水庫畜水，截走水源，尤當衛運河擴大治理后，航道情況驟然惡化。

魯北運河。也稱位山、臨清運河，原河段已淤塞。1958年另選新線，長104公里，但未開挖。1960～1968年，根據引黃輸水要求，開挖了周店至尚店76公里渠道，兩頭河段尚未開挖。

魯南運河。國那裡至梁山段稱東平湖湖西航道，長20公里，1968年雖經疏浚整治，但河道嚴重淤積，水深不足，尚不能通航。梁山至南旺段長33.8公里，枯水期航道水深0.5米，每年可通航6個月，為季節性航道。南旺至濟寧段長27.1公里，底寬15米，枯水期水深0.5米，每年僅通航6個月，為季節性航道。濟寧至二級壩段長78.1公里，航道順直，枯水期水深1米以上，底寬50米，可通航100噸級船舶。

中運河。二級壩至大王廟段原來是走韓庄、台兒庄一線。1958年在江蘇省境內新辟南四湖湖西航道及不牢河河段，使河道經徐州市北郊通過，至大王廟與中運河匯合。大王廟至淮陰段仍循原來河道南下，長163公里。徐州以下河段，經近年分段拓寬，航道一般底寬45～60米，水深3米以上，已可通航500～700噸級以上拖帶船隊。是為徐州煤炭南運主要線路。

里運河。全長169公里，其入江口原在瓜洲,1958年改至六圩入江。近年屢經整治，航道底寬一般達70米，水深3米以上，可通航1000噸級拖帶船隊。年運貨量1500萬噸左右。

江南運河。自長江南岸諫壁口經丹陽、常州、無錫、蘇州、平望至杭州。其中，平望至杭州有3條航線，即東、中、西線，如以東線計算，全長323.8公里，大部分底寬20米，水深2米，一般可通航40～100噸級船舶，年貨運量達1600餘萬噸。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對運河進行了大規模整修，使其重新發揮航運、灌溉、防洪和排澇的多種作用。1988年底建成的京杭運河和錢塘江溝通工程已將江、河、海銜接起來，構成了以杭州為中心的、以京杭運河與長江、黃河、淮河、海河、錢塘江五大水系相連通的水運網。

紹興段是浙東運河的中段。2008年，紹興投資巨額資金對環城河、運河園等進行整治改造。紹興市水利局副局長邱志榮坦言，目前一些古橋、古纖道、閘、壩仍然年久失修，部分河道淤積，需儘快解決。

在北方，運河北京段的保護現狀也不樂觀，當地運河均已喪失原有漕運功能。閘、倉庫、碼頭等遺產功能已經完全喪失，只有部分橋樑仍保持著通行功能。而運河天津段，不少河段還水量不足，不少橋樑沒有達到凈空標準，恢復通航難度較大。

河南有7處運河遺產，其中相當一部分是堙沒千年後，經過近幾年的考古發掘才重見天日，土遺址脆弱，受風雨侵蝕后容易風化、垮塌和剝蝕，而通濟渠遺址和永濟渠滑浚段雖不再通航，但也擔負著防汛、排澇、澆灌等功能，水質控制和環境控制的壓力很大。

在北京通州通惠河流域，大運河森林公園成為當地人周末休閑的好去處。當地花了不少精力進行整修，尤其是大運河遺產小道，由柏油路、木棧道等組成，幾乎見不到垃圾。

天津市區的運河也非常漂亮，位於市中心的三岔河一帶風光旖旎，不少市民沿河垂釣。運河旅遊也很火熱。天津在此段運河兩端攔壩蓄水，為市民創造了這片充滿魅力的水域。

在通州張家灣地區，大運河支線河水發黑、發臭，兩岸成為垃圾場。河北青縣馬廠段運河，河道相對比較乾淨，但水源不足，水草滋生。而距此不遠的盤古溝是大運河的相通河道，河岸卻淪為垃圾場。

位於滄州市捷地鎮水利樞紐上的一段運河目前由河北省南運河河務管理處負責管理，已經闢為A級景區，但其中一段因毗鄰村莊，成為村民傾倒垃圾的地方。

2007年9月，大運河申報世界遺產工作啟動。2008年3月，邯鄲市成為大運河申報世界遺產33個聯盟城市之一。大運河邯鄲段是中國古代運河的肇始地之一。

經考古調查統計，大運河邯鄲遺存豐富，全長141．8公里，流域面積701．5平方公里，是中國大運河中段重要流域，並保存大量與運河有關的物質和非物質文化遺產。

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院長劉曙光表示，未來大運河的保護、管理與利用，核心的問題是做好“整體保護”和“合理利用”兩篇文章。“整體保護”應該把那些自身價值非常突出但又未列入世遺清單的運河遺產放在突出的重要位置；而“合理利用”則要圍繞服務和改善民生的目標，把活態的、靜態的運河遺產的價值發揮與具體的宣傳、展示措施相結合。

2016年12月30日，京杭運河浙江段三級航道整治工程（杭州段）在餘杭塘棲舉行開工儀式。整治工程主要由“四改三”（即原有的四級航道改造成三級航道）段和二通道新開挖段組成。工程建成后，京杭運河航道等級將達到三級，千噸級船舶可從山東直達杭州，浙北、浙東及浙中西部的航道完全貫通成高等級內河水運網，嘉興、杭州、紹興等杭州灣地區會連成一片。大噸位船舶可改走八堡船閘，三堡船閘“船等閘”將成為歷史。除了“四改三”，這次工程還有一段新開挖的“二通道”。杭州二通道段是整個項目建設的重中之重，陸地開挖用地需求大、投資高，且涉及杭州嘉興界河、老滬杭鐵路橋改造、水系調整等複雜問題，作為全線的控制性工程，不僅非常重要而且十分緊迫。從“航運”角度來說，二通道的建設將大幅提升通航等級和運能。京杭運河杭州段是浙北航道網、錢塘江、杭甬運河的大樞紐、大節點。2014年杭州市河段運量嚴重飽和，三堡船閘完成過閘量5300多萬噸，是設計能力（1500萬噸）的3.5倍，導致堵航嚴重（平均2—3天，最長超過1周）。隨著錢塘江中上游航運開發和杭甬運河貨運量持續增長，預計杭州市河段2020年運量將再增加2000萬噸。二通道的建設，可以徹底解決杭州市內河運輸瓶頸，滿足未來水運發展的需要。從“排澇”功能來說，二通道也是杭嘉湖水利南排工程的重要組成部分，設計排洪流量200立方米/秒，建成后將大大增強區域防洪行洪排澇能力，增加水體自凈能力和水環境容量，實現水資源的綜合利用。除此之外，二通道市區段建成后，也能提升旅遊業的發展。

整個大運河，除北京到天津、臨清到黃河兩段，其餘河段均已通航。正在規劃的中國南水北調東線工程實施后，大運河將是重要的輸水線路。已建成的江都水利樞紐工程和7個設在大運河上的梯級抽水站等配套工程，已能北調江水至隴海鐵路沿線；在江淮地區暴雨形成洪澇時，也能通過江都水利樞紐工程及時排澇入江，保證里下河地區66萬多公頃農田穩產豐收。隨著中國大陸旅遊業的發展，大運河還將成為重要旅遊路線。現已開闢蘇州至杭州200多公里的大運河旅遊業務。

2012年8月8日，為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總書記關於國家文化公園建設的重要指示精神，加快推進國家文化公園建設，國家文化公園建設工作領導小組近日印發《大運河國家文化公園建設保護規劃》，要求各相關部門和沿線省份結合實際抓好貫徹落實。

2014年06月22日，第38屆世界遺產大會上，中國大運河獲准列入世界遺產名錄。申報的系列遺產分別選取了各河段的典型河道段落和重要遺產點，包括河道遺產27段，總長度1011公里，相關遺產共計58處遺產。遺產類型包括閘、堤、壩、橋、水城門、纖道、碼頭、險工等運河水工遺存，以及倉窖、衙署、驛站、行宮、會館、鈔關等大運河的配套設施和管理設施，和一部分與大運河文化意義密切相關的古建築、歷史文化街區等。這些遺產分佈在2個直轄市、6個省、25個地級市，遺產區總面積為20819公頃，緩衝區總面積為54263公頃

大運河江蘇段被納入首批申遺範圍的遺產點有，清口樞紐、雙金閘、清江大閘、洪澤湖大堤、總督漕運公署遺址、淮揚運河揚州段、劉堡減水閘、盂城驛、邵伯古堤、邵伯碼頭、瘦西湖、天寧寺行宮、個園、汪魯門宅、鹽宗廟、盧紹緒宅、江南運河常州城區段、江南運河無錫城區段、清名橋歷史文化街區、江南運河蘇州段、盤門、寶帶橋、山塘河歷史文化街區、平江歷史文化街區、吳江古纖道、中河宿遷段、龍王廟行宮。

大運河山東段被納入首批申遺範圍的遺產點共15處，包括臨清運河鈔關、陽谷古閘群（荊門上閘、荊門下閘、阿城上閘、阿城下閘）、戴村壩、邢通斗門、徐建口斗門、十里閘、柳林閘、寺前鋪閘、南旺樞紐、南旺分水龍王廟遺址、運河磚砌河堤和利建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