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專業主義

新聞的專業主義是一種獨立於任何權威之外的新聞從業理念，帶有一定的理想主義色彩和強烈反權威精神。它要求記者以客觀、真實、準確的態度去報道事實，挖掘事情的真相，把事實的原生態展現在讀者面前。它最突出的特點，是相信可以從非黨派、非團體的立場客觀地報道新聞事實。新聞專業主義的目標是服務於全體人民，而不是某一利益團體。

對於不同的國家，對新聞專業主義定義和標準不一定完全相同。西方新聞專業主義的核心是決定專業特徵的一些基本原則，包括：

1、傳媒具有社會公器的職能，新聞工作必須服務於公眾利益，而不僅限於服務政治或經濟利益集團；

2、新聞從業者是社會觀察者、事實的報道者，而不是某一利益集團的宣傳員，或政治、經濟衝突的參與者或鼓動者；

3、新聞從業者是資訊流通的“把關人”，採納的基本準則是中產階級為主體的主流社會價值觀念，而不是任何需要向社會主流灌輸的意識形態；

4、以實證科學的理性標準評判事實的真假觀念，服從於事實這一最高權威，而不是臣服於任何政治權利或經濟勢力；

5、受制於建立在上述原則上的專業規範，接受專業組織的自律，而不接受在此之外的任何權力或權威的控制。

傳統上，新聞不是專業（profession），新聞工作者不被認為“專業人士”（professionals）。最初的新聞工作者來自印刷行業的發行人或工人、學徒，是一些東奔西走道聽途說的“包打聽”，社會形象不好，經濟政治地位也不高。一旦冠以“專業人士”的名稱，美國新聞工作者社會地位陡增，職業形象煥然一新，在人們的心目中成為穿著體面、出入高層，進行社會信息鑒別的把關人、對社會輿論具有判斷作用的仲裁者。

新聞專業主義追尋簡單的事實（facts）——由此產生新聞的客觀性。客觀性是一種使新聞工作者將事實隔離於觀點、從而避免個人偏見的規定，或機制，它要求新聞工作者站在中立的（neutral）立場上，以客觀性的方法報道新聞、反映觀點。按照新聞專業主義的理論，報業是一種自治的體系，它必須對政府、對政黨、對政客採取一種獨立的和批判的態度，否則便不可能保持它在公眾中樹立的“保護者”形象，便不可能擁有公眾的信任。而良好形象和高度信任，是媒介贏得市場的重要資本之一。

關於大眾傳播媒介在資本主義社會的使命，傳播學先驅拉斯韋爾指出了明顯的三項功能：巡視環境、組合社會和傳承文化。傳播學創始人施拉姆則使用了更簡潔的表述方式——監視者（watcher）、論壇（forum）和教師（teacher）。自由主義者分配給媒介的“看門狗”（watchdog）任務，是大眾傳播媒介最重要的新聞輿論功能。

在實施媒介這些功能時，新聞專業主義有兩個最主要的特徵——中立的把關人和客觀的反映者。客觀性和中立性是新聞專業主義的特徵，並由此發展出一套專業的理念和技巧。

中立把關人

中立的立場、客觀的報道並未消除資本主義社會及其新聞事業內在的矛盾。不過，它的確為所有與新聞有關的人提供了一個可以操作的判斷標準，因此成為通行的基本新聞價值觀。“把關人”模式強調必須發現和散布重要消息。新聞專業主義要求把關人在作必不可少的抉擇時，按照“新聞價值”的中立標準而非個人好惡進行取捨。同時，新聞工作者用“客觀性”表明其報道的可信性，從而提高自己的專業地位。

客觀反映者

客觀性從整體上為新聞媒介提供了合法的途徑。隨著媒介經濟來源的改變，新聞的定義和外觀也改變了。狂熱的觀點和表述失去了市場；公平和平衡的編輯方針伴隨著客觀性的寫作方法開始大行其道。在資產階級新聞事業中，客觀性起先是職業精神的關鍵信條，後來則成為新聞實踐的“策略性程式”——它保護新聞工作者免受各方面的攻擊。

理想與現實的悖論常常存在於一切形態中。西方新聞從業者在追求新聞專業主義的理想過程中，由於現實因素的規範與制約，常常陷入理想與現實的悖論，解構了西方所標榜的自由、客觀、公正、獨立的新聞專業主義神話。

新聞專業追求與現實表現的悖論。

客觀、公正、獨立、真實地描述新聞現象真相以反映事實的本質，並以服務全體人民而不是某一利益集團為實踐理念，最大限度地滿足全體公眾的信息需求和知情權利，這是新聞專業主義追求的核心內涵。但是，這種專業追求在現實表現中產生了困惑。

早在20世紀60至80年代，英國格拉斯哥大學的媒介研究學派埃爾德里奇教授就已明確指出，客觀在實踐中的意義是千變萬化的，而新聞是一定文化的構建。影響客觀性的因素有以下幾點：1、新聞文化的影響，形成傳播者不同的文化差異和輿論環境，致使他們常常自擬一種即定的新聞操作模式和解讀方式，從而，新聞從業者對客觀與主觀、公正與片面、真實與謊言、獨立與依賴等概念的把握和判別存在模糊的、不可確指的多樣性，意識形態的理解困難自然產生了實踐的現實差異。2、政府、國家和媒體所有者對新聞話語權力的直接操控，加強了新聞客觀性中主流社會價值體系的蘊涵，使新聞的客觀獨立原則受到政府權力話語的挑戰。如“911”事件之後，美國主流社會價值體系的右翼化，甚至基督教原教旨主義化，使北美主流新聞的客觀獨立原則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戰，這一現象已經成為北美新聞與政治民主之間關係話語的明顯體現。3、新聞價值要求與社會需求的悖論。從結構功能角度看，新聞對社會施以中立的把關人和“忠誠的看門狗”角色。在傳播信息時，新聞專業主義要求按照新聞價值的中立標準進行取捨，凡符合新聞價值要求的信息，便責無旁貸地傳播；反之，便鐵面無私地捨棄。然而，消費者對於他們想看的和想讀的越來越挑剔，而主流媒體所做的仍然是把複雜多樣的現實翻譯成簡單的、只有少數幾種聲音的符號世界。於是，新聞價值要求與社會需求成為抵觸的兩個概念，致使媒介真實和客觀真實之間產生較大的差距。正如格拉斯哥小組所論證的：媒體往往是為主流社會服務的，它往往反映的是一種精英意識。而實際情形表明，社會需求是大眾化和多層次的。

新聞職業道德與效益利潤的悖論

新聞專業主義嚴格規範新聞職業道德，要求新聞從業者有強烈的歷史使命感和高度的社會責任感，須遵守職業的道德標準和團體組織的規範制約，以全體人民的利益為重。而新聞是由新聞行業的商業運作、政府以及他們的媒體顧問操控的傳播技術，以及公民的品位和娛樂習慣共同作用而形成的，就增加受眾和收視率而言，它們也是影響新聞機構社會效益和經濟利潤的主要維度。而且，媒體不同傳播樣式以及同種傳播樣式的劇烈競爭，新聞從業者往往偏離新聞職業道德的制約，以迎合企業、政府及受眾的特殊企求，儘力地傳播政治信息，新聞報道內容和形式、媒介的運營模式和管理流程以財團利益及其對媒介利益的影響為思考出發點。

西方新聞專業主義（Journalistic Professionalism）思想起源於美國。19世紀中後期，隨著政黨報紙解體和媒介商業化、煽情化，新聞專業主義興起。至20世紀中期，由美國民主政體、實證科學原則和公民意願的強烈催生，它從而發展成為詮釋和評判新聞事業的主導話語，並於1947年以哈欽斯為首的出版自由委員會報告《一個自由和負責的報業》正式提倡媒介專業化：“我們建議將自己的職能視為從事專業化水平的公共服務。

美國報業從一開始就不是理想的公共精神載體。最初，為政治偏見所左右。後來，它們變得越來越關注廣告，越來越注重經濟利益。媒介的經濟獨立和市場運作，產生了另一個權力中心。公眾認為，在民主社會中，媒介被賦予極大的特權；然而它卻不承諾，或者在更多的情況下，不履行對社會的義務，這是說不通的。

於是，媒介的社會責任理論應運而生。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以芝加哥大學校長哈欽斯（Robert M.Hutchins）為首的出版自由委員會在其經典性的《一個自由和負責的報業》文件中正式號召新聞媒介專業化。

新聞工作者發展出來的追求信息的新聞專業模式，是世紀之交出現的現象。

* 早在1896年，美國人奧克斯（Adolf Ochs）購買《紐約時報》之後，提出“高尚的新聞政策”、“獨立公正的評論”和“正確詳盡的新聞資料”三大目標，與刺激性的黃色新聞相對抗。從此新聞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 1903年，普立策向哥倫比亞大學捐助250萬美元，建立新聞系並設置新聞獎金，以培養和鼓勵專業人才。

* 1908年，美國第一所新聞學院——密蘇里大學新聞學院誕生了。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專業主義的思想深入人心，美國新聞工作者開始尋找適當的專業規範。

* 1923年，美國報紙編輯人協會制訂《報業信條》

* 美國記者公會於1934年制訂《記者道德律》

* 美國的廣播（1937年）和電視（1952年）也各自擬定了對行業的規範和準則。與自由化的美國報紙不同，美國的廣播電視從一開始就受到法律的規範，被要求作公共信息的運載渠道，服務於“公眾的利益、便利與必需”。廣播電視順利地投入專業主義的主流。

* 在出版自由委員會報告后的50年間，委員會的多數建議成為新聞界自律的基礎。

新聞工作者站在中立的立場，不帶個人偏見地、客觀地反映事實報道新聞；同時，新聞工作者在進行“把關”時要按照“新聞價值”的中立標準而非個人好惡進行選擇。

新聞報道必須真實的反映客觀事物的原貌，不能僅達到部分真實或細節真實，而且必須達到整體真實。真實是新聞報道的第一生命線，失去了真實，客觀便無從談起，獨立也就失去了權威性。

傳媒具有社會公器的職能，新聞工作的目標是服務於全體人民，而不僅限於服務政治或經濟利益集團，所以新聞媒介的運作應該是完全獨立的，不應臣服或接受除行業規範之外的任何權力或權威的控制。

新聞自由包括採訪自由、出版自由、表達自由和信息獲取自由即“知情權”。新聞自由是西方新聞理論的基石，西方新聞界也歷來以此自詡。在“自由多元”的西方社會，強調新聞自由和新聞媒介的獨立性，強調新聞報道必須“客觀”、“真實”和“多元”，強調新聞工作者必須恪守新聞專業主義這一最主要的新聞職業規範。

作為模式和意識形態的“專業主義”不是中國土生土長的，但是在中國，經過20多年的新聞改革，已經涉及了很多符合專業主義的內容，其中包括反對“假、大、空”，以事實說話；強調貼近生活，提高媒介的服務性；反對“有償新聞”，提倡新聞業的職業倫理；呼喚“輿論監督”以及內容采編和媒體經營的分別管理等等。可以說，經過新聞改革，建立新聞專業的信念、倫理和規範，早已成為新聞改革過程的新聞實踐的重要內容，新聞工作的“專業主義”已經呼之欲出。只是與西方國家比較，中國的新聞專業主義之發展有自己的特徵，這一方面是因為中國的歷史傳統和條件，另一方面是因為中國特有的新聞和傳媒體制。因此，考察新聞工作的“專業主義”在中國正在如何形成首先具有認識新現象這一理論意義。其次，在西方社會，“專業主義”被認為是資產階級意識形態霸權的一部分，具有服務於既定體制（the establishment）的功能和保守趨向；在中國新聞改革過程中，“專業主義”的理念和實踐，卻成為重構媒介和新聞從業者的社會角色與功能、改變新聞從業者群體結構的重要象徵資源，具有“解放”的作用。

2003年山西繁峙礦難報道中發生記者受賄的事件，引發了社會對我國傳媒職業道德和工作規範的關注。其實這只是問題的一部分。一位新華社的高級記者指出：“傳媒界把‘加強行業自律、強調職業道德、剎住不正之風’局限於集中對有償新聞進行專項治理，這當然是完全必要的，但就記者隊伍的建設而言還遠遠不夠。應該看到，當前損害媒體和記者聲譽的，不僅是有償新聞，還包括職業理念、職業態度、職業紀律和職業責任方面暴露出來的許多問題。”

新聞專業主義的核心是從業人員對其自身的控制。以自律求自由，可以為傳媒贏得較多的有彈性的活動空間。為了避免較多的他律，就需要更多的自律。

由此，一個健全而有效的自律機制，不能僅僅停留在字面上，需要傳媒自身配置一套實施細則和監督措施。

新聞人會採用的“隱性採訪”，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也是受新聞專業主義影響的結果。新聞專業主義強調新聞職業的“專業性”、“獨立性”，這是中國的新聞工作者認識到自身工作的能動性。而老百姓對於運用隱性採訪方式揭露各種腐敗的報道給予熱情支持，則鼓勵了隱性採訪的運用範圍和程度。但是，我們必須看到，隱性採訪並未受到法律的明確保護，有很多界限是不容易把握的。學者陳力丹認為，隱性採訪可以嘗試在特殊情況下運用，不宜普遍倡導；各種媒介對隱性採訪的使用應十分謹慎，既要考慮到社會效果和社會容忍程度，也要考慮儘可能迴避法律禁區。另外，加強新聞自律也是消除隱性採訪負面效果的一個手段，通過新聞從業人員的專業主義精神的提高來規範採訪手段和形式的運用也是一個重要的途徑。

總之，新聞專業主義對於我國新聞業的現實參照意義很大，我們應該立足於我國新聞業的社會主義性質，發揮新聞的社會功效，參照新聞專業主義的合理成分，營造更好的新聞環境和氛圍。

第一，記者界不願指責違反專業標準的同行，職業協會經常會形成封閉式的團體。

第二，專業標準可能是過度抽象和模糊，難以被貫徹執行。

第三，媒介的專業化不包括專業訓練和專業執照標準。（我國的特殊體制例外）

第四，媒介從業者對自己的工作擁有較少的獨立控制權。

第五，違反專業標準很少有立即可見的後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