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難先

張難先生於1874年，從他初通人事起，滿目都是清廷的腐敗、列強的霸道，特別是目睹甲午、庚子兩次事變后，他認定惟有革命才能救國。

1904年他與宋教仁一起設立科學補習所，在新軍中聯絡會黨，建立革命組織，積蓄革命力量。

1904年赴武昌，參加革命團體科學補習所從事反清活動。為運動新兵起義，投湖北陸軍第八鎮工程營當兵。曾密謀趁慈禧太后七十生日與湘省同時起義，事泄后歸家，辦理沔陽仙桃鎮集成學校。后參加日知會。

1906年同盟會組織長沙起義，派朱子龍到武漢聯繫革命黨策應。朱子龍一到武昌就找張難先。不料起義計劃敗露，並且出了叛徒。當時，張難先正在仙桃鎮辦集成學校。當他趕到武昌時，因漢奸郭堯階貪圖賞金，劉靜庵、朱子龍、胡經武、梁鍾漢已經被逮捕入獄。萍瀏醴起義也因起事倉促，缺乏統一領導，而失敗。張難先的好友石昌麟拿出兩百金，讓他趕快到日本去，避開清廷的抓捕。他拒絕了，他要與革命同志共生死。民國時代張難先與石瑛（蘅青）、嚴重（立三）被鄂人稱為“三怪”。張難先自己認為，其實他們三人並非有什麼怪癖，而是很“守常”之人，只是在那個社會裡，這種不合時宜的作風常常見惡於世，得不到好結果。守常者被世俗之人視為太愚又太迂，可笑復可憐，當然為世所怪。

1907年再赴武昌謀划響應萍瀏醴起義，被清政府破壞，他遂急返沔陽。數日後，被湖廣總督張之洞逮捕，解送武昌監獄。出獄后，復入革命團體文學社，在武昌、漢川等地從事革命活動；並與友人在沔陽創辦“勤業蠶桑公司”，任經理。后參加辛亥武昌起義。南北議和后，為反對將政權讓予袁世凱而辭去黎元洪秘書之職，到崇陽主辦“人學會”。后回鄉以授徒度日。

辛亥首義告成，湖北省軍政府成立，正當論功行賞排座次榮任官職時，張難先卻回到了家鄉。以灌園、教書糊口，及至袁世凱復辭，張難先響應孫中山號召，毅然去廣州南方國民政府，投入革命。

辛亥之後，張難先屢任要職：瓊崖各屬委員（行署專員）、廣東省監察室主任、廣東省土地廳廳長、湖北省財政廳廳長，南京國民政府部長、浙江省政府主席……還下任過沔陽縣縣政府秘書……在國民黨競選總統時，蔣介石聘他任上將國策顧問，但遭到他堅決拒絕。

1920年，杜威、羅素來北京講學，他赴京求學，旋因生活無著，被介紹至參謀部任錄事。

1923年回籍辦理堤工。9月，應李濟深函約赴粵，任西江善後督辦公署參議兼西江講武堂教官。后歷任梧州善後處參議、瓊崖行政委員、監察院委員、廣東省政府委員兼土地廳長。

1928年任國民黨湖北省政府委員兼財政廳長。在任期間，曾確定稅則，還參與籌建湖北省銀行和武漢大學。後任國民黨政府銓敘部部長、浙江省政府主席、鄂豫皖三省“剿匪”總司令部黨政軍監察委員會主任。“九·一八”事變后，電請蔣介石通電罪己，實行全國總動員，抗擊日寇。抗日戰爭期間任國民黨湖北省政府委員兼民政廳廳長、國民參政員。

從1943年起，開始訪求辛亥首義史料，撰寫首義人物傳記，兩年後寫成《湖北革命知之錄》。抗日戰爭末期，在中國共產黨的統一戰線的影響下，逐漸轉向支持民主運動。抗日戰爭結束后，與李書城等以湖北耆宿身份發起“和平運動”反對國民黨的反共反人民的政策；並與中共武漢地下組織聯繫，為配合武漢解放，防止國民黨破壞城市，做了有益工作。

1949年春。張難先極力反對華中“剿總”白崇禧，積極與中共地下黨組織配合，粉碎了白逃跑前破壞武漢的陰謀，使“九省通衢”免遭破壞，武漢得以和平解放。

1949年出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建國后，歷任中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二、三屆代表及常務委員會委員。

1968年9月11日在北京病逝。

張難先雖以湖北耆宿的身份，被選為國民參政會參政員，但他已把主要精力用在搜集、編撰辛亥武昌首義史料上，先後完成了《丙午湖北黨獄匯記》、《湖北革命知之錄》等書。

他編印這些書籍時，立下了四項原則：一、不請闊人作序；二、不向親友募印刷費；三、不鼓吹自己；四、不因同志小過而掩其大功。李春萱先生考慮到張難先經濟拮据，擬從昆明匯贈國幣五千元以助印刷費，被張婉言謝絕了。

著有《湖北革命知之錄》《湖北丙午黨獄匯紀自述》《義痴六十自述》《六十自述補遺》《六十以後續記》《八十以後隨筆》《雜稿》《桑榆隨筆》《解放后稿》《廣師留記》《不成文文》等

張難先紀念館位於湖北省仙桃市張溝鎮先鋒村，建築面積500多平方米，收集、陳列了辛亥革命元勛、著名愛國民主人士張難先先生不同歷史時期的珍貴照片、史料、遺物、遺著、書畫手跡，展出了毛澤東、郭沫若、章士釗、梅蘭芳與張難先的合影，以及劉少奇、朱德、董必武、李先念與張難先的往來書信，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張難先紀念館的建立，標誌著仙桃市又增加了一個愛國主義、理想信念和廉潔從政教育的基地。

某夏正午，晴空萬里，烈日高照，一男子提燈遊街通衢。路人怪問：“汝白晝何以提燈耶？”答：“暗無天日也！”

此公，人稱荊楚“三怪”之一——張難先先生也。另二怪：嚴立三、石瑛先生。

攜白卷出考場

張難先，譜名輝澧，字難先，號義痴，后以字行。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農曆3月30日生於湖北省沔陽州東鄉接陽村（今屬仙桃市張溝鎮）一農戶。3歲尚食乳便從姻長馮大林師讀；少時讀《綱鑒》總論，文思益進，17歲讀《左傳》，上午三小時50頁成誦。尊孔孟之道，尤其服膺孟子“民為邦本，本固邦寧”及“民為貴，君為輕”的思想，以為八股非正學，頗厭惡。

1892年，奉兄命參加州試，步入考場，見諸考生爭座位，猙獰可怖，甚憎惡，遂蹀躞至啟門，攜白卷退出。事後，書一聯：

欲乘長風破萬里浪

懶與俗士論八股文

此聯反映張難先不屑與追名逐利之徒為伍，而要萬里長風、澄清天下的心志。

次年，再讀《左傳》得“思小惠而忘大恥”句，心靈大震。甲午戰爭失敗，使他萌發反滿意識。1898年戊戌變法，乃為所感，“始究心當時之務”。他在家鄉設館授徒，白天訓蒙學生，晚間習技擊之術，在庭院內耍槍弄棒，求體魄健壯，日後報效國家。

“中原何日凈胡塵”。八國聯軍的進犯，《辛丑條約》的簽訂，使張難先更加感到國步維艱。他在室內曾大呼“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以舒憤懣。此後，他閱讀昌言革命的《革命軍》、《警世鐘》、《浙江潮》、《蘇報》等新書報，受民主思潮之影響，由崇拜康有為轉而追隨孫中山——擁護革命，反對改良；擁護共和，

反對保皇。他以為推翻清廷方可拯救中國。

1904年初春，張難先辭去教職，告別夫人陳襄勤（1893年正月，張難先與陳襄勤結為伉儷），孑身來到武昌，廣結志士以謀救國。他與朱松坪、雷月軒等人加入在湖北新軍中最有影響力的第八鎮工程營充當士兵，在營內散發《黃帝魂》、《孫逸仙》、《猛回頭》等書，做軍隊的策反工作。他們還秘密組織了反清團體“科學補習所”，呂大森任所長，劉靜庵、毛善如、歐陽瑞驊、田桐、雷天壯、宋教仁等相繼入社。

同年10月，湘鄂兩省策定於清西太后60生辰（11月28日）之際，由黃克強在湘率先起義，補習所響應。不料事泄，湖南巡撫陸元鼎在長沙搜捕革命黨人，並電告鄂督張之洞。張難先聞訊立即奔告各同志，與劉靜庵銷毀本所文獻，安排歐陽瑞驊、宋教仁、胡瑛等人亡命日本。夜半，軍警圍查補習所時，已空無一人，一無所得。

悲憤之餘，張難先應聘回沔陽籌辦仙桃鎮集成學校。劉靜庵則利用武昌四衙巷美國聖公會所辦的“日知會”作掩護，重整旗鼓，聚集同志圖謀再舉。

1905年夏，張難先重返武漢參加集會。1906年冬，萍醴礦工暴動，孫中山派朱松坪等回鄂策應。因叛徒郭堯階告密，劉靜庵、胡瑛等被捕。張難先急忙返回仙桃鎮。張之洞的緹騎追蹤而至，逮捕了他，並連夜押回武昌。

幾次審訊，張難先供詞數千言，均自承矢志革命，陳述革命大義，但決不殃及他人。巡警道馮啟鈞在公堂指問供詞中“延頸以待”四字是什麼意思？張笑答：“我等待諸公砍下我的頭顱呀！”

獄中四個月，常有人藉探監機會拿紙來求張難先的字畫，卧榻上竟積至盈尺。有一天，某監吏也來求他繕聯。他笑而拒絕說：“我是政治囚犯，寫了對你不利。”隔日，那吏帶著紙筆再次求字。張感其誠，便戲撰一聯。上聯是“我佛一生居地獄”，這“地獄”二字雖不祥，以語典而切事實，吏尚可接受。繼而下聯“中原何日凈胡塵”，那吏讀後，因寓有反清之意，怕遭株連，嚇得抱頭鼠竄，字也不敢要了。

張難先在獄中病重，后經王慎庵、劉熙卿等宿儒保外就醫。

1911年（宣統三年，辛亥）夏，張難先再次來到省城奔走黨務，此時共進會、文學社俱虎虎有生氣。武昌起義爆發時，張難先在漢川與梁鍾漢等人正計議革命事，聞武漢已反正，擁戴黎元洪為都督，即來武昌。后在安襄荊招討使季雨霖麾下任顧問官。1912年南北議和以後，張即辭職。因目睹某些革命黨人淺陋浮躁，專事爭權奪利，深感失望，於是退還了任黎元洪秘書及招討顧問的聘書，購書數笈，決心回鄉讀書，閉門反思，十年之後再考慮出山涉事。面壁讀書三年，耐不住寂寞。1915年夏，張難先來到北京覘視政象，得知袁世凱授意劉師培等人組織“籌安會”，為復辟帝制製造輿論，而主事者竟是胡瑛、孫毓筠二人。他氣憤已極，昔日同志多已分道揚鑣，即循海道返回家鄉，再度在接陽村“且耕且讀”，以灌園賣菜為生。

張難先整地、培土、種菜、澆水、施肥，無論冬夏，從不間歇。接陽離街市約三里，為佔得一攤位，他常在冬夜立雪街頭，等待黎明售菜，見者惻然，他卻自若。菜攤少了的時候，他仍定價不二，好心人勸他隨市提點價，他卻生氣了，說：“我張某說一不二，豈能菜少就隨意提價呢？你想叫我做言行不一的人嗎？”

某年冬季，張難先家場院堆了一大摞的秸桿。他暗地裡指使村內缺柴禾的窮人家孩子去偷拿；家人發現責怪他時，他卻放聲吟誦杜甫《茅屋為秋風所破歌》的詩句——“南村群童欺我老無力，公然抱茅入竹去。”自此，“張瘋子”的綽號，轟傳遐邇。

晚間，張難先在村裡課徒授業，並不拘泥於經典，常講歷史更迭，朝代興亡，借古諷今，以史為鑒，縱橫捭闔，囊括華夏五千年。他講課深入淺出，夾敘夾議，引來周圍村民聽講，甚至遠在十幾裡外的鄉民也趕來旁聽。後來，他應邀到市鎮上演講，仍用歷史這面鏡子去觀照北洋軍閥統治的暴虐無道。張難先的講演，皮裡陽秋，幽婉詼諧，不時博得聽眾的掌聲。此事逐漸引起當政者的注意。沔陽縣令對僚屬說：“此人絕非瘋子，而是一個熟讀古書、心懷異志、對現狀不滿的人物，意在人群中樹立他的威信，一旦時機到來，即可登高一呼，實不宜在本縣久留……”僚屬奉令，命張難先離家出走。張難先後來對友人坦言，他蟄居接陽村幾年間，確有“揭竿而起”的念頭。

蟄居家鄉期間，張難先偶讀陳獨秀所辦的《新青年》雜誌，彷彿見到新世紀之曙光。他渴望了解新學說、新思想，自覺不能再住鄉間面壁而立了，於是再度遣散生徒，於1920年夏孑身赴京遊學。張難先為生計而應聘教授西山林場場長嚴寄誠之女蘋英；因缺錢乘車，年近五旬的張難先由西直門步行至西山，往返百里，其堅韌耐勞之品質，可見一斑。

翌年，張難先歸里變賣部分家產，接家眷北上。五口人擠住在西直門崇壽寺東房三間小屋。張難先雖潛心研究儒學，卻不自我封閉，自覺感受“五四”新文化運動民主與科學之新風，虛心求學求友。他曾撰聯自嘲：“亦狂亦狷學者，極新極舊人家。”他每夜到北京大學去聽哲學家杜威、羅素講學；星期日還出席在西什庫馮竹賢寓所的會講。此間他結識了熊十力、梁漱溟、蔡元培、胡適等人，同他們一起談學論道。

為了養家糊口，張難先不得已進北洋政府參謀部任錄事。月薪僅20餘元，常數月不發薪，因而生計頗感窘乏。2月初解下身上棉馬褂典當三錢，次日又解下棉被質銀一錢五分。時在酷冷的燕市，其窘迫狀可知。有一回，梁漱溟見張家人口多，四壁蕭條，擬每月資助他三四十元，他謝絕了，說：“但求在學問上幫助我，足矣！”

此時，李濟深也在參謀部任職，張難先和他意趣相投，成為莫逆之交。他們為政府之腐敗無能而痛心疾首，深感落魄京師，請纓無路。一種無奈的心緒，常使他們無言相對。

1922年秋，黎元洪復大總統職，張難先因有過諫止黎復職的言論（即致電黎元洪：“時我公想為政客圍繞，失其主張。我十年未開口，今請一鳴。公須以大總統讓中山，自居副總統職。知此，則南北可統一，公名位日隆矣。”），預感到禍機又伏，便借奔三弟竺軒喪為由，回沔陽避居，臨行前勸李濟深也早作回南之計。

1923年，李濟深任梧州西江善後督辦；張難先於秋天應邀，赴粵任該督辦公署參議，兼西江講武堂教官。此間結識了鄧演達。冬天，張難先得知國民黨將改組，即草數千言書寄汪精衛，痛陳歷來症痂，望能以大無畏精神洗滌之。汪精衛復函嘉納。翌年，國民黨改組，張難先在高要縣黨部登記。他表示擁護孫中山先生“聯共”以厚革命力量的方針。

1925年10月，國民政府任張難先為廣西榷運局局長，他以“見利思義，見危授命”的精神走馬上任。就職之日，他裁汰拿乾薪者數十人，開員役大會，決議革除陋規30餘項，增加員役薪水以養廉。

1926年元月，國民政府任命張難先為瓊崖（今海南省）各屬行政委員。瓊崖共13個縣，軍閥鄧本殷盤踞八年，橫徵暴斂，搜刮民膏。張難先不負眾望，下車伊始，即青衣小帽，微服私訪，雜處於市井販夫走卒之間，傾聽各方呼聲，張貼安民告示，查明情況后，便果敢懲處虐民之官吏，拿辦壟斷鄉曲之豪霸，並建立民團，請駐軍協助維持治安，於是“張青天”的名聲遍於瓊島。

張難先在瓊崖近一年，政績卓著，在國民黨內贏得較高聲譽。1927年元月離瓊回省，被委任為監察院委員。任職期間，張難先力儆貪污，不稍寬假。在職四個月辦了幾件大事：一是徹查黃岡厘廠廠長貪污案。儘管有諸權勢者說情，他均置之不理，后該廠長畏罪逃往香港藏匿。二是某代外交部長乾股貪污案，連傳數次才到庭，經一次審訊就服罪，於是押解法庭審判。三是平反台山縣縣長劉裁甫冤獄案。張難先辦案，鐵面無私，曲直分明，深得人心，給黑暗的社會現實閃現了光明的一角。

1927年冬，張難先得知武漢清黨一塌糊塗，因不想見熟人，便頭戴北方長統風帽，蒙面回到闊別五年的接陽村，想悉心讀書，思考一些自己還不甚瞭然的問題。不久，忽受命為湖北省政府委員兼財政廳廳長，頗感驚駭。因為他自知少理財之道，具文懇辭。此時，省主席張知本親臨接陽村催促上任，他仍推卻，待張知本走後，他即附輪赴滬杭躲避。

在西湖避居數月，石瑛、劉樹杞二友追到杭州，懇切勸駕，張難先無奈，便隨石、劉二友於1928年3月聯袂回鄂就職。此前已聘嚴重（立三）為民政廳廳長，石瑛為建設廳廳長。湖北“三怪”（三老）攜手共事，一時在湖北傳為佳話。

1928年3月，張難先就職。因舊日厘金局弊病極大，遂從整理徵收著手，慎選廉吏，嚴懲貪暴。他首先廢除了設立於清季已施行88年的厘金局卡稅收制度，重訂稅則。他不信邪，不怕鬼。有一回，得知漢口徵收局局長白崇勛（白崇禧之胞兄），長期恃勢裝病休養，他便下令撤銷其局長職。還有李宗仁的嫡表親武穴徵收局某局長，常不上班，也被他免職。張難先鐵骨錚錚，一身正氣。他說：“我兩袖清風而來，兩袖清風而去。”湖北人民因之也稱他為“張青天”。

為金融流動以促進經濟發展，這年秋天，張難先特意撥150萬元基金首創湖北省銀行，任命唐有壬為行長。

值得一書的是，同年冬，張難先撥款25萬元籌建武漢大學。他意識到教育乃立國之本，高等學校乃培養人才之搖籃，於是選定武漢市最優美、最幽靜的環境——東湖珞珈山為建校地址，並成立建築委員會，推李四光為主任委員，還聘請一位美國建築工程師主持設計。隆冬時節，年過五旬的張難先，陪美國工程師爬遍珞珈山各山頭，主事規劃，使武漢大學具有嵯峨宏偉之規模。如今該校師生都以崇敬之心情，緬懷這位目光遠大的先賢。

1930年元月，考試院院長戴傳賢拔擢張難先為銓敘部首任部長，主管政府及五院文職人員之審核。在任近一年，張難先除了主持編製銓敘制度、法規與條例外，對於不合格者徑於免職，觸犯刑律者徑送法院，毫不寬貸。衛生部一職員因犯法被押送法院，部長劉瑞恆氣沖沖找張難先爭論，張坦然地回答道：“這是政府交給我的職責，違法者不照章辦理，就是我違法了。你說呢？”劉無言以對。

同年12月初，蔣介石召張難先至國府，告知政府將任命他為浙江省政府主席兼民政廳廳長。張難光知道這是派他去收拾前主席張人傑留下的爛攤子，立辭，卻五次未獲准，於年末赴浙江走馬上任。

由南京至杭州，張難先仍是青衣小褂，攜一僕從雜坐在三等車廂內。火車抵杭時，歡迎的人群涌到了頭等車廂，他卻已悄然下車，隨旅客出站。

抵杭州當天，張難先被迎入瀕臨西湖的省主席官邸“澄廬”。他見邸宅金碧生輝，宛若內苑，便說：“這不是我住的地方！”次日，遂賃居於省府附近之城頭巷某一中式樓房。他一家住樓下，樓上分別租給省府的兩位職員。這就是張難先的平民化的風格。

張難先奉命主浙，負有執行緊縮經濟政策清理四千餘萬元省債的重任。因此，他到任以後，即停辦一切不急之務，合併駢枝機構，裁減冗員，但對杭江鐵路、自來水廠、電氣廠等項重要工程，仍督率建設廳廳長繼續進行，不敢延誤。

張難先大刀闊斧改革機構、裁減冗員的舉措，引起了一些失業者的不滿，他們向上控告張難先,“以省府作私邸”，“納妾貪贓”……蔣介石聞訊后，攜夫人悄然抵杭，直趨省府，見張難先便說：“我要見嫂夫人。”張答：“她在城頭巷。”“不在這裡嗎？”“不在。”蔣掉頭就走。待張備車追趕時，他們已先到，徑直進樓房，見室內陳設簡陋，陳襄勤夫人也荊釵布裙，樸素無華。夫人把蔣氏夫婦延入客廳奉茶。蔣此時才明白，所謂“私邸豪華，小老婆若干”，純系誣陷。當晚柬請張氏夫婦及女兒赴宴，流言隨之廓清。

叫板蔣介石

1931年落花時節。南京機場上，“美齡號”客機離開跑道，徐徐升空，機艙里坐著戎裝筆挺的蔣介石和他的幾個隨從，此行他是去老家浙江。已當了三年浙江省主席的張難先日子不怎麼好過，他並沒有感到在天子老家當官的威風，反而受盡了各種氣。財政緊缺，入不敷出，人浮於事，冗員過多，積習難改，早就想沖蔣介石發泄一番。這次他親來杭州，不正是極好的機會么。蔣介石到達杭州時，張難先率省府官員和駐軍將領一大群，在機場列隊歡迎，接著又馬上安排蔣介石向官員訓話。

會場氣氛熱烈，一陣掌聲過後，蔣介石微露笑容，大有榮歸故里的感覺，心情格外舒暢，立起身子向台下頻頻招手。張難先宣布蔣委員長訓話。

蔣介石正講得起勁，坐在他身旁的張難先忽地站起來，打斷他的講話，故意提高聲音說：“委員長，有您這講話，卑職可以放心了。”說著，拉開公文包，從裡面抓起一個包包放在蔣介石面前，“這是尊夫人偕同老夫人半個月前來杭州玩了幾天的費用，共計13780元，您看該怎樣處理。本省財政捉襟見肘，實在無能為力。”眾目睽睽之下，蔣介石非常尷尬，他鐵青著臉，色厲內荏地說：“誰開支，誰負責。”說完，神態十分嚴峻。侍衛官是個善解人意的機靈鬼，連忙走近主席台，把條據拿走，解了蔣介石的圍。

張難先的當面將軍，令浙江省的大小官員大驚失色，在場的人都為他捏了一把汗。張難先見蔣介石這般態度，便“啪啪啪”帶頭鼓掌，眾官員這才醒悟過來，立即跟著鼓起掌來。張難先非常激動，聲調高昂：“蔣委員長廢私立公，廉潔自律，是黨國的楷模，令張某佩服。”他猛地轉過身來，向蔣介石恭恭敬敬地彎下腰，“我代浙江省一千多萬人感謝您了!”

生死靈位讓宋美齡紅顏垂淚

宋美齡不甘心，又令孔家小姐在省府內部暗中查訪，她自己則與各路官員頻頻接觸，秘密談話。哪知，省府里的職員與裁員所反映的情況大不相同，顛來倒去，就是沒人說出張難先半個不字。孔令偉什麼“材料”也沒撈著，不得不實事求是地告訴宋美齡，密告張難先的罪狀純系子虛烏有，他不僅沒有造別墅，就連該住的公房也沒有住一間，向來輕財仗義，節省下來的薪水大都救濟了窮人，根本不存貪污。省府只有減員，又沒進人，誰會去向他行賄呢？宋美齡感到，暗查之事如果有人傳揚出去，張難先也不是一盞省油的燈，他那倔脾氣較起勁來，是不好對付的。想來想去，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她對孔令偉說：“走，我們去張老頭子家裡看看。”

宋美齡沒帶隨從，也沒打過招呼，一頭闖進破房子里，見一位老太太坐在窗戶邊納著鞋底。老太太見來了客人，慌忙丟下活計，站起身將客人請到屋中間坐下。宋美齡鳳眼一掃，就把這個老太太的形象完全“攝”了下來。她，五十齣頭的年紀，臉頰已爬上了深深的皺紋，穿著一套粗布衣服，粗糙的雙手證明她是勞動慣了的人，總之，與農村的老嫗沒有多大區別。宋美齡不太相信了，眼前這個老太太竟是省主席的尊貴夫人。

宋美齡聞聽此言，忽然想到，莫非張難先是個老奸巨猾的人，表面裝窮，金玉其中，用假象掩蓋實質，定是問題相當嚴重，求她法外開恩。於是微微笑道：“張主席請放心，你是黨國元老，勞苦功高，資深德重，委員長也不會輕易責怪的。”張難先知道宋美齡錯把茄子當辣椒，誤會了自己的意思，連忙起身扯開中堂旁掛的山水畫，神龕中露出一個奇怪的靈牌，上寫“張難先之靈位”。他指指靈牌說：“我早已為自己立下了生死靈位，誓為天下百姓謀福利而死，不貪錢不貪色，不賭博不納妾，潔身自好，松堅霞燦。有勞夫人轉告蔣委員長，我在職一天，靈位伴我一天，若有半點差錯，決不猶豫，立即自裁，以謝天下!”

“張主席，你這不是太自責了嗎？”“男兒為節而生，為節而死，視節為命也！”宋美齡雖是紅顏，是很少流淚的。這次，看了張難先的生死牌位，聽了他的錚錚之言，她感動了，不覺側過臉，偷彈了兩顆滾燙的淚珠。孔令偉見此情形，忙找了個台階，扯著小姨的手，匆匆離開了張家。

三載省主席兩袖清風歸

宋美齡一走，張難先不由大怒，一掌拍在桌子上：“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不當省主席了。你老蔣懷疑我，我還做什麼官。”於是，他忙吩咐夫人，馬上收拾行李，他要辭官回鄉。張難先回到省府，寫了辭呈，將一切事務交待給他人，又用白紙寫了一張告示，貼在省府的大門旁：“余主政浙江省主席三年來，處理公私事務不計其數。現已辭職回鄉，若有對不起民眾之事，請儘管唾罵……”街道兩旁，家家戶戶門前擺著一張方桌，盛一盆清水，放一面明鏡，站著全家老少，默默地望著張難先，眼裡噙著淚水。

這是杭州有史以來從未有過的景象，當官離任時百姓用清水明鏡相送者，僅此一人。宋美齡查貪回到南京后，對張難先由一度嫉恨而轉為佩服，多次向蔣介石建議，一定要啟用張難先，並保舉他在湖北省擔任財政廳長，一直干到1948年。

全國解放后，張難先任中央監察委員，中央人民政府委員，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於1949年10月1日光榮地登上天安門城樓，站在毛主席的身後，見證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了”的歷史性一刻。

周恩來、毛澤東挽任張難先

張難先參加開國大典

1949年5月武漢解放。斯時張難先一直協助駐漢人民解放軍，抓“武漢臨時救濟委員會”的特殊工作。月底，此項工作剛告一段落，武漢市軍事管制委員會聘任張為軍管會參議；緊接著，張接中共中央統戰部通知，被邀請參加全國政治協商會議。張難先捧讀通知，興奮之情難抑，他從沒有看到，哪一個政府有如今的政府廉潔、勤奮，一切為人民著想；只覺新政風、新氣象，如春風撲面，他當即揮筆，致函全國政協：“……惟仆未來之前，有一言急欲奉達者；現在經濟緊拮，中央號召節約，自應從政協做起，仆觀武漢軍管會所屬各機關職員均能刻苦自勵……仆以為此次開會，宜以蔣政權時代之浪費為殷鑒，招待代表，用人宜少，供應宜儉，一洗從前官僚惡習……”新政協邀請的無黨派民主人上中有幾名特邀代表，張難先居一，還有他的老朋友李書城、乍范一二先生。於是3人結伴而行，9月4日到京，被安排至大前門六國飯店住下。新政協第一次大會在中南海懷仁堂正式舉行。張難先目睹了共產黨領袖的風采，留下了極深印象。

分組討論、醞釀的中央人民政府組成名單中，“張難先”三字赫然載其中，這今張難先驚詫不已。適周恩來副主席來到南方組聽會。張以十分誠懇的態度向副主席呈述：“人民政府非歷次政府能比，工作任務異常艱巨，非年富力強者莫任。難先年屆七五（歲），垂垂老矣，耳聾眼花，何堪此任，請大會另商他人。”

董老笑答；“周總理提名，其實是大家給先生提名，萬勿推辭。先生到中南，必能有所作為，家鄉人翹首以待啊。”張難先再無話說。接著受邀請到頤年堂參加聚餐，被請者，均為黨政軍領導人。毛澤東主席向大家宣布，他將出訪蘇聯。

天安門城樓上的湖北人

“這是60年前，我爺爺參加開國大典，登上天安門城樓前和第一屆中央人民政府委員們的合影。”昨日，寓居瀋陽的張銘玉先生，向記者披露了一張珍貴的家藏照片。

1962年夏，張難先（前排中）在北京頤和園與家人合影。前排左為長女張端君，右為兒子張澤生。後排左起：孫女張銘淑、孫子張銘玉及警衛員。

年屆七旬的張銘玉為湖北耆宿張難先之孫，曾任航空航天部科學技術委員會委員。這張照片的背後究竟有著怎樣鮮為人知的秘聞？

隨著老人的回憶和講述，一段塵封半個多世紀的往事穿越時光，帶我們走進了60年前，那激越人心永載史冊的一幕。

1949年9月1日，三鎮酷暑漸消。

這一天，76歲的張難先踏上了北去的列車。與之同行的還有一同受邀為新政協（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代表的無黨派民主人士李書城、李范一兩位先生。

出生於沔陽（今仙桃）的張難先，解放前曾任國民黨湖北省政府財政廳長、民政廳長及浙江省政府主席。他早年投身反清革命活動，曾參加辛亥革命和討袁革命。“九一八”事變后，他電請蔣介石北上抗日，參與發動武漢和平解放運動。

這位曾多年擔任國民黨地方要職的民主人士，也許不會想到，一個月後，他會與中共領袖毛澤東一道登上天安門城樓，成為新中國開國大典的親歷者和見證者。

爺爺隨毛澤東

一道登上了天安門城樓

開國大典

有兩位湖北人登上天安門城樓

張難先之孫回憶：

到北京不久，毛澤東就發來請柬宴請張難先等幾位年長者。張細看設宴地址竟是“南禮士衚衕”，這位辛亥元老感慨：共產黨領袖絕不看外我們，一生如此足矣！

1949年9月21日，新政協第一屆全體會議在中南海開幕，張難先成為主席團成員。9月30日，大會最後一天，選舉了中央人民政府領導人及委員。

“委員名單中，竟然有我爺爺的名字，這令他驚詫不已。”張銘玉回憶，祖父生前多次談到：當時他十分誠懇地向周恩來以“垂垂老矣”提出辭意。周恩來笑著說：張先生勿辭！散會時，他又向毛澤東提出辭意，毛澤東說：“張老先生不要談這件事。”

10月1日下午2時，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在中南海勤政殿召開第一次會議。毛澤東帶領全體成員宣誓就職。“這張照片就是當時與會的委員們在勤政殿的留影。照完這張合影后，委員們開始前往天安門。”張銘玉說。

天安門城樓與紫禁城門之間有一塊空地。空地上長著幾棵歷經滄桑的古柏。這兒就是當時委員們登上天安門城樓前的“集結地”。下午2時55分，委員們乘車從中南海東門開出，來到這塊空地上。

此時，參加開國大典的30萬名群眾，已等候在天安門廣場上。毛澤東登上天安門城樓，張難先和其他委員們緊隨其後。震撼中國和世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大典由此開始……

“當時一同來北京照顧爺爺的姑姑端君，和許多領導的親屬一起被安排在老北京飯店樓頂觀看開國大典的盛況。前一天，爺爺開會到晚上12時半，當天的活動又十分繁重，回來后他感到很累，卻興奮得難以入眠，在下榻的六國飯店與姑姑談至深夜。”

4個月後，張難先回到武漢，就任中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他對後輩們說：“這幾十年我見過多少慶典活動，這天的慶祝真是空前的！”

張難先1968年病逝於北京，這張見證共和國開國大典的合影照片由其家人珍藏至今。

林彪因指揮戰役未能晉京

其實，1949年隨毛澤東一同登上天安門城樓主席台參加開國大典的湖北人不止張難先一人。

按當時規定，只有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才能在開國大典上登上天安門城樓主席台。在9月30日的選舉中，毛澤東當選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劉少奇、宋慶齡、李濟深、張瀾、高崗當選為副主席，另選出了陳毅等56名委員。也就是說，開國大典時有“資格”登天安門城樓的新中國領導人共有63位。

湖北省黨史研究室研究二室主任、研究員周少華長期關注湖北黨史人物的研究。他介紹說，在這批領導人中，還有兩位湖北人：林彪和董必武。

林彪時任中南局第一書記，其時正在湖南指揮衡寶戰役，沒能參加開國大典。在黨內具較高聲望的董必武登上了天安門城樓，而且與毛澤東站得很近，其左側是白須飄然的沈鈞儒。

黨的“一大”在上海召開時共有13位代表，其中有5位來自湖北，分別是董必武、陳潭秋、包惠僧、李漢俊和劉仁靜。在殘酷的鬥爭中，這5位代表有的犧牲，有的中途離開革命。作為湖北武漢共產黨組織創始人及中國共產黨創始人之一的董必武，堅定地戰鬥到最後勝利。

據《董必武傳記》作者、省委研究室研究員胡傳章推測，很可能就是那天登上天安門城樓后，56歲的毛澤東觸景生情，笑著對63歲的董必武說出了坊間盛傳的“兩湖一毛一董”的原話，意即當年參加“一大”的，如今剩你我兩人站在這裡了！“兩湖”是指湖南、湖北。

當年有“資格”登上天安門城樓的另兩名來自湖北的委員，還有當時在武漢中南局任職的鄧子恢（福建龍岩人）和羅榮桓（湖南衡山人）。羅榮桓代表“四野”參加了開國大典，鄧子恢則因公務未能晉京。

除林彪和鄧子恢外，另外還有包括葉劍英在內的10位委員也因故未能參加開國大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