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
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在武漢召開
1徠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在武漢召開。出席大會的代表有:陳獨秀、蔡和森、瞿秋白、毛澤東、任弼時、劉少奇、鄧中夏、張國燾、張太雷、李立三、李維漢、陳延年、彭湃、方誌敏、惲代英、羅亦農、項英、董必武、陳潭秋、蘇兆征、向警予、蔡暢、向忠發、羅章龍、賀昌、阮嘯仙、王荷波、彭述之等80多人,代表著57900多名黨員。共產國際代表羅易、鮑羅廷、維經斯基等出席了大會。
目錄
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遺址
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於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在當時革命的中心武漢召開。出席大會的代表有陳獨秀、瞿秋白、蔡和森、李維漢、毛澤東、張國燾、李立三等82人,代表全國57967名黨員。共產國際代表羅易、鮑羅廷、維經斯基等也出席了大會。
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是在蔣介石集團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之後半個月,武漢汪精衛集團日趨反動,中國革命處於危急關頭召開的。
大會的主要任務是接受共產國際執委會第七次擴大會議關於中國問題的決議案,糾正陳獨秀的機會主義錯誤,並決定黨的重大方針政策。
陳獨秀主持大會,並代表第四屆中央執行委員會向大會作了《政治與組織的報告》。這個報告整個基調是右傾的,既沒有正確地總結經驗教訓,也沒有提出挽救時局的方針和政策,還為過去的錯誤進行辯護,如說中山艦事件退卻讓步是正確的;無產階級不應搞政治鬥爭和武裝鬥爭,只應進行經濟鬥爭等。還提出了“向西北去”的逃跑主義理論。陳獨秀報告之後,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羅易作了題為《中國革命問題和無產階級的作用》的講話。接著,大會對陳獨秀的報告進行了討論。瞿秋白、蔡和森、毛澤東、任弼時、惲代英等許多代表發言,對陳獨秀的右傾投降主義錯誤進行了批評。經過鬥爭,大會接受了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七次擴大會議於上年11月提出的關於中國問題的決議案,並根據這個決議案的精神批評了陳獨秀在過去中央領導工作中犯了忽略同資產階級爭奪革命領導權的右傾錯誤,否決了陳獨秀“向西北去”的錯誤主張,提出了無產階級在革命中的領導權。陳獨秀不得不承認一些錯誤。但由於當時全黨對陳獨秀的右傾投降主義還缺乏一致的深刻的認識,因此,會議沒能改變陳獨秀的右傾投降主義路線。大會在陳獨秀的操縱下拒絕討論毛澤東向大會提出的關於加速深入農民鬥爭,立即解決農民土地問題的提案,甚至把毛澤東排斥於大會之外,剝奪他在大會上的表決權。
大會通過了《中國共產黨接受共產國際第七次大會關於中國問題決議案之決議》、《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決議案》、《土地問題決議案》、《職工運動決議案》、《組織問題決議案》、《對於共產主義青年團工作決議案》,以及《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大會還發表了《為“五一”節紀念告世界無產階級書》和《為“五一”節紀念告中國民眾書》。
這些文件把蔣介石的叛變革命當作整個資產階級都叛變了,從而把民族資產階級當作革命的對象,混淆了民主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的界限。同時,又把汪精衛、唐生智等人當作激進的小資產階級代表,對他們抱有很大的幻想,對他們公開叛變革命的危險缺乏清醒的認識和準備。大會提出了土地革命的要求,規定了將土地無條件地轉給農民的原則,但又將實現土地革命的希望寄托在汪精衛集團身上。更為重要的是,大會沒有認真討論如何實現和發展黨直接領導革命軍隊的問題。因此,會議雖然對右傾投降主義錯誤進行了批評,卻沒有拿出糾正這些錯誤的任何辦法。
徠大會選舉了新的中央委員會,選出陳獨秀等29名中央委員和毛澤東等11名候補中央委員。新的中央委員會仍選舉陳獨秀為總書記,選舉陳獨秀、張國燾、蔡和森為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委員。大會選舉了中央監察委員會。
黨的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雖然召開在革命的危急關頭,卻沒有承擔起挽救革命的任務。但周恩來、任弼時等一批對陳獨秀的右傾錯誤有所認識、有所抵制的同志,被選進了新的中央委員會,這為後來糾正陳獨秀的右傾錯誤,提供了組織上的準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