貴族民主制

這個在它所處的時代里非常特別的政體源於施拉赤塔（貴族階級）對其他社會階級的與君主制政體的勝利。最後，施拉赤塔積累了讓任何君王都沒法讓其放鬆其特權的特權。兩國聯邦的政治教條是：本國是一個國王之下的共和國。司法官揚·加莫耶斯基以這句話總結了上述教條："Rex regnat et non gubernat"（“國王當政但不統治”）聯邦有一個議會，稱作瑟姆，相當於參議院和選舉的國王。國王在他的任期里不得不在亨利國王條款和女修道院條約的談判中詳述他會尊重公民的權利。

君王的權力很有限，他的權力被人數巨大的貴族階級的權利替代。每一位新國王不得不贊成波蘭政體的基礎——亨利國王條款（其中甚至還有近乎於前所未有的對宗教寬容的保證）。隨著時間的流逝，亨利國王條款與女修道院條約逐漸合二為一，國王選舉制支持這些詳盡的承諾。在那一點上，國王事實上是貴族階級的夥伴，並經常被參議員監督。

聯邦整體的基礎，“貴族民主制”包括：

自由選舉權：所有貴族根據其願望參加；

瑟姆，每兩年由國王命令召開的國會；

女修道院條約（拉丁文：pacta conventa），由國王選舉制“支持的協議”，包括權力清單，約束國王的條約，起源於更早的亨利國王條款；

起義（拉丁文：rokosz），施拉赤塔的權力，可以對侵犯他們自由的國王發動暴亂；

自由否決權（拉丁文：liberum veto），個人土地公使的權力，可以在瑟姆開庭時反對較多人發起的決定；在使用“自由否決”后可以令在開庭時宣布通過的所有法規無效；在17世紀後半期的危機后，波蘭貴族也可以在地方瑟姆中使用自由否決權；

結盟（波蘭語：konfederacja）（來自於拉丁文confederatio），為通過常見政治目標組織軍隊的權利。

聯邦政體很難簡單地分類，但是可以通過它的特點暫時描述為以下幾個制度的混合物：

邦聯制和聯邦制，關於它的地區的廣泛的自治權。然而它很難稱聯邦為邦聯或是聯邦，聯邦政體是它們兩者的混合物（中文通稱“波蘭立陶宛聯邦”為“聯邦”）；

寡頭政治，只有施拉赤塔——約佔人口的10%——擁有政治權利；

民主制，因為所有的施拉赤塔在權力和特權上人人平等，而且瑟姆可以在重要事情，法律，外交事務，宣戰和稅收（更改現有稅種或徵收新稅）上否決國王。而且，在國家中有10%的人享有政治權利（施拉赤塔）與任何其他歐洲國家相比，是十分先進的；在1831年法國只有1%的人有投票權，而在1867年英國也只有3%的人有投票權；

選舉君主制，因為君主由施拉赤塔選舉，是國家元首；

君主立憲制，因為君主受限於女修道院條約和其他法律，而且施拉赤塔可以違抗他們認為國王任何不合法的任何命令。

“貴族民主制”是獨一無二的制度，也是波蘭政體有爭議的一點。它是個例外，是以強大的貴族和弱小的國王構成為特點，在專制主義在歐洲主要國家之間盛行的時候——但是波蘭的這種制度，這個例外與某些現代價值觀念相符。在大多數歐洲國家日趨中央集權化，君主專制，宗教與王朝之間處於戰爭狀態時，聯邦卻大膽做出權力分散，邦聯制，聯邦制，民主制，宗教寬容甚至是和平主義的嘗試。因為瑟姆經常否決君王發動戰爭的計劃，這導致貴族們對民主和平論的辯論。這個政體是現代觀念泛民主，君主立憲制和聯邦制的先驅者。聯邦的施拉赤塔讚賞抵抗的權力，社會契約論，個人自由，被贊成的政府的原則，依靠自己的價值觀——所有在現世中流行的自由民主的價值觀。正像19至20世紀的自由民主主義者，波蘭貴族關注國家的權力。波蘭貴族受到專制國家的強烈反對。

或許波蘭的“貴族民主制”與歐洲以外的北美——美國南部的蓄奴階級最為接近，美國當地的蓄奴民主主義者和開國者例如托馬斯·傑佛遜或喬治·華盛頓的觀念與聯邦的貴族改革主義者有頗多相似之處。並非巧合的是，在1791年聯邦頒布了世界第二老的國家憲法。

但是其他人批評貴族民主制，指出它僅局限於貴族階層，不包括平民階層而且沒有向人民的大多數提供自由的法律體系，引起城市的緩慢發展和農民的農奴待遇。聯邦被稱為貴族的樂園，有時是——猶太人天堂，但也是市民（中產階級）的煉獄和農民的地獄。甚至在貴族（施拉赤塔）中，貴族民主制被濫用，而且 被他們的最強者（權貴）扭曲。可是，“猶太人天堂，但也是市民的煉獄與農民的地獄”是由德裔猶太小說家阿爾弗雷德·多布林第一次提出的，而非是當時的人說的，所以應該評估這句話的真實性。事實上大部分俄羅斯農民從他們殘忍的領主那裡逃到開放的波蘭，並安置下來是事實。這是所謂的“農民的地獄”的反例。

在貴族民主制的盡頭，它被批評，並為“內戰與外族的入侵，國力虛弱，不決斷和精神的貧乏”負責。聯邦沒有轉變為專制與民族國家的“現代”政體，因為自由否決權和對貴族民主制的其他濫用讓聯邦因處於混亂的邊緣而江河日下。施拉赤塔的多數票讓他們相信他們住在一個完美的國家裡，並信仰薩爾馬提亞主義，直到它的強弩之末。因為施拉赤塔拒絕為組織一支強大而現代的軍隊而徵稅，而且權貴受到國外勢力的賄賂而癱瘓聯邦政體，聯邦不能跟上它軍事化越來越明顯的和辦事效率越來越高（因為官僚制）的鄰國，變為了鄰國的肥肉。最後波蘭被瓜分，並在18世紀末瓜分波蘭時成為了強大的專制鄰國的附庸國。

貴族民主制創造了在他的時代中並不尋常的國家，儘管如此在當時的城邦，例如威尼斯共和國仍然能找到與其相似的制度。（有趣的是這兩個國家都被稱為“最尊貴共和國。”）義大利躲過了貴族民主制下的波蘭的悲慘命運；第一是因為法國和西班牙的世俗國王與教皇的無能，讓他們在瓜分國家時相互妥協，之後通過對哈布斯堡統治的回應，最遲於1861年完全統一全國，支持當時薩丁尼亞國王薩伏依王朝的維托里奧·埃馬努埃萊二世統治下的民族國家義大利王國。

無論如徠何，最重要的一點是因為威尼斯共和國與後來的義大利都沒有“自由否決權”這種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