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纘緒

王纘緒，1886年農曆乙酉年五月初九（夏至）出生在四川省西充縣觀音鄉大磉 磴村（今西充縣的晉城鎮程真宮村）。屬雞，幼年受業於舉人，考取秀才。喜書法，作律絕，好收藏圖籍。

1908年，他考入四川弁目學堂。畢業後任新軍第十七鎮第三十三混成協隊官，參加辛亥革命。

1912年任營長。

1916年任川軍劉湘部團長。後來調任劉湘第二軍第9師楊森屬下。他總覺得槍杆子太少，難成大器，拚命擴大武裝，不料欲速則不達，1921年被革去團長專任永寧道道尹。

他從一些軍閥、政客一起瓜分川漢鐵路的借款分臟中得到銀幣10萬元，便丟下道尹，攜款到漢口賄賂湖北督軍蕭耀南的門衙。買得漢陽步槍2400枝，重機槍6挺和一批子彈，運到夔府（今奉節縣）。他派員四齣，廣招兵馬。川鄂邊界農民踴躍入伙，很快彙集近3000人，建立了2個團1個營，這就是他自稱的“夔府成軍”。

1922年7月，王纘緒投奔楊森，跟隨楊森參加了一、二軍之戰和敗退湖北，接著在吳佩孚的支出下反攻，打倒了熊克武。被吳佩孚委任為十六師（楊森自兼）三十二旅旅長。所部兩個團從奉節移駐成都。楊森對他用而又疑，他深恐楊森對自己不利，於是施用苦肉之計，在左臂上刺一森字，並用藍色染上，並命其部署全體官兵都效仿此舉，向楊森表忠心，楊森滿心歡喜，1924年6月委其兼任成都市政督辦。王纘緒上任后，大搞鄉班子，其屬下士兵大多是西充人，中上級軍官更不用說了。

1925年4月9日在楊森發動“統一之戰”的成都會議上，王纘緒升為第一師師長兼第一路總指揮。他當時駐兵安岳，楊森補充彈藥很少，他十分惱怒，說：“楊漢域當個騎兵團長，都存有10萬發子彈，我們反而不如楊漢域了。”他一方面主張聯袁（袁祖銘）打劉（湘），而另一方面卻與劉湘傳遞情報。在重慶，他專設聯絡代表，時刻與劉湘聯繫。劉湘以鹽運使為條件，派嚴仲卿繞道安岳去打通王纘緒。王積極響應劉湘使者鮮英“息兵弭戰”的倡導。7月23日通電擁護劉湘。他的倒戈猶如晴天霹靂打在楊森頭上，楊森氣急敗壞的說：“連王治易都投降了，這個仗沒法打了。他將其部自改為國防軍第十六師，取代楊森師長職務，駐防資中、內江、隆昌、榮昌。

1926年川軍接受改編，王纘緒任國民革命軍二十一軍第五師師長。1929年改任第二師師長兼四川鹽運使，駐守重慶。劉湘企圖以神治軍，接受劉從雲提出的神道政治的主張，即用所謂神道統一部隊，繼而統一全川，再統一全國。劉從雲出面組織“先天一貫道”，王纘緒 也被劉湘介紹入道，賜名“玉道”，然而他卻私下裡說：“以鬼制軍，愚而又愚，我可入道，但不許部下入道。”

王纘緒當了鹽運使，以為得了肥缺，有民謠曰：“一任清鹽官，家資上千萬。”他接受了鹽稅，還不斷追繳以往的欠稅，撤換了一批鹽官。又勒索了一批稅官，把他們歷年的貪污都擠了出來。當時，重慶是金融和鹽商的中心，又基本上是劉航琛控制著，他想要大抓一筆，還不是那樣得心應手，一次，他借軍餉問題，向鹽業工會攤派10萬借款，就被劉航琛諷刺挖苦打了回來，這讓他非常不舒服。

在二劉大戰中，1932年8月王纘緒當了北路軍總指揮，率兵攻克潼南，內江。在第二年的安川大戰中，他又為劉湘立下了汗馬功勞。但當百姓舉起歡迎劉湘的旗幟時，他不滿的罵道：“你們以為劉湘是什麼好東西，他和劉文輝不過是一丘之貉而已。

1932年。當時，王纘緒受鹽商巨額賄賂的事被劉湘獲悉，劉湘有意逼王上繳。但王纘將此項經費用於創辦學校。

1933年10月，巴蜀學校在重慶嘉陵江畔的張家花園建立。王纘緒將巴蜀學校的第一幢樓房取名“湘園”，以取悅劉湘，使其不阻止辦學。於是劉湘對王纘緒不再追究了。王纘緒通過校董事、民生輪船公司總經理盧作孚向黃炎培的中華職業教育社求助，延聘周勖成、孫伯才、衛楚材等教育專家，由江浙來川主持教務。學校制定了“公正誠樸”的校訓，其意為“公而忘私，正大光明，誠實毋欺，樸實無華”。教學採用“手腦並用，身心互通”的方法，重啟發和實踐，讓學生自行創辦合作社、銀行、指導團、農場、由專職人員輔導，培養學生獨立自主工作能力。幾年之後，在小學基礎上相繼增設了初中和幼兒園。抗戰期間，中華民國國民政府主席林森入川，為巴蜀學校題寫了“成績斐然”的匾額。周恩來總理在學校操場發表過愛國鬥爭的演講。著名教育家葉聖陶創作了《巴蜀學校校歌》。

新中國成立后，巴蜀學校在1950年由西南軍政委員會接管，成為西南局幹部子弟學校，鄧小平同志親口指示“一切不變，只許辦好，不許辦壞”。 1954年西南大區撤銷，學校交重慶教育局直管，1955年8月，巴蜀學校一分為三，中學部改為重慶市第41中學，小學部改為重慶巴蜀小學幼稚園改為重慶巴蜀幼兒園。1991年，重慶41中學更名為重慶市巴蜀中學校。

“巴蜀”系列學校現已成為重慶教育的一名旗幟，包括重慶巴蜀中學、重慶魯能巴蜀中學、重慶市教科院巴蜀實驗學校、重慶巴蜀小學、重慶龍湖巴蜀小學等。巴蜀中學是全國百強中學第五名，重慶市教委直屬重點中學，各項升學指標遙居重慶第一。重慶魯能巴蜀中學是一所在硬體上在重慶市乃至全國都領先的現代化殿堂級中學，為巴蜀中學和山東魯能集團聯合出資開辦的巴蜀中學分校之一。重慶市教科院巴蜀實驗學校是由重慶市教育科學研究院、巴蜀中學、巴蜀小學聯合創辦的一所集學前、小學、中學、高考復讀班為一體的綜合制學校，是重慶市一流教育科研單位與一流中小學組建的優質教育品牌。重慶巴蜀小學居美麗的嘉陵江南畔，緊鄰重慶CBD中心商務區解放碑，佔地30餘畝，是重慶市教委直屬重點小學，國家教育部全國基礎教育定點聯繫的四所小學之一，重慶市示範學校。

1935年，蔣介石的南昌行營駐川參謀團入川，劉湘派周從化等數十人監視王纘緒，防止他和蔣介石勾結，他則千方百計要擺脫劉湘的控制，甚至在參謀團柏良和史伯英的介紹下加入“復興社”。按當時規定，將級軍官入社必須經過蔣介石的批准，康澤對他入社很反感，拒絕上報，他就成為復興社的黑戶。

當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在川北建立根據地時，劉湘組織六路圍攻，王纘緒為第四十四軍軍長兼四川第六路“巢匪”總指揮。當紅四方面軍轉移陣地時，王纘緒便率5個旅約15個團在綿陽、江油、邛崍和大邑等地區，向紅軍進犯，對根據地進行騷擾。

1937年抗戰爆發后，劉湘出川抗戰，這是他 只是在名義上屬於劉湘，經濟、人事完全自主，劉湘死後，他想繼承劉湘的軍政職務，積極進行活動。而蔣介石打算以張群接任四川省主席一職，而遭到四川軍人的一致反對，重慶行營參謀長兼代主任賀國光向蔣建議道：“劉湘遺缺，覬覦者眾，正宜授予諸川將，僧多粥少，必起內訌，此誠為將欲取之，必先與之之策，務祈收回成命，以免同利相爭之局，變成同黨相害之勢，亡羊補牢，未為晚也。”蔣介石要賀提出人選，賀卻專提王纘緒一人。賀的秘書不解其意，提出眾多疑問。賀異議辨析，說道：“正因為王治易 不孚眾望，他才數不起黨羽，好隨時把他取下來。”“就是因為他章法太亂，搞砸了事犯眾怒，眾人把他哄下台，他也怪不到我們。”

1938年3月，王纘緒任第二十九集團軍上將總司令，他讓副總司令許紹宗率2個軍16個團代他出川，4月26日，國民黨行政院會議議決王纘緒代理四川省主席。八路軍總司令朱德致信王纘緒，規勸其堅持抗戰，爭取最後的勝利。信中指出：“深信必能鞏固並擴大統一戰線，組織人民，動員物資，遵照抗日建國綱領，為抗戰建國大業而奮鬥到底。”朱總司令的信使王纘緒產生了一點對勵精圖治的嚮往。他採納了秘書張撫均的建議，迎聘張瀾作省府高等顧問。張瀾對王纘緒治川，多予參謀與指導。他說：“為政之要，在於受民簡政，節省開支，嚴懲貪污。多一官員，多一貪污，苦了百姓，農村遍地罵道，從正（政界）不如從良（征梁），從良不如從娼（倉庫保管員），從娼不如下鄉（當鄉長），你在承亂之後，更好求治。抓住機會，把川政治好。在這抗戰後方，也讓老百姓鬆口氣”。之後，王纘緒從張瀾議發布了新政。他一改一年四征為兩征，減輕百姓負擔；實行肉稅附加，補充教育經費；查核減免鄉村壯丁費、草鞋費、軍服費等；查辦貪污案，裁減貪污官員等。後來，他聽信讒言，對張瀾逐漸疏遠，傲慢，不禮貌，張瀾見勢不妙，避居重慶。

7月，雲南龍雲去武漢路過成都時，與鄧錫侯、劉文輝、潘文華和王纘緒等簽訂了一個川、康、滇3省政治、軍事、經濟實行合作的盟約，以聯合抵制蔣介石的宰割。事後，王向蔣告密此事，密電被截獲后，鄧錫侯、劉文輝、潘文華對他恨之入骨，1938年8月10日策動七師長倒王事件，列舉王纘緒十大罪狀。同時調動軍隊逼近成都，擺出武力驅王的架勢。

張瀾對朋友說：“王纘緒以為反對我，壓迫四川軍人，就可得到蔣介石的歡欣，穩住政局，其實不然，只要大家精誠合作，蔣介石就會斷然犧牲他。蔣介石見時機已到，立即電令王纘緒到重慶，相間一番勸說，商議擺平軍隊的辦法，“暫且由我兼任省主席，你到前方去，緩些時候回任就好了。”

1939年8月19日，王纘緒電呈蔣介石並通電全國聲討汪精衛。9月19日，國民政府命令王纘緒率部馳赴前方，悉力禦敵。在出征期間，所有四川省主席職務，由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介石兼任。10月1日，王纘緒將部分保安部隊編成4個獨立旅，劃歸二十九集團軍節制。事宜完畢，整裝待發。他電令全川各縣長，指示後方防務工作要點，以三事相訓勉：（一）各級地方軍事政治訓練機關，應即加緊訓練整理，等待編整補充；（二）積極訓練民眾，開發生產，加強軍隊聯繫，以增厚抗戰力量；（三）堅定必勝信念，毋為流言所惑，照常執行政令，以奠後防，籍固前線。

1939年12月初，王纘緒率部離蓉出川，月底到達第二十九集團軍駐紮地湖北襄陽、樊城、大洪山一帶。歸五戰區右翼總指揮張自忠管轄。王纘緒整頓軍紀，勉勵官兵。他在向部屬訓話時說：“莫要開口說四川，我們是中國人。努力抗戰不單為四川爭光，是為中華民族爭生存。二十九集團軍是信崇三民主義，擁護總裁的革命陣營。是國家的骨幹，民族的靈魂，決不是私人的武力。我們這個團體要使上官愛護，莫使上官厭惡。要配做一個革命軍人，連營便是我們的家庭，抗戰是我們的生活。不畏難，不怕苦，見利不先，赴義恐后，既能流汗，又能流血，忠憤耿耿，精誠團結。民族獨立的金字塔，決心先拿我們的骨肉去砌成。要達到這個目的，非一洗過去的苟且偷生、自私自利、虛偽奸巧、因循腐化，種種惡習不成功。”

1940年3月1日，棗宜會戰中，第二十九集團軍向進犯大洪山的日寇出擊。王纘緒親冒矢石，身先士卒，督戰負傷。5月1日，日軍從信陽、隨縣、鍾祥3個地區同時發動對棗陽及襄河東西兩岸的攻勢。李宗仁令王纘緒集中主力，從大洪山北上，尾擊日軍。他即令第四十四軍軍長廖震率所部和第六十七軍的第一六一師，出板橋向日軍尾擊。5月16日，第二十三集團軍總司令張自忠在戰鬥中壯烈犧牲。5月底，日軍的兩路兵力在雙溝會師。迅速組成幾個梯團，沿襄河東岸南下。廖震率部北上尾擊日軍的3個師，受到猛烈攻擊后，不得不向大洪山區及張家集方向緊縮陣地，以保大洪山據點。日軍第40師團天谷直次郎指揮的7個大隊和2個炮兵大隊的，四面圍攻大洪山，並派日機狂轟濫炸。王纘緒部與日軍艱難地激戰20餘日，要隘全部失守，只得與日軍在山區旋磨打圈。又戰了10餘日，拖住了日寇的西進，粉碎了日寇妄圖一舉殲滅該部的陰謀，這就是轟動抗日前線的“大洪山老王推磨”。但他兒子王澤浚指揮的四個新編旅在襄河西岸則受到日軍的猛烈打擊，戰後統計，在大洪山的16個團損失三分之一，在襄河西岸的8個團則損失過半。不久，29集團軍開赴河南內鄉整訓，將所部2軍12個旅24個團縮編為4師12個團。

蔣介石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時，王纘緒密切配合，令第六十七軍一六一師四八一旅旅長朱再明，偷襲鄂豫皖邊區李先念在大洪山的葵花寨、芭蕉沖根據地。“皖南事變”發生后，王纘緒又在大洪山的雙河假以召開聯度軍事會議為名，邀請新四軍第五師師長李先念派員參加。當李先念師長派參謀長杜時慕到會時，他卻背信棄義，將杜扣留並送交第五戰區司令長官李宗仁處邀功。

1942年7月10日，第二十九集團軍奉令調往第六戰區，受第六戰區司令長官陳誠指揮。王纘緒亦升任第六戰區副司令長官。王纘緒部由河南內鄉經老河口、興山、長陽至湖南桃源集結，擔負洞庭湖以西長江以南湘鄂地區守備任務。

1943年2月，日軍3萬餘眾從岳陽、沙市、宜昌等地，向第二九集團軍守地進犯。陳誠下令堅守陣地，不準出擊。15日拂曉，日軍攻破六戰區前沿指揮部松滋要塞，迫使二十九集團軍六十七軍之一部在百里洲被動迎敵。到2月底，陣地失而復得。3月上旬，日軍全面向沙市以南濱湖各縣進犯。王纘緒親率獨立第一團到安鄉指揮作戰。敵我雙方形成拉鋸狀激戰到3月下旬，敵退守於洞庭湖西岸和沙市南岸的4處鋸點。4月上旬，二十九集團軍奉陳誠命停止攻擊並退出防地，日軍得以進至漢壽縣境，大肆燒殺姦淫，無惡不作。在戰役期間，149師師長趙壁光聽到日軍來臨的消息，嚇的帽子都跑掉，惹的陳誠和薛岳極度不滿，他只好下令將趙和149師三個團長都撤銷職務。

10月，日軍糾集45個大隊和大批偽軍向常德、桃園進犯。新任第六戰區長官孫連仲令余程萬部死守常德，令二十九集團軍在北面的濱湖各縣節節抵抗，爭取時間以待六、九兩戰區主力馳援。王纘緒命四十四軍與敵激戰20餘日使敵未能前進，且有所繳獲。但另一路敵軍擊破73軍，強渡澧水上游，直奔常德，使四十四軍被隔斷於常德以東和以西地區。敵旋即迫近二十九集團軍總部所在地桃園。王纘緒率余部退至沅水以南的鄭家驛，令四十四軍在常德外圍之太浮山和太陽山地區分別截擊敵軍。該軍150師被日軍隔斷，師長許國璋在此次戰役中身負重傷，自殺殉國。

1943年12月3日余程萬失守常德之後，六、九戰區增援部隊方陸續趕到，在太浮山地區分別擊敗敵軍。四十四軍擊敗桃源之敵後，奉命追擊至藕池口。敵軍退守注滋口一線，形成對峙。二十九集團軍遂奉命集結澧縣待命。

由於濱湖戰役陳誠不準出擊並下令退出防地，常德會戰又遇指揮失當，友軍作戰不力，增援來遲，二十九集團軍損失慘重。當地百姓即恨日軍燒殺，也怨29集團軍作戰不力。王纘緒深感處境維艱，想出一個萬全之策。當時，他兒子王澤浚任第四十四軍軍長。他便向蔣介石提出撤銷第二十九集團軍總部和六十七軍建制，保留第四十四軍的意見。這一請求，當即獲准。因此，王纘緒既解除了困境，又保存了自己的實力。1944年3月6日，蔣介石調王纘緒為第九戰區副司令長官。第四十四軍調第九戰區，受司令長官薛岳指揮。他到第九戰區司令長官部報到后，返回四川，兼任國民黨陪都衛戍總司令。薛岳令王澤浚將原第二十九集團軍部隊帶到湖南寧鄉改編。改編后，第四十四軍下轄第150師、第162師、第161師，以及后調師第149師。（第二十九集團軍抗戰初所轄四十四軍和六十七軍兩個軍，共6萬6千餘官兵，加上補充壯丁4萬5千餘，共計十一萬餘人。到1945年抗戰結束時，僅存不到2萬人！基本上是以犧牲幾條性命去拼殺掉一個敵人。真正實踐了王纘緒將軍“民族獨立的金字塔，決心先拿我們的骨肉去砌成” ）

1945年5月，在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由蔣介石提名，王纘緒被選為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此時，國民黨政府遷都南京，王纘緒也調任武漢行轅副主任，1947年任重慶衛戍司令，不到一年交給劉雨卿，后朱紹良任西南綏靖公署主任，他任副主任。不久，綏署改稱西南長官公署，張群為長官。他因張群不和而虛有其職。他閑居成都，觀弄書畫，吟詩作賦以消遣。

1948年他見王陵基主川，則不斷向蔣介石上書，謀划堅守川康之策。不料其子澤浚在淮海戰役的山東碾庄與解放軍作戰，全軍覆沒而被俘。王纘緒得此消息，在《新新新聞》上發表了他給毛澤東主席的公開信。請求對王澤浚饒恕。這封信措詞親切，似乎有很深的交情一樣，搞的很多人莫名其妙。

1949年11月，王纘緒奉命任西南第二路游擊軍總司令。他印了幾千份委任狀，八方招兵買馬，有人曾勸他：“治公，你不是曾經說過天都亮了，何必再去打濕腳呢？”他說“我無羅求雀，自知妄想，不過存之旦夕，不得不勉盡人事。”

1949年12月9日劉文輝、鄧錫侯、潘文華宣布起義。蔣介石、王陵基、盛文紛紛離開成都。此時，郭曙南、錢文華勸他說：“只有起義，才有出路。你憑啥子來同解放軍對抗呢？”正猶豫間又收到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司令朱德勸其棄暗投明的信。王纘緒自行取消了西南長官公署副長官兼西南遊擊二路總司令職務，成立了成都市治安保衛總司令部，自任司令。12月14日他指使親信新編四十四軍代理軍長周青廷代表該部發出起義通電，後於12月22日宣布所部4.3萬餘人在成都起義。12月27日成都和平解放。

1950年元月王纘緒解除成都市治安保衛總司令部職銜，將部隊和武器全部移交給賀龍、李井泉為首的成都市軍事管制委員會，部隊也分別由解放軍第60、第62軍和第7軍進行整編。

1949年以後，王纘緒先後被安排為川西文物保管委員會副主任，西南軍政委員會參事，四川省人民政府參事，四川省政協委員，而王纘緒婉言謝絕工作。1957年王纘緒對反右運動持反對態度，王纘緒身邊的許多好友，如台盟中央主席謝雪紅、起義將領龍雲、民盟領導人章伯鈞、民主人士章乃器及鮮英等人都被打成了右派，就連曾策動其起義的共產黨員高興亞也被打成右派，如此現實情況讓王纘緒無法理解。於是，王纘緒借往重慶治牙為名，同雷紹丞潛赴深圳。11月15日趁夜偷渡香港未成。當即被中國人民解放軍邊防部隊逮捕，押回成都。1960年在獄中抗議，絕食身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