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風險

“風險”概念在17世紀的英文中似乎已經出現，意思是遇上危險或觸礁。隨著現代社會的演進，社會風險有了更多的涵義。現代一般意義上的社會風險意指在一定條件下某種自然現象、生理現象或社會現象是否發生、及對人類社會財富和生命安全是否造成損失和損失程度的客觀不確定性。

隨著當前中國體制的變遷和政策的轉軌，當前中國社會的風險主要呈現“風險共生”的表徵。中國的社會轉型主要表現為結構轉型與體制轉型，這其中不僅要完成從傳統農業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的結構轉型，還要進行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體制轉軌。在經濟目標成為社會運行的支配目標的同時，政治行政系統日益偏離原有的社會管制軌道，更多的是指向市場、服務社會。由此，社會的組織原則也從先賦性與政治誘致性原則轉向獲致性原則。社會主義現代化的轉型，打破了中國原有的在政治原則指導下形成的社會平衡狀態，致使這些“人造風險”在不同地區、不同群體、不同行業中以不同方向、不同速度積聚和疊加起來。

因此，中國社會轉型期，社會風險狀態既不是純粹傳統的，又不是傳統現代的，而是一種混合狀態。除了前工業社會的傳統風險，如自然災害、傳染病等依然對人們的生產、生活和社會安全構成威脅外，現代化進程中不斷湧現和加劇的失業問題、誠信危機、安全事故等工業社會早期的風險正處於高發勢頭，同時，現代風險的影響已超越國家疆界，如國際金融風險、環境風險、技術風險、生物入侵等隨時可能對我們的安全造成威脅。在這樣的情況下，政府在社會風險的治理中應承擔什麼樣的作用，政府對社會居民的政府責任應如何界定，值得我們探究。

從當前中國社會的總體形勢看，整體平穩的同時存在著嚴重的社會風險。一方面，中國經濟持續快速發展，政治體系運行平穩有序，社會整體發展保持著良好態勢。另一方面，當前中國各種問題和矛盾凸現出來，不少問題和矛盾還呈現出繼續惡化的態勢，社會風險也在不斷累積。當前，“三農”問題、腐敗問題、國有資產流失、貧富懸殊問題、就業問題、金融風險的加劇、安全生產問題、犯罪猖獗問題、誠信危機等這些問題中潛藏著巨大的社會風險，這些問題可以說是當前中國十分緊迫並亟待解決的問題，這些問題中潛藏著巨大的社會風險。這些問題如果得不到較好的解決和處理，累積到一定程度，就可能失控從而形成社會危機。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說，這些社會問題是當前中國社會風險之源。

中國社會面臨的一系列嚴峻問題中潛藏著巨大的危險性和不確定性，需要立即採取措施加以控制和解決。可以說，上述問題中的某個問題一旦失控，後果就可能不堪設想。由“三農”問題導致的群體性事件不斷增多，“三農”問題到了必須加以解決的地步。腐敗不僅嚴重阻礙著中國經濟和政治的發展，也不斷侵蝕著中國共產黨執政的合法性。國有資產流失使社會主義制度的經濟基礎不斷削弱，並加劇著政治腐敗和貧富分化。中國居民基尼係數已經接近警戒線水平，而且仍然呈現上升態勢，貧富懸殊正在危及中國的社會穩定。當前中國就業壓力十分巨大，已經進入失業預警區，不採取緊急措施，就可能造成重大的社會危機。金融風險指數遞增，金融風險轉變成金融危機的可能性也在加重。

當前中國社會風險的累積是由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具有一定的必然性。近二十多年來，中國現代化快速發展，社會轉型不斷推進，融入經濟全球化程度不斷加深。在此過程中出現的嚴重利益失衡，可以說是當前中國社會風險不斷累積的主要原因。

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中國進入了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的歷史時期，中國的現代化步入了快速發展的軌道，並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也應注意到，中國現代化進程的快速發展在一定程度上是利益分配不均與利益分化加劇的過程，導致了社會風險的不斷累積。

中國現代化發展戰略一直實行的是一種不平衡發展戰略，必然造成利益分配的不平衡。在相當長的時期內，包括改革開放二十多年來，中國實行的是一種重點發展戰略，或者說就是不平衡發展戰略。這種戰略的實施在一定的背景下，對推動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發揮了重要作用，取得了顯著成效。但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到達一定階段后，這種戰略的負面效應就表現出來了，其主要表現是：國家、社會、人和自然層面或者同一層面內部部分受益而其他部分受損的局面越來越嚴重，社會的發展因而不是一種和諧均衡的發展而在一定程度上是片面的、不平衡的發展。特別是20世紀90年代以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迅速發展，這種不平衡發展戰略造成的後果與市場經濟的某些負面效應相結合，更加導致了利益分化的加劇.。在經濟層面，出現了單純追求GDP增長的情況，部分地方忽視人與自然的協調發展；在社會層面，階層分化和利益分割加劇，一些地方或領域勞資之間的力量對比發生重大變化；在精神層面，市場經濟的趨利本性暴露出來，出現誠信缺失、道德滑坡、信仰危機；在人與自然的關係方面，大肆掠奪自然，以資源消耗推動經濟增長，造成了人口、資源、環境之間日益緊張的局面。這樣，這種不平衡發展戰略就使不同社會主體在現代化的發展進程中在利益分配上出現不平衡，並且付出的成本與收益之間也不平衡，由此加劇了不同社會主體之間的矛盾和衝突，產生了許多嚴重的社會問題。

現代化的快速發展使利益分化加劇。在現代化加速推進的過程中，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和中國社會階層結構的變化，利益分化明顯加劇，人與人之間、個人與集體或個人與社會的價值關係發生重大的變化。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經濟的發展使大部分人民都成為受益者，但是不同個人或不同社會群體的受益程度有很大差別，同時原有的利益結構、利益主體和利益類型也發生著顯著變化。當前，中國社會利益分化的特徵是：從利益平均化到利益多極化、從利益依賴性到利益獨立性、從利益穩定性到利益多變性。英國學者拉爾夫·達爾道夫（RalfDahrendorf）的研究表明，“現代的社會衝突是一種應得權利和供給、政治與經濟、公民權利和經濟增長的對抗。”利益分化加劇的負面影響如果得不到及時控制和緩解，就會增加社會風險，成為社會衝突和社會動蕩的潛在因素。

從一般意義上講，中國社會風險的累積與中國社會由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變也是密切相關的。按照西方風險社會理論，進入現代化的一定階段后，必然伴隨社會風險的增長，並進入風險社會。許多西方學者認為，當今現代社會是一個充滿風險的社會，風險是現代性的基本要素，風險社會是現代性的重要特徵。德國社會學家烏爾里希·貝克(UlrichBeck)認為，當前，“現代性正從古典工業社會的輪廓中脫穎而出，正在形成一種嶄新的形式——（工業的）‘風險社會’。”他認為：“風險概念是個指明自然終結和傳統終結的概念；或者換句話說，在自然和傳統失去它們的無限效力並依賴於人的決定的地方，才談得上風險。”英國學者安東尼·吉登斯(AntongGiddes)也認為，風險概念標識了現代社會與前現代社會的根本差異。在自然和傳統消亡後生存的世界，其特點是從“外部風險”逐漸向“人造風險”轉移。5)中國在改革開放二十多年的社會轉型過程中，烏爾里希·貝克和安東尼·吉登斯所說的“自然終結”和“傳統終結”，這兩種現象可以說也表現得十分突出，這樣，社會風險的增加也就帶有一定必然性。

更加重要的是，對於中國而言，不僅僅是社會轉型導致了社會風險的增加，在社會轉型的同時，中國還面臨著制度轉軌，因而缺乏成熟的、合理的利益分配與協調機制，這更加劇了當前中國社會風險的累積。當前，中國經濟體制正從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變，中國政治體制正從集權體制向更加公平、正義、民主的政治體制轉變。在這一變革的歷史時期，傳統的利益分配與協調機制被打破，而新的公平合理的利益分配與協調機制尚未完全建立起來。改革開放前，中國的利益關係大體上是一種“相對”的平均主義格局，這種平均主義格局之所以說它是“相對”的，主要在於它是建立在城鄉不平等基礎上的，並且無視個體（個人或經濟單位）貢獻的多寡，因而隱藏著極大的不公平。這樣，打破這種平均主義的利益分配與協調機制，重建新的利益分配與協調機制，就成為改革的必然要求。然而，在打破傳統利益分配與協調機制的過程中，成熟的、公平合理的、利益分配與協調機制並沒有迅速形成。快速的社會轉型與緩慢的利益分配與協調機制形成過程之間的矛盾可以說是當前中國社會許多問題產生的重要原因。如：貧富懸殊加劇、腐敗問題嚴重、誠信缺失、市場秩序混亂等等這些問題都與之有著密切的聯繫，並對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形成了嚴峻挑戰。

在融入經濟全球化進程中，一方面中國從經濟全球化中確實獲得了不少利益，但同時經濟全球化背景下國際間利益裂變的壓力也加速了中國社會風險的累積。經濟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市場經濟在全球的擴展，並且當前經濟全球化是由發達國家主導的，發達國家處於明顯有利的地位，而發展中國家則相對而言處於不利的地位。在經濟全球化過程中，不同國家的受益度是不同的，有些國家甚至可能成為經濟全球化的犧牲品。英國學者戴維·赫爾德(davidheld)等人認為：“全球化是是一個深刻分化並充滿激烈鬥爭的過程。全球化的不平衡性使得它遠不像整個星球都體會到的那樣是一個日趨一致的過程。”(P1)美國學者約瑟夫·E．斯蒂格利茨(JosephE.Stiglitz)也認為：“西方已經驅動了全球化的日程表，以發展中世界的代價確保它儲存不均衡的利益份額。”(P4)在經濟全球化過程中，中國的經濟安全、政治安全、文化安全與環境安全等都面臨著更多、更大的壓力，相應地也就增加了中國的經濟風險、政治風險、文化風險與生態風險。

更加值得重視的是，經濟全球化的推進與社會風險的增加是同時並存的。烏爾里希·貝克認為，現時代人類已經進入世界風險社會。在世界風險社會中，非西方世界與西方社會不僅共享相同的空間和時間——更重要的——也共同分享第二現代性的基本挑戰。不僅如此，經濟全球化條件下相互依賴中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之間權力的不對稱性，使發展中國家相互依賴的敏感性和脆弱性更強，發展中國家所遇到的風險或遭遇危機的可能性更加不可預測和不可控制，這樣，在全球化過程中，發展中國家無疑面臨著比發達國家更大的風險。中國從經濟全球化過程中受益的同時，經濟全球化所具有的風險傳遞機制和風險生成機制也使中國會遭遇更多的社會風險。中國融入經濟全球化的過程也是中國融入世界風險社會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中國面臨的社會風險會自然增大。

面對社會風險，究竟應該採取怎樣的措施來進行控制和化解呢？前面人們談到的一些問題，針對每一個問題，從微觀角度而言，都可以採取一些有針對性的措施來加以協調或解決。筆者認為，當前中國社會風險累積的各種因素說到底，都在於其導致利益失衡從而加劇了社會風險。因而，從宏觀角度而言，在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過程中，應著重從如下幾個方面著手建立健全利益分配與協調機制從而逐步實現利益均衡來控制和化解中國的社會風險。

利益公平分配的意義

中國不平衡的現代化發展戰略是在特定歷史條件下形成的，在一定歷史時期對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的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但是，這種戰略的弊端在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進程發展到一定階段后就暴露出來了，其主要表現就是由於利益失衡而使社會群體之間的矛盾加劇。在這種情況下，國家應當擔當起更大的社會責任，確使公眾樹立承擔風險的責任意識，並制定正確的國家發展戰略，降低社會風險。就當前中國而言，迫切需要樹立科學發展觀，促進社會和諧發展。近年來，黨和政府一再強調，要樹立科學發展觀，建立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把和諧社會作為一種理想，在發展過程中，就應當兼顧國家、社會、人和自然的平衡發展，而不能只注重其中的某一個方面、某幾個方面而忽視其他方面，並且在同一層次上也不能只顧及同一層次中某一個或者某幾個部分而忽略其他部分。這為緩解和控制中國社會風險指明了路徑。

促進社會和諧發展

當前，促進社會和諧發展不僅必須，而且有了可行性。一方面，當前中國的社會風險已經累積到了十分嚴峻的地步，許多問題已經十分緊迫，並且涉及面很廣，必須迅速採取措施加以解決。另一方面，中國當前也具備了解決這些緊要問題、改變不平衡發展戰略、追求和諧社會理想的能力。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實現了穩定、持續、高速的增長，經濟實力大大增強，市場經濟體制不斷發展和完善，初步建立起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在中國經濟發展成效顯著的同時，政治制度建設取得了重大成就，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更加鞏固，科技、文化、教育事業成就顯著，中國公民素質不斷提高。上述成就為促進和諧社會建設創造了良好的基礎和條件。

建立公平分配機制

政治就是關於重要公共利益的決策和分配活動。美國學者戴維·伊斯頓（DavidEaston）認為，政治系統與它所處環境中的其他系統的不同之處就在於一個政治系統可以通過互動為一個社會權威性地分配價值。(P26)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說，政治變革的過程就是利益調整、價值或者社會資源重新分配的過程。與其他人類活動相比，政治行為和政治活動具有根本性、公共性、全局性和權威性四個顯著特徵。(P2)當代中國政治發展的價值取嚮應當是社會公平、政治正義和政治民主，要把建立公平合理的利益分配機製作為現階段的重要目標之一。社會公平是協調社會矛盾與衝突的基本準則，是一個社會凝聚力、向心力和感召力的重要源泉，它意味著社會利益在全體社會成員之間平等而合理的分配。社會正義是社會良性運行的重要因素，是評價社會制度的一種道德標準，被看作社會制度的首要價值，它在相當大程度上意味著對弱者的扶助和關懷，對於緩和社會矛盾起著重要作用。政治民主是建立在一定經濟基礎之上的，為維護特定利益關係，保障公民權利平等實現而建立的政治形式以及與之相關的政治行為和政治意識。政治民主是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的本質特徵，也是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的生命力之所在。

應當注意的幾個問題

當前中國社會風險的累積使越來越多的人十分關注社會公平、政治正義和政治民主，人們也更加呼喚社會公 平、政治正義和政治民主，實際上體現了人們對建立公平合理的利益分配機制的關注。推進中國政治發展，實現社會公平、社會正義、政治民主，建立公平合理的利益分配機制，是化解和緩和社會風險的重要途徑。要抓住機遇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多層次多角度地推動民主政治的發展，力爭在政治穩定和社會穩定的狀態中，通過制度創新、政治文化變革、政治統治和政治管理方式優化，使社會朝著公平、正義、民主的方向不斷邁進。從一定意義上說，政治發展的過程就是社會公平、政治正義和政治民主不斷推進的過程。這一發展過程必然有利於中國社會風險的控制和管理，對於緩解社會風險，防範社會危機將起到十分積極的作用。

建立健全利益協調機制

國家能力是統治階級通過國家機關行使國家權力、履行國家職能，有效統治國家、治理社會，實現統治階級意志、利益以及社會公共目標的能量和力量。當前，負責社會風險處理的行政機構之間分割嚴重、難以協調行動，加上部門利益保護傾向嚴重，很難完全達到控制風險所需要的協同作戰和信息共享要求，國家在法律法規建設方面也缺乏完備的法律體系，社會風險管理系統和公共危機管理體系尚不完備，因而，從國家能力角度看化解社會風險的能力亟待加強。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公民社會逐步發展起來，並正在對中國社會發展進程產生較大的影響。但是，中國公民社會建設仍顯得滯后，社會領域的利益協調機制缺乏，不能充分發揮公民自我防護和自我組織的作用，在化解社會風險方面能力明顯不足。

增強國民能力建設

在社會風險嚴重累積的形勢下，增強國家能力建設和公民社會能力建設，建立健全利益協調機制，對於適時化解社會風險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社會風險管理的制度框架強調綜合協調政府社會保障制度、市場保險機制、家庭及民間互助機構在處置社會風險與實現社會穩定上的重要作用。增強風險的吸納和分散能力，既要注重強化併發揮政府主導的正式制度的支柱作用，又要充分發揮各種傳統的非正規制度所能起到的重要作用，重視家庭保障、民間互助援助、非政府組織在社會穩定和化解社會風險方面的基礎性作用，發揮和調動傳統文化心理、習俗的社會風險自控機制的潛在價值。當前，政府應改變“包攬一切”的做法，適當合理地向社會“分權”或“還權”於社會，應特彆強調公民權利平等的社會價值觀，建立規範的利益表達、對話和協商機制，引導利益群體以理性、合法的形式表達利益訴求，妥善處理各種社會利益關係。惟有綜合發揮各種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作用，加強國家能力建設和公民社會能力建設，才能更有效地探索適合中國國情的利益協調機制和社會風險管理機制，並適時化解社會風險。

加強國際安全合作

經濟全球化使人類開始進入世界風險社會，全球化時代的社會風險具有明顯的跨國性、全球性和關聯性。中國在參與經濟全球化的過程中，應注重不斷提高從經濟全球化過程中獲得利益的能力，加強科技與品牌的自主創新，防止西方國家向中國轉嫁高能耗和高污染產業。同時，要通過廣泛的國際安全合作來應對和防範經濟全球化帶來的風險和挑戰，為國際安全合作盡到自己的責任，遏制社會風險的全球性蔓延，也便於化解本國在經濟全球化過程面臨的安全挑戰，使本國儘可能少地受到國際風險蔓延的威脅，有效維護國家利益。

在國際安全合作方面，中國應從如下幾個方面著手。

一是增強國際社會的共同安全、合作安全、綜合安全意識，推動建立符合世界各國共同利益的國際安全新秩序。

二是要倡導國際安全合作模式的靈活多樣性。新安全觀的合作模式應是靈活多樣的，包括具有較強約束力的多邊安全機制、具有論壇性質的多邊安全對話、旨在增進信任的雙邊安全磋商，以及具有學術性質的非官方安全對話等。促進經濟利益的融合，也是維護安全的有效手段之一。

三是要善於處理不同類別國際安全合作機構之間的關係。要尊重和維護聯合國等全球性安全合作組織的權威。對於各類有中國參與的地區性多邊與雙邊合作機制，應在相互尊重和平等協商的基礎上，有針對性地加大合作力度，發展多樣性、多層次的區域合作框架。對於美國主導的有關安全機制，中國應有選擇地考慮發展對話與合作，共同探討新形勢下如何應對各種傳統與非傳統安全問題。四是要在與中國安全聯繫最密切的領域加大國際合作的力度。當前，中國面臨的安全威脅不僅來自傳統安全領域，也來自非傳統安全領域。要明確本國安全和風險方面的最緊迫問題，在外交方面加大相關方面的工作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