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姆渡氏族

河姆渡一帶系沼澤地，河姆渡人建造住宅時，，木樁上架設縱橫交 錯地龍骨（地梁），其後於地樑上鋪設10多厘米厚地板，地板上再立柱、架梁、敷櫞、蓋頂。地板起防濕、御蟲蛇作用。其下可用來豢養家畜。地板上為起居住室。從柱子高度看，人還不能直立進出，但較巢居已大有進步。房屋規模大小及內部結構，視居住成員多寡而定，從住宅營建看，河姆渡人已較熟練地掌握伐木、加工成樁、柱、梁、板等建築構件技術，樑柱間已用榫卯接合，地板用企口板密拼，不同榫卯形式均基本符合受力要求，與晚期木構大致相同，木構件上刻有雙圓、直線、斜線、植物莖葉等裝飾圖案。因工具限制，加工顯得較粗糙。銷釘的使用和企口板的發明，揭示七千年前先民已較熟練掌握房屋建築技術，體現原始人征服自然、改造社會毅力，為中國古典建築木結構技術對世界建築史的獨特貢獻奠定基礎。遺址還出土6支木質船槳，1支外形基本完整，輪廓清楚，分槳柄、槳葉兩部分，一塊原木製成，形如長柄樹葉，柄上刻滿線條組合圖案，輕巧實用，與現代遊船划槳大體接近，是目前中國已發現船槳中最古老一支。船槳及一隻陶舟均證明河姆渡人已開始用船、筏載人荷物、浮水採集。第三、四文化層中還出土200多件木器，有刀、匕、錘、鏟、矛、碗、筒、小棍、器柄、紡輪、蝶形器等，不少器物為其他新石器時代遺址所少見或未見。用於生產的佔大多數，木錘系加工錘擊工具，木予是狩獵扎戳武器，木碗為生活用品，木質器柄則是石器工具發揮更大效用的附屬件，小木棍既是農業點穴播種工具，也是採集野生植物時挖根刨莖的採集工具，木器製作大多要經過切斷、剖開、削、茬、挖鑿、修磨、髹漆及火燒硬化等工序，其中碗、筒、蝶形器製作頗精細，表面經過磨光、髹漆，出土時油光可鑒，出土的20多隻木筒系用整段木材製成，形似毛竹筒，內外壁銼磨光潔、內壁還鑿有一淺槽，塞以圓木餅，有的外纏藤篾，可能作敲擊樂器用。第二文化層中發現木架方形井，證明河姆渡人已掌握鑿井技術。眾多保存完好的木器出土，為世界木器工具研究提供了實物材料。

河姆渡遺址位於河姆渡鎮金吾廟村（原羅江鄉浪墅橋村）。它是1973年夏天當地農民建造排澇站時發現的，總面積約4萬平方米，自下而上疊壓著4個文化層，根據北京大學碳14實驗室測定，第四文化層距今約7000－6500年，第三文化層距今約6500－6000年，第二文化層距今約6000－5500年，第一文化層距今約5500－5000年。該遺址於1973年和1977年冬進行過兩次考古發掘，合計面積2630平方米，出土生產 工具、生活器具、原始藝術品等文物6700餘件，還發現豐富的栽培稻穀和大面積的木建築遺跡、捕獵的野生動物和家養動物的骨骸、採集的植物果實及少量的墓葬等遺存。所有這些，為研究我國遠古時代的農業、建築、制陶、紡織、藝術和東方文明的起源以及古地理、古氣候、古水文的演變提供了極其珍貴的實物資料。河姆渡遺址第一、二文化層的出土文物與省內湖州邱城遺址下層及嘉興市郊馬家濱遺址的器物相似，第三、四文化層的出土文物，在我省是新發現，而且它已擁有較為發達的耜耕農業、採用榫卯技術的干欄式建築，在國內同時代的遺址中它的生產、生活水平處於領先地位，因此是一支全新的考古學文化，暫時命名為河姆渡文化。河姆渡遺址發現后，在海內外學術界引起巨大反響，為儘快把它公諸於世，1976年4月，國家文物局、浙江省文化局在杭州召開“河姆渡遺址第一期發掘工作座談會”（實際是一次研討會），來自北京、上海、陝西、廣東、福建、安徽、浙江的專家學者和餘姚縣、羅江鄉的代表共60多人參加了這次座談會。與會專家學者認為河姆渡遺址的發現，證明在7000年前長江流域同樣有著繁榮的原始文化，與黃河流域一樣都是中華民族遠古文化的發祥地，它是新中國成立以來最重要的考古發現，一致同意了對河姆渡文化的命名。1980－1981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會同相關市縣文管會在寧紹平原作了新石器時代遺址的普查，近年來在基本建設中又陸續發現了一些，至今共發現河姆渡文化類型遺址47處，分佈於錢塘江以南的沿海地區和舟山群島，其中以姚江平原最密集，計有25處，因此可以說，餘姚是河姆渡文河姆渡遺址博物館門前化的故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