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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人
冰心在《小說月報》上發表的短篇小說
《超人》是冰心在《小說月報》第12卷第4號上發表的短篇小說。
冰心
冰心原是個詩人，詩和散文比較接近，所以她的散文空靈清雋，十分可愛。至於她的小說也負盛名，一面是由於她天資的穎異，一半也佔了時代較早的關係。凡露臉文壇的時代早，所謂得風氣之先，給人印象每較為深刻。冰心在五四前便用新文體寫了些短篇小說，像《寂寞》、《別後》、《國旗》、《魚兒》、《兩個家庭》等，描寫小兒女間瑣事，或舊家庭腐敗的排場，筆調完全是紅樓夢式的，沒有特色。《斯人獨憔悴》算進步多了，仍是紅樓調調兒，不過因為刊登當時《晨報副刊》上，自然會引起人們的注目。後來她又加入文學研究會，在該會發行的《小說月報》發表《超人》、《笑》，她的詩名本已震動了北京城，這幾篇小說確也寫得哲理湛深，文筆優美，已從紅樓調子蛻化出來，成一種戛戛獨造的風格，於是她的小說家之名，與她的詩名一樣稱於眾口了。
冰心
在當時的中國，受著帝國主義的壓迫，政治文化經濟各方面的侵略，加之內部軍閥橫行，盜賊紛起，生活真“急如束濕”一般，冥冥中若果有一位造物者，我們除怨恨之外，決不能說出感謝二字；對人類除咒詛之外，也決不能說出愛憐二字，這時候我們“外表的人格”是閉著口，淌著汗，僂佝著背，在生活重擔下掙扎，我們“精神的人格”卻早變成一隻被飢餓烙瘋了的野獸，紅焰燒在眼睛里，森森的毛豎在脊樑上，見了人便要撲過去一陣亂咬亂撕，整個吞下肚。“殺人呀！”“放火呀！”“血染全世界呀！”這樣戰慄的口號，我們耳朵才歡迎。
所以冰心的“愛的哲學”越是描寫得莊嚴圓滿，一般人越有“勸飢人食肉糜”的反感。那些“對社會的幼稚病”，“有閑階級的生活的讚美”，“資產階級的女性作家”，“在她作品里只充滿了耶教式的博愛和空虛的同情”等等批評，像雨點似的紛集於她身上了。
人生是否有什麼意義，人與宇宙之間是否有什麼和諧，這是哲學上的大問題，我怕是永遠不能解決的。但人類不生存則已，要想生存，則“互相愛助”是必要的條件。那些尼采式的超人學說，馬克斯式的階級鬥爭，未嘗沒有救世之效果，但其作用等於葯中之大黃硝朴，用之得當，可以攻去病的癥結，天天用它，則非送命不可。冰心的哲學像大米飯，在舉世歡迎大黃硝朴的時代，大米飯只好冷擱一邊，但是等到病人的元氣略為恢復，又非用它不可了。文卻斯德（Ｃ．Ｔ．Ｗｉｎｃｈｅｓｔｅｒ）說文學須含有“永久的興味”，我說冰心的作品就是具有這樣“永久”性的。
首先，“世界上的母親和母親都是好朋友”——《超人》中“愛”的回歸。
小說題目雖為《超人》，但主人公何彬與尼采筆下的超人並不相同。何彬只不過是一個五四退潮后的悲觀頹廢者，受了尼采哲學的一些影響, 認為“世界是虛空的，人生是無意識的” 。何彬的形象，在當時富有一定的典型意義，他實際上是位小資產階級時代病的患者，是冰心從生活中概括出來的典型，是對當時社會問題深入思考的藝術結晶。過去的何彬也曾是幸福的、樂觀的。但冷酷的現實、曲折的遭際、渺茫的前途，迫使他隱藏了曾經的美好，開始認為世界是虛空的，人生是無意識的，愛和憐憫都是惡。可是，“這一夜他忽然醒了”，樓下的兒童祿兒凄慘的呻吟勾起了何彬的母愛，喚醒了他身上沉睡已久的美好故事，甚至是自己患病時有慈愛的母親日夜守護。第二天，何彬給了祿兒一點看病的錢。這個舉動，從表面上看，似乎是何彬煩躁祿兒的吵鬧而給錢治病以獲得清靜；但實際上，它是有心理發展變化基礎的，即何彬關於母愛的一段回憶。逐漸的，何彬拋棄了消極人生觀，幾年來隱藏著的愛的神情，又呈現在臉上，“十幾年來不見點滴的淚兒，也珍珠般散落下來”。而引導何彬向“愛”的路上邁進的另一個因素就是祿兒，尤其是祿兒那封情感真摯的書信，加速了何彬的轉變。“我也不知道怎樣報先生的恩德。然而我有一個母親，她因為愛我的緣故，也很感激先生。先生有母親嗎？她一定也愛先生的。這樣我的母親和先生的母親是好朋友了。”何彬看完祿兒的信，捧著祿兒送來的一束野花兒，回屋子裡嗚嗚咽咽地痛哭起來。此時此刻的何彬，愛心徹底回歸了。母愛是內在動力，祿兒是外在動力，自然美（一束野花兒）是催化劑，三者所產生的合力催生了何彬“愛的回歸”。可見，母愛、童心、大自然的力量是超強的，她拯救了患有嚴重時代病的何彬，昭示並彰顯了冰心“愛的哲學”思想。
其次，“他送給我的那一籃花兒呢？”——《超人》中“愛”的消解。
的確，是“愛”超度了何彬幾近枯死的魂靈。“愛”的偉大與彰顯不容置疑。但在小說結尾出現了這樣一段文字：“他送給我的那一籃花兒呢？祿兒仰著黑胖的臉兒，獃獃的望著天上”。這句話頗有意味。此語的爆發力在於：以既生活化又藝術化的語言徹底消解了上文所構建的“愛”的世界。它是從兩個層面實現的，一是通過兒童的視覺訴求於現實世界，祿兒確實沒有見到“一籃花兒”；二是運用暗示的手法揭示“愛”得虛幻性。
祿兒與何彬先後構築的“愛的世界”又被他們自身解構。何彬是因為祿兒而樂觀起來的。於是，開始編製“愛的花籃”：“我要用一縷柔絲，將淚珠兒穿起，系在弦月的兩端，摘下漫天的星兒來盛在弦月的圓凹里，不也是一籃金黃色的花兒么”。“花兒”是什麼？花兒就是大自然，大自然是冰心“愛的哲學”之一極。這是何彬被兒童之“愛”拯救后而精心構築的真善美，是何彬的理想和愛的世界，祿兒當然是不能感知這種富有象徵意味的詩意世界，因此以兒童特有的純真給解構了，“獃獃的望著天上”。於是乎，我們得到的啟示就是，冰心筆下“愛的奏鳴曲”從根本上講是一種理想的虛幻的無形之物，充其量只能緩解一時的苦痛，並不能從根本上解決社會人生諸問題和矛盾困惑，甚至是兒童成長的問題。比如說，祿兒得到何彬一時的金錢救濟解決了病痛，但祿兒的將來呢？若再生病甚至不幸遭際時又有誰來救濟？很顯然，“愛”只能是一時之慰藉，並不能終其根本。以至於後來，冰心也曾自我反省：“我竭力地誇大母愛，把它作為解除世界上一切痛苦的工具。我自欺自慰地說，只要普天下的兒女，都能通過愛自己的母親，而都怡然無猜地相愛互助，天下就會安樂太平了。”
隨著時間的推移，冰心女士，試圖以“超人”（甚至採用“男士”筆名寫作）的姿態超越單純的“愛”而走向廣闊大地，但歲月流逝，“愛”仍在相隨。在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鬥爭空前尖銳的30年代，冰心逐漸感到“我在母親的懷裡，母親在小舟里，小舟在月明的大海里”的“極樂”境界難以實現，“上海虹橋的墳園之中，數月來母親溫靜的慈魂，也許被不斷的炮聲驚碎！一家子飄萍似的分散著!”日本侵略者的鐵蹄和炮火震醒了沉浸在“家”中的冰心，其創作有所變化，出現了《分》、《冬兒姑娘》等作品。如茅盾言：“世界的風雲，國內的動亂，可曾吹動冰心女士的思想，我們還不很了了。但是在她的小說《分》裡頭，我們彷彿看到了一些‘消息’了。”[《分》確是透露出“消息”的枝頭第一朵。在抗日戰爭爆發后，冰心的主要作品是以“男士”筆名書寫的散文集《關於女人》，她希冀通過一些自己熟悉的女性生活史來為抗戰服務，但心有餘力不足。較好的篇章有《我的奶娘》、《我的學生》、《張嫂》等，或以民族感情戰勝無國界的愛，或對張嫂的堅韌耐勞品質大加褒讚，皆可視為作家對早期單純的“愛的哲學”觀的升華與超越。然而，事實證明，冰心早期構築的“愛的哲學”世界並沒有被殘酷的現實所擊潰。她在1943年所寫的《關於女人》的《後記》中論女性時說：“上帝創造她，就是叫她來愛，來維持這個世界。她是上帝化生工廠里，一架‘愛’的機器。不必說人，就是任何生物，只要一帶上個‘女’字，她就這樣‘無我’的無條件的愛著，鞠躬盡瘁，死而後已!”這仍是一個既現實又理想化的“愛的諾言”：真誠、善良而美好。建國后，冰心的通信集《再寄小讀者》、《三寄小讀者》、詩文合集《小桔燈》等著作，仍然閃爍著作家亘古不變的觀念——“愛的哲學”。甚至，晚年的冰心又回歸到寫“問題小說”上來了，她的《空巢》、《橋》、《明子和咪子》等幾個短篇，提出了值得警醒和有待解決的社會、家庭問題。
未談冰心作品之先，我們可以略談她的思想。文學革命初起時，歐美日本先進國的新主義、新思想，如洪潮巨浪，洶湧而來。少數人能夠站在潮流的前面，引導別人前進，其餘沒有見識的人，忽然投身這亂流中，便如一葉輕舟，忽東忽西，不知其所趨向了。所以他們的思想隨時變化，不能有一定的型式。今日大談唯美主義，明日又高唱血淚文學，後日又來提倡什麼浪漫了，過幾天又一變而為普羅文學的擁護者了。人類的思想本是活的，“今日之我與昨日之我戰”也許就是進步的表示。但過於隨波逐流，與世推移，便有汩沒“真我”的危險。況且真正對於“人生”有深切體驗，內在真為“生的歡喜”所燃燒的人，發揮而為文藝，自有一段不可磨滅的光彩。這是他個性的表現，也就是他思想的表現。比那些在生命的冰河上，滑來滑去，永不能深入河底與生命大流相融匯的人，真不可同日而語，這種人自然會說自己的話，永不“俯仰隨人”的。
冰心之所以勝人一籌者，以其一開筆便有一種成為系統的思想，又以一種固定的方式表出之。在一切文學主義的萬花鏡幻影中，她靜穆地、莊嚴地、無所顧慮她，寫她母親的愛、小孩的愛、雲霞的變幻、花草的芬芳、深夜長空繁星的燦爛、蔚藍無際大海波濤的壯闊…… 也許被人嘲為單調，但她那自成一派的作風，卻有一種逼人不得不注意的力量。許多作家的作品，雖喧赫一時，不久都煙銷火滅；寂寞地被遺忘於時代後面去了。而冰心的作品卻是一方光榮的紀念碑，巍巍然永遠立在人們的記憶里！
冰心鼓吹“愛的哲學”，她同泰戈爾一樣抱著“宇宙和個人的靈魂間有一大調和”的信仰（見《遙寄印度詩人泰戈爾》）。自近代自然科學發達，人們視宇宙間之萬象，不過是物質的盲動。人在宇宙之中，也不過是一種受著自然律支配著的機械，他同宇宙的結合不過是偶然的，是無意義的。人類既作如是想，而懷疑苦悶，動搖不安之心情起，所謂“世紀末”、“世紀病”便似垂天裹地黑雲一片，昏慘慘地籠蓋歐洲了。自然科學傳入中國之後，中國人也傳染了這種“世紀病”，加之國勢之凌夷，社會之紊亂，民生之憔悴困苦，愈使人汲汲皇皇，不可終日，遂相率而趨於厭世思想。激切者，以自殺為解決痛苦之不二法門；怯弱者，則沉溺於酒精、鴉片、女色及種種刺激品以求剎那之陶醉，而忘卻這現實世界。中國那時情況，人心失其平衡，特別歡迎過激或頹廢的文學，無非是箇中消息之流露。
在絕望矛盾中、呻吟咒詛中，如山的罪惡壓在人類靈魂上，把他們淪陷到地獄底去了。許多思想家不忍於此現象，想法補救，唱出無數好聽的主義，但也不過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辦法，人生根本問題，究竟不能解決。冰心以她一雙慧眼，一片晶瑩剔透的心靈，觀察這糾紛的一切，忽然大有所悟。她深深感到人和宇宙之間，並不似唯物論所說的那麼毫無關係，它們中間其實有個“和諧”的存在，這“和諧”以“愛”為之貫通聯絡。而愛之最強烈者則為親子間的愛。所以冰心“愛的哲學”的起點是鼓吹母親的愛，推而至於小孩、海、花、香、光，以及世間一切的美。她的哲學以《超人》為發端，以《悟》為收局。《超人》中的何彬是個冷冰冰的青年，拒絕愛與憐憫而想做超人。後來聽了深夜病孩的呻吟，三夜不眠，想起許多往事，夢見了他幼時院中的花，天上的繁星，甚至夢見慈祥撫愛他的母親，但他還想保持他超人的嚴冷，賞給病孩十幾元醫藥費，免得又以呻吟擾亂他的心曲。孩子病癒之後，非常感謝他，送了他一籃花，寫了一封真摯動人的信。於是多年不動情感的何彬，也“淚痕滿面”了，他答覆了祿兒——病孩的名字——一封信，如何懺悔過去的罪惡，如何覺悟到“世界上的人都是互相牽連的，不是互相遺棄的”，而更向他的新人生觀努力前進。這
篇小說曾感動了無數青年的心，博得無數讀者的讚美。
第一、1919～1920年，被五四的驚雷震上文壇的冰心，是以問題小說起步，表現了探究人生意義的熱忱。1920年9月，冰心在《燕京大學季刊》第一卷第三期上發表了對話體小說《一個憂鬱的青年》。小說中的“我”，去叩探一個憂鬱靜寂、被人稱為悲觀主義者的彬君的心靈奧秘。彬君是被“五四”時代潮流衝到社會的前沿，靜默沉思種種社會人生問題的青年，他並未悲觀，他的“憂鬱性是入世之初”，因為他看到了：“眼前的事事物物，都有了問題，滿了問題。……從前的答案是：‘活著為活著’——‘念書為念書’——‘吃飯為吃飯’不求甚解，渾渾噩噩的過去。可以說是沒有真正的人生觀，不知道人生的意義。——現在要明白人生的意義，要創造我的人生觀，要解決一切的問題。”而且問題是那樣盤根錯節，深究起來，“世界上一切的問題，都是相連的。要解決個人的問題，連帶著要研究家庭的各問題，社會的各問題。要解決眼前的問題，連帶著要考察過去的事實，要想象將來的狀況。——這千千萬萬，紛如亂絲的念頭，環繞著前後左右，如何能不煩躁？……不想問題便罷，不提出問題便罷，一旦覺悟過來，便無往而不是不滿意，無往而不是煩惱憂鬱。”從而進入了問題小說的大門。冰心創作的問題小說不同於其他問題小說，首先，其他問題小說只是提出問題，而不解決問題，冰心是既提出問題又解決問題；其次，她在試著給出答案時，用得是基督教的博愛思想、泰戈爾的宗教哲學思想；最後，她側重對人物心理問題的關注。這也決定了冰心的問題小說的成就。
第二、冰心在創作《超人》之前的《世界上有的是快樂……光明》，已經顯示端倪了。小說主人公凌瑜滿腔熱血，參加“五四”運動，但運動開始退潮，他就煩悶悲苦至極，萌生自殺的念頭。海邊兩個天真爛漫的兒童對他說：“先生！世界上有的是光明，有的是快樂，請你自己去找罷！不要走那一條黑暗悲慘的道路。”遂使他重新鼓起生活的勇氣。這是一種簡單化的藝術處理，人物心理轉變是那樣輕而易舉，作者也把兒童大人化，成為哲理的傳聲筒了。作品表明：解決青年的煩悶心理，是冰心的心理問題小說的出發點。這種內心矛盾和心理波折，到了《超人》集的《煩悶》，就展開的非常充分了。這位青年學生的鬱悒苦悶不是來自個人的身世，而是來自窺破人世的實情。在屢屢碰壁之後，他的精神發生了難以解脫的危機：“不能升天，不甘入地，懸在天上人間的中段。”但作者還是讓他的精神危機得以解脫了：遊子歸家，室內暖香撲鼻，所見的是母親溫柔的愛，弟弟天真極樂的睡眠，這教他把煩愁驅出心頭，涌作愛感之淚聚於眼底。這顯示了冰心的心理問題小說的一種重要特色，她把沖向設會，屢屢碰壁的青年，拉回到母親的懷前膝下，輕輕撫慰。其實，青年心靈的煩悶是不能單純地依靠溫暖的家庭“醫院”去治療的，煩悶既是一種社會心理，就必須借用鋒利的革命解剖刀，無情地剜割掉產生這種煩悶的罪惡社會根源。就心靈醫治心靈，看起來似是對症下藥，實際上並沒有擺脫見標治標的思想局限。
第三、“愛的哲學”是冰心的心理問題小說治療青年精神危機大的“備急千金要方”。冰心從童年到青年時代幸福地得到了豐厚的母愛撫慰，在教會學校中受到基督教泛愛主義的熏陶，後來又接受過泰戈爾的“宇宙和個人的靈中間有一大調和”的哲學信仰對她 寂寞心靈的慰藉，她由此推己及人，以個人的經歷代替社會的真諦，認為“真理就是一個字‘愛’”。《超人》和《悟》，就是她以愛的哲學對青年精神危機進行扶危拯溺的名篇。《超人》的傾向是反“超人”。主人公何彬是一個冷心腸的青年，他沉溺於尼採的哲學，認為“愛和憐憫都是惡”，他遺棄人間，遺棄愛，成了孤寂的“超人”。正如他說：“世界是虛空的，人生是無意識的。人和人，和宇宙，和萬物的聚合，都不過如同演劇一般：上了台是父子母女，親密的了不得；下了台，摘了假面具，便各自散了。哭一場也是這麼一回事，笑一場也是這麼一回事，與其互相牽連，不如互相遺棄；而且尼采說得好，愛和憐憫都是惡……”。但是他的潛意識中還有愛的因子，當廚房跑街的祿兒摔壞了腿，每夜的呻吟聲攪亂他的理智時，這種潛意識便泛了起來，他夢見了母親，夢見了花，夢見了繁星。在一種不自覺的愛心的支配下，贈錢給祿兒療傷。他終於曉得：“這世界上的母親和母親都是好朋友，世界上的兒子和兒子也都是好朋友，都互相牽連，不是互相遺棄。”《超人》的描寫，提供了這樣的心理邏輯：何彬的“愛”是天然的、內在的、因而也是真實的，他的“憎”是矯情的、外加的、因而也是脆弱的，“愛的哲學”戰勝了尼採的憎世的超人哲學乃是一個返本復初、重睹真心的心理過程。這和明人李卓吾在《童心說》中排斥偽道學的“義理”，主張返回“最初一念之本心”，使人不失“真心”和“童心”，具有相似的心理邏輯。《超人》中的愛，是熱情入世的，而不是冷情厭世的；他要求人們撤去“尊卑有序，長幼有禮”的等級藩籬，以平等的態度相親相愛，具有人本主義的色彩。
第四、《超人》只寫到何彬的赤子之心的復歸，其中的愛還帶有直觀的性質；《悟》則深入了一步，主人公經歷了艱難的靈魂搏鬥，把愛的哲學系統化了。在她留美期間，冰心日對青山沙穰的美景，夜展雙親稚弟的信函，時見友戚親朋來探視病友，耳聆目睹了“愛在右，同情在左，走在生命路的兩旁”，感到愛的哲學更為充實和系統化了。“我只願一心一念，永住永存，盡我在世的光陰，來謳歌頌揚這神聖無邊的愛！”②《悟》便是宣揚愛的哲學的“神聖無邊”的。《悟》把愛的哲學推向極致，也就把它推向絕路，此後冰心的問題小說就進入了尾聲了。·由此可見，冰心的心理問題小說是以慰藉青年心靈的鬱悶為出發點，而以愛的哲學的系統化為終結點的。他出於良好的動機，想拯救“五四”運動退潮期的青年“懸在天上人間的中段”的精神危機，但她所得到的卻十有七八是一個幻美的結局，因此，她的心理問題小說比她的社會問題小說離現實主義更遠一些，社會批判的力量也減弱了一些。
第五、在她回國后，炮聲和血跡，使冰心的系統化的“愛的哲學”，明顯地失去了現實的依據。她必須花費一段時間，倍日兼程，縮短與進步文學思潮的距離。這種努力的第一個可惜的收穫，便是寫於1931年8月的《分》。因此，《分》是她創作道路上的一個重要的分水嶺。這篇小說手法是浪漫主義的，精神卻是現實主義的，新鮮奇特，富有哲理。它採取類似於《聊齋志異》中“生而能言”的藝術手段，借兩個初生的嬰兒的口，敘寫作者對人世階級區分的觀察和理解，庄諧並作，童趣和詩趣甚濃。作者通過出生於教授家庭和出生於屠戶人家的嬰兒的對話，表達了對自己所屬的知識分子階層的自我批評，和對勞苦大眾的深摯的同情與尊重。作品用一個“分”字，把作者過去認為世界上人“都互相牽連，不是互相遺棄”的哲理否定了；又用“宰那些豬一般盡吃不做的人”一類激烈的言詞，把她的只愛不憎的信條動搖了。這種新的社會態度和人生哲理的收穫，推動著作者跨進了進步的現實主義門檻。
冰心在民主革命時代的小說創作中，走了一條“之”字形的發展道路。第一個轉折，是由社會問題小說轉向心理問題小說，由藝術上的外向轉換為藝術上的內向。第二個轉折，則突破了問題小說的局限，走上了現實主義的發展道路，從藝術上看，又是從內向轉向外向，但已經是新高度上的外向了。這些轉折無不說明，冰心是我國現代小說的積極開拓者，是社會人生的熱情探索者，是時代發展的忠實追隨著，把她稱為“閨秀派作家”乃是一種不顧藝術發展實際情形的時代性錯誤。這也是冰心一生的人生哲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