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逝

《流逝》主人公歐陽端麗是個家庭中的少婦，上有公公婆婆，下有三個小孩，還有丈 夫文耀。文耀有一個弟弟文光，一個妹妹文影，這似乎是一個幸福的家庭。但無奈文革的到來，給這個家庭予致命一擊：財產沒收了，還帶上資產階級的帽子，最後落得整個家庭9口人每個月只有一百來塊的生活費。面對這樣的境況，歐陽端麗挑起了整個家庭的重擔，一切從學買菜做起，漸漸地在艱難中站穩。可上天給她開了個玩笑，政策落實了，意味著財產的歸還，簡直是從地獄到天堂。於是歐陽端麗又開始了另一段的有錢人的生活，但這時她反而留戀過去的那種苦日子——充實；留戀她曾經工作過的工場——溫馨。讀者能從這篇文章中體會到當時千千萬萬個像這種家庭的生活，從而從側面批判了這場文革的不合理性，甚至簡直是荒唐，緊要的是造成人心靈的扭曲。

寫作特色

緊湊的結構與精細的描寫，人性化樸素的語言是這篇文章的一大藝術特色。作者把十幾年的事濃縮在一起，篇幅雖短但不空泛。顯示了作者超人的文學功底。在工場里的那段語言描寫，給人一種親切的感覺，讀後似乎意猶未盡。

運用對比的描寫也是本文的一大特色。有錢與沒錢，有傭人與沒傭人，有化裝品與無油米…………過去，歐陽端麗的生活就像吃一棵奶油話梅，含在嘴裡，輕輕地咬一點兒，再含上半天，細細地品味，每一分鐘都有很多味道，很多愉快。而如今，她的生活就像吃一碗冷泡飯，她大口大口地咽下去，不去體味，只求肚子不餓，只求把這一頓打發過去，把這一天，這一個月，這一年，甚至這一輩子都打發過去……

王安憶的小說，多以平凡的小人物為主人公，她注重從平凡生活中的不平凡經歷與情感，挖掘生活，在藝術表現上，她的早期小說多感情抒發，近期創作則趨於冷靜和細緻。我們從王安憶的作品里可以感受到一種寬厚的愛，她賦予故事中人物“英雄性”，表現人物美和善良的方面。她以敏感和高超的領悟力來控制故事微妙的氣氛發展以及人物的心理變化，細膩精準。她的作品講的是平常故事，柴米生計，可她探討的是故事背後強大而仁慈的自然規律，這是她對人性和人的生存狀態及本體世界的關懷，這使她的作品具有了超乎尋常的意義。同時作品中時刻有女性的溫柔體現，連同謹慎內省多思的品格，使她作為文壇一個特立獨行的異數存在。

文學價值

作為一個有著鮮明女性意識的作家，王安憶試圖努力從真善美的角度塑造女性，即使是 那些極為卑微的小人物，她們身上也有著美好的人性，由於不願拋頭露面又與世無爭，幾乎被人們遺忘。王安憶用理解、同情的筆調寫她們，寫這些平凡女性的平凡生活，讓這些傳統的平凡女性再一次呈現在人們面前，作者也在提醒我們，作為在傳統意識燭照下的女性群體，我們需要去關注她們的生存狀況和感情需求。

《流逝》寫的是“文革”中的故事。描寫一個資本家家庭在十年動亂中的生活境遇和變遷，主要塑造了主人公歐陽端麗的性格。她的性格比較曖昧，傳統而背叛，懦弱而倔強，為追求一種自由理想的人生境界，執著地走過磕絆不已的人生路，並試圖掙脫各種由外因所造成的約束與羈絆。繁華半生，磨難半生，終不免落進無可逆轉的特定生命情景。寫她在歷史的遭遇面前，在命運浮沉之中，成功地進行了一次角色的轉型。她是作為受過高等教育的資產階級婦女形象被推向人生和藝術的舞台的，原來她是過著富足享樂的貴族生活。然而文革的風暴掃蕩了她的一切，家被抄，房被封……她和她的家庭從天上跌落到地下，由富足變為貧困，從“高等華人”變為“市井殘民”。國家的動亂給端麗和她的家庭帶來境遇的變化，端麗做起了不折不扣的小女人，飽嘗人生的酸甜苦辣，同時，生活境遇的改變又引起她思想的變化，使她在複雜艱辛的家庭生活中，從闊少奶奶變為十足的傳統型家庭婦女，在這樣的角色轉變中，如前所述，我們說一方面她退回到了傳統意識為她所織就的牢籠之內，但另一方面，卻又讓她朦朦朧朧地懂得了另一種生活，另一種人生。

在“文革”中，她逆來順受，在畏懼與不安中艱難度日。但在親歷勞動后她對生活又有了另一番認識。在給人帶孩子和進生產組做工時，她開始體驗普通人的平凡生活、勞動的艱辛和創造的喜悅。在現實環境中，她由昔日的少奶奶變成一個勤勞能幹、果斷多智、任勞任怨主持一家人家政的婦女。她由軟弱變得剛強，由溫順變得潑辣，由懶散變得勤快。她悟出了生活的最簡單最真實的目的：吃飯，穿衣，睡覺。而這些變化，無疑是端麗在殘酷環境中的自我超越。這些生活對於以前的她簡直是不可思議和不能想象的，而如今，她卻將這簡單的生活作為人生的終極目標。

然而，生活是可以復歸的，文革結束了，家庭財產失而復得。她重新回到了舊生活的軌道。但是，生活可以復歸，時代不能重複，端麗再也找不到文革中的那種生活，那種生活雖苦，卻真情與共，雖委曲求全又彼此能相安無事的生活狀態。是繼續過不勞而獲的閑適生活還是走自食其力的道路? 端麗在這種精神抉擇之下矛盾地思考著。她沒有作出明確的抉擇，選定她該走的人生之路，但是，再也回不到文革十年。此時，她只是痛苦地思索著不能讓過去的十年白活。因為時間在流逝，悄悄地替換著昨天和明天……它終究要留給人們一些什麼，它不會白白流逝。當然尤其對於歐陽端麗來說，現實的生活教給了她做人應平淡而真實的道理，使她活得充實、堅強自信而幸福，雖然她骨子裡的傳統意識和封建文化讓她真切地做了一回小女人，但她體會到的是一種真實的生活。然而，隨著生活的復歸，籠罩在她生活中的又是另一種空虛。時代前進了，但生活的足跡在她這裡只是一種平行的前進，並沒有使她在傳統意識的燭照下重生，也沒有讓她產生更高的人生理想，只是角色轉換又復歸后的感嘆和思索。

無論歐陽端麗在命運浮沉之中做了怎樣的角色互換，但就其人生和生活而言，她最終沒有擺脫中國幾千年來的傳統封建意識對她的束縛，最終無法定奪自己的生活，掌握自己的命運。這也是王安憶所要告訴我們的橫亘在中國傳統女性身上的枷鎖，它根深蒂固而又流毒甚廣，時光的流逝所帶給這些女性的仍然是更深的思考與探索，而不是終極的人生幸福與目標。

王安憶1954年3月生於南京。1955年遷居上海。1985年調入上海作協分會任 專業作家。1976年開始發表作品。著有長篇小說《米尼》、《上種紅菱下種藕》、《富萍》、《妹頭》、《長恨歌》、《紀實與虛構》、《流水十三章》、《黃河故道人》、《69屆初中生》等；中短篇小說集《閣樓》、《海上繁華夢》、《剃度》、《我愛比爾》、《尾聲》、《流逝》、《雨，沙沙沙》等；散文集《我讀我看》、《尋找上海》、《母女漫遊美利堅》、《蒲公英》等；演講集《小說家的13堂課》等。王安憶多次獲得全國優秀短篇、中篇小說獎，《長恨歌》獲得了“第五屆茅盾文學獎”。1998年並獲得首屆當代中國女性創作獎。2001年獲馬來西亞《星洲日報》“最傑出的華文作家”稱號等。

王安憶被視為文化大革命結束之後，自1980年代中期起盛行於中國文壇的「知青文學」、「尋根文學」等文學創作類型的代表性作家。曾長時間居住於上海，於文化大革命期間，曾至安徽插隊落戶。王安憶現任上海市作家協會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