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鋆

張鋆，1890年 生於浙江省平陽縣鰲江鎮東河村。中國解剖學家，醫學教育家，曾當選中國解剖學會理事長、北京市一至五屆人大代表、人民委員會委員，第三至五屆全國人大代表和第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他年少時聰穎好學，15歲留學日本，1911年（清宣統三年）畢業於慈惠醫科大學。回國后，在江西醫專、保定醫專任教。1921年，以公費留學美國哈佛大學，研習人體解剖學，次年獲醫學博士學位。回國后，先任溫州甌海醫院院長。在任一年，成績卓著。后歷任上海醫學院、上海東南醫學院、河北大學醫學院、湖南湘雅醫學院、中央大學醫學院教授。其間1931年和1933年兩次去美國，在哈佛大學醫學院、紐約大學生物系及卡內基研究所從事醫學研究工作，並加入美國解剖學會。多次在國外刊物發表有關組織學、胚胎學的學術論文。曾和學生一起解剖50例屍體的100側人腦，在美國人類學刊物上發表《中國人腦溝回的模式》一文，有力地駁斥某些白種人優越、中國人種低劣的謬論。抗戰期間，淪陷區生活十分艱苦，但拒絕開業行醫和日本人的引誘。

抗戰勝利后，曾任聯合國救濟總署專員。一年後回上海東南醫學院任教。1949年，應北京協和醫學院之聘，擔任該院解剖學第一個華人系主任。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出任協和醫學院副院長。不久，調任中國醫學科學院副院長兼醫學實驗研究所所長，中國醫科大學教授、系主任。1977年12月27日病逝於北京，終年87歲。遺著有《人體解剖學》，為全國醫學院校教材。

工作熱情負責，任甌海醫院院長時，有單身農民住院無人照顧，張鋆自攜鋪蓋，睡在病房予以照料。教解剖學時，常親臨屍體解剖現場，使學生學到許多實際知識和技能。

1890年 出生於浙江省平陽縣鰲江鎮。

1894年 從私塾先生陳仲芸讀書。

1904年 畢業於平陽縣高等學堂（高小）。

1905年 東渡日本，在東京海成中學讀書。

1906年 考入日本慈惠醫科大學。

1911年 畢業於慈惠醫科大學，隨即回國。

1911～1913年 在家鄉任耳鼻喉科醫生。

1913年 應聘到江西醫專任教。

1915年 應聘去河北省保定直隸醫學專門學校任解剖學教員。

1921年 赴美國哈佛大學醫學院進修。

1923年 在直隸醫學專門學校執教解剖學。

1926年 赴湖南湘雅醫學院任教。

1927年 在河北大學醫科任教。

1928年 上海任中央大學醫學院任教育長、解剖學教授。

1932年 兼任上海愚園路一傷兵醫院院長。

1933年 在紐約大學理學院生物系和卡內基研究所攻人體組織學。

1934年 在上海醫學院任教。

1945年 任南京國民政府行政院善後救濟總署上海分署專員。

1947年 任北京協和醫學院解剖學教授。

1948年 任北京協和醫學院解剖系主任。

任中國解剖學會理事長。

任中華醫學會理事。

任中國醫學科學院實驗醫學研究所所長。

任中國醫學科學院副院長。

1977年12月27日 在北京病逝。

童年時光

張鋆，生於浙江省平陽縣鰲江鎮一個依山臨海的地方。父親張邦安讀過幾年書，為人正直本份，在鎮上一家商店做店員，以此維持全家生計。在張鋆11歲的時候，父親死於霍亂。從此，張鋆和弟弟張榕（原廣西醫學院院長，教授，已故）靠母親替人縫補漿洗，艱難度日。

張鋆自幼聰慧，4歲即能朗讀堂屋中的對聯，深得父親摯友、私塾先生陳仲芸的鐘愛，於是陳仲芸免費教他讀書。這一年，中日甲午戰爭爆發，清軍北洋水師全軍覆沒，滿清朝廷簽定了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富有愛國精神的陳仲芸教導張鋆“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使他在幼小的心靈里萌發了長大當海軍的志願。

求學時代

張鋆結束私塾教育后順利考入平陽縣高等學堂（高小），1904年在該校畢業。陳仲芸鼓勵他東渡日本留學，不僅傾囊相助，還親自組織了一個帶有募捐性的組織。1905年春，張鋆帶著家鄉父老資助的100元錢，東渡日本求學。

抵日之後，張鋆先在東京海成中學讀書，主要補習日語及數、理、化知識。1906年，他以各科均優秀的成績畢業后，決定報考海軍專業，但數次努力均告失敗。那時，一般涉及軍事的專業，日本學校均不收“支那”學生。在醫學救國論思想的影響下，他決定改學醫學。

1906年，張鋆考入日本慈惠醫科大學。該校以日本皇后之名創辦，頗有來歷。1868年，日本明治天皇進行了一系列有利於資本主義發展的改革，這就是著名的“明治維新”。日本對西方資本主義文化實行“兼收並蓄”的政策。日本天皇創辦的東京帝國醫科大學，屬日德系；日本皇后辦的慈惠醫科大學屬於英美系。該校延聘英美籍教師，採用英美教學體系，並全部用英文授課。因此，張鋆雖在日本讀書，接受的卻是英美式的教育，這對他日後的成長頗有裨益。他回國后曾任教於多所學校，不論是“東洋”派、還是“西洋”派把持的學校，他均能執教。

張鋆剛留學日本時不是官費生，又缺乏經濟來源，因此除設法干點零活外，他還幫助富裕的中國留學生整理房間，上街買菜，下廚做飯，富裕留學生將省下的僱人的錢，補貼張鋆的開支。後來雖然張鋆通過考試取得官費生資格，但仍堅持勤工儉學。當時張鋆年僅16歲，且身材瘦小，卻每天要比別人起得早，睡得晚。在整整6年的時間裡，他各科成績優秀，年年名列前茅，譽滿全校。

醫學教育生涯

1911年，張鋆在慈惠醫科大學畢業。這年辛亥革命成功，張鋆歡欣鼓舞，當即返國。回國后，他在家鄉做了一年多的耳鼻喉科醫生。在那個醫生極少的年月，要維持小康之家生活並非難事，但在“自強維新”、“教育救國”思想的影響下，張鋆還是於1913年遠離家鄉，應聘到江西醫專任教，從此開始了他60餘年的醫學教育生涯。

1915年，張鋆在母親催促下，與家鄉姑娘餘韻芳結婚。妻子生於小康之家，祖父思想開明，她從小不纏足並讀書識字，她一生對張鋆幫助很大。婚後，張鋆應聘去河北保定，在直隸醫專（河北醫學院前身）任教。該校原為清末洋務派領袖李鴻章創建於天津，辛亥革命后，於1915年隨河北省會遷到保定。當年10月招生，學制4年。張鋆來校任解剖學教員時，學校實際處於草創之際。師資尚缺，資金匱乏，每年僅能招收一個班的學生，處於勉強維持的狀況。張鋆不吸煙、不沾酒、不摸牌，兢兢業業全身心致力於教學和學校的建設工作。雖然他教齡不長，但治學有方，深得學生愛戴，校方器重。1921年，張鋆得到洛克斐勒氏基金會資助，由學校保送赴美國哈佛大學醫學院進修，在著名解剖學家W.H.Lewis指導下專攻人體胚胎學。

1923年，張鋆在美國進修結束，如期返校。除教解剖學外，又新開人體胚胎學課程。此時，張鋆已積累了10年的教學經驗，形成了自己的教學風格。他國文功底深厚，語言邏輯嚴謹，表達力很強，且精通日、德、英三國文字，因此講課時不僅表達自如，而且能旁徵博引，深入淺出。十分枯燥的解剖學等課程經他講授，學生們聽得津津有味，尤其是他在黑板上畫圖更是堪稱一絕。他授課時很少帶掛圖，講到什麼地方需要圖象表示，即隨手在黑板上準確、迅速地畫出來。德國著名解剖學家Sobotta編寫的《人體解剖圖》，為三大卷彩色圖譜，是國際通用教材。張鋆講課需用此書內容時，不用帶掛圖，也不看書本，只用彩色粉筆兩手左右開弓，一一準確地畫在黑板上。他對學生要求很嚴，每堂課前必要口試，並將成績記人成績冊。對作業及考試，他都要在錯處一一訂正，不許絲毫馬虎。因此，他的學生在學習中不敢有絲毫鬆懈，在校期間都打下良好的基礎。中國現代著名解剖學家張岩、齊登科、王有琪、鄭思競等均出其門下。

1926年，奉系軍閥諸玉璞入關，進駐天津，自任河北省省長，將教育經費挪為軍費。不久直奉軍閥交戰，戰火蔓延華北，學校被迫停辦。張鋆不得不離開傾注了十年心血的直隸醫學專門學校，赴湖南湘雅醫學院任教。次年，北伐成功，河北省議會決定河北大學復校，原直隸醫學專門學校作為醫科併入該校。張鋆應召回校擔任了兩年教員。其間，北方戰亂頻起，創痍滿目，莫說教員薪金拖欠成為常事，連教員的生命安全也成了問題。張鋆熱切地希望和平，將其長子、次子、三子分別起名為國維、國孚、國和，然而這不過是願望而已。他不得不再次離開保定。

1928年，張鋆來到上海，在中國人辦的第一所醫學院——台灣中央大學醫學院任教育長、解剖學教授。到校后不久，學校改建為國立上海醫學院。建院伊始，行政事務繁重，許多工作，如人員安置、設備添置、人才培訓等都要從頭做起。他秉公辦事，平易近人，頗得人心。張鋆還親自擔任人體解剖學、組織學、胚胎學的教學工作，並且連標本模型的設計與製作、解剖學材料的收集與保存都親自動手，沒有一點教授架子。

1932年1月28日，日本侵略軍發動了凇滬戰爭，完全摧毀了上海醫學院的吳淞醫學基地。次日，張鋆不顧生命危險，踏著戰火餘燼，隻身繞道赴吳淞，搶救殘存的切片、模型、顯微鏡等公物，而個人物品一件沒拿。那時正值寒冬臘月，他一家八口靠借的幾條毯子才度過了難關。為保存學校，不使學生失學，他奔走聯繫借用房屋，維持辦學。他還積極參加搶救傷兵和難民工作，曾任上海愚園路附近一所傷兵醫院院長。當時傷兵和難民大量湧來，經費、人力都很困難，張鋆一面親自搶救傷員，一面四處奔走募捐。

1933年，張鋆再度赴美留學，在美國紐約大學理學院生物系和卡內基研究所（Carnegie Institute）攻人體組織學。在此期間，他當選為歷史悠久、對學術水平要求甚嚴的美國解剖學會正式會員。此後，他連續發表了胚胎心臟、心血管、心中隔及瓣膜的發生、形態及血液動力學的關係等一系列論文：《10-15毫米豬胚瓣膜的作用》、《胚胎心中膈的發生》、《肺靜脈的起源》、《心瓣膜的位置及其與血流的關係》、《軟骨魚血細胞的培養》。1934年他回到中國，在上海任教。儘管時局動蕩，條件惡劣，他在教學工作之餘，仍潛心科學研究。在國內刊物上先後發表了《怎樣教解剖學》、《培養組織之創傷治療》等論文。后一論文為中國最早的組織培養文獻之一。

1937年，張鋆率先將組織培養方法介紹到國內，同年他還發表了《關於淋巴細胞近年來研究之鳥瞰》一文。抗日戰爭前夕，他一邊組織師生員工分批去重慶建校，一邊在上海市內堅持辦學，並收容失學青年準備帶往內地。“八·一三”戰爭突然爆發時，張鋆正好患急性闌尾炎，無法撤離上海，而且他當時是上海醫學院的實際負責人，大量的行政事務也不容他脫身。為了學校的生存，他忍辱負重，雖然當時連理髮錢也要掂量，但卻不受敵人拉攏，保持了民族氣節。1940年，張鋆在American Journal of Anatomy（《美國解剖學雜誌》）發表了“脂肪細胞的發生”一文。這是他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在中國率先開展建立組織培養技術，在脂肪細胞的發生方面取得的重大成果。1941 年，張鋆與他的助手齊登科在American Journal of Anthropology（《美國人類學雜誌》）上，發表了反響劇烈的論文“中國人腦溝回的模式”，駁斥了一些西方學者認為中國人為“劣等民族”的謬論。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身陷“孤島”8年的張鋆將一所基本完整的醫學院交給了國家。但他竟在派系傾軋下被排擠出校，被迫出任行政院善後救濟總署上海分署專員。張鋆不願與發國難財的貪官污吏共事，1947年10月毅然離開上海，來到北平，張鋆作為借用教授來到剛復校的北京協和醫學院任教。他以嫻熟的英語、高超的教學獨自開設了人體解剖學、組織學、胚胎學、局部解剖學、人類學等課程，不到一年就被學校正式聘為主任教授，成為協和醫學院解剖學系的第一位中國籍系主任。

1951年1月20日，中國人民解放軍正式接管北京協和醫學院。在召開全國政協會議期間，北京市政府曾向協和醫學院借房安置外地代表；抗美援朝期間，又提出安排病床治療志願軍傷員。張鋆對共產黨的主張儘管還不了解，但欣然同意。德高望重的張鋆雖從未參加任何黨派，但其政治態度在當時影響很大。

1950年代初他作為慰問團第一分團團長赴朝慰問，除支援志願軍購買飛機大炮外，還積極組織解剖學系的工作人員，親自製做教學用的組織切片出售，並將全部收入捐給國家。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對這樣的“革命”他非常不滿。在給一位下放幹部的信中他直言不諱地寫道：“要搞醫學基礎理論的人包治百病，要搞理工科的人保修一切機車，這不可能。”“文革”初期他就被宣布靠邊站了，但全所的“財”權仍交他管理。一次，一個造反組織找他報銷單據，他認為經費使用去向不明，堅決不予報銷。“走資派”難住了造反派，在當時真是件怪事。

張鋆曾任中國解剖學會理事長、中華醫學會理事、中國醫學科學院實驗醫學研究所所長、中國醫學科學院副院長。

晚年生活

1976年10月，“四人幫”垮台。1977年，他以87歲高齡，扶杖出席中華醫學會座談會，積極建議恢復中國解剖學會。正當他準備出席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時候因病住院，隨之卧床不起。這年12月，在他病危時還拉著解剖學會負責人的手說：“要積極恢復學會，不要讓學會在我們手上斷線。”1977年12月27日，張鋆與世長辭。他一生取得30餘項科研成果，為中國解剖學教育奮鬥60餘年。如今，中國解剖學界已有4000餘人。中國解剖學會、《解剖學報》、《解剖學通報》相繼恢復和復刊。

證明中國的腦溝回與白種人相同

曾幾何時，一些西方人類學者認為：黃種人的腦溝回與高等靈長類動物的腦溝回更為相似，而白種人的腦溝回與高等靈長類的腦溝回類似之處卻較少，由此判定中國人為“劣等民族”。張鋆與齊登科在抗日戰爭最艱難的時期，親自動手解剖了50例中國人屍體的100側腦溝回，證明中國人的腦溝回與白人相同。1941年，他們在American Journal of Anthropology（《美國人類學雜誌》）上，發表了反響劇烈的論文“中國人腦溝回的模式”，反駁了這種說法。

培養解剖學師資

解剖學是現代醫學必不可少的基礎課，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全國36所高等醫學院校內，解剖學教師僅60餘人。許多院校無專職解剖學教師，只得由外科醫生代課。1951年，中央衛生部委託北京協和醫學院舉辦全國解剖學師資班，這一重任落在了張鋆身上。師資班先後辦了兩期，學員有近百人，大多為剛畢業的醫學生。那年張鋆已61歲，但仍擔負北京協和醫學院的教學工作，還堅持主要課程親自講授。師資班教學任務十分繁重，白天8節課，晚上還要輔導，他每天很晚才離開學校。為保證教學質量，每個學員的作業他都要親自訂正。兩批學員先後分配到西北及全國各地，填補了解剖學教學的空白，形成了中國解剖學界的骨幹力量。

1960年代初，北京市宣武區紅旗業餘大學聘請他為解剖課教師，身為中國解剖學會理事長，年逾70的張鋆欣然前往。學校考慮到他年事已高，往返派車接送，但他總是在傍晚提前乘公共汽車前往，學校派車接不到人，只好作罷。

編寫解剖學教材

張鋆在繁重的教學工作同時奮力讀書，普及解剖學知識。1951年，他為中級醫校編寫了《解剖學》一書。1960 年，他主編的全國醫校教科書《人體解剖學》，用作全國高等醫學院校解剖學通用教材。該書1962年修訂再版，迄今仍為中國解剖學重要參考書。

多方面的科學研究

1950年代初，免疫學迅速發展，但各國免疫學家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血清的研究上。從組織學角度來研究免疫學的科學家鳳毛麟角，即使在發達國家也只是剛起步。當時中國與各國學術交流基本停頓，消息閉塞，國內無人涉及組織免疫學的研究。但張鋆卻以他的遠見卓識進行了組織免疫學的實驗研究，發表了論文《免疫的細胞反應》，論證了免疫細胞的功能、類型，開創了中國這一領域的研究。1956年，他發表論文《肝臟再生實驗觀察小葉的分帶成因》，提出了支持肝再生起源於膽小管芽生的假說的證據。1958年，基於對創傷癒合及植皮問題的研究，他又發表了論文《皮膚創后的組織變化》，指出血細胞在生死細胞之間的出現，是死組織脫落的原因，並提出肉芽組織細胞的多元來源論，主張肉芽細胞除來源於結締組織外，創緣上皮細胞的增殖分裂也是重要來源之一。根據這一研究，他還設計了“皮漿植皮法”，即以自體碎皮點植於燒傷創面，為大面積燒傷提供了節約自體皮膚的方法。以後，臨床工作者根據這種方法發展成為目前燒傷治療的一種植皮技術，即“自體皮點與異體皮膚鑲嵌植皮法”。1954年，張鋆發表《錐狀肌的一些觀察》一文，分析了錐狀肌的演化規律，提出錐狀肌作為“進化肌”之一的意義。

對科學的態度，最能反映一個科學家的品格。1950年代初，蘇聯學者О.Б.Лепешинскαя曾宣稱發現從無生命物向有生命物過渡的一種物質，即“活質”。這一“發現”迎合了當時政治的需要，形成很有聲勢的“活質學說”派。有人依據蘇聯人的方法重複實驗，得不出相同的結論，便寫了持不同觀點的文章，寄給中國解剖學報。那時，學術之爭常常與政治攪合在一起，不同意蘇聯學者的觀點，會被看作是反蘇，後果不堪設想。該文在解剖學報編委內部，討論多次相持不下。剛任中國解剖學會理事長的張鋆召集學會理事討論，明確表示支持文章在解剖學報上發表。無獨有偶。事過不久，朝鮮民主主義共和國學者金鳳漢宣稱發現了“經絡實體”，文章發表之後又引起轟動。由於政治原因，有人希望國內解剖學界支持這一學說。作為中國解剖學界權威，張鋆的傾向自然非同一般，然而他說，“在未見確鑿的科學事實之前，我不能相信。”後來“活質”、“經絡實體”的理論，都被實踐證明是錯誤的。

1957年6月4日，張鋆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了“幫助黨辦好醫學教育”一文，在醫學辦學問題方面提出：“我不贊成現在的協和全回到老協和的路上去，因為那樣並不能很好地解決今天全國醫學人材的培養問題。”對整風問題提出：“黨員有一千多萬，不可能每個黨員的馬列主義修養都很高，……因此黨內有些錯誤也是難免的。我認為黨應該加強對下級黨員的思想教育。”1960年代初，學校貫徹“少而精”的教學方針，有人提出“先少下來，當務之急是少。”張鋆當即批駁：“這不是對‘少而精’方針的全面理解，這樣辦下去，必然是‘少而陋’！”

1 張鋆.10-15毫米豬胚瓣膜的作用，1933.

2 張鋆。胚胎心中膈的發生，1933.

3 張鋆。肺靜脈的起源，1933.

4 張鋆。心瓣膜的位置及其與血流的關係，1933.

5 張鋆。軟骨魚血細胞的培養，1933.

6 張鋆。關於淋巴細胞近年來研究之鳥瞰，1937.

7 張鋆。脂肪細胞的發生.American Journal of Anatomy，1940.

8 張鋆，齊登科。中國人腦溝回的模式.American Journal of AnthroPology，1941.

9 張鋆。解剖學，1951.

10 張鋆。免疫的細胞反應，1954.

11 張鋆。錐狀肌的一些觀察.

12 張鋆。肝臟再生實驗觀察小葉的分帶成因，1956.

13 張鋆。幫助黨辦好醫學教育。人民日報，1957年6月4日.

14 張鋆。皮膚創后的組織變化，1958.

15 張鋆，主編。人體解剖學。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