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國之道

管仲《管子·治國第四十八》

凡治國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則易治也，民貧則難治也。奚以知其然也？民富則安鄉重家，安鄉重家則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則易治也。民貧則危鄉輕家，危鄉輕家則敢凌上犯禁，凌上犯禁則難治也。故治國常富，而亂國常貧。是以善為國者，必先富民，然後治之。

昔者，七十九代之君，法制不一，號令不同，然俱王天下者，何也？必國富而粟多也。夫富國多粟生於農，故先王貴之。凡為國之急者，必先禁末作文巧，末作文巧禁則民無所游食，民無所游食則必農。民事農則田墾，田墾則粟多，粟多則國富。國富者兵強，兵強者戰勝，戰勝者地廣。是以先王知眾民、強兵、廣地、富國之必生於粟也，故禁末作，止奇巧，而利農事。今為末作奇巧者，一日作而五日食。農夫終歲之作，不足以自食也。然則民舍本事而事末作。舍本事而事末作，則田荒而國貧矣。

凡農者月不足而歲有餘者也，而上征暴急無時，則民倍貸以給上之徵矣。耕耨者有時，而澤不必足，則民倍貸以取庸矣。秋糴以五，春以束，是又倍貸也。故以上之證而倍取於民者四，關市之租，府庫之徵粟十一，廝輿之事，此四時亦當一倍貸矣。夫以一民養四主，故逃徙者刑而上不能止者，粟少而民無積也。

嵩山之東，河汝之間，蚤生而晚殺，五穀之所蕃孰也，四種而五獲。中年畝二石，一夫為粟二百石。今也倉廩虛而民無積，農夫以粥子者，上無術以均之也。故先王使農、士、商、工四民交能易作，終歲之利無道相過也。是以民作一而得均。民作一則田墾，奸巧不生。田墾則粟多，粟多則國富。奸巧不生則民治。富而治，此王之道也。

不生粟之國亡，粟生而死者霸，粟生而不死者王。粟也者，民之所歸也；粟也者，財之所歸也；粟也者，地之所歸也。粟多則天下之物盡至矣。故舜一徙成邑，二徙成都，參徙成國。舜非嚴刑罰重禁令，而民歸之矣，去者必害，從者必利也。先王者善為民除害興利，故天下之民歸之。所謂興利者，利農事也；所謂除害者，禁害農事也。農事勝則入粟多，入粟多則國富，國富則安鄉重家，安鄉重家則雖變俗易習、驅眾移民，至於殺之，而民不惡也。此務粟之功也。上不利農則粟少，粟少則人貧，人貧則輕家，輕家則易去、易去則上令不能必行，上令不能必行則禁不能必止，禁不能必止則戰不必勝、守不必固矣。夫令不必行，禁不必止，戰不必勝，守不必固，命之曰寄生之君。此由不利農少粟之害也。粟者，王之本事也，人主之大務，有人之塗，治國之道也。

但凡治國的道理，一定要先使人民富裕，人民富裕就容易治理，人民貧窮就難以治理。怎麼知道這個道理呢？人民富裕就安於鄉居而愛惜家園，安鄉愛家就恭敬君上而畏懼刑罪，敬上畏罪就容易治理了。人民貧窮就不安於鄉居而輕視家園，不安於鄉居而輕家就敢於對抗君上而違犯禁令，抗上犯禁就難以治理了。所以，治理得好的國家往往是富的，亂國必然是窮的。因此，善於主持國家的君主，一定要先使人民富裕起來，然後再加以治理。

從前，歷代的君主，法度不一，號令不同，然而都能統一天下，這是什麼原因呢？必定是國富而糧多的緣故。國富糧多來源於農業，所以先代聖王都是重視農業的。凡屬於治國之急務，一定要先禁止奢侈性的工商業和奢侈品的製造，禁止了這些，人民便無法遊盪求食，人民無法遊盪求食，就只好從事農業。人民從事農業則土地得到開墾，土地開墾則糧食增加，糧食增加則國家富裕，國富則兵力可以強大，兵強則戰爭可以取勝，戰勝則土地也就廣闊了。因此，先代聖王懂得人口多、兵力強、國土廣和國家富都一定來源於糧食，因而都禁止奢侈性的工商業和奢侈品的製作，以利於發展農業。現今從事奢侈性的工商業和奢侈品製作的人們，干一天可以吃用五天。農民終年勞動，卻不能維持自家生活。這樣，人民就放棄農業而從事奢侈性的工商業。棄農而從事奢侈性的工商業，那土地也就荒蕪而國家貧窮了。

凡是農業，其收入的特點是按月算往往不足，按年算才可能有餘。然而，官府徵稅卻急如星火，沒有定時，農民只好借“一還二”的高利貸來應付上面征課。耕田鋤草都有季節限制，但雨水不一定及時夠用，農民又只好借“一還二”的高利貸來僱人澆地。商人秋天買糧的糧價是“五”，春天賣糧的糧價是“十”，這又是一項“一還二”的高利貸。所以，把上面的征索算進來，成倍索取農民的地方就達到四項，因為關市的租稅、府庫的徵收、十分之一的征糧和各種勞役放在一起。—年四季加起來，也等於一項“一還二”的高利貸了。—個農民要養四個債主，所以對於外逃者處刑，國君也能制止農民外流，這乃是糧少而農民沒有積蓄的緣故。

從高山東麓到黃河、汝水之間。作物生長期早，凋落期遲，是糧食增產的好地方。四季皆種而五穀皆收。中等年成畝產兩石糧食。一個勞力可以耕百畝收二百石。如今國家糧倉空虛而百姓沒有積存。農民賣兒賣女，其原因就在於君主沒有辦法均衡人們的收入。所以先代聖王總是注意讓農、士、商、工四民即使互換其行業，他們每年的收入也無法互相超過。這樣，農民專—務農而收入可以與其他各業均衡。農民專一務農田野就得到開墾，奸巧之事也不會發生。田野開墾則糧食增多，糧食多則國家富裕。沒有奸巧之事人民又會安定。富裕而安定，這正是成王業的道路。

不生產糧食的國家要滅亡，生產糧食而吃光用盡的國家僅能稱霸，生產糧食而又能食用不盡的國家才可以成其王業。糧食，能吸引人民；糧食，能招引財富；糧食，也能使領土開拓。糧食一多，則天下的物產都來了。所以，舜第一次率民遷安發展農耕建成“邑”，第二次遷徙建成“都”，第三次遷徙建成“國”。舜沒有採用嚴重的刑罰和禁令，而人民都跟定他了。因為離開他必然受害，跟著他必然有利。先代聖王，正是善於為人民除害興利，所以天下人民都歸附他。所謂興利，就是有利於農業。所謂除害，就是禁害於農業。農業發展則糧食收入增多，糧食收入增多則國富，國富則人民安於鄉居而愛惜家園，安鄉愛家則雖改變他們的風俗和習慣，對他們驅使和調遣，以至於有所殺戮，人民都是不憎惡的。這都是致力於糧食生產的功效。人君不發展農業則糧食必少，糧少則人民貧困，貧困則輕視家園，輕家則容易外逃，人民輕易外逃則君令不能做到“必行”，君令不能行則禁律也不能做到“必止”，禁律不能必止則戰爭不能做到必勝，防守也不能做到必固了。法令不能必行。禁律不能必止，出戰不能必勝，防守不能必固，這叫作寄生的君主。這都是不發展農業缺少糧食的危害。所以增產糧食乃是成王業的根本大事，是人君的重大任務，是招引民眾的途徑和治國的道路。

富民：使老百姓富裕起來。富，使······富裕。

奚以：即“以奚”。以，介詞，根據。奚：何。

重：重視。

敬上畏罪：尊敬官吏，害怕犯法。敬上：尊敬官吏。敬：尊敬。上，君上，泛指統治者。罪，犯罪或作惡的行為，這裡用作動詞，犯罪。

犯禁：違反禁令、犯法。

陵：同“凌”欺凌，侵犯。

者：.....的人。

則：就。

然：這樣。

是以：因此，所以。

奚以知其然也？：那是怎麽樣知道這個道理的呢？

這篇短文為了講清“治國之道，必先富民”的道理從兩個方面進行論述。一方面講“民富則安鄉重家，安鄉重家則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則易治也”，緊接著從另一方面講“民貧則危鄉輕家，危鄉輕家則敢陵上犯禁，陵上犯禁則難治也”。從這兩個方面作了鮮明的對比後進行總結“富國常治，亂國常貧”進而得出“必先富民，然後治之”的道理。在短短的百十字的文字中，直接體現了管仲“治國之道，必先富民”這一遠見卓識。

管子的民本思想和我們今天所提倡的“以人為本”是一樣的嗎？為什麼？

答：今天“以人為本”的思想與管子的民本思想是一脈相承的，但有本質上的區別。因為前者是為人民服務的，後者是為封建君主服務的。

中國春秋時期(公元前770～前476)齊國政治家﹑思想家管仲及管仲學派的言行事迹。《管子》是戰國時各學派的言論彙編，內容很龐雜，包括法家、儒家、道家、陰陽家、名家、兵家和農家的觀點。大約成書於戰國(前475～前221)時代至秦漢時期。劉向編定《管子》時共86篇﹐今本實存76篇﹐其餘10篇僅存目錄。

《管子》76篇﹐分為 8類﹕《經言》9篇﹐《外言》8篇﹐《內言》 7篇﹐《短語》 17篇﹐《區言》5篇﹐《雜篇》10篇﹐《管子解》 4篇﹐《管子輕重》 16篇。書中《韓非子》﹑賈誼《新書》和《史記》所引《牧民》﹑《山高》﹑《乘馬》諸篇﹐學術界認為是管仲遺說。《立政》﹑《幼宮》﹑《樞言》﹑《大匡》﹑《中匡》﹑《小匡》﹑《水地》等篇﹐學術界認為是記述管仲言行的著述。《心術》上下﹑《白心》﹑《內業》等篇另成體系﹐當是管仲學派﹑齊法家對管仲思想的發揮和發展﹐學術界也有人認為是宋鈃﹑尹文的遺著。

劉向《說苑·政理》節選

原文

武王問於太公曰：“治國之道若何？”太公對曰：“治國之道，愛民而已。”曰：“愛民若何？”曰：“利之而勿害，成之勿敗，生之勿殺，與之勿奪，樂之勿苦，喜之勿怒，此治國之道，使民之誼也，愛之而已矣。民失其所務，則害之也；農失其時，則敗之也；有罪者重其罰，則殺之也；重賦斂者，則奪之也；多徭役以罷民力，則苦之也；勞而擾之，則怒之也。故善為國者遇民，如父母之愛子，兄之愛弟，聞其饑寒為之哀，見其勞苦為之悲。”

武王問於太公曰：“賢君治國何如？”對曰：“賢君之治國，其政平，其吏不苛，其賦斂節，其自奉薄，不以私善害公法，賞賜不加於無功，刑罰不施於無罪，不因喜以賞，不因怒以誅，害民者有罪，進賢舉過者有賞，後宮不荒，女謁不聽，上無淫慝，下不陰害，不幸宮室以費財，不多觀游台池以罷民，不雕文刻鏤以逞耳目，宮無腐蠹之藏，國無流餓之民，此賢君之治國也。”武王曰：“善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