瓜爾佳·文祥

嘉慶二十三年九月十七日（1818年10月16日），文祥生於盛京的窮官宦之家。

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中進士，入工部任主事。

咸豐四年（1854年），升任工部員外郎。

咸豐五年（1855年），太平天國軍北伐時，北京一帶許多工匠逃走，文祥被調至在北京設立臨時的巡防處作事，因巡防出力加知府銜，賞戴花翎。六月又因驗收海運漕糧，論功加道員銜。十月升工部郎中。十一月因襄辦孝靜成皇后葬禮有功而賞加三品頂戴。

徠咸豐六年（1856年），在京察中，文祥被列為一等，“記名道府”，但他因母親年邁，而請求留京任職。

咸豐七年（1857年），文祥擔任太僕寺少卿，十二月又擢升為詹事府詹事。

咸豐八年（1858年），署任刑部侍郎，不久升為內閣學士併兼禮部侍郎銜。四月，署鑲黃旗漢軍副都統。五月，奉命在軍機大臣上學習行走，后歷任禮部、戶部、吏部右侍郎。

咸豐九年（1859年），在軍機大臣上行走，同年曆任鑲紅旗蒙古副都統、鑲藍旗滿洲副都統，又歷任戶部、工部右侍郎以及戶部左侍郎。

咸豐十年（1860年）三月，署理工部右侍郎；五月，充任朝考閱卷大臣，被授予左翼總兵之職。

咸豐十年（1860年），英法聯軍攻逼北京，僧格林沁密疏請求咸豐帝避敵熱河（今河北承德），文祥“以動搖人心，有關大局，且塞外無險可扼”為由堅持反對。八月，因局勢日益緊張，咸豐帝還是出走熱河，命文祥署步軍統領，隨恭親王奕訢留北京與英法議和。他對於列強的非分要求，能夠據理力爭。九月，圓明園遭焚后又遇土匪劫掠，文祥受命調兵嚴加巡捕。旋即以難以兼顧步軍統領為由，上疏辭職獲允，后又署正藍旗護軍統領。《北京條約》簽訂后，文祥疏請咸豐帝回京，“以定人心”。

同年年末，文祥與奕訢等聯名奏請改變清政府的外交、通商制度，提出設置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通商大臣、外國語學館等洋務主張，獲准。文祥又密疏請求訓練八旗兵丁使用新式火器，獲准組建神機營。此外，文祥還分析內外形勢，推薦富明阿、西寧鎮總兵成明等協助僧格林沁平捻，又推薦張亮基、沈葆楨、劉蓉參與平定太平天國，得到咸豐帝採納。

咸豐十一年（1861年）二月，文祥擔任右翼前鋒統領。三月，署任鑲黃旗滿洲都統，不久又充總理各國事務大臣。七月，咸豐帝病死，命載垣、端華、肅順等八位大臣為贊襄政務王大臣，軍機大臣中獨文祥一人被排除在贊襄政務大臣之外。同年九月，文祥協助奕訢、慈禧太后發動辛酉政變，處死肅順等人。十月，文祥與其他大臣疏請慈禧、慈安兩太后垂簾聽政，並簡派近支親王輔政，又議定具體章程和禮節。十二月奉命管理神機營事務。

同治元年（1862年），文祥擢督察院左都御史、正白旗蒙古督統，並任內務府大臣，署任工部尚書、鑲白旗滿洲督統，六月兼署兵部尚書，七月，充任拔貢朝考閱卷大臣。閏八月，正式擔任工部尚書，仍兼署兵部尚書。同年，負責處理咸豐帝喪事。

同治二年（1863年），文祥又充任朝考閱卷大臣，十二月，奉命管理理藩院事務。當年，江蘇省城蘇州和杭州被清軍攻克，清廷欲嘉獎中樞大臣，文祥再三推辭。

同治三年（1864年）七月，清廷因南京攻克、太平天國覆滅，優獎中樞大臣，文祥仍堅決推辭，最後還是賞加太子太保銜。不久，署理正黃旗漢軍督統。十月，充任閱兵大臣。

同治四年（1865年），署戶部尚書，調任鑲白旗滿軍督統。八月，“馬賊”攻入直隸，文祥受命防護東陵，不久回京。十月，局勢再度告急，文祥率神機營赴東北鎮壓王達、馬傻子起義。

同治五年（1866年），文祥成功將“馬賊”鎮壓下去。期間，調任吏部尚書。五月，回到北京，仍管理火藥局，充任崇文門監督。十二月，《文宗顯皇帝實錄》及《聖訓》編修完成，文祥獲得封賞。

同治六年（1867年），署任翰林院掌院學士。同年他五十歲（虛歲）生日時，得到御書匾額及“福”字“壽”字等獎賞。

同治七年（1868年），充任會試副考官。捻軍起義被平定，文祥“加軍功二級”，並受命擔任《剿平粵捻方略》一書的總裁。

同治八年（1869年），文祥因病數度請假，得假二月，假未滿又丁母憂，朝廷特賜諭祭。

同治九年（1870年），百日丁憂滿后，因病未出。天津教案發生后，文祥強撐病體，回朝主政，但病仍未痊癒，遂卸下部分職務。

同治十年（1871年），授吏部尚書、協辦大學士。

同治十一年（1872年），授體仁閣大學士，管理工部事務，充任武英殿總裁。八月，《剿平粵捻方略》編修完成。十二月，充任文淵閣領閣事。

同治十三年（1874年），文祥多次因病休假。日本侵台（見1874年日本侵略台灣事件、牡丹社事件），他強撐病體，上疏請求“停不急之工作，謀至急之海防，俾部臣、疆臣皆得專力圖維”。當時同治帝重修圓明園，預計費銀至少幾千萬兩，文祥遂與恭親王奕訢等十名重臣聯名諫阻，同治帝一度欲將文祥等十大臣革職，后在兩宮太后調停下放棄此念，改重修圓明園為修葺三海，又遭奕訢等諫阻，終於徹底停工。作為懲罰，奕訢一度被革去親王世襲罔替、降為郡王。經此打擊，奕訢不能像之前一樣勇於任事，但文祥挺身而出，憑藉他的威望，朝局得以維持穩定，尚不致劇烈動蕩。日本侵台之事給文祥很大刺激，其暫時平息后，文祥與奕訢等奏請辦理海防六事，即“練兵、簡器、造船、籌餉、用人、持久”。又上疏，指出不能因局勢暫時緩和就對日本放鬆警惕，而要令沈葆楨認真布置台灣防禦、令南洋通商大臣和北洋通商大臣從速興辦海軍，得到允准。

同治十三年十二月（1875年1月），光緒帝繼位后，文祥晉武英殿大學士。

光緒元年（1875年），文祥因長年患病，請求開缺，朝廷挽留，命其專任軍機大臣及總理衙門大臣。當時，文祥因中國屢屢遭受外來侵略，上疏密陳大計，指出：立國的關鍵在於獲得民心，西方的議會民主制雖然難以在清帝國推行，但其順應民意的精神值得借鑒。同年，清廷發生海防與塞防之爭，他支持左宗棠等人收復新疆、鞏固塞防的主張，並支持左宗棠替代景廉擔任西征軍統帥，還力主由左宗棠負責對俄伊犁交涉事務。（見清軍收復新疆之戰）

光緒二年（1876年），文祥病重。當時，距文祥提出“海防六事”已經一年多，但清廷又要重新加以討論。文祥自知來日無多，又上密疏，追述清廷兩次鴉片戰爭及以前對外交往的種種失策，痛陳十餘年興辦洋務所受到的種種阻撓，又指出日本尚非列強，但侵台一事交涉已嫌費力，可見局勢之危險。他主張：廷議之事如果在執行中不能如期堅持或不能真正落實，便不如不辦；對於籌商清楚、勢在必行的洋務舉措，則要內外一心、實力推行；問題的關鍵，則在於皇帝能“念茲在茲”、“切念而健行之”，從而堅定朝臣興辦洋務的信念，否則中國的局勢將不堪設想。五月四日（1876年5月26日），文祥病逝，清廷追贈太傅，賜騎都尉世職，入祀京師賢良祠。又撥銀三千兩為其治喪，派貝勒載澄作為代表前往祭奠，謚號“文忠”，歸葬盛京時，則由盛京將軍完顏崇實前往賜祭。

光緒十五年（1889年），慈禧太后歸政，追念文祥“夙夜在公、襄成郅治”，下令賜祭一壇。

阻金安清內用

《清稗類鈔·正直類》稱，兩淮鹽運使金安清曾攜重金入京，賄賂奕劻，請他幫忙運作以謀求在京中任職。一日，皇帝詢問朝臣：金安清究竟能否任職中樞？大臣們果然紛紛儘力褒揚金安清。皇帝又問文祥，文祥卻答道：“小有才，心術不端耳。”此事遂罷。不久，金安清更受到彈劾，被革職查抄。

按，《清稗類鈔》將金安清入京賄賂奕劻的時間記載為“同治壬戌春”，又稱詢問金安清是否可用的皇帝是“清文宗”（即咸豐帝），顯然有誤。

與張集馨

張集馨在《道咸宦海見聞錄》中記載，咸豐九年（1859年）他在京時，曾求見匡源、穆蔭而未得。文祥倒是將張集馨請入，但張集馨行禮後文祥竟不答禮；問過出身後，才稱張集馨為前輩（張於道光十六年就赴地方任職，而文祥道光二十五年才中進士）。張集馨認為文祥妄自尊大，憤憤不平地寫道：“余之偃蹇，不能奮飛，遂為豎子所侮，殊為可愧。”

文祥可倚

《國聞備乘》稱，咸豐帝臨終前，皇后（即後來的慈安太后）曾問道：“聖駕如果遭逢不幸，朝廷可以倚仗何人？”咸豐帝抓著皇后的手，寫了“文祥”二字。

按，咸豐帝的顧命大臣（贊襄政務王大臣）中不含文祥（軍機大臣中獨文祥一人被排除在外）。

文祥待士

《清稗類鈔·謙謹類》記載，蔡錫勇少時在廣東同文館學習英文，後來被選送到京師同文館學習。他與同學剛入京師同文館時，一名老翁帶領他們參觀同文館，將宿舍、教室、食堂等處一一加以介紹。新生們只是覺得這名老翁相貌和藹，卻不知道他是什麼人。參觀完畢后，老翁詢問大家有沒有吃午飯。當聽說還沒吃飯時，老翁傳令提調官來見，立刻出來一名紅頂花翎的官員在一旁恭敬侍候。此時學生們才知道，老翁乃是重臣文祥。

寒舍凋敝

美國前國務卿威廉·亨利·西華德訪問中國時，曾想到文祥家中拜訪，卻遭到了文祥的婉拒。文祥回復說“寒舍不宜接待海外貴賓”，而親自到美國公使館拜訪。“寒舍”或許並非謙詞，丁韙良稱，文祥住在租來的房子，“每月僅付四塊半，不會多麼堂皇”。

禮儀之爭

《清稗類鈔·外交類》稱，同治皇帝會見外國使臣前，文祥和外國駐華公使曾發生禮儀之爭，以致摔了茶杯。他對公使佩刀和多帶隨從的要求予以拒絕，但會見當天公使們還是帶了不少隨從，於是文祥又命人在每道宮門都攔下一些隨從，等公使們走到紫光閣，身邊就只剩翻譯了。

《異辭錄》則提及《桃花聖解庵日記》中的記載：文祥與公使爭論會見時行禮的問題，公使們拒絕跪拜，僅同意行三鞠躬，文祥要求增為五鞠躬，未能如意；不料當公使們見到同治帝后，一時恐懼，竟跪在了地上。《異辭錄》的作者劉體智對這段記載嚴加批駁，認為公使跪拜屬無稽之談，文祥與公使們爭論鞠躬幾次也是子虛烏有：文祥是主持大計的朝廷重臣，怎麼會像市井商人一樣斤斤計較於鞠躬次數呢？

按，據《同治朝籌辦夷務始末》，文祥確實是議定覲見禮節的中方代表之一，最後鞠躬次數定為五次。

能者多勞

文祥早年相命時，八字先生曾對他道：“你一生多慮，就是進入順境也不稱心，反而更多勞碌。”後文祥身兼數職，屢屢求退卻常不如意。英國人赫德去總理衙門時，曾看到文祥腹瀉嚴重，卻拖著衰弱的病體堅持辦公。同文館總教習、美國人丁韙良也曾看到文祥因哮喘而“透不過氣來”，後者對他說：“你看到過小驢拉大車，累得喘不過氣來。嗯，那就是我的寫照。”由於文祥的工作太多，恭親王一度讓總理衙門大臣薛煥、恆祺兩人，將文祥的全部稅務工作接過去，好減輕他的負擔。小驢拉大車多年之後，文祥終於耗盡了精力，於光緒二年（1876年）五月初四病逝。

《國史本傳》（清代國史館編，附於洪良品等校《文文忠公事略》）

《清史列傳》（與《國史本傳》內容大體一致）

《清史稿·卷三百八十六·列傳一百七十三》（趙爾巽等）

文祥之父瓜爾佳·珠，曾長年於遼陽任筆政。夫人潘氏，瀋陽正黃旗漢軍貢生德謙之女。子瓜爾佳·熙治，曾任員外郎。

文祥勤勉正直，為官廉潔，生活樸素，並在推動“洋務運動”以及與西方的外交事務上扮演重要的角色。他參與創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與奕訢、桂良成為第一任總理衙門大臣；三人中，奕訢事務繁多，桂良年邁，文祥則“任事最專”。

文祥在死前不久的光緒元年（1875年），曾上疏“密陳大計”，指出：“說者謂各國性近犬羊，未知政治，然其國中偶有動作，必由其國主付上議院議之，所謂謀及卿士也；付下議院議之，所謂謀及庶人也。議之可行則行，否則止，事事必合乎民情而後決然行之。”他認為，這樣的制度，清朝“勢有難行，而義可採取”。這是中國最高領導層第一次議論吸取民主憲政制度的精神，改進本國的施政。

在英法聯軍的刺激下，經文祥建議，清廷設置神機營，並曾讓文祥管理神機營事務。同治四年（1865年），文祥受命清剿關外“馬賊”。他從神機營中調了2500名官兵，日夜兼程，趕往關外剿匪；后得悉馬賊有3萬多人，分為多隊，且全部騎馬，又緊急從直隸、天津抽調洋槍隊過來助戰。出關之後，前後諸戰，清軍全部取勝，“馬賊”基本上被剿滅，頭目馬傻子被擒，后被清廷處死。

文祥晚年，清王朝海防塞防一度同時告急。文祥一面提出海防策略，一面又力排眾議支持左宗棠收復新疆的主張。他指出：“前此所以力爭者，我朝疆域與明代不同。明代邊外皆敵國，故可畫關而守。今則內外蒙古皆臣僕，倘西寇數年不剿，養成強大，無論壞關而入陝甘，內地皆震，即竄入北路，蒙古諸部落即將叩關內徙，則京師之肩背壞。彼時海防益急，兩面受敵，何以御之？”左宗棠在其支持下順利收復新疆，維護了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

《清史稿》還記載，文祥支持由左宗棠負責與沙俄交涉歸還伊犁之事，但不久文祥便病故，后清廷派崇厚負責此事，險些喪權辱國；又改派曾紀澤出使，總算在避免對俄戰爭的同時挽回了一些利權。至於海防，儘管文祥一再主張，最終還是未能全力興辦，招致甲午中日戰爭的慘敗。

文祥還開辦並扶持京師同文館，這是同治朝最早的新式學校。同文館創設的初期，以英文教育為主，後來陸續擴充了俄法等國語言的教學，並開設了更多的科學技術課程。同文館創設之後，文祥時常到同文館中體驗感受，並對同文館中的學生生活予以關照。

文祥好書、畫，篆、隸得古法，山水取法董其昌，善用潤筆寫漁僬野趣，琴茶田園，畫調高古清潤，自成一家，是清代居官中較有藝術成就之達官。

文祥著有《巴林紀程》、《蜀軺紀程》等書。存世的光緒壬午年版《文文忠公事略》除收錄此兩書和《國史本傳》外，還有文祥自訂《年譜》兩卷等。

趙爾巽等《清史稿》：①文祥自同治初年偕恭親王同心輔政，總理各國事務，以一身負其責。洋情譸幻，朝論紛紜，一以忠信持之，無諉卸。穆宗親政，臚陳歷年洋務情形，因應機宜甚備，冀有啟悟。既而恭親王以阻圓明園工程忤旨斥罷，文祥涕泣，偕同列力諫，幾同譴。恭親王尋復職，而自屢遭挫折后，任事不能如初。文祥正色立朝，為中外所嚴憚，朝局賴以維持，不致驟變。②文祥忠勤，為中興樞臣之冠。清操絕人，家如寒素。謀國深遠······③咸同之間，內憂外患，岌岌不可終日。……文祥、寶鋆襄贊恭親王，和輯邦交，削平寇亂。文祥尤力任艱鉅，公而忘私，為中外所倚賴，而朝議未一，猶不能盡其規略；晚年密陳大計，於數十年馭外得失，洞如觀火，一代興亡之龜鑒也。寶鋆明達同之，貞毅不及，遂無以鎮紛囂而持國是。如文祥者，洵社稷臣哉！

李棠階：文博翁能顧全大局、敷奏懇到，誠能格天，忠能信友，社稷之臣。吾師乎！吾師乎！

奕訢：①精細老成，籌畫諸事動中機宜。②正直一生惟謹慎，匡襄廿載矢忠誠。

曾國藩：兩宮才地平常，見面無一要語；皇上沖默，亦無從測之；時局盡在軍機恭邸、文、寶數人，權過人主。恭邸極聰明而晃蕩不能立足；文伯川正派而規模狹隘，亦不知求人自輔；寶佩衡則不滿人口。

左宗棠：①松楸安奠，柱躬復元，仍即入襄樞要，至慰朝野之望。前以生芻奉獻，極知妄瀆，未蒙鑒納，復荷齒及，大君子秉節之峻，用情之周，何其異也！佩衣之衣，既慚且感！······關內外需才甚急，能得數十剛明耐苦之人，錯落布置其間，庶可紆朝廷西顧之憂。想元老謀國公忠，必已鑒及也。（同治十年《答文博川相國》）②博川相國正色立朝，一時人望所系。

李鴻章：①旗人中之鸞鳳。（又作“旗人中麟鳳也”）②老成謀國，苦心孤詣，動出萬全。（同治十三年十一月四日《覆文中堂》）

郭嵩燾：實是國之元臣。

翁同龢：此人忠懇，而於中外事維持不少。

陳寶琛：總署諸臣多不諳洋務······其竭力辦事者，始則文祥一人，繼則沈桂芬一人。

陳康琪：①至於倭文端之守正不阿、清操絕俗，文文忠之匪躬盡瘁、馴擾強藩，方之姚、宋忠唐，范、韓翊宋，殆無恧色。②近十年中，賴文文忠公篤棐忠清，宣布威德，五省通商，慬得無事。······《詩》曰：“肆不殄厥慍，亦不隕厥問。”若文忠者，或庶幾焉。③顧夷性狡譎，恃其機器舟械之利，出語驕橫不可制。近十年來，賴文相國祥以忠忱摯悃，誠實不欺，默化其鷙悍之氣，遇事持以定力，雖敵情萬變，而不為所撓。同治一朝，邊事尚不至釀成大釁者，相國一人力也。聞西人海屆歲首，輒遺書通商諸大臣，以為履端之賀。其稱文相國，必曰忠鯁清廉，而微嫌其與彼為難，余皆以圓融、識時務譽之。否或稱甲第之華美，車騎之都麗，謂太平宰相，安富尊榮，固應爾爾。嗚呼！雖在異類，豈無人心，惜我老成騎箕久矣。

光緒皇帝：清正持躬，精詳謀國。忠純亮直，誠懇公明。……及辦理中外交涉事務，無不盡心籌劃，實為股肱心膂之臣。

袁昶：①捄時表列富兼蘇，馬格權奇孰應圖。不憚批鱗作危論，知公風節立朝孤。②人言綆短汲深甃，搰搰騎危不自休。今信老成謀國意，百年喬木竟荒邱。

匡輔之：吾聞文忠公在總理衙門接見外國使臣，遇非理之要求，必面折之；莫不殫其嚴正。……張南皮哭之曰：“人之雲亡，邦國殄瘁！”公真不可及矣。

張之洞：文文忠創同文館，遣駐使，編西學各書矣，然孤立而無助，迂謬之論、苟簡之謀充塞於朝野，不惟不信不學，且詬病焉。

吳慶坻：文文忠在政府最久，知大體，有廉操。

陳夔龍：比時恭邸領班，長白文文忠、寶文靖、吳江沈文定、高陽李文正，均一時賢輔。第和而不同，雖為美政，卒至群而有黨，未克協恭。文忠多病，文靖但持大端。

唐晏：文文忠（祥）有大臣之度，立朝正色，眾不見其一笑。事有關係，必侃侃力爭，不少假借，自恭邸以下咸憚之。

梁啟超曾列舉“同治中興以來軍機大臣之有實力者”及其對應的時代，稱“同治初年”是“文祥、沈桂芬時代”。

龍澤厚：當同治初年，恭邸、倭文端、文文忠諸賢翊政於內，曾文正、駱文忠、左文襄、沈文肅諸公分猷於外，可謂得人矣。

金梁：公正色立朝，為中外所嚴憚，政局賴以維持，不致驟變。議興海防，練兵造船，皆公發之。史稱公忠勤，為中興樞臣之冠。謀國深遠，非虛譽也。

費行簡：①重實踐而口不講學，愛才若命而未嘗樹黨。②清代滿大臣，自阿桂以外，鮮賢者。祥獨朴忠藎直，勞瘁靡辭。

劉體信：相國生平居宦，亦矯矯自厲，不隨流俗。文忠（李鴻章）每與先文庄公（劉秉璋）語及，以旗人中之鸞鳳稱之。

劉體智：文文忠為一代英賢，是時上下不知敵情。李文忠勛業之高，震乎寰宇，惟此洋務之一途，猶為人所指摘。政府之中，主持大計，使邪言不致侵正、眾口不至鑠金者，惟文文忠是賴。

郭則沄：文文忠為同治朝賢相，務宏獎士類，……每接晤外使，遇非理干求，必面折之無所撓，外人亦憚其嚴正。……清時台省厭談域外事，如文忠者，固庸中之佼。

蔣廷黻：①文祥雖是親貴，但他的品格可說是中國文化的最優代表，他為人十分廉潔，最盡孝道。······他辦事負責而認真，且不怕別人的批評。我們如細讀《文文忠年譜》，我們覺得他真是一個“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大政治家。②恭親王奕訢、文祥、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這五個大領袖都出身於舊社會，受的是舊教育。······這種人能毅然決然推行新事業就了不得，他們不能完全了解西方文化是自然的，很可原諒的。

丁韙良：①他影響之大，同時代的中國政治家中無人可比。②能體現文祥開明的莫過於他奉為制定政策的原則的座右銘。他告訴我：“我奉行孔子的教誨‘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我們要從你們西方人那裡學習所有好的東西。’”但這也是中國之不幸，正當國家平靜下來，可以實踐文祥明智的座右銘時，他卻過早地（儘管中國諺語說，“五十而死不為夭”）去世了。他死後，再也沒有高級官員提起過這一座右銘。③只要他活著，總理衙門的全部動力都來自於他。他智勇雙全，如能活得更長久，他肯定會竭力反對法國人侵吞東京。④總之，產生了文祥和寶鋆的種族絕不虛弱。

英國駐華公使布魯斯（SirFrederick(WilliamAdolphus)Wright-Bruce）：從未遇見過比文祥更強有力的智能的人。（又引作“是他見過最有才學的人”。）

威妥瑪：我在中國當了七年駐京大使，受盡文祥折磨，慪氣已多。近文祥去世，又有沈桂芬，辦事是一樣套路，無非欺瞞哄騙。

芮瑪麗認為文祥“是（中國）優秀大臣中最進步的”、“是中國政府的一位最有遠見而且最有能力的顧問”。

文祥墓位於盛京（今瀋陽）大東門外北側，后平毀。2大東門外該墓“誥封碑”在修路大東門外。

文祥在盛京城中曾有宅邸，后宅邸不存，但其所在的衚衕則被命名為“文中堂衚衕”；1957年，文中堂衚衕、土影壁牆衚衕以及華家衚衕的各部分組合在一起成了瀋陽的“文中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