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主教上海教區

1608年（明萬曆三十六年），在京任職的天主教徒徐光啟（1562-1633），回鄉為父守孝，途經南京，邀請義大利耶穌會士郭居靜（Lazzaro Cattaneo）神父去上海傳教，徐氏家屬親友二百餘人受洗入教。1640年，義大利傳教士潘國光建立了上海第一座公用天主教堂敬一堂。到18世紀，上海一帶已有教友達萬餘，構成南京教區的主要部分。禁教期間，敬一堂被改作他用，但天主教信仰已經在附近農村地區紮根，許多人在地下狀態中堅持了信仰。

南京教區的最後一位主教是義大利傳教士羅伯濟。1856年，南京教區改為江南代牧區，交給1842年已經來此、1847年在徐家匯建立總部的的耶穌會巴黎省會的法國神甫管理，管轄範圍包括江蘇、安徽2省。

1921年，分為南京代牧區（主教座堂在上海）和安徽代牧區（主教座堂在蕪湖）。1926年和1931年，再度分出海門教區和徐州教區。1936年，江蘇省剩下的部分分別設立上海代牧區和南京代牧區，上海代牧區管轄長江以南蘇州以東的地區，和長江以北除徐州和南通附近以外的地區（大半個蘇北，但信徒較少）。

鴉片戰爭期間，義大利傳教士羅伯濟來到上海，在整頓教會的名義下，把一切權力收回到主教和傳教修會手中，中國傳教士在教會內不再擁有權力。上海天主教逐步形成了殖民地性質的教會。

1950年11月，全國天主教界開展反帝愛國運動。

1955年，上海天主教界開展反帝愛國運動。

1955年9月8日，上海教區龔品梅主教和一批神父被打成反革命集團，被捕入獄。1960年自選自聖張家樹為上海教區主教，主教座堂也遷到徐家匯。

1966年文革開始，所有聖堂全部關閉，挪作他用。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宗教政策得到恢復和落實。天主教上海教區和上海天主教愛國會恢復工作。1982年開始，教區先後恢復培養神職人員的修道院和培養修女的女修院；1983年，恢復從事研究和出版工作的光啟社；1989年開始，陸續開辦了服務中心、安老院等教會事業；1985年，上海天主教界開始組團出訪，積極與世界各國和港澳台地區的天主教開展交流。近年來，上海天主教界積極參與汶川地震、玉樹地震等抗震救災活動和希望工程、幫困助殘等社會公益活動，在社會建設與發展中的貢獻進一步顯現。2010年上海世博會，不論是在籌辦期間還是舉辦期間，上海天主教界都全力投入，積極整修教堂、組織開展志願服務、依法開展宗教活動等，為海內外千萬遊客和信徒提供周到服務。

上海教區現有14萬教友，開放的聖堂、堂點超過了100所，市中心各區至少有一至兩所聖堂，外圍的區縣，都各有十幾所聖堂。這些聖堂劃分為六個總鐸區（Deanery）。上海教區現有神父70多人。

羅伯濟（1840年-1848年）義大利籍，南京教區主教

趙方濟（1849年-1855年）義大利籍，那不勒斯聖家會，南京教區主教

徐類思（1856年）義大利籍，方濟各會，南京教區主教

年文思（1859年-1862年）法國籍，耶穌會，江南代牧區主教；

郎懷仁（1864年-1878年）法國籍，耶穌會，江南代牧區主教；

倪懷綸（1879年-1898年）法國籍，耶穌會，江南代牧區主教；

蘇建章（1899年）法國籍，耶穌會，江南教區代牧主教；

姚宗李（1900年-1931年）法國籍，耶穌會，江南代牧區主教（1900年－1921年）、南京代牧區主教（1921年-1931年）。

惠濟良（1931年－1949年）法國籍，耶穌會，南京代牧區主教（1931年—1933年）、上海代牧區主教（1933年－1947年）、上海教區主教（1947年-1949年）。

龔品梅（1950年-2000年）中國籍，上海教區樞機主教，1979年升為樞機主教但由教宗默存心中，直到1991年才公布。

張家樹（1960年-1988年）中國籍，耶穌會，上海教區主教（自選自聖）教廷施以絕罰。

金魯賢（1988年—2013）中國籍，耶穌會，上海教區主教(中共承認正權主教，教廷只承認為助理主教)。

范忠良（1955年—2014年）中國籍，耶穌會，上海教區主教(教廷承認正權主教，中共不承認)。

馬達欽（2014年--）教廷認可合法主教。

徐家匯天主堂徐家匯聖依納爵主教座堂。

上海佘山天主教堂佘山進教之佑聖母大殿是遠東第一座由聖座冊封為二級乙等聖殿。是中國的聖殿。

董家渡天主堂：董家渡路185號。中國第一座可容2000餘人的大型天主堂，又是上海教區第一座主教座堂。上海市文物保護單位優秀近代建築。

君王堂：原址在長樂路165號，現遷至巨鹿路361號。

聖伯多祿堂：重慶南路270號

洋涇浜若瑟堂：四川南路36號。可容1千餘人。市級建築保護單位。

耶穌聖心堂：虹口區南潯路246號

大金家巷聖母無染原罪堂：紫槐路80號。

傅家天主堂：浦東大道1115號。

張家樓耶穌聖心堂：紅楓路151號。

唐墓橋露德聖母堂，上海教區繼佘山之後的第二個朝聖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