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洪易

曾洪易，又名曾弘毅、曾宏毅、曾鼎，江西萬安縣人。清光緒三十一年（乙巳）農曆十二月初二（公元1905年12月27日）出生。青少年時代，先後在本縣初等小學、通化小學、高等小學和南昌省立第一師範讀書。1923年加入社會主義青年團。1924年加入共產黨，為南昌早期黨、團員之一。1923年至1925年間，先後擔任社會主義青年團（1925年改為共產主義青年團）南昌地委委員長、書記、組織部長等職務。1925年10月因領導南昌團員和學生積極聲援“五卅”運動被第一師範開除。同年12月，由黨、團中央選送至蘇聯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1929年回國，任共青團中央宣傳部委員、《列寧青年》雜誌編輯。1931年7月被王明任命為“中央代表”，進入贛東北蘇區（后發展為閩浙贛蘇區），忠實推行王明“左”傾教條主義，給這一蘇區造成極大的危害。1934年1月至6月，調任中共福建省委書記。7月，以“中央代表”的身份，隨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從瑞金出發，轉戰閩、浙、皖等省，於11月1日再次進入閩浙贛蘇區。隨後，紅軍北上抗日選遣隊由方誌敏、劉疇西等率領繼續北上抗日，曾洪易則留在地方，擔任中共閩浙贛省委書記和省軍區政治委員。

曾洪易擔任閩浙贛蘇區省委和軍區的重要領導后，在第五次反“圍剿”的緊急關頭，本應領導蘇區軍民與國民黨軍隊浴血奮戰，但他在反“圍剿”節節失利的情況下對革命悲觀失望，散布“野戰軍出動（即中央蘇區紅軍主力長征---引者）不是勝利的出擊，而是逼得沒有辦法”、“五次圍剿敵人是勝利了”、“中國蘇維埃運動告一段落”、“布爾塞維克要學會退卻”等論調，並私自去電中共中央分局，提出將閩浙贛省級黨政軍群機關搬到閩北去，準備放棄這一蘇區逃命。因而閩浙贛省委召開會議，對他的錯誤進行批判，並停止他的省委書記和軍區政委的職務，另行分配工作。

曾洪易停職后，據他解放后在監獄中交待，是在1934年12月左右被派往閩浙贛蘇區東部邊沿浙江省江山縣擔任區委書記。他率領一支5-6個人、配備有7支駁殼槍組成的小游擊隊，準備在那裡建立革命據點。但到任不久，發現這裡地處交通要道，且與常山縣交界，當地黨員和群眾只有三、四家人家，工作不易開展，又害怕所攜槍支遭受損失，乃令這支游擊隊返回。此後，曾洪易在那裡住了將近一個月，游擊隊也因閩浙贛蘇區喪失沒有再來，只好離開江山到達上海，準備尋找上級黨組織。曾洪易在上海經過多方尋找，找不到上級黨組織。這時，經濟上發生困難，只得寫信向家裡要錢。他哥哥寄了20元大洋，才使他暫時解決了食宿困難。這期間，他碰見了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失敗后逃到上海的原紅十軍政治委員塗振農，塗還告訴他原紅十軍團政治委員樂光華也到了上海，都在尋找上級黨組而未找著。曾洪易因為不知道塗振農到上海后是否自首變節，不敢與塗詳談就分手了。

此後，他在上海遇見了萬安同鄉、同學王立生。王立生在1924年至1927年間，曾擔任過共青團南昌地委書記等職務，也在省立第一師範讀書。1929年11月，擔任中共浮梁縣委秘書時被捕叛變當了特務。起初，王立生勸他不要再去尋找黨組織，最好回家去，並給了一些錢給予接濟。曾洪易考慮到自己在共產黨內擔任過重要領導職務，在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后國民黨在江西到處抓人時回到家鄉很危險，但靠王立生的經濟接濟，生活也不可能維持多久，正在左右為難。王立生便乘機勸他到南京去自首，並保證他的人身安全。1935年5月左右，曾洪易在王立生陪同下到了南京，住進了留俄同學招待所。這個招待所是國民黨為一些在蘇聯留過學參加了共產黨又願意自首變節份子而開辦的。曾洪易住進這個招待所，即辦理了自首手續。

據曾洪易解放后在監獄所寫的交待說：“入所時填有登記表，表上有信仰三民主義，擁護國民黨等詞句”。顯然，此表一填，曾洪易就成為自首變節的叛徒了。這是他人生軌跡中一個重大轉折。此後，曾洪易在這個招待所每月領取大洋20元，以解決生活開支。約住8-9個月後，到1936年春，國民黨中央黨部負責訓練工作的王傑夫找他談話，要他到國民黨軍事委員會辦的軍敵政策等課程。他在那裡講了一期，為時一個多月，就因為身體不好經王傑夫同意不再去了。接著，曾洪易由國民黨中央黨部調到江蘇省政府當視察員（當時省政府主席為陳果夫），視察縣政和公路。據曾洪易交待，這是個“委任級”，每月領取260元薪金。從1936到1937年幹了兩年。這期間，1936年8月，曾洪易重新加入了國民黨。

1937年7月，抗日戰爭全面爆發。蘇聯政府積極支持中國的抗日戰爭，先後同中國政府簽訂了《中蘇互不侵犯條約》和《中蘇軍事互助協定》，派出總兵力為一個大隊、配備有各種飛機70餘架的航空志願隊來華參加對日作戰。這些志願隊員中，有駕駛員、射擊手、領航員、機械師、空軍顧問、總顧問等。大批蘇聯航空志願隊來華參戰，他們與中國空軍人員的往來，包括相互交談、飛機的起飛、降落以至蘇聯人員的食宿等各方面，都需要俄語翻譯。

從1937年12月起，曾洪易先後被調到國民黨航空委員會所屬南京、武漢和西安等地飛機場擔任俄語翻譯。1938年曾洪易又因國民黨政府的搬遷到了重慶，在國民黨航空委員會顧問室擔任俄文翻譯。半年後1939年，又由同事介紹到國民黨政府中央教育部教科書編輯委員會當編輯。不到一年又因生病丟了工作，在重慶閑住了半年。閑住期間，生活主要靠在重慶國民黨軍隊當下級軍官的萬安老鄉溫岳和劉達堯接濟。1942年，曾洪易經同學卜道明介紹，在國民黨軍事委員會外事局第二處當俄文翻譯，第二處后改名為俄文編輯館和軍令部二廳編輯室，曾洪易仍任俄文翻譯。據曾洪易在獄中交待，抗戰期間蘇聯軍事顧問為幫助中國軍隊提高對日作戰技術，帶來大批蘇聯紅軍的軍事書籍，需要翻譯成中文，也翻譯一些蘇聯報刊上有關蘇聯的政治、經濟方面的文章，供國民黨軍隊參考。

1945年8月，抗日戰爭勝利。1946年曾洪易攜帶在四川結婚的妻子劉紓予回到家鄉萬安(據曾洪易交待，元配妻子吳慧英1934年在福建與國民黨軍隊作戰時衝散走失)。據萬安熟悉曾洪易情況的人談，曾洪易在外面可能混得不順利，夫妻二人行李簡單，僅用網袋裝幾件衣服和日常用品而已。不久，妻子見他家生活困難就離他而回四川，並從此斷絕了聯繫。他在家人陪同下找到任萬安縣立中學校長的同學朱景雲，在該校高中部當了一名英文和歷史教員，算是解決了生活困難。后又因活動當縣立中學校長未成，再次丟了工作，於1948年至1949年在家賦閑。

據曾洪易交待，這段時間在家經營農業，並曾一度在萬安縣城開過一個“鼎記”診療所，給人看病。但因醫術平平，就診的人不多，診所也就很快關門。曾洪易回到萬安時，因為從1925年底就離家外出，除少數家人外，其他的人對他的過去根本不了解。對一般人，他只說一直在外面讀書，後來在教育部當過編輯，還學了點醫。抗戰時被拉夫到了重慶，當過軍醫。抗戰勝利，就回來了。這番話，大家也很相信，一則看見他回來時行裝簡樸，斷定他在外面沒有當大官發大財；二則看見他確是個文質彬彬的讀書人，也知道他沒有過硬的背景，必然是這麼個出息。後來，隨著解放戰爭不斷勝利，解放軍已經到了江西北部地區，曾洪易就在幾個交情較好的相知面前得意地透露他過去參加共產黨，當過共產黨的大官，並在贛東北和方誌敏一道打過游擊，使聽的人驚訝和羨慕不已。

1949年8月7日，萬安縣獲得解放。在解放軍到達萬安縣前一兩個星期，地方上一些人士認為曾洪易過去參加過共產黨，主張要他出面維持地方工作，迎接解放軍。曾洪易看到萬安縣國民黨縣政府已經癱瘓，即出面號召群眾送柴送米歡迎解放軍，號召商人不要逃避，商店不要關門。解放軍入城后，又動員群眾參加會議，並經常和縣、區人民政府的工作人員接頭。後來，全縣中小學教師在縣立中學開會，他又自動參加會議。有些教師得知他過去參加過共產黨，還說他是老黨員，應當去找縣人民政府安排工作；有的還主張他回到黨內，告訴他共產黨員都有黨證，要他去請求補發黨證。同年9月，萬安縣各中小學開學，萬安縣立中學由中共萬安縣委書記、縣長劉彥兼任校長。曾洪易找劉彥請求安排工作，劉同意曾仍回縣中教書，但未令縣中為曾辦理復職手續，拿不到薪水，曾仍在家中閑住。後來，劉彥安慰他，說他沒有什麼問題，除了可擔任黨內和政府工作外，還可介紹他去當報館編輯、書店編輯（即出版社編輯---引者）、俄文翻譯、中學教員或校長、大學教授、中醫醫生等。老師們的建議和劉書記的意見令曾洪易的情緒一度飄飄然。

此後，搜捕潛藏各地的叛徒的指示下達到各縣。曾洪易所住的萬安第一區區政府貼出通告，要過去那些與共產黨有關係的人員向區政府報到。曾洪易如期作了報到，期望能安排一份工作。但這一報到使曾洪易仍在萬安的消息逐級報到了省里，使過去那些與曾洪易在贛東北打過游擊、知道他在贛東北的所作所為、當時在省里擔任重要領導的幹部喜出望外。

不久，中共吉安地委接到省里關於逮捕曾洪易的指示，於1949年12月9日找到住在該區第六保的曾洪易，以“到吉安教俄文”為名，將他誘捕。這時，曾洪易對自己被捕沒有半點懷疑。他認為即使不能在縣中當教員，但好在吉安也離家不遠。只要到吉安有了工作，今後還可隨時請假回萬安的。他只帶了一點日常所用衣物和過去在家賦閑時翻譯的《世界名詩人譯詩選》第一、二兩輯和自己創作的《祖父行》詩稿到了縣委，再乘船到達吉安。吉安地委組織部長吳青光找曾洪易談話，了解他的經歷，並要他到南昌去，說省人民政府主席邵式平找他有話談。隨後，吳青光親自攜帶與曾洪易談話后寫成的曾洪易的一份簡歷，押送他到達南昌，交省公安廳看管。曾洪易到省后，從他所寫的材料看，對自己被捕仍無警覺。他即時寫成了書面報告，“報告這次來省經過”，並提出了三點請求：一、恢復他的黨籍，發給黨證，編入黨支部組織，分配黨的工作；二、因自己身體有病，家有老母幼女需要照顧，請求介紹回萬安分配工作；三、萬一不行，請求回萬安由地方政府幫助行醫。有關人員對此未予答覆，並罵他是叛徒。兩個月後，於1950年2月，省公安廳將他和另從別縣捕獲的塗振農、繆壯林等三個叛徒押送到武漢中原區（后改為中南區）公安部關押。6、7天後，又由中原區公安部派出七名幹警把他們押送北京中央公安部德勝門監獄關押。據中央公安部材料記載，曾洪易等人被送到北京的時間為1950年2月25日。

曾洪易被關押在北京接受中央公安部預審時，一方面應提審人員的要求寫了許多交待材料，另一方面自己也主動寫了許多報告。在交待材料中，主要是關於個人的經歷，特別是1934年12月後撤銷閩浙贛省委書記和省軍區政治委員后赴浙江江山縣擔任區委書記的情況、赴上海尋找黨組織的情況、自首變節后在國民黨方面工作的情況，以及從重慶回萬安后的情況。其目的是讓別人了解他的全部經歷。後來，主要集中在兩個問題上，一是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失敗的情況和曾洪易應負的責任；二是抗日戰爭時期曾洪易擔任翻譯的情況和問題的性質。關於前一問題，曾洪易辯解說，他離開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后，先遣隊主要由方誌敏、劉疇西等人領導，他則留地方擔任閩浙贛省委書記和軍區政治委員。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是直接接受中央軍區司令員項英指揮的，閩浙贛省委和軍區無權指揮，其失敗他不負責任。關於后一問題，曾洪易狡辯說，他從事俄文翻譯，是蘇聯空軍顧問為幫助中國軍隊提高對日作戰能力而介紹蘇聯紅軍的作戰經驗的，是對中國的抗日戰爭有幫助的。

曾洪易在報告中，主要是恬不知恥地提出了一些請求：請求當中國駐蘇聯的領事，並認為塗振農可任領事館秘書；請求派到蘇聯去學習，以便更好地回國參加經濟建設；請求不要在北京安排工作，因為北京的氣候不適宜自己，即使在北京安排了工作，將來也要請假回家去；請求介紹會見中央負責同志，以便對他的問題有適當的理解和他的工作能迅速解決；請求幫助將所攜帶的《世界名詩人譯詩選》和《祖父行》交書店出版，以便換取一些稿費；請求直接遣送回家，不要再交送下級公安部門；請求釋放回萬安從事農業生產，等等。從這些請求看出，曾洪易始終把自己的叛變行為看得很輕，並拚命地為自己開脫罪責，其中有些請求還顯得十分天真可笑。他不知改悔，還可能認為，過去他在共產黨內當過大官，特別是擔任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的中共中央代表時，還曾攻城略地，轉戰閩浙皖贛數省，使國民黨受到很大打擊，國民黨都可以不究既往並用他所長。雖然被捕，自信遲早會審查清楚安排工作的。因此，他始終把希望寄托在安排工作上，甚至放在當蘇聯領事這樣的美差上。

1951年3月，公安部預審處對曾洪易提出了初步判刑意見，判處徒刑15年，並呈報中央公安部領導審批。1951年4月5日，曾洪易的案件由公安部移送北京市軍事管制委員會軍法處繼續審查，並於同年6月25日轉押北京市公安局管訓處看守所。在這裡，沒有看見過曾洪易寫過什麼“要求安排工作”或“釋放回家”的報告，這可能是他感到出獄已無希望，只能聽天由命等待最後判決了。此後，北京市人民檢察署和軍法處對曾洪易的案件繼續進行審理，主要是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的失敗追究其責任。他寫出了更為詳細的交待材料，說明他離開先遣隊后即留在閩浙贛蘇區工作，先遣隊的一切行動均由中央軍區直接指揮，先遣隊失敗時他早已被撤職。為了使審查部門了解先遣隊失敗的情況並減輕自己的罪過，他就自己所知寫出了更為詳細的材料，繼續肆無忌憚地披露先遣隊領導人的許多問題和先遣隊的行動方針等許多失策情況。

1951年隨著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和鎮壓反革命等運動的深入開展，國際國內的形勢對曾洪易越來越不利。為了穩定成立不久的人民共和國的局勢，一批罪犯受到了從重處理。這年10月24日，北京市軍事管制委員會軍法處以“曾洪易叛黨投敵，積極從事反革命活動，嚴重地破壞了人民解放事業”的罪名，將他“判處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但是，就在行刑報告批複下達前，他卻於1951年11月9日上午6時50分，因患嚴重肺結核病死獄中，時年47歲。曾洪易在刑前病死，為北京市軍法處免去了“驗明正身，綁赴刑場”的麻煩，也使已經寫好的布告未能公佈於世，使他的死訊變得無聲無息。也使他的結局幾十年來撲朔迷離，成為黨史界說不清的難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