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處女

馬振華，馬炎文之女，1897年出生，其受過正規高小教育，畢業后入刺繡專門學校，除刺繡外，“尤致力於中文”。於1928年3月16日夜投黃浦江自殺。此事在當時非常轟動，記者蜂擁而至，十多天時間就織構出自殺事件的來龍去脈，除了各大日報的報道，還有幾種單行本發售；這件事還被編成劇本，在上海一些遊藝場公演。據說印刷品和演劇都“非常利市”，前者“銷數大增，洛陽紙貴”，後者“萬人空巷，座為之滿”。在叫賣聲中還經常會聽到另一種稱呼：“馬處女”，這是此事引起輿論大嘩的一個重要原因。

其死時三十一歲，半年前開始與一男子汪世昌 戀愛，二人訂婚後發生了肉體性關係，汪懷疑馬非處女，馬竭力辯白，並於自殺前兩天寫一血書盟誓。外界認為，馬是以死明志，洗清被懷疑為“非處女”的恥辱。

馬振華三十歲時，尚待字閨中，與父親、兄弟、父親的第三妾尤氏同住在上海法新租界。1927年11月，馬偶然發現臨窗小巷對面的樓中有一青年男子朝這邊張望，其汪世昌，在國民革命軍魯聯軍第五師長周樹人處任秘書，與周同住，其房間窗口正對馬振華卧室，相隔不足五尺。十多天後，一封試探的情書從窗口擲到馬振華卧室，從此二人開始通信，繼而約會去公園、影戲院，併到照相館合影一幅。

四個月後，馬汪的關係被汪的上司周師長得知。周親往馬家做媒，兩家交換生辰八字，請人測算無不祥，馬父也就應允，簡單的“小定”儀式后，擬於1928年10月舉行婚禮。

在整個戀愛過程中，馬振華一直處於強烈的“貞操緊張”中。對汪世昌第一封情書的回應是：“君既有意，儂豈無情？但怕老父家規嚴厲，不得如願，也是徒然”；在以後致汪的信中，反覆申明“華非自輕自賤、易許終身於人，唯因憐才而起……他日若得成事實，也須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方能相隨，不然寧死勿從”；托周師長做媒之前，擔心周不允，“那時若生非議，傳揚出來，君乃無礙，而我之一世貞名，由此一旦損失矣”；直到兩人發生關係之後，馬仍堅持“以後於未正式之時，決不幹那件事了”。

“未正式”顯然是馬振華最大的心病。於“正式”之前發生性關係並懷疑對方不是處女也構成了對汪世昌最大的指責，因為不是處女完全可以成為解除婚約的理由，汪有始亂終棄拒絕承擔責任之嫌。所以對馬振華的死因有一種“被棄”的解釋：汪求歡被拒后，將馬振華寫給他的七十二封信打包送還，當時汪正準備隨軍開赴異地，馬以為對方不顧婚約、返函絕交，遂於是夜自殺。

汪世昌對其上司周師長詳細解釋了馬振華自殺的“遠近因”，遠因是兩人訂婚後發生性關係，汪懷疑馬非處女，使馬“感情上不免受一極大打擊”，近因是馬自殺當晚，汪曾入其卧室要求同床，對方“誓死不從”。

馬汪事件中有舊詩酬答、師長做媒、測算生辰八字等情節，最初汪懷疑馬非處女時，也曾請算命先生測算，回答是“絕非完璧”，這些都使人產生“舊”的評價，但誰也無法否認，女性戀愛—失貞—自殺的命運是與“新思潮”相伴隨而受到關注的社會現象。馬振華先前曾拒絕過他人的提婚，很可能在她心中早已認同了戀愛的生理重要性，繼而產生“放佚的戀愛行為”，努力成為“新人”，但嚴格說來她所遭遇的問題並非“貞操”，而是“童貞”，這時的女性言論很少對二者做語義上的區分，但在具體語境中，前者常常與經濟上的贍養、人倫上的陰陽配合等世俗維度相勾連，後者卻被含混地指向了“愛”的至上價值。

潛在的“童貞”邏輯使新舊之間的差異顯得矛盾而曖昧。在《新女性》雜誌隨後的討論中，人們對馬汪二人戀愛的“形式”予以特別的關注，有人說“這種戀愛的方式，不是簇新而漂亮的現代式，是破舊而卑劣的古怪式”；兩人的相識是“一劇後花園私訂終身的把戲”；“馬汪兩人的發生關係以至尋死覓活，無非是受了舊來西廂記一類說部的影響，至多也不過是玉梨魂一類的小說在那裡作怪，距離所謂現代的戀愛不知有幾多的遠”。

那馬振華事件過後兩個月，《新女性》雜誌的主編章錫琛撰文討論這個問題。“新思想舊道德的新女子”她的衣著舉止、儀容風度並不困難：“新是在思想上的；她們會剪髮，會穿旗袍，會著長統絲襪和高跟皮鞋，她們也會談女子解放，男女平權，乃至最時髦的國民革命。然而你如果一考察她們的道德觀念，她們卻依舊崇拜孝親敬長之風，勤儉貞淑之德，夫唱婦隨之樂。在舊式小姐的身上，穿上一套新式的衣服，這正是現代的所謂‘新女子’！”

在20世紀20年代末的上海，這樣的女性已隨處可見。她們受過現代學校教育，總是儀錶出眾，言辭得體，懂得生活情調，身邊聚集著追求者，是現代女性生活的樣板。一旦對比觀察，就會發現，馬振華的死因與舊禮教———貞操觀的束縛全然南轅北轍，而是因為無法忍受童貞支付的失敗，其他“新女性”們雖未遭遇同樣的命運，但她們的人生態度卻是一樣的。僅就對貞操的理解而言，婦女解放對大多數女子的號召力並不在於解除貞操的綁縛，而在於將童貞的支配權從家長那裡爭取到自己手中，換取更優越更有情趣的生活。在大量呼籲解除包辦婚姻和自主擇婚的言論中，發揮作用的也正是“童貞”邏輯———女性終身幸福的前提。包辦婚姻的一大罪狀是女方家庭只看重對方的金錢、門第，而把女兒送入火坑，但回顧婦女解放的成果之時，章錫琛卻發現，解放了的女性在擇婚原則上和前者並無不同，而且帶有更強的物質性。

馬振華的父親馬炎文對女兒的死也做了這樣一番評說：“我女死矣，我女之死，可謂死於新文化舊道德相混之中，蓋我女所受之文化系新，而新得不徹底，苟新得徹底，不至於死，所守之道德依舊，而舊得不徹底，苟舊得徹底，亦不至於死，而今新舊相混，遂釀此劇變。”這番“新舊衝突論”很快招來反駁，有人認為馬父的言論有將新思潮等同於濫交之嫌，馬振華是死於追悔失身，完全是舊禮教的問題，“豈徹底的新文化，失身之後盡可不必追悔，抑一次失身不足，盡可二次三次失身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