朵噶·彭措饒傑

朵噶·彭措饒傑，1903年（一說1896年）出生於中國西藏拉薩市，藏族，中國人民解放軍高級將領，西藏著名的愛國上層人士。一九三九年後，曾任西藏地方政府孜康辦事員、噶廈秘書，西藏地方政府警衛代本（警衛團長），藏軍馬基（總司令），西藏地方政府噶倫；和平解放前為西藏地方政府四噶倫之一、藏軍總司令；1956年任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委員及中國人民解放軍西藏軍區副司令員。1955年9月被授予中將軍銜、二級八一勳章、一級獨立自由勳章、一級解放勳章。

20世紀50年代初，中國人民解放軍進軍西藏的關鍵歷史時期，國內國際政治形勢錯綜複雜，朵噶·彭措饒傑審時度勢，積極擁護中央人民政府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針及關於西藏工作的各項舉措，熱情參與西藏地方政府和軍區的領導工作，為民族團結、西藏內部的團結和社會穩定、發展、建設付出了心血，做出了貢獻。在維護祖國統一、反對分裂問題上他立場堅定、旗幟鮮明，關鍵時刻敢於挺身而出，與分裂分子做鬥爭。1956年在陪同達賴喇嘛到印度參加釋迦牟尼誕生2500年紀念活動后，在日喀則停留期間的3月13日，因勞累過度，與世長辭。

出身名門

朵噶·彭措饒傑又名饒噶廈·彭措饒傑。在拉薩，人們多稱他為饒噶廈。這是由於西藏貴族有時將莊園名作為自己的“姓”，有時也將房宅冠於自己名字前。“朵噶”是他家的莊園名，“饒噶廈”是他家在拉薩的房宅名。此府邸位於大昭寺南邊，是一幢藏式三層樓房，並有一數十平方米的小院。

朵噶家族是舊西藏地位十分顯赫的一個貴族，歷史上該家族的若干成員，在噶廈政府中擔任過要職。

據考證，公元7世紀吐蕃王朝時輔佐藏王松贊干布的噶爾·東贊宇松是朵噶的先祖。此後，這個家族在西藏以至整個藏族地區的影響越來越大。到18世紀，朵噶家族已是拉薩北部達隆地區的大貴族，執掌旁多、林周等宗的政教大權。

1728年，西藏建立了頗羅鼐為首的政權，同年，朵噶·彭措饒傑上溯九代的祖先朵噶·才仁旺傑被任命為噶倫，這是朵噶家族在噶廈政府中的第一任噶倫。才仁旺傑既是傑出的政治家，又是傑出的藏族學者。步入仕途以後，是頗羅鼐最得力的助手。因政績出眾，清朝政府賜給他札薩克一等台吉的頭銜。他擔任噶倫35年，為頗羅鼐政權作出了重大貢獻。這期間，他不僅完成了《頗羅鼐傳》、《噶倫傳》的寫作，還創作了藏族文學名著《勛奴達美》，均留傳至今，膾炙人口。

此後的200年間，朵噶家族先後有5人在噶廈政府中任噶倫。到朵噶·彭措饒傑這一代，已經是第6人出任噶倫職務了。在已知的西藏貴族中，朵噶家族是擔任噶倫最多的一個家族。

1903年，朵噶·彭措饒傑就誕生在這個地位顯赫的貴族世家。朵噶6歲時被送到貴族學校學習。聰明伶俐的朵噶總是受到老師的誇獎。稍大后，他特別喜愛藏族和漢族古籍經典中的歷史故事。當時拉薩有一位回族學者馬本齋，經常用藏語給朵噶講《三國演義》、《水滸傳》等漢語古典小說，書中那感人的情節，英雄人物的行為，常使朵噶陷入深沉的思索之中，也奠定了他“做人要有正義感，做官必須清正廉潔”的人生信念。

年輕有為

1922年，19歲的朵噶就任西藏地方政府的官員，後任拉薩警察局的藏族第一任警察總辦、噶廈政府的秘書——噶仲、山南錯那宗宗本、藏軍代本。

西藏和平解放前，朵噶·彭措饒傑已是藏軍司令、西藏噶廈政府的四大噶倫之一。

1950年，解放軍進藏前夕，噶廈政府成立了應變指揮機構，將四噶倫重新分工，朵噶·彭措饒傑負責藏軍司令部兼藏北總管。此時，阿沛·阿旺晉美為增額噶倫，赴昌都接替拉魯職務。

不久，朵噶·彭措饒傑奉命帶領以代本夏格巴·洛桑頓珠為主官的第十六代本500人到藏北那曲一帶駐防。

昌都戰役結束后，由於不了解中央人民政府的政策，提前親政的達賴喇嘛率領噶廈政府主要官員逃離拉薩，1951年1月2日到達亞東，住在東噶寺，以便採取對策。此時的朵噶·彭措饒傑仍留守那曲，幾個月後，他才奉逃到邊境的達賴喇嘛之命到達亞東。

1951年2月，西藏地方政府派出以阿沛·阿旺晉美為首席代表的和談代表團赴北京，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簽訂了《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阿沛·阿旺晉美在回憶這段驚心動魄的經歷時說，在擁護還是反對《協議》的關鍵時刻，朵噶·彭措饒傑旗幟鮮明地表示了自己的態度，他說：“只好如此，別無選擇。”

作為一名噶倫，朵噶·彭措饒傑是最早與中央人民政府代表接觸的西藏地方政府官員之一。

對共產黨充滿了敬意

1951年7月14日，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張經武取道印度來到邊城亞東，次日，朵噶·彭措饒傑等三位噶倫到下亞東仁青崗，拜見張代表。張經武耐心細緻地向幾位噶倫講解中央政府關於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針政策和漢藏團結、共同建設西藏、共守祖國邊防的重大意義等。這是朵噶·彭措饒傑第一次見到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幹部。張經武平易近人、親切熱情的工作作風，尊重達賴喇嘛的態度，給朵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此後，他常回憶起這一次見面，心中對共產黨的幹部充滿了敬意。

經過張經武及其一行人員耐心細緻的工作，加上藏政府大多數官員擁護《十七條協議》，達賴最後決定返回拉薩。帝國主義和分裂主義分子策動達賴出走國外的陰謀失敗。

就在達賴喇嘛已經啟程從亞東返回拉薩之時，美國政府露骨地干涉中國內政，做了一系列見不得人的勾當。連英國人都說：“美國國務院企圖利用達賴喇嘛，其根本目是把他用作反共的工具，而並不是專心致志地向他提供援助，以幫助他重新奪得他將要失去的職權和地位。”美國政府在陰謀失敗后，還總結說，之所以沒有成功，是因為只顧說服達賴喇嘛，而忽略了對達賴喇嘛有影響的噶倫。於是，美國人在繼續設法阻攔達賴返回拉薩的同時，給朵噶·彭措饒傑帶去一封不署名的信，重彈“美國提供援助”的老調。朵噶說：我對此表示懷疑，我不相信美國願意提供援助。

1952年初，中央決定成立中國人民解放軍西藏軍區，並決定在藏族上層人士中選任兩名副司令員。經過與達賴喇嘛和噶廈政府的多次協商，決定由對和平解放西藏做出重大貢獻的阿沛·阿旺晉美擔任第一副司令員，朵噶·彭措饒傑擔任第二副司令員。

全國政協副主席阿沛·阿旺晉美回憶當時的情況時說：“任命朵噶擔任第二副司令員，是西藏工委領導與噶廈政府多次協商、達賴喇嘛認可，最後上報中央軍委批准的。一方面，朵噶積極擁護十七條協議，為和平解放西藏，協助部隊進駐拉薩做了不少工作，另一方面，朵噶是在職噶倫，曾擔任藏軍總司令。由他擔任西藏軍區領導工作，便於工委、軍區和噶廈政府之間的聯繫。”

正當工委和軍區積極開展各項工作時，以司曹魯康娃、洛桑扎西為首的上層反動分子，支持慫恿一個自稱“人民會議”的反動組織，製造騷亂。剛從印度返回拉薩的分裂主義分子索康·旺清格勒，也暗中和他們配合，繼續興風作浪。1952年3月中旬，這個偽“人民會議”密謀鬧事，公然叫嚷要解放軍撤出西藏，還和藏軍一起，把張經武的住所包圍起來。張經武嚴肅地對來訪的諸噶倫談及事情的嚴重性，並質問索康：他們包圍這一住所是何用意？！索康支支吾吾。當時，在場的阿沛、朵噶、拉魯等人顯然不同意索康等人的做法。當有人告訴朵噶，包圍張經武住地的藏軍，正是他的兒子索南多布傑代本率領的藏軍第四團時，朵噶火冒三丈，氣憤地說：“簡直是胡鬧！趕快讓他們撤走！”

國慶觀禮團團長

1953年，中央人民政府決定組織由達賴、班禪雙方人員共同參加的西藏國慶觀禮團，去北京參加新中國成立4周年慶祝活動。這是讓西藏上層民主人士和藏胞了解偉大祖國的極好機會，又可通過接觸進一步化解達賴和班禪間的隔閡。經與藏政府協商，決定由朵噶·彭措饒傑為達賴方面的首席代表，並擔任代表團團長，由達賴的基巧堪布噶章·羅桑仁增和班禪堪布會議廳副主任納旺金巴擔任代表團副團長。

得知要參加國慶觀禮、到祖國各地參觀，拜見偉大領袖毛主席和其他國家領導人，朵噶·彭措饒傑心情十分激動。這一年，他正好50歲。

歷盡千辛萬苦，林伯渠，中央民族事務委員會主任李維漢率眾恭候在站台。政務院副總理鄧小平在招待西藏觀禮團成員的宴會上，詳細講述了中央政府的民族平等、宗教信仰自由等政策；講解了中國已經開始有計劃的經濟建設，全國各民族都應更加努力維護祖國的統一和各民族的團結，要識破敵人的挑撥陰謀、粉碎其破壞活動，共同建設偉大祖國的大家庭。他希望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以及其他愛國的先生們和藏族人民共同努力，在中國共產黨、中央人民政府和毛主席領導下，把西藏和其它藏族地區建設得更好。從此，他們越來越多地聽到了新名詞，接觸了新觀念，這使他們應接不暇，一次次地陷入深思。

1953年10月1日，朵噶與觀禮團一行人登上天安門觀禮台，和偉大領袖毛主席一起檢閱武裝部隊和觀看人民群眾的遊行隊伍，那一剎那，他感到了國家的強大和人民的力量。

國慶期間，朵噶一行參加過各種慶祝活動，但令他終生難忘的還是10月18日毛澤東主席和朱德總司令的親切接見。那次他還親手將略帶淺綠色的十分珍貴的哈達分別敬獻給毛主席和朱總司令。

毛主席關心地詢問大家來京后的生活情況、還有什麼要求？並教導大家說：“我們要和各民族講團結。只要是中國人，凡是反對帝國主義、主張愛國和團結的，我們都要和他們團結。”就朵噶等藏族人士希望中央對西藏的經濟建設多些幫助的請求，毛主席說：“中央有什麼東西可以幫助你們的一定會幫助你們。幫助各少數民族，讓各少數民族得到發展和進步，是整個國家的利益。各少數民族的發展和進步都是有希望的。”

國慶活動結束后直至次年6月中旬，朵噶一行在祖國各地從南到北的十多座大城市參觀訪問，有的是無比振奮、新奇的感覺。他們急於要把這種感覺、這些觀感告訴家裡人，告訴同胞們，讓他們一起分享這份幸福。6月下旬，朵噶一連三天應邀來到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的演播大廳。在這裡他把毛主席接見時的親切講話，把國慶典禮盛況和在祖國各地參觀訪問的見聞，通過電波告訴西藏高原的同胞們，送到全國各地和世界各個角落。

任自治區籌委會委員

從北京歸來后，朵噶一門心思投入到緊張的工作中去，而且有許多事情在等著他去做。

1954年12月25日，在慶祝康藏、青藏公路勝利通車的萬人集會上，曾為康藏公路的修建做出過貢獻的朵噶受達賴喇嘛指派，代表西藏地方政府發表了熱情的講話：“康藏、青藏公路同時通車拉薩，這是全國人民的大喜事，也是西藏人民的大喜事。感謝黨中央、毛主席對西藏人民的深切關懷，感謝人民解放軍對西藏人民的真誠幫助。……正如達賴喇嘛所說，毛主席的光輝永遠照耀西藏，我們將在毛主席光輝的政策下，在中央人民政府的領導下，團結一致，沿著幸福的道路前進。”

1955年2月，西藏軍區改編升格為大軍區，由中央軍委直接領導。朵噶·彭措饒傑擔任升格后的西藏軍區副司令員。同年9月27日，國務院總理周恩來發布命令，授予朵噶·彭措饒傑中國人民解放軍中將軍銜，當他從賀龍元帥手中接過這崇高的軍銜時，這位52歲的藏族軍人熱淚盈眶。

1954年5月23日，是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簽訂四周年的日子，達賴喇嘛指派朵噶·彭措饒傑主持了拉薩的慶祝座談會。西藏地方政府、班禪堪布會議廳、拉薩三大寺廟和拉薩市各人民團體的代表200多人歡聚一堂，暢談1951年協議簽訂以來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座談會上，朵噶·彭措饒傑代表噶廈政府把雪白的哈達獻給在拉薩的參加十七條協議簽字的西藏軍區司令員張國華以及凱墨·索南旺堆、土登列門、桑頗·登增頓珠等。最後，大家一致通過了給毛主席的致敬電。

1956年4月，國務院批准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正式成立。為此，中央人民政府派出以國務院副總理陳毅元帥為團長的中央代表團赴藏參加成立大典。達賴喇嘛決定由朵噶·彭措饒傑代表西藏地方政府，全程陪同陳毅元帥在西藏的一切活動。

1956年4月14日，在那曲，朵噶·彭措饒傑率領幾千藏漢群眾熱烈歡迎毛主席派來的親人，三天後的中午一點鐘，陳毅元帥進入古城拉薩，受到達賴喇嘛·丹增嘉措和班禪額爾德尼·確吉堅贊和6萬拉薩市民的熱情迎接。在慶祝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成立的大會上，朵噶·彭措饒傑光榮地當選為籌委會委員。

外交戰線顯身手

1953年9月，印度總理尼赫魯致函中國總理周恩來，提出中印雙方商談兩國關係問題。

中國中央人民政府對這次談判非常重視，特組成11人的“中印談判委員會”，作為指導談判的組織。政務院總理周恩來親自掛帥，除外交部有關領導外，中央人民政府駐西藏代表外事幫辦楊公素，西藏工委領導張國華、范明參加談判，西藏地方政府派噶倫朵噶·彭措饒傑和藏軍總司令噶章參加。

1954年1月7日，中國政府中印談判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在北京舉行。周恩來主持會議並在會上就中印兩國在中國西藏地區交往的歷史以及中國方面在談判中所持立場等問題作了重要講話。會議提出，對非法的麥克馬洪線問題，因材料準備來不及，可留待以後選擇時機解決。

朵噶·彭措饒傑發言說：“非法的麥克馬洪線我們歷來不承認。印度政府把非法的麥克馬洪線以南的門達旺、珞瑜地區劃為自己的版圖，這是不能允許的。這個問題此次談判雖不能解決，但應提請印度政府注意。另外，尼泊爾王國在我國西藏也享有特權，也需要在今後的談判中解決。”

經過長達4個月的談判，中印兩國於1954年4月29日簽定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印度共和國關於中國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間的通商和交通協定》。朵噶·彭措饒傑在這次談判中發揮了應有的作用。

朵噶·彭措饒傑出生時間現有兩種說法，一是1896年，一是1903年。這裡暫用第二種說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