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車難題

1967年，菲利帕·福特發表的《墮胎問題和教條雙重影響》中，首次提到了“電車難題”。這個思想實驗，可以追溯到伯納德·威廉姆斯提出的槍決原住民問題：假設一個植物學家，有天到一個獨裁國家中遊玩。當地獨裁者逮捕了20名無辜的印地安人，以涉嫌叛亂，全部判處死刑。但是這個獨裁者提出一個建議，身為客人，如果這個植物學家親手槍決其中一個印地安人，其他19個人就可以因此被釋放。這個植物學家是否應該親自槍決一位，以拯救其餘19人，還是拒絕動手，坐視這20個人都被槍決？

假設一個法官或裁判官，面對暴徒的威脅，要求將某個人視為一宗罪行的罪魁禍首，判他有罪，暴徒威脅，若不這麼做，他們將會對這個社區的某個區域，進行自己的血腥復仇。這個人是否應該為此負責還不曉得，但是這個法官發現，要避免流血，唯一的方法，就是捏造證據，讓這個人被判死刑。在這個例子之外，我們還可以舉出另一個例子，一個飛機駕駛，發現飛機即將要墜機，他必須決定，要不要躲開一個比較多人居住的區域，讓飛機撞進一個比較少人居住的地方。類似的相近例子還有，假設一個電車駕駛，他面對兩個軌道，只能決定走其中之一；有五個人在其中一條軌道上工作，在另一條軌道上只有一個；電車進入的軌道上，如果有任何人，都會註定被殺。在前述暴亂的例子中，暴徒有五個人質，所以，在這兩個例子中，都是一個人的生命，跟五個人的生命之間的交換。

你站在天橋上，看到有一台剎車損壞的電車。在軌道前方，有五個正在工作的人，他們不曉得電車向他們衝來。一個體重很重的路人，正站在你身邊，你發現他的巨大體形與重量，正好可以擋住電車，讓電車出軌，不致於撞上那五個工人。你是否應該動手，把這個很胖的路人從天橋上推落，以拯救那五個工人，還是應該坐視電車撞上那五個工人？

電車難題最早是由哲學家菲利帕。福特（Philippa Foot）於1967年發表的《墮胎問題和教條雙重影響》論文中提出來的，用來批判倫理哲學中的主要理論，特別是功利主義。功利主義提出的觀點是，大部分道德決策都是根據“為最多的人提供最大的利益”的原則做出的。

從一個功利主義者的觀點來看，明顯的選擇應該是拉拉杆，拯救五個人只殺死一個人。但是功利主義的批判者認為，一旦拉了拉杆，你就成為一個不道德行為的同謀——你要為另一條軌道上單獨的一個人的死負部分責任。然而，其他人認為，你身處這種狀況下就要求你要有所作為，你的不作為將會是同等的不道德。總之，不存在完全的道德行為，這就是重點所在。

許多哲學家都用電車難題作為例子來表示現實生活中的狀況經常強迫一個人違背他自己的道德準則，並且還存在著沒有完全道德做法的情況。

道德主義認為：人是目的，而並不是工具。因此，不能簡單認為五個人的生命比一個人的生命更重要。不殺人是道德義務，救人亦是道德義務，這兩種道德義務發生了衝突。道德主義的意旨要求，在面對此類兩難選擇時，應當不作為。仔細思考，道德主義的應對方案站不住腳。選擇不作為的方式意味著見死不救，並且是能救而不救。這種方案有些鴕鳥的味道。將這個邏輯再往前推一步，道德主義者用不作為的方式殺人。

功利主義認為，從數量上看，五多於一。因此，五個人的生命比一個人的生命更加重要。當必須放棄一者時，應當犧牲少數人的生命從而挽救多數人的性命。但是，功利主義面對的一個主要詰難是，生命是無價的，沒有人有權利，也沒有人有能力去比較五條命和一條命孰重孰輕。

心理學家發現，大多數人在面對第一個狀況：可以切換軌道，讓電車撞上一個人，或是不切換，讓電車撞上五個人時，都會選擇切換軌道。但是在面對第二個狀況：親手把路人丟下天橋，讓電車出軌，以拯救五個人，或是不動手，讓電車撞上五個人時，大多數人又會選擇不動手。顯示人類擁有的道德直覺，在第一個狀況中，像是功利主義一樣運作，而在第二個狀況中，則像是道德義務論者。

經由fMRI掃描，大多數人在第一個狀況中，腦部使用一般的區域來運作；但在第二個狀況中，則會動用到情感判斷的部分。情感判斷部位受到損害的腦傷患者，進行這項實驗時，在第一個狀況中，與第二個狀況中，都會以功利主義方式，決定犧牲一個人，以拯救五個人。

此外，在第一個狀況中，如果不提示在軌道上的人，他們的身份，大多數人都會決定切換軌道，犧牲一個人，以拯救五個人。但是假如提示在軌道上的人，他們的身份，是自己的親人，大多數人又會決定不切換軌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