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率

在單位時間內每一個體的平均產卵（子）數，稱為出生率。有時把構成種群的所有個體的出生數作為粗出生率，把繁殖中的雌性等種群的每一個體的出生率作為特定出生率而加以區別。表示每一特定年齡雌性出生率的齡別出生率，這在種群統計上特別重要。每單位時間的出生率為B，則瞬時出生率。瞬時出生率用數學處理是方便的，所以常用於種群動態的統計。

對人類指每 1000人口的全年活產嬰兒數。其公式為：B/P×1000‰。式中B為全年活產幼仔或幼蟲數，不論妊娠期長短，幼仔或幼蟲脫離母體或卵殼時，有呼吸、心跳、臍帶搏 動、肯定的隨意肌收縮等生命現象者稱為活產。P為某時段種群總數量活過的個體年數，即平均個體數，常以這個時段中種群數量替代。出生率受種群的年齡、性別構成的影響，只能大 致反映一地的生育水平，所以亦稱粗出生率或總出生率。

計算出生率時，應保持分子、分母內涵的一致性。若按常住個體計算種群總數量時，出生個體應按嬰母的常住地進行統計。按常住地統計出生率能避免雌性離開常住地生育給當地生育水平帶來的影響。若按出生地統計出生個體數，那麼以現有種群數量作分母更合理。

體人類為例，為細緻觀察年內出生率變動，可計算月出生率。如某地1988年4月出生嬰兒數為B4,1988，則月出生率為

分母為1988年4月當地平均人口數，所以月出生率的算式為

相鄰年份的同月出生率對比，可反映一年內生育水平的變化。按同樣原則，可計算年初到報告月的累計出生率，按某類人口計算的出生率稱特殊出生率，如城鎮和農村的出生率、各民族的出生率、不同行業和不同職業人口的出生率等。

粗出生率

指人類在一定時期內(通常為一年)平均每千人所出生的人數的比率，一般用千分率表示。計算公式為：

出生率=年出生人數/年平均人數×1000‰

式中：出生人數指活產嬰兒，即胎兒脫離母體時(不管懷孕月數)，有過呼吸或其他生命現象。年平均人數指年初、年底人口數的平均數，也可用年中人口數代替。

每1000人口的全年活產嬰兒數。其公式為：B/P×1000‰。式中B為全年活產嬰兒數，不論妊娠期長短，嬰兒脫離母體時，有呼吸、心跳、臍帶搏動、肯定的隨意肌收縮等生命現象者稱為活產。P為全年總人口活過的人年數，即平均人數，常以年中人口數替代。出生率受人口的年齡、性別構成的影響，只能大致反映一地的生育水平，所以亦稱粗出生率或總出生率。

出生率反映種群出生的強度，它是一段時間內出生個體數與該平均個體數之比。

對人類來說，人口總是在一定的社會生產方式中發展的。出生率水平高低歸根到底是由一定社會經

濟發展水平所決定，它表現在，與以手工勞動為基礎的自然經濟相聯繫的是多育，與現代化生產相聯繫的是少育；經濟發展水平較高、文化教育普及的地區，出生率就低，反之，就高一些。經濟發展水平的高低對出生率的作用又是在一定生產關係下實現的，在不同社會制度下實現的原因、過程和後果是不同的。影響出生率變動的因素也就是影響育齡婦女生育率的因素。生育率水平是出生率水平的基礎，一般說來，婦女生育率愈高，出生率也愈高；生育率愈低，出生率也愈低。出生率變動除受生育率影響外，還受育齡婦女人數在一個人口集團中所佔比例大小的影響。在同一生育率水平下，育齡婦女比例大的人口集團，其出生率高。從整個國家範圍來看，在一個時期內人口性別構成變動不大，對出生率變動影響小，但在一個地區，由於行業結構不同，人口的性別構成可能有很大差別。例如重工業城市女性人口比例小，婦女在同樣生育率水平下，該地區的出生率就較低，主要受人口年齡構成的影響。

一定社會一定歷史時期的人口出生率與死亡率之間，還有著補償性的聯繫。一般的情況是，死亡率高，則人口出生率隨之增高，死亡率降低，則為人口出生率的降低提供了極大的可能性。人口再生產發展的總趨勢是人口出生率的差異逐漸縮小並向低出生率過渡。

影響出生率變動的因素歸根到底是由社會經濟條件決定的。但由於人口再生

產的慣性作用和傳統生育觀的保守性，以及影響出生率變動因素的複雜性，社會經濟條件要通過一系列中間環節，經過相當長的時期才能影響出生率的變動。

對其他生物來說，出生率主要受自然環境決定，如果自然環境適宜優越，比如有充足的食物、水源和廣闊的生存空間、適宜的氣候、天敵較少，那麼往往出生率就高；如果自然環境惡劣，比如食物、水源匱乏、生存空間狹小、氣候惡劣、天敵較多、傳染病肆虐，往往出生率就低。即使該物種有社會性，也由於生產力水平低下，因而出生率受社會影響小。

19世紀以前，世界人口的出生率變化不大，各地區間的人口出生率差別也不大，每個婦女一生生育子女平均5-6人，人口出生率在40‰以上。歐洲國家的工業化開始，資本主義在歐洲迅速發

展，到19世紀中後期，西歐及北歐一些國家的人口出生率開始下降，以後進而擴展到北美、東南歐地區的國家。進入20世紀，發達國家的人口出生率持續下降，發展中國家則繼續保持著較高的人口出生率。

到20世紀50年代，發達國家出生率一度有較明顯的回升，出現了"嬰兒出生高潮期"，但進入60年代后，發達國家的人口出生率直線下降，相當國家的出生率都下降到人口更替水平下，而同期，發展中國家的人口出生率仍保持著原有的出生水平，直到70年代后，發展中國家的出生率才出現變化，部分發展中國家，如中國、韓國等東亞國家以及泰國等一些東南亞國家實行計劃生育政策后，人口出生率大幅度地下降，其中部分國家的出生率已低於替更水平，而西亞、非洲等相當部分國家仍保持原來的人口出生率。

出生率是以每千人每年出生的嬰兒數來表示的。世界各個國家的人口出生率差別很大。出生率可分為五等。即：>50‰、40～49‰、30～39‰、20～29‰及<20‰。

總的來看，非洲、西南亞、拉丁美洲的人口出生率最高，大多數國家均>40‰；其次是東南亞、南亞地區，這些地區和國家的出生率為20～29‰；再次是歐洲與北美洲、俄羅斯與澳大利亞，其人口出生率14‰~20‰；最落後的是東亞的中日韓，出生率都低於13‰。以國家為單位，人口出生率>50‰的國家都集中在非洲，其中有尼日、茅利塔尼亞、盧安達和肯亞等國；人口出生率最低的國家都出現在歐洲。例如，人口出生率<10～12‰的國家有德國、丹麥、義大利、瑞士、瑞典、日本和中國。以上事實說明，高出生率集中在低緯度地帶，尤其是熱帶和副熱帶；而低出生率則集中在中緯與高緯度地帶。如果把人口出生率與人口密度的分佈相對照，則可以看到，人口密度比較高的西歐、日本，其人口出生率反而比較低；而人口比較稀少的非洲、西亞與拉丁美洲的出生率相當高。

從經濟狀況看，工業比較發達和城市化程度比較高的國家和地區，如西歐、北美和日本，出生率比較低。與其相對應的工業比較後進、農業經濟落後並佔主導地位，以及城市化程度不高的非洲、西亞與拉丁美洲的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的出生率很高，居於世界之首。可以這樣說，出生率的高

低成為與經濟發達程度相聯繫的一個指標。發展中國家人口出生率過高，人口過多，影響著經濟的發展與生活水平的提高，甚至拉大了與發達國家之間的差距。

文化狀況對一國人口出生率的高低也有影響。例如，當今人口出生率比較低的西歐、北美，以及南美的阿根廷和澳大利亞等地區，恰好是歐洲各國家移民所住的地方，文化程度高，出生率就低；而拉丁美洲雖也有一部分歐洲的移民，相比之下文化水平不高，則出生率比上述地區高。所以出生率的高低不僅與城市化的程度、工業化的水平及文化狀況有密切聯繫。通常成為負相關。但美國、英國、愛爾蘭、法國和紐西蘭是例外。

人類生育能力和生育文化，在進一步向出生率走低的方向演進，在可見的未來，這

一趨勢將長時間保持不變，不再能夠回頭。

2006年12月份的北京媒體，報道了首都人口與發展論壇關於北京市人口形勢的一些分析。據有關機構調查發現，與1990年相比，北京35歲以下的育齡女性生育意願已明顯降低，1990年一半的育齡女性在25歲時就有孩子了，二十一世紀這一年齡已提高到28歲；而在35歲以上育齡婦女中，未生育的比例越來越高，其中35歲仍未生育的比例，已由1990年時的4.08%上升到今天的11.79%；另外，在允許生二胎的獨生子女家庭中，有六成以上打算只要一胎或者不生育。

這些數據無疑表明北京市居民的生育文化，在最近十餘年間又向不願生育的方向，推進了一大步。北京的情況又是整個中國、特別是中國那些大城市的一個縮影，如今上海、廣州和北京這些地方，人口出生率都已在1.0左右徘徊，居低不上。

人口出生率和生育意願下降，不願多生孩子的生育文化的形成，其實又非中國一家，而有著世界一般性。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以來，一些發達國家經歷一段時間的人口增長后，又重新出現人口低增長甚至停滯現象，而到21世紀初的現在，這種人口出生率低於世代更替水平的現象，已經蔓延至世界絕大多數國家，無論先發國家還是后發國家皆是如此。就連一向認為高出生率的非洲和穆斯林社會

也不例外。印度、伊朗和埃及這些在人們印象中生育水平較高的國家，其實與20年前相比，其生育水平都已明顯在下降，印度目前總和生育率為2.3，只比美國略高，伊朗目前大約只有1.8左右，竟然比美國還低。遙想20年前，這些國家的總出生率，都還在5—6的高水平，短短時間內的巨大變化，令人難以想象。

從長遠來看，決定人口能否增長的，還是要看人口出生率。在世界性地出現出生率下降的現象后，現在人們所關心的問題，已轉向另外一個：那就是出生率的回升，是否還有可能？

根據以往經驗和種種研究，許多人已經得出悲觀結論：出生率下降和人口負增長問題，將帶有長期性，不太可能人為逆轉。回顧歷史，發達國家的人口出生率，大多從19世紀末就已開始下降，而法國更“一枝獨秀”，在19世紀前半期就已率先出現這種情況。因此早在19世紀中期，歐洲國家們便開始重視出生率下降問題的研究。法國人普萊將法國生育減退的原因歸於法國獨特的遺產分割制；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時法國人杜蒙則提出了社會毛細血管現象說；而德國的布倫塔和蒙伯特則提出了福利說；此外還有勒魯瓦。博列和貝蒂龍的文明說等，不一而足。

而據日本學者大淵寬和森岡仁歸納，這些生育減退理論又都可列舉各種要因，如：廉價而安全、方便的避孕方法的普及；女性教育水平和社會地位的提高；教育的義務化與子女的經濟價值下降；人口社會流動性的增大；從事非農業生產的女性增多與生育、育兒機會成本的增加；支持多育思想的宗教信念的下降；對傳統行為規範的繼承起阻礙作用的城市化和核心家庭化；老齡保障與其他社會保障制度的發展；嬰兒死亡率的持續下降；等等。

由於以上這些因素大都隨發達國家的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而出現，研究者普遍認為，出生率下降和人口減少，是人類工業化和城市化的必然結果，隨著它們的推進，人類生育環境發生了深刻轉變，促使人們的生育意願不斷降低。這一結論儘管不是金科玉律，但它卻給我們觀察人口出生率問題，提供了一個最有效的客觀依據。

在19世紀中期以來，世界一些國家在經歷出生率下降現象后，又曾因為各種原因而產生過出生率的回升。

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發達國家就普遍經歷過人口出生率的回升。然而，在21世紀上半葉的世界上，這種經歷重現的幾率，已經極其微小。原因在於，那時這些國家的城市化和工業化水平，還並不是決定性的，在各國人口中，農村人口還佔有主要地位。但今天發達國家都早已完成工業化，人口絕大多數已生活在城市，而發展中國家也大多步入工業化中期，城市化水平顯著提高。

這與以往截然不同。

放眼自然界，其他生物往往出生率高的原因就是為了應對惡劣環境帶來的大規模死亡事件，保持種群繁衍，而對人類來說，過快的人口增長帶來的環境和社會為題日益突出且日益尖銳，因此據考察發現，最適宜人類的繁殖方式是對一夫一妻制國家來說一對夫妻只生一兒一女，對一夫多妻制國家來說一個女人只一兒一女，但對於同一個丈夫的多位妻子來說，其中一位妻子生了兒子可以減輕其他妻子生兒子的壓力（也就是說其他妻子不用再生兒子了），但無論婚姻制度如何，在同一個父親的兄弟中，其中一個生了兒子可以減輕其他兄弟生兒子的壓力，在同一個母親的姐妹中，其中一個生了女兒可以減輕其他姐妹生女兒的壓力，這樣既保證了人類種族基因和線粒體基因的傳承，也控制了人口的過快增長，甚至有時人口會零增長。當然，在此政策剛剛執行期間，肯定會出現人口大規模負增長，因為出生率降低了，死亡率增高了，但是一段時間以後，出生率和死亡率便會趨於平衡，最終達到穩定的零增長。

由於植物的生理特徵不同於動物，因而計算方式也有所不同，植物的出生率其實指的就是種子的發芽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