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西

張獻忠早年將自己的起義隊伍稱為“西營”，自稱“八大王”。崇禎十六年（1643年）三月，張獻忠在黃州稱“西王”；五月，張獻忠在武昌稱“大西王”。

大順元年（清順治元年，1644年）十一月，張獻忠在成都稱帝，因之前曾自稱大西王，便以“大西”為國號。

崇禎三年（1630年）四月，張獻忠於米脂十八寨聚眾起義，自成一軍，號“西營”。崇禎六年（1633年）正月，張獻忠率西營從遼州（今昔陽縣）至榆社縣、和順縣，再克壽陽縣、榆次區、平定縣，又直接形成對山西省會太原府城的威脅。二月，張獻忠率西營由晉北南下垣曲縣，經陝西向四川進發。三月，攻克四川的夔州（今奉節縣）、大寧縣（今巫溪縣）、大昌縣（今大昌鎮）、新寧縣（今開江縣）等地，並由太平縣（今萬源縣）經長茅嶺攻克通江縣，由巴州（今巴州區）攻克保寧府（今閬中縣）、廣元縣（今廣元市）。

崇楨七年（1634年）正月，張獻忠率西營進攻河南的信陽州（今信陽市）、鄧州（今鄧州市）。接著轉入信陽州以南湖北的應山縣（今廣水市）。經短期休整后，又率軍北上，從鄖陽府（今鄖陽區）渡過漢水，連續攻克陝西的醴泉縣（今禮泉縣）、盩厔縣（今周至縣）、鄠縣（今鄠邑區），並南下洵陽、紫陽、平利、白河，向四川方向進發。六月，張獻忠率西營東下出川，於十二月到達河南的淅川，內鄉，並轉戰於湖廣的鄖陽府（今鄖陽區）、棗陽縣（今棗陽市）、當陽縣（今當陽市）、興山縣、荊門州（今荊門市）等地。二月，張獻忠率西營再次進入四川，相繼攻克川東的大寧縣（今巫溪縣）、大昌縣（今大昌鎮）、巫山縣。

崇禎八年（1635年）正月，張獻忠參加“滎陽大會”。會後，張獻忠率部直搗明中都鳳陽府（今鳳陽縣），焚毀皇陵。張獻忠在鳳陽“列幟自標”，稱“古元真龍皇帝”。十二月，張獻忠部破和州（今和縣），兵鋒直抵江浦，直逼長江東岸的明陪都應天府（今南京市）。崇禎九年（1636年）十月，張獻忠會同馬守應、拓養坤部聯兵攻破襄陽府（今襄陽市）。崇禎十年（1637年）二月，張獻忠率西營攻佔隨州（今隨州市），乘勝進軍安慶府（今安慶市）。三月，張獻忠率部取得安慶豐家店圍殲戰的勝利。十月，張獻忠兵分兩路，第三次揮師入川。十二月，張獻忠率西營揮戈東進，到達河南南陽府（今南陽市）。

崇禎十一年（1638年）正月，張獻忠於鄂西谷城縣，“就撫”於明兵部尚書、總理六省軍務熊文燦。張獻忠於谷城縣就撫期間，被委為副總兵。同時，暗中聯絡羅汝才、援助李自成，待機而動。崇禎十二年（1639年）五月，張獻忠於谷城縣重新起義。七月，明軍左良玉部慘敗於張獻忠。崇禎十三年（1640年）二月，張獻忠在瑪瑙山之戰中嚴重失利，損失大批將領及部下。四月，張獻忠率西營轉入興歸山區休整。八月，張獻忠率西營於土地嶺、竹菌坪之戰中迭戰連勝，殲敵數萬。九月，張獻忠率軍連續突破官軍三十二道隘口，長驅第四次入四川。十月，張獻忠與明軍戰於梓潼縣，取得大勝。崇禎十四年（1641年）正月，張獻忠率部於開縣（今開州區）黃陵城之戰中，痛殲明軍。二月，張獻忠乘勝率義軍第二次襲奪明軍政重鎮襄陽府。

崇禎十五年（1642年）三月，大西軍克舒城縣，張獻忠在此初設政權，以醫士胡立浦為丞相，設吏、刑二部並各種官職。五月，大西軍襲取皖省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廬州（今合肥市）。八月，大西軍攻克六安州（今六安市），張獻忠再建農民政權。十一月，大西軍克無為州（今無為市）。崇禎十六年（1643年）正月，大西軍克蘄州（今蘄州鎮）。三月，大西軍克黃州（今黃州區），張獻忠入黃州后自稱“西王”。五月，大西軍克漢陽（今漢陽區）、武昌（今武昌區），張獻忠於武昌稱“大西王”，以武昌為京城，名天授府。八月，大西軍克岳州府（今岳陽市）、長沙府（今長沙市）、萍鄉縣（今萍鄉市）、袁州府（今袁州區）。九月，大西軍克衡州府（今衡陽市）、永州府（今永州市）。十月，大西軍克吉安府（今吉安市）、撫州府（今撫州市）、建昌府（今南城縣）、常德府（今常德市）。十一月，大西軍水師全殲左良玉部水師。十二月，張獻忠率大西軍兵進荊州府（今荊州市）。

崇禎十七年（清順治元年，1644年）正月，大西軍進入四川，於十一日攻佔夔州府（今奉節縣），又入雲陽縣，二月到達川東重鎮萬縣（今萬州區）。此時，從荊州府到萬縣，長江沿岸城市已為大西軍所控制。六月，大西軍以步、騎、水師嚴圍重慶府城，進攻六日後破城，殺明瑞王朱常浩、四川巡撫陳士奇、重慶知府王行儉等人。七月，大西軍攻克瀘州後進逼成都府（今成都市）。八月，大西軍攻克成都，明蜀王朱至澍自殺。九月，張獻忠留義子張可望於成都府“監國”，親率大西軍主力出兵，與大順軍爭奪川北地區，將原明軍降將、大順守將馬科部擊敗於綿州（今綿陽市）。馬科被迫率軍退往漢中府（今漢中市）。大西軍將領李定國進據保寧府，改綿州為得勝州（今綿陽市）。至此，除遵義府（今屬貴州省遵義市）、石砫宣慰司（今石柱縣）、黎州千戶所（今漢源縣），四川全境已被大西軍控制。十一月，張獻忠在成都府稱帝，國號“大西”，建元大順，以成都府為西京。

大西政權在政治上，施行對於降官各授以職，爭取人材以及開科錄士等政策；在經濟上，採行沒收前明宗藩及地方政府庫金、向富民大賈徵收錢稅、對新附邊郡免征賦三年、發放金銀賑濟貧苦，以及鑄造、發行“大順通寶”新錢等政策，以穩定和爭取民心。大西政權嚴懲腐敗及在政治上頑固異心、蛻化變質的文武官員，中央政府右丞相嚴錫命等因之被處決。但同時，大西政權的對內整肅也有所擴大，兩任兵部尚書吳繼善、江鼎鎮，禮部尚書龔完敬，張獻忠的義子、神策營都督張君用等皆獲罪被殺，造成了一定不良的後果。

在軍事上，在歷時數年的時間裡，動用主力部隊嚴厲鎮壓前明殘餘復辟勢力的軍事叛亂行為，以堅決捏衛新生的大西政權。但是，由於施政失當，叛軍與地方官僚地主武裝相勾結，並遙奉南明名義，拚命擴軍抵抗，加之清兵已逐漸逼近四川等內外部因素的綜合作用，導致剿匪鬥爭逐漸演化為曠日持久的四川內戰，大西政權在軍事、政治上逐漸陷入被動局面，大西政權右軍府都督張化龍、都督張廣才先後戰死。

大順元年（清順治元年，1644年）七月，南京弘光政權任命米壽圖為四川巡按御史。八月，改前大學士王應熊為兵部尚書兼文淵閣入學士，總督川、廣、雲、貴軍務。九月，表示支持四川的官僚地主推舉的原明川東兵備僉事雲南人馬乾為四川巡撫，追加了一道正式任命。十二月，又任命樊一蘅為督師。

大順二年（清順治二年，1645年）正月，由於駐防重慶府的大西軍不多，而原在涪州（今涪陵區）被大西軍打敗的明參將曾英又糾合原明川東道劉麟長率兵攻陷了重慶府城，並以重慶府城為據點，取遂寧之鹽以贍軍，大肆擴充隊伍。同月，張獻忠在成都召開了一次籌劃鎮壓暴亂的軍事會議，制訂了作戰計劃，並立即派遣劉文秀等進兵重慶府，馮雙禮等進兵川南瀘州（瀘州市）、敘州府（今宜賓市）一帶，孫可望、馬元利等進兵川北，艾能奇，狄三晶等進兵雅州（今雅安市）、眉州（今眉山市）等地。經過前後約半年之久的激烈戰鬥，除劉文秀在多功城受挫外，其他各路大西軍都獲得了重大勝利。馮雙禮在川南打敗楊展，收復了敘州（今宜賓）等地。艾能奇在雅州飛仙關打敗朱俸尹和曹勛的暴亂武裝，並生擒朱俸尹，收復了雅州（今雅安市）等地。馬元利在川北消滅了李含乙，收復了廣安州（今廣安市）。在中江、射洪一帶活動的十多萬暴亂武裝亦為大西軍間諜偽裝成的“內江王”用計內外夾攻全部消滅。各地小股暴亂武裝也大部分被消滅。二月，清軍攻破了潼關，隨即進佔了西安府（今西安市），步步向四川逼進。李自成東下湖廣以後，馬科降清，陝南空虛。面對清兵的南犯和大西軍內部不斷出現貪污腐化等現象，張獻忠不得不重新整頓和部署部隊，使鎮壓暴亂武裝的鬥爭暫時停頓下來。這就使曾英、楊展、王祥等獲得了重新組織力量的機會。

大順三年（清順治三年，1646年）六月，清兵進逼四川。在這樣的形勢下，張獻忠果斷地命令劉文秀、狄三品、孫可望等集結部隊，準備開赴川北迎擊清軍。七月，張獻忠率領大西軍離開成都府城，速迅開往川前北線，準備迎擊清軍的進犯，基本上擺脫了與四川的主要官僚地主武裝的接觸。

大西政權建立的初期，四川形勢是很好的。但由於南京弘光政權的建立及其對四川官僚、地主的支持，以及清軍的西犯，形勢又變得緊張起來。四川的官僚，地主又乘機發動武裝暴亂，妄圖推翻大西農民政權，復辟明朝的統治。有的甚至勾結清軍，想裡應外合將大西政權清除。這就迫使大西農民政權不得不鎮壓官僚、地主的武裝暴亂。經過三個階段的激烈戰鬥，暴亂武裝遭到了毀滅性的打擊，大西軍也付出了巨大犧牲。

大順三年（清順治三年，1646年）六月，張獻忠於西京召集大西軍高級將領會議，著手抗清兵事部署。強調萬一自己犧牲，指定孫可望為繼承人，同時確定了大西政權將實行“聯明抗清”的國策。七月，張獻忠親率大西軍六十萬主力開赴川北抗清前線，設御營於西充鳳凰山（今西充縣）。十一月，大西軍廣元守將、都督劉進忠叛降清兵，並獻計突襲大西軍西充統帥部。十二月，清兵依劉進忠計，冒險深入西充鳳凰山，襲擊了張獻忠，張獻忠不幸中箭犧牲。

張獻忠在西充鳳凰山抗清戰鬥中犧牲，大西軍的搖個作戰部署的暴露，使抗清戰爭形勢發生了急劇變化。“四將軍”決定收縮部隊，進駐川南、貴州、雲南，遵循張獻忠生前關於聯合西南各族人民和南明王朝堅持抗清的方針，把抗清鬥爭進行到底。十二月，大西軍在李定國、孫可望、劉文秀、艾能奇率領下，自川北南下重慶府（今重慶市），強渡嘉陵江，一舉消滅盤踞在重慶府的曾英。大西軍攻克重慶府，消滅了當時四川最大的一支官僚地主武裝，為進駐川南、滇、黔，堅持抗清掃清了前進道路上的障礙，並使極度缺乏糧餉的大西軍得到了充分補充。李定國，劉文秀、艾能奇三將軍遵照張獻忠的遺囑，推舉孫可望為大西軍的最高領導人，“共尊可望，受約束”，不服從孫可望提調者，以軍法責之。

清軍入關和李自成抗清戰爭節節失利，使在四川的大西軍面臨著嚴峻的形勢。張獻忠領導大西軍拒絕了清廷的招降，主動肩負起了抗擊清軍的重任。在大敵當前的情況下，張獻忠果斷地確定了“聯明抗清“的戰略方針，並親自率領大西軍開赴川北，迎擊清軍。由於叛徒的出賣和張獻忠的驕傲輕敵，使大西軍的領導中樞遭到清軍的突然襲擊，張獻忠也在與清軍的戰鬥中英勇地犧牲了。張獻忠雖然犧牲了，但是，他關於“聯明抗清“，“毋為不義”，戰鬥到底的革命精神一直被李定國、劉文秀、艾能奇等大西軍將領和廣大戰士所繼承。在這之後，又堅持了十幾年的抗清鬥爭。

清順治四年（1647年）正月十二日，大西軍余部抵達遵義府（今遵義市），受到遵義人民的熱烈歡迎。正月二十二日，大西軍余部自遵義出發，向貴州前進。大西軍余部向貴州的進軍途中，在鳳凰山得乘間逃脫的大西政權左丞相汪兆齡由川北單騎趕上了部隊。”四將軍”把大西政權所犯錯誤和大西軍所遭到的失敗責任歸罪於汪兆齡，而將其殺死。同時處死了對孫可望等主政軍中起實際掣肘作用的張獻忠皇后陳氏。二月，大西軍余部攻克貴陽府（今貴陽市）、定番州（今惠水縣）。四月，大西軍余部由曲靖府（今曲靖市）、交水（今曲靖北）、陸良縣、宜良縣入雲南，迅速開抵達雲南省會雲南府（今昆明市）。沿途受到雲南人民和表示擁護大西軍余部的地方官紳的熱烈歡迎。大西軍余部消滅了沙定洲，不僅進一步堅定了黔國公沐天波對大西軍的擁護態度，而且直接解除了沙定洲給雲南人民造成的痛苦，得到雲南人民的廣泛擁護。大西軍余部在雲南人民中的威信進一步提高，政治影響進一步擴大。八月，孫可望停用“大西”國號，以干支紀年，尊稱“張獻忠為太祖”，建太廟，規定統一稱張獻忠為”老萬歲”。撰修國史，作“太祖本紀“。

張獻忠在抗清戰爭中犧牲后，大西軍余部來到川南、貴州、雲南，經營抗清根據地。在政治上，加強政權建設，堅持聯合一切可以抗清的力量參加抗清鬥爭，反對投降；在軍事上，廣泛吸收西南各族人民參加抗清軍隊，堅決打擊破壞抗清鬥爭的反動勢力，在經濟上堅決打擊封建地主反動勢力，維護農民和廣大勞動人民的切身利益，鼓勵和組織生產建設，以保證抗清戰爭的物資供應和改善人民生活。西南抗清根據地很快建立起來。

大西軍余部與永曆政權聯合抗清得以實現，一支由西南各族人民組成的抗清軍隊迅速壯大起來，雲、貴地區生產得到了很快恢復和發展，社會秩序安定，人民生活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然而，這個大好形勢卻被叛徒孫可望破壞。抗清的隊伍遭到分裂，抗清的力量受到削弱，抗清的部署機密被泄漏，為清軍向西南地區大舉進攻造成了良好時機。面對清軍的進攻，李定國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團結西南各族人民，率領大西軍余部與清軍展開了浴血奮戰。盤江的激戰，磨盤山的伏擊等，大西軍余部的將土們和西南各族抗清人民，用自己的鮮血寫下了一曲曲英勇抗清的壯歌。

大西天命二年（1643年）8月，張獻忠率大西軍攻克湘省重鎮岳州，獻忠義子、大西中軍都督張四虎犧牲，左丞相兼刑部尚書徐以顯落水溺亡。同月，大西軍攻克湖南首府長沙，明官軍副總兵尹先民、何一德等率部投誠。大西軍由四營擴編為九營，兵力達五十萬人以上。9月，大西軍軍抵永州。數萬官軍敗兵“望風奔潰，自相殘踏，死者無算”。永州人民開城迎大軍入城。至11月，大西軍兵鋒席捲湖南，“全楚皆陷”。同年9月，大西軍別部東進江西，前軍都督張其在率部進軍萍鄉，“萍鄉士民牛酒遠迎賊，道路相屬”。10月，大西軍僅以一名騎兵登城而輕取吉安。時，大西政權首府天授府（武昌）被左良玉部明軍襲占，潘獨螯之子、大西禮部尚書潘綽犧牲，兵部尚書周文江叛變。11月，大西軍水師營全殲官軍左良玉部水師，取得岳州水戰大捷。“武昌大震，人民走一空”。同年，江西大部地區亦歸大西政權所有。大西政權於湘、贛兩省籍沒宗藩資產、“搜刮富室”，散財賑貧，發粟賑饑，嚴令查還霸佔小民之土地，布告湘省“三年免征（錢糧），一民不殺”，深得民心。12月，張獻忠率大西軍兵進荊州，與農民軍名將馬守應部合營。

天命三年（1644年）正月，大西政權陸續放棄兩湖及江西三省，集結主力部隊，第五次進軍四川。5月，四十萬大西軍水陸並進，向四川成都浩蕩進軍。沿途捷報頻傳，“川東上下，魚潰鳥驚”。6月，大西軍以步、騎、水師嚴圍重慶，進攻六日後破城。執殺明宗藩瑞王朱常浩、四川巡撫陳士奇、重慶知府王行儉等人，沒其財產。7月，大西軍以三十萬兵力進擊四川成都，“一路州縣望風瓦解”。大西軍都督溫玉潔在瀘州攻城戰中被俘犧牲，但包括四川瀘州在內的川南、川西南四十七州縣，皆為大西軍所克，且所至多迎降。8月，大西軍攻克成都，將領郝希文戰死。明宗藩蜀王朱至澍並周貴妃、總兵劉佳允自殺，明宗藩內江王被活捉，捕殺明四川巡按御史劉之渤、四川巡撫龍文光等人。

9月，張獻忠留義子張可望於成都“監國”，親率大西軍主力出兵，與大順軍爭奪川北地區，將原明軍降將、大順守將馬科部擊敗於綿州。馬科被迫率軍退往漢中。大西軍將領張定國進據保寧，大西政權改綿州為得勝州。至此，除遵義府（今屬貴州省）、石砫（今重慶石柱縣）、黎明（今四川漢源縣），四川省境已盡屬大西政權。

同年3月，李自成大順軍攻入明都京師（即北京），明崇禎皇帝朱由檢上吊自盡，明朝滅亡。4月，大順軍兵敗山海關，原明將吳三桂勾引清軍入關，進佔了北京。大順軍退走山陝。5月，原明福王朱常洵之子朱由崧於南京即位，即南明弘光帝。

11月，張獻忠改元“大西”，以成都為西京，以原明蜀王府為皇宮，登基稱帝。大西國正式成為與西安李自成已建立的大順國、南京的南明弘光帝政權，以及業已入主北京的清朝鼎足而立的第四個國家政權。

大西政權在獻忠之下，分封獻忠諸義子張可望為平東王，張定國為安西王，張文秀為撫南王，張能奇為定北王。其中央軍政構成為：柱國、太師、監軍、節制文武張可望，左丞相汪兆齡，右丞相嚴錫命；吏部尚書胡默（一說江鼎鎮，（后）胡顯），戶部尚書王國寧（一說王國麟），禮部尚書江鼎鎮（一說龔完敬，（后）王尚禮），兵部尚書龔完敬（一說吳繼善，（后）江鼎鎮，（后）李定國），刑部尚書李時英（一說宋日英），工部尚書王應龍；平東將軍張可望，安西將軍張定國，撫南將軍張文秀，定北將軍張能奇；中軍府都督王尚禮，前軍府都督白文選，后軍府都督王自奇，（后）史文，左軍府都督馬元利，右軍府都督張化龍（獻忠義子）；五城兵馬司都督王尚禮（兼），水師左都督王復臣，水師右都督王自羽，（后）水軍都督王自奇。軍分一百二十營，以虎威、豹韜、龍驤、鷹揚四營為宿衛。

大西國在政治上，施行對於降官各授以職，爭取人材以及開科錄士等政策；在經濟上，採行沒收前明宗藩及地方政府庫金、向富民大賈徵收錢稅、對新附邊郡免征賦三年、發放金銀賑濟貧苦，以及鑄造、發行“大順通寶”新錢等政策，以穩定和爭取民心。大西政權嚴懲腐敗及在政治上頑固異心、蛻化變質的文武官員，中央政府右丞相嚴錫命等因之被處決。但同時，大西政權的對內整肅也有所擴大，兩任兵部尚書吳繼善、江鼎鎮，禮部尚書龔完敬，獻忠的義子、神策營都督張君用等皆獲罪被殺，造成了一定不良的後果。在軍事上，在歷時數年的時間裡，動用主力部隊嚴厲鎮壓前明殘餘復辟勢力的軍事叛亂行為，以堅決捏衛新生的大西政權。但是，由於施政失當，叛軍與地方官僚地主武裝相勾結，並遙奉南明名義，拚命擴軍抵抗，加之清軍已逐漸逼近四川等內外部因素的綜合作用，導致剿匪鬥爭逐漸演化為曠日持久的四川內戰，大西政權在軍事、政治上逐漸陷入被動局面，獻忠的兩名義子、大西右軍府都督張化龍並都督張廣才皆戰死。

大西大順元年（1645年）正月，張獻忠親率大西軍出兵漢南，欲與李自成大順軍爭奪漢中。同月，大西安西王張定國率部擊敗大順漢中守將韓文，奪占漢中，韓文退守西鄉。但大順軍名將賀珍率部馳援漢中，迅速擊敗並生擒獻忠義子、大西虎威將軍張能第於褒城，復又兩敗張定國軍，迫使獻忠放棄了與大順軍爭漢中的打算而旋師西京。大西軍被俘兵將后盡被賀珍釋回。

5月，清軍渡過長江攻陷南京，南明弘光帝朱由崧被擒殺。弘光的覆滅，標誌著大明從此陷於諸王自雄、“監國”爭立的混亂局面當中。明朝軍民的抵抗運動自此失去統一的領導。

同年5月，大順國和大順軍的卓越締造者李自成不幸犧牲於湖北九宮山。大順軍余部相繼擁立李自敬（李自成之弟）、李過（又名李錦、李赤心）為主，並重建了大順軍。他們與在西南的大西軍政權不約而同地選擇了“聯明抗清”的戰略發展道路。9月，大順軍對外開始使用明“忠貞營”的名義活動。此後，忠貞營一度成為明抗清的主力部隊，承受著當面清軍主力的強大壓力。由於敵軍的強大，特別是大明內部歧視、排擠、敵對甚至在聯合作戰中出賣原起義軍部隊，迫使忠貞營的主力不得不在李自成之孫、李過義子李來亨等將領的率領下，陸續轉軍夔東，重建屬於自己的抗清根據地，以避免遭受敵對力量的前後夾擊。

次年11月，桂王朱由榔於肇慶即帝位，年號永曆，以明年為"永曆元年"。

大西大順二年（1646年），清軍擊敗李自成大順軍，兵鋒直抵漢中陽平關，與大西政權對峙。張獻忠於西京召集大西軍高級將領會議，著手抗清軍事部署。強調萬一自己犧牲，指定張可望為繼承人，同時確定了大西政權將實行“聯明抗清”的國策。7月，獻忠親率大西軍六十萬主力開赴川北抗清前線，設御營於西充鳳凰山。11月，大西軍廣元守將、都督劉進忠叛降清軍，並獻計突襲大西軍西充統帥部。同年12月，清軍依劉進忠計，冒險深入西充鳳凰山，襲擊了張獻忠。獻忠不幸重傷墜馬被俘，旋即犧牲。清軍乘勢總攻，數十萬大西軍猝失最高統帥，導致全軍失去統一指揮，各部建制被打亂，措手不及，全線敗退，倉促突圍，損失慘重。

此時，大西的重鎮重慶，已被明殘餘勢力、明平蜀侯曾英乘虛率軍攻陷。大西軍主力於重新集結后反不如曾英兵多。但大西軍迅即回師，哀兵義憤，以少勝多，一舉收復重慶，號稱擁眾二十萬的曾英部明軍隊頃刻瓦解，曾英中箭死去。同月，獻忠一妻臨產，張可望、張定國、張文秀、張能奇等四將軍於綦江“與眾同盟輔孤”，但生下的是遺腹女，且即死。眾人遂依獻忠生前所囑，擁推張可望繼任為大西軍政權最高領袖。大西大順三年（1647年）正月，張可望率大西軍主力出川，擺脫了清軍，轉兵貴州，“所過民皆安堵”。途中，於遵義桃源洞處決了在大西政權主政四川三年中，犯有嚴重錯誤並負有重要責任的左丞相汪兆齡，同時處死了對張可望等主政軍中起實際掣肘作用的張獻忠皇后，整飭了內部紀律，確定並重申了堅持西南、聯明抗清的主導方針，實現了在不利形勢下的主動戰略轉變，並形成了新的以張可望為首之下的四將軍領導體制。張可望等四將軍也在此時恢復了各自的本名——孫可望、李定國、劉文秀、艾能奇。

同月，大西軍橫渡烏江，於2月擊破明守軍，直下貴陽，復分兵長驅攻略雲、貴各地。同月，獻忠義子、大西定北王兼定北將軍艾能奇犧牲，孫可望以部將馮雙禮接掌原艾能奇所部人馬。4月，大西軍迅速進兵，平息了“稱兵二十萬”的雲南蒙自土司沙定洲的叛亂，粉碎了以明黔國公沐天波為首的明勢力的頑抗，並迫降了沐天波，掩有了雲、貴兩省全境。但同時，大西軍對貴州的統治並不穩固。主力部隊入滇后，打著明旗號的明在四川境內的殘餘勢力即乘虛侵佔了貴州的部分地區。同年8月，大西軍政權以昆明為首府，改原“大順”年號為“興朝”，並為張獻忠建立世廟，追尊其為“太祖高皇帝”，同時，制天子鹵簿、定朝儀、鑄九疊印，並著手編寫“太祖本紀”、撰修大西國史。

新的政權的組織形式類似“三架馬車”，仍以孫可望為最高領袖，尊為“國主”；大西安西王李定國、撫南王劉文秀改以“安西元帥”、“撫南元帥”的名義輔政，君臣間彼此以“兄弟”相稱。重新調整任命了內閣、六部等的組成官員，在安西元帥李定國、撫南元帥劉文秀以下，以楊畏知為華英殿學士兼都察院左都御史，（后）大學士雷躍龍，吏部尚書嚴似祖，（后）任僎，（后）馬兆羲，（后）范鑛，戶部尚書丁序焜，（后）范鑛，禮部尚書嚴似祖（兼），（后）范鑛，兵部尚書任僎，刑部尚書雷躍龍，工部尚書仍為王應龍，（后）王尚禮。同時，在貴州設立行營，調整地方各級政權為府、州、縣、衛、所等，滇黔二省地方官皆可望委任“。

興朝年間，大西軍政權革除了原明朝時遺留於雲、貴地區的諸多積弊，實行了有利於政治清明、養息民生的新政，同時，制訂了有利於安定社會秩序與恢復、發展生產的制度和措施。大西軍政權所任命的官員，“道勞不肩輿，炎暑不張蓋，而儘力乎溝血”，“孫可望等立法甚嚴，兵民相安”，“全滇之官，無一人敢要錢者”；在大西軍政權治下的雲南，“外則土司斂跡，內則物阜民安。百姓插蒔恬熙，若不知有交兵者”。從吏風到民風，都發生了自明末以來清新、根本性的變化。大西還在其轄境內鑄造了“興朝通寶”，與“大順通寶”同時流通，以促進商業貿易的流通、發展。在政治上，此時的大西軍政權著眼全局，仍堅持奉行張獻忠遺囑的聯明抗清的重大戰略方針，並積極致力於建立抗清統一戰線的努力。一方面，利用在雲、貴與明舊屬所達成的統戰關係，積極溝通、聯繫明方面，表示願意尊明永曆皇帝朱由榔為主，同時堅持自身在政治上的獨立性，誠心實意願與明方面聯合抗清。另一方面，積極溝通、聯絡李自成犧牲后的大順政權及其軍事力量，以重修舊好，聯手抗敵。

從總體上看，興朝年間，該政權的主要特點有三：一是靈活地採取了“建國不建統、紀年不紀號”的相對模糊、低調的，有利於鞏固自身，恢複發展的策略。二是，以“共扶明后，恢復江山”為號召，達到團結雲、貴地區明政權人員，共建西南抗清基地，和切實落實聯明抗清的重大戰略的目的。三是，該政權宣稱“受命先王”、“恪遵先志”，“王繩父爵，國繼先秦”，表明在實質上，其政權性質依然是原張獻忠大西國政治生命的延續。它與當時的大順政權，均仍然是相對獨立於清朝及明的政權實體。因此，興朝年間的大西軍及其活動，仍應視作大西國歷史的一個重要的、難以割裂的組成部分。

興朝二年（1649年）正月，孫可望遣楊畏知等為使，赴明永曆朝廷行在肇慶，具體落實聯（南）明抗清事宜。為著建威於內部以及試探南明方面的誠意，開出了請封在前明歷史上位居諸藩之首的“秦王”一爵的較高條件。迂腐的南明朝廷對大西起義軍採取了歧視、敵對的態度，“議久不決”，並拒絕了秦王之封，只勉強同意封孫可望為較“一字王”低一等的平遼王。南明潯州守將、慶國公陳邦傅更偽造永曆敕書、暗鑄"秦王之寶"金印，遣人冒充永曆朝廷使臣，往昆明偽封孫可望為“秦王”、”監國“。以孫可望為首的大西軍政權與南明朝廷進行了堅決地鬥爭。直至興朝四年（1651年）3月，南明方面為形勢所迫，才不得不正式認可了孫可望的”秦王“身份，並賜名“朱朝宗”。是月起，昆明的大西軍政權正式改奉南明永曆朝正朔，原“大西國”國號從此停用取消，大西軍正式成為南明軍隊的一部分，孫可望改稱秦國“國主”，並積極部署收復失地，出兵抗清。

興朝二年（1649年），大西軍政權所轄全部兵力已恢複發展至二十餘萬。興朝三年（1650年）8月，為了在大軍出師前肅清境內的軍閥、敵對勢力，鞏固西南的抗清基地，以孫可望為首的大西軍政權，以依舊盤踞於後方部分地區的南明殘餘勢力為主要的針對目標，發動了聲勢浩大的收復川黔戰役。孫可望以南明”秦王“、”監國“的名義，親率大西軍八萬主力自雲南進兵貴陽。貴州的南明匡國公皮熊、忠國公王祥等地方軍閥欲武力抗拒，孫可望果斷下令以武力強行“改編”。大西軍以摧枯拉朽之勢迅速進兵，在烏江河之役中，一戰而殲滅皮、王部主力六、七萬人，粉碎了南明軍隊的抵抗，王祥避死真州，皮熊率少數殘兵竄入山中后病死。9月，大西軍收復貴陽，並從此遷首府於貴陽。當年12月，大西軍收復貴州全境。次年，撫南元帥劉文秀奉孫可望之命揮師入川，沿途粉碎了自大順四年（1647年）大西軍撤離渝川后，乘機竊踞川西、川南、川東部分地區害民為惡的多股南明軍閥軍隊，收復了四川大部地區，並與以忠貞營（即大順軍）別部為主體的夔東十三家軍等多支抗清武裝溝通了聯絡。前明在四川的殘餘勢力南明定川侯李占春、靖南侯於大海出川逃鄂。同年10月，降於清軍。川黔戰役以完勝收官。隨即，大西軍政權“安撫遺黎，大興屯田”，使“遠近多歸之”。其在經濟上所採取的有力措施，更使得“一切五穀六畜絲麻之類，無隙可逃”，促進了當地經濟的復興與發展。在大西軍政權的有效治理下，被收復地區“官絕貪污饋送之弊，民無盜賊攘奪之端”，重新呈現了生機。

南明永曆六年（1652年）正月，永曆政權所轄的南方國土多已淪陷於清軍，南明政府軍相繼丟失了江蘇、安徽、浙江、江西、福建、兩廣、兩湖等省，所轄武裝部隊分崩離析，其主力業已為清軍殲滅。永曆帝朱由榔被迫攜家眷及其朝廷僅存的文武官員，從其朝廷駐在地南寧倉皇逃奔原大西軍轄區，以尋求保護。2月，孫可望命遷之於貴州安隆千戶所安置，旋改命名為“安龍府”。“王自入黔，無尺土一民”，“時廷臣扈隨者，文武止五十餘人“。事實上，從這時起，南明政權實際已經名存實亡。其最後的一個小朝廷——永曆朝廷已徹底淪為完全寄居、依附於大西軍政權羽翼庇護下之傀儡政權，以秦王朱朝宗（孫可望）為首的原大西軍政權，已成為南明政權後期南明朝廷唯一賴以生存的政權與軍事支撐力量。

永曆六年（1652年）4月，朱朝宗率領南明軍隊主力誓師於貴陽，並軍分三路，大舉興兵北伐，收復失地。總兵力達二十四萬人。戰鬥序列為：

駕前軍：秦王朱朝宗親任主帥，以白文選為副，下轄張虎（孫可望即朱朝宗之義子）、總兵黑邦俊、總兵王愛秀、賀九儀、張明志、張岳、劉鎮國、關有才等將領。兵力十萬，內有戰象百餘頭。出貴州玉屏東進湖南。

東路軍：主帥李定國，以前軍都督馮雙禮、鄂國公馬進忠為副，下轄坐營都督靳統武、左營都督王之邦、右營都督吳子勝、天威營都督高文貴、西鎮營都督張勝、金武營都督劉之講、武英營都督廖魚標、武安營都督陳同能、火器營都督高恩、強弩營都督郭有名、鐵騎營都督王會、鐵騎營左都督卜寧、象陣營都督祿永命等將領。兵力八萬，內有騎兵逾萬，戰象一百六十頭。出貴陽黎平東征湖南。

北路軍：主帥劉文秀，以王自用、張先璧為副，下轄討虜將軍王復臣、滅虜將軍盧名臣、總兵狄三品、總兵姚之貞，以及張先軫、王繼業、楊春普、尹三升、王自奇等將領。兵力六萬，內有戰象六十餘頭。出遵義北伐入川。

上述三路大軍中，除張先璧部八千人系原南明政府軍、馬進忠部為前期滎陽十三家農民起義軍外，其餘諸部，皆由大西軍改編而成。

南明東路軍出師后，進展順利，所向克捷。出兵五十餘日，即攻克包括省府長沙在內的府、州、縣城數十座，收復了湖南全省大部分地區，斬清總兵張國柱于靖州，敗續順公沈永忠部於湘潭，困圍省內清軍於岳、常、辰三州。6月，李定國率軍轉略廣西，相繼攻克繹湖、全州、嚴關，殲滅清定南王孔有德部主力三萬八千餘人。7月，東路軍攻克廣西首府桂林，清定南王孔有德被迫自殺，其子孔庭訓后被李定國擒斬，清廣西巡按王荃可、署理布政使張星光，南明叛將、原慶國公陳邦傅及其子、原南明文水伯陳曾禹等被俘。8月，南明東路軍乘勝收復了廣西全省，包括孔有德部主力在內的十萬餘廣西清軍被殲。清廷舉朝震恐。9月，王荃可、張星光、陳邦傅父子等於貴陽被朱朝宗下令處決。

同年7月，清順治帝以皇兄敬謹親王愛新覺羅·尼堪為定遠大將軍，率三貝勒、八固山等二十餘員大將並十五萬兵馬，輔以平西王吳三桂、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繼茂部，全部兵力共約三十餘萬，大舉征伐南明。朱朝宗檄令李定國撤兵兩廣，回師湖南迎戰尼堪。8月，李定國率東路軍撤出廣西，回師湘、贛，相繼收復永州、衡州、潮陰、永興、安福、永寧、龍泉等縣。11月，尼堪輕敵冒進，李定國親率大軍設伏于衡州，一戰全殲尼堪親率之清軍主力三萬餘人，陣斬清敬謹親王尼堪、貝子喀喇、一等伯程尼並敵將佐數十員，獲得大勝。清廷聞訊，“號天大慟”，“朝野震蕩，人心浮動”，哀嘆“自國家開創以來，未有如今日之挫辱者也”。順治帝稱：“我朝用兵，從無此失。”清軍從征貝勒愛新覺羅·吞齊、巴思漢，貝子扎喀納、穆爾佑，固山額真韓岱、伊爾德、阿喇善等將領，因主帥尼堪親王之喪，相繼受到被革爵、革職等嚴厲處分。

南明北路軍劉文秀部在出師后，屢敗當面的清軍平西王吳三桂等部。至當年9月，收復了四川大部地區。

李定國、劉文秀因功被永曆帝分封為西寧王、南寧王。

駕前軍方面，8月，白文選率軍進抵重慶，配合北路軍劉文秀部一舉收復了重慶。駕前軍兩總兵黑邦俊、王愛秀部一度隸屬北路軍節制，隨同北路軍主力取得了重慶追擊戰的停溪大捷。是役，清軍梅勒章京葛朝忠、佟師聖、白含真，總兵盧光祖、陳德等十餘將領被斬殺，共殲清軍近兩萬人，逃脫者僅百人。在南明東路軍橫掃湖南的同時，朱朝宗親率駕前軍十萬主力出黔中，經玉屏，攻克了辰州，朱朝宗改沅州為貴州黔興府。

在由原大西軍改編而成的南明軍主力三軍併發，乘勝進軍的同時，其他各路南明軍隊也在其勝利進軍的鼓舞下，積極轉守為攻，展開收復國土的戰略攻勢。由李來亨、劉體純等率領的南明忠貞營（大順軍）－夔東十三家軍，在渝鄂邊界表現活躍，並進迫常德；南明漳國公、招討大將軍鄭成功於閩南接連對清軍發動凌厲的攻勢；南明定西侯張名振、兵部侍郎張煌言於江浙屢敗清軍……在長江以南地區，造成了自滿清入主中原以來，南明方面全面反攻而清軍屢敗、困守的全局戰略態勢的重大轉機。

當以原大西軍為主力的南明軍隊勝利進攻時，南明秦王政權——原大西軍政權內部的政治危機也隨之爆發。自興朝二年（1649年），孫可望向南明永曆朝求封秦王始，原大西農民政權及其軍隊，經歷了逐漸封建化蛻變的過程。在此進程中，以朱朝宗（孫可望）為首的秦王政權與南明永曆朝廷間兩個中央既並存又鬥爭的矛盾，原大西農民軍將士與其“統戰”對象——南明各級文武及其政治立場間的矛盾，以及秦王朱朝宗（孫可望）與安西元帥李定國、撫南元帥劉文秀之間的上下級關係及其矛盾等，積聚日深。

孫可望（即朱朝宗）對於南明永曆朝廷，僅是利用其政治招牌及傀儡旗幟的關係。但孫可望缺乏堅定的政治原則與長遠的全局洞察力，對繼續以南明政權及其旗幟為號召日益缺乏熱情。從請封南明的秦王藩屬，到維繫”秦國“中央、帝權自專，並欲徹底踢開南明永曆朝廷而另建“后明”中央，政治野心日漸膨脹，終致不顧大局，毀棄張獻忠生前遺命及其自己曾長期堅持的“聯（南）明抗清”的戰略國策，於國、於己，釀成無法挽回的重大政治惡果。

在大西軍政權內部，孫可望為達其政治目的，目南明永曆帝及其朝廷為傀儡，不顧其秦王藩屬地位，多次擅殺楊畏知等忠誠於南明政權的南明大臣或出身南明、後為秦國（大西）政權效力的官員，親手破壞與南明政權在政治上的統一戰線。同時，受歷史局限性的影響，以李定國、劉文秀為代表的原大西政權中的部分重要首領，日益背離了張獻忠為保有大西政權而“聯（南）明抗清”的政治前提，也背離了大西政權的基本政治原則與立場，逐漸從“聯（南）明抗清”蛻變為事實上的“降（南）明抗清”，真正向南明復辟勢力效忠。此外，隨著“聯（南）明抗清”戰略決策實施過程中，在政治方向性上的日益扭曲、蛻變，大西軍業已日漸褪化為為南明復辟勢力服務的單純軍事集團。

在大西軍政權領導層內部，孫可望不滿足於大順四年（1647年）初形成的四將軍（艾能奇犧牲后，演變為三將軍）集體領導體制，欲集威權以自專，其獨斷傾向與李定國、劉文秀維護分權制之間的矛盾也因此日漸加深。孫可望性格狹隘、偏私，且疑忌心重，為達目的不擇手段，不顧及自己曾與李、劉二人同為張獻忠義子的手足之情和多年的戰友情誼，排擠、構陷李、劉二帥，加深了其與李、劉之間的嫌隙。此外，孫與李、劉三人在不同的政治道路上均日益蛻變，李、劉對孫可望以秦藩挾制（南明）朝廷，甚至欲取而代之的行為日加不滿，其扶（南）明而背秦（西）之心日明，政治上的漸行漸遠直至形同陌路，也使得孫與李劉兩集團間的裂痕日益昭顯，直到分道揚鑣。

永曆六年（1652年）10月，在南明北路軍的強大攻勢下，清平西王吳三桂率軍退守保寧。劉文秀急欲攻下保寧，全殲吳三桂部，急躁輕敵，為吳所乘，導致兵敗，討虜將軍王復臣、總兵姚之貞及張先軫、王繼業、楊春普等多名將領陣亡，損失部隊三萬餘、戰象三頭、馬騾二千三百餘匹。秦王朱朝宗（即孫可望）將劉文秀、張先璧調返貴陽，乘機解除了劉文秀的兵權，張先璧論罪處死。

11月，李定國陣斃尼堪，朱朝宗置勝局於不顧，釜底抽薪調開了定國部隊兩翼的馬進忠、馮雙禮部，李定國以孤軍之力無法發展勝利成果，被迫兵退永州，坐失重大戰略轉機。朱朝宗進而欲借馮雙禮等原大西將領之手除去李定國，然諸將不欲見二王火併，事遂未成。

永曆七年（1653年）3月，清征南大將軍、貝勒愛新覺羅·吞齊率十餘萬清軍南下進攻南明。朱朝宗率十萬駕前軍主力迎敵於周家鋪。朱朝宗輕敵並欲獨攬全功，令白文選、馮雙禮、馬進忠、馬寶（南明安定伯）等部不得參戰。是役，南明軍大敗，駕前軍損失過半，朱朝宗丟失寶慶，敗退武崗，旋返貴陽。聲勢浩大的以原大西軍為主力的南明軍隊的三路北伐宣告夭折。

同月，南明原禮部尚書錢謙益遣使赴貴陽進獻長江之役戰策，獲朱朝宗首肯。為此，朱朝宗於同年底重新起用南寧王劉文秀為大招討、都督諸軍，“出師東伐”。但文秀為防朱朝宗篡奪永曆帝位而遷延不進，宏偉的長江戰役計劃終成泡影。

同年3月及次年2月，南明西寧王李定國兩度率軍自廣西進軍廣東。但由於一直得不到漳國公鄭成功部的配合，南明收復廣東的戰略計劃終因軍力不逮而告失敗，李定國被迫率部退返廣西。

永曆七年（1653年）夏，南明永曆帝與秦王朱朝宗（孫可望）間的矛盾鬥爭加劇，永曆遣密使赴李定國軍中求援，李定國表示：“……怎忍久看陛下蒙羞，……孫可望為臣義兄多年，倘其不忠，臣寧負友，必不負君！”徹底倒向了永曆帝一方。同年，朱朝宗（孫可望）覺察永曆帝與李定國之間的秘密勾結，下令處決了包括首席大學士吳貞毓在內的永曆朝十八名大臣。隨即“定儀制、立太廟，廟享三主：太祖高皇帝（註：即明太祖朱元璋）主於中，張獻忠主於左，而右則可望祖、父主也；擬改國號曰后明，日夜謀禪受”，加緊了篡奪南明中央政權的步伐。次年5月，朱朝宗不顧抗清大局，執意赴昆明“登基”。卻因偶然的突遭雹雨而放棄了登基稱帝的念頭。

永曆九年（1655年）春，南明南寧王劉文秀率馬、步軍六萬、戰象四十餘頭東征湖廣。5月，文秀部將、先鋒盧名臣部水軍在進攻常德時戰敗覆沒，盧名臣陣亡。劉文秀率軍退回貴州，旋即再次被朱朝宗（孫可望）解除兵權。

永曆十年（1656年）正月，南明西寧王李定國親率大軍突然自廣西兵發安龍。駐安龍中軍都督白文選倒向李定國。3月，李定國、白文選將永曆帝及其朝廷從安龍接至昆明，擺脫了朱朝宗的控制。4月，永曆帝詔封功臣，原大西軍政權文武中，李定國晉爵晉王，劉文秀晉封蜀王，其餘白文選鞏國公，固原侯王尚禮晉爵保國公，王自奇夔國公，賀九儀保康侯，張虎淳化伯，信陽伯李本高。以雷躍龍為內閣大學士，王應龍任工部尚書，戶部左侍郎龔彝晉封戶部尚書。至此，始終處於內部分裂狀態的南明王朝進一步分化形成了昆明的永曆朝廷與貴陽的秦王朱朝宗（孫可望）兩個政權中心並存的格局。為繼續籠絡、團結秦王朱朝宗，白文選、張虎被永曆帝派返貴陽，以示修好。

同年春，南明蜀王劉文秀命征虜左將軍、龍驤營總兵祁三升總理四川軍務，以援剿后將軍狄三品、平虜營總兵楊威、懷遠營總兵賀天雲、監理屯田總兵鄭守豹等率師兩萬進軍嘉定府。9月，劉文秀親統三萬主力入川作戰，但因顧慮朱朝宗（孫可望）掣肘而進展殊緩。

永曆十一年（1657年）2月，南明秦王朱朝宗（孫可望）於貴陽擅行帝權，晉封馬進忠為“嘉定王”，馮雙禮為“興安王”，張虎為“東昌侯”等。8月，朱朝宗任白文選為“征逆招討大將軍”，並親率主力十四萬進攻昆明，主動挑起南明軍隊（同時也是原大西軍）的大規模內戰。永曆帝任晉王李定國為大招討，以蜀王劉文秀為副討，率軍五萬應戰。9月，雙方會戰於雲南曲靖。信陽伯李本高陣亡。白文選、馬惟興（馬進忠之子、南明興山伯）臨陣倒戈，朱朝宗全軍崩潰，其部將、原西鎮營都督張勝被擒殺，馮雙禮以秦藩首府貴陽獻於永曆。朱朝宗（孫可望）率家眷及秦藩兵部尚書任僎等，變節乞降於清廷，並於11月率其殘部近七百人投湖南寶慶降於清軍。原秦藩吏部尚書范鑛下落不明；狄三品、前鐵騎營都督王會遭降爵；張明志降於李定國，王自奇自刎騰衝，張虎、關有才被擒后被斬於昆明。

至此，大西政權在其自身發展歷史當中，業已經歷了四個階段：

第一階段：明崇禎三年（公元1630年）4月～大西天命二年（1643年）4月，張獻忠領導的反明農民起義軍階段。該階段共歷時13年又1個月。

第二階段：大西天命二年（1643年）5月～大西大順二年（1646年）12月，張獻忠領導創建大西國家政權至張獻忠犧牲的大西國階段。該階段共歷時3年又8個月。

第三階段：大西大順三年（1647年）正月～（大西）興朝四年（1651年）2月，孫可望領導的以興朝為年號，“建國不建統、紀年不紀號”的前期大西軍政權階段。該階段共歷時3年又2個月。

第四階段：（大西）興朝四年（1651年）3月～南明永曆十一年（1657年）9月，大西軍政權改奉南明永曆正朔並改建為南明秦王幕府，大西軍同時改編為南明軍隊主力的中期大西軍政權階段。該階段共歷時6年又7個月。

隨著以南明秦王藩幕為其主要領率形式的中期大西軍政權的解體，以原大西軍政權”四將軍“中的李定國、劉文秀為核心，仍以原大西軍為實際主體的南明永曆政權取而代之。也即後期大西軍政權時期。

孫可望（即朱朝宗）降清后，於同年12月被清廷封為“義王”。孫可望自此迅速淪為效忠於滿清朝廷的鷹犬。南明永曆十四年（1660年）6月，已無甚利用價值且處境日益困難的孫可望被迫一度上疏清廷，提出辭去”義王“王爵的請求。同年11月，孫可望“隨出獵被射死”。

永曆十二年（1658年）正月，永曆帝晉封內戰功臣，原大西軍將領中，鞏國公白文選晉封鞏昌王，興國侯馮雙禮晉封慶陽王，平陽伯靳統武晉封平陽侯，威寧伯祁三升晉封咸寧侯，廣昌伯高文貴晉封廣昌侯等。原大西軍政權在被拖入了以南明內部分裂為其表現形式的嚴重火併，並為之付出了慘痛的代價后，重新實現了軍政的統一。

南明永曆十一年（1657年）11月，圍繞朝廷是否移蹕貴陽的問題，南明晉王李定國、蜀王劉文秀之間的內部矛盾爆發。劉文秀被變相解除兵權。次年4月，劉文秀抑鬱而亡，臨終猶諫言聯合以原大順軍為主體的夔東十三家軍，以協力抗清。

永曆十一年（1657年）12月，清廷乘南明（大西政權）大規模內亂、政權未穩之機，任命平西王吳三桂為平西大將軍、固山額真趙布泰為征南將軍、固山額真愛新覺羅·羅托為寧南靖寇大將軍，分兵三路，再度大舉進攻南明政權。南明晉王李定國忙於同蜀王劉文秀間的內部矛盾，清軍遂得以長驅直入。南明湘西、四川、廣西諸防線迅速瓦解。至永曆十二年（1658年）5月，清軍三路大軍已進佔包括首府貴陽在內的貴州省大部地區，實現了會師貴州的戰略目標。同年7月，南明晉王李定國秉鉞出師，被動防禦。11月，清軍大舉進攻雲南。貴州全省陷落，南明將領劉鎮國陣亡，李定國退保雲南。12月，永曆朝廷被迫放棄首府昆明，逃往永昌。南明永曆政權開始分崩離析。永曆十三年（1659年）初，清兵擊敗南明玉龍關守將、鞏昌王白文選部。永曆朝廷倉皇撤離永昌，於同年閏正月擅離國境，逃亡緬甸。工部尚書王應龍父子自縊殉國。4月，南明德安侯狄三品執慶陽王馮雙禮，獻建昌衛降清。5月，咸寧侯祁三升降清。

當年2月，南明晉王李定國率泰安伯竇名望、廣昌侯高文貴、武靖侯王國璽、定朔將軍吳三省等部約六千餘軍，設伏於怒江迤西之磨盤山。是役，南明軍隊頑強作戰，予清軍以重創。清將固山額真沙裡布等被擊斃；清信郡王愛新覺羅·多尼、平郡王愛新覺羅·羅可鐸、貝勒愛新覺羅·杜蘭、征南將軍趙布泰叔侄及多名正、副都統等於戰後皆受到處分。但同時，因南明光祿寺少卿盧桂生臨敵叛變，使南明軍亦未競全功。泰安伯竇名望戰死。此後，李定國率軍沿滇緬邊境南撤。2月，李定國率軍與鞏昌王白文選部合兵於木邦。白文選率軍進至磨整、雍會地區，欲接回永曆帝，並大敗緬軍，但卻被屈從於緬甸國王莽達喇的永曆帝敕令退兵。4月，南明廣昌侯高文貴擊敗緬軍，攻入蠻莫，欲接永曆回國，也被永曆帝敕令退軍。高文貴憂憤病故。

同年，南明岐山侯王會、戶部尚書龔彝、兵科都給事中胡顯等降清。原由南明（大西軍政權）實際控制的包括雲南省大部、四川川南地區以及廣西全境等地在內的大片國土相繼淪陷清軍之手。

永曆十四年（1660年）6月，南明晉王李定國下令處死了心存動搖的廣國公賀九儀等人。同年，南明鞏昌王白文選率軍推進至緬甸都城阿瓦附近，再欲接回永曆帝。緬甸當局故技重施，再度要求永曆帝敕書退兵，白文選被迫引兵退還。

永曆十五年（1661年）5月，緬甸發生宮廷政變，緬王之弟莽白處死了緬王莽達喇，篡位自立。7月，緬甸新當局處死了永曆帝的扈從官員，永曆朝廷實際已不復存在。11月，清平西王吳三桂、一等公定西將軍愛星阿所部清軍推進至木邦。南明晉王李定國被迫率軍轉移至景線（今泰國境內昌盛附近），鞏昌王白文選率部避據錫波（今緬甸國木邦、阿瓦之間，與孟密相鄰），憑江為險。12月，緬甸當局迫於吳三桂的軍事壓力，獻永曆帝於清軍。同月，南明鞏昌王白文選率部降清。清康熙元年（1662年）4月，南明永曆帝朱由榔及皇太子朱慈烺等於昆明被清廷下旨縊殺。南明政權覆亡。

同年6月。南明晉王李定國因憂憤絕望，病逝於景線。臨終將世子李嗣興託孤於其部將、平陽侯靳統武。遺言：“寧死荒徼，無降也！”不久，靳統武亦逝。9月，李嗣興率余部及家眷一千二百餘人拜表降清。原大西軍的抗清鬥爭至此宣告終結。

大西政權第五階段，南明永曆十一年（1657年）10月～清康熙元年（1662年）9月，包括南明永曆政權終結、永曆帝被俘殺以及李定國病逝及其餘部降清，該階段為後期大西軍政權時期，共計歷時整5年時間。

大西軍佔領成都之後，張獻忠即派兵四齣，攻取四川各縣，短期之內，就攻佔了崇慶縣（今崇州市）、新津縣（今新津區）、新紫縣、郫縣（今郫都區）、漢州（今廣漢市）、彭縣（今彭州市）、什邡縣（今什邡市）、綿竹縣（今綿竹市）、安縣（今安州區）、綿州（今綿陽市）、仁奄縣、井研縣、汶川縣、邛州（今邛崍市）、蒲江縣、龍安府（今平武縣）、安岳縣、樂至縣、潼川州（今三台縣）、遂寧縣（今遂寧市）、中江縣、蓬溪縣、保寧府（今閬中縣）、南部縣、通江縣、東鄉縣（今宣漢縣）、劍州（今劍閣縣）、梓潼縣、昭化縣（今昭化區）、廣元縣（今廣元市）、順慶府（今南充市）、廣安縣、渠縣、西充縣、營山縣、大竹縣、儀隴縣、眉州（今眉山市）、夾江縣、嘉定府（今樂山市）、犍為縣、榮縣、敘州（今宜賓市）、筠連縣、高州（今高縣）、珙縣、慶符縣（今高縣北）、隆昌縣、納溪縣、瀘州（今瀘州市）、洪雅縣等地，加上原來控制的重慶府（今重慶市）、合州（今合川）一帶和進軍成都府（今成都市）時所攻佔的台江縣、永川縣、內江縣（今內江市）、射洪縣、資縣（今資中縣）、資陽縣（今資陽市）、簡州（今簡陽市）、新都縣（今新都區）等地，在崇禎十七年（1644年）中，除邊區少數民族部分地區之外，大西軍暫時控制了全川。

根據文獻記載和出土資料佐證，大西政權的地方區劃分為府、州、縣三級。

大西政權的中央政府，設左右丞相，下有六部，設尚書、侍郎等職。此外，還有院、監、寺、科，道等衙門。整個四川分為四道，設御史四人，負責監察各府、州，縣地方官吏。每道又各設學院一人，負責選拔人才。另在首都設京畿道，亦有一名御史。

左丞相汪兆齡（一作東閣大學士），右丞相嚴錫命（一作內閣學士），吏部尚書胡默（廣濟生員），戶部尚書王國寧（副榜、原明彭縣知縣），禮部尚書江鼎鎮（西充進士）、吳繼善（進士，原明成都知縣），兵部尚書龔完敬（彭縣進士、原明雲南臨安府推官），刑部尚書李時英（道士），工部尚書王應龍，京畿道御史齊之奐。

大西在成都進行基層政權組織建設，普遍建立保甲，登記戶口，按保甲編冊。出城的人，都需持有基層政權的證明，經過守門士兵的檢驗，符合姓名、保甲番號及證明所說出城經辦事情，才能放行。城外貿易人員入城，也必須領取年貌印牌，出城時交驗才能放行。各城門派兩名兵部官員及一千名農民軍戰士守衛。全城治安工作由五城兵馬司統一管理。在五城兵馬司下面還建立了查事人役，負責偵察工作。

隨著成都大西農民革命政權的建立，四川各地的地方政權也按府、州、縣的建制建立起來。各級地方政權的官員，分別由大西軍中抽調和招收的知識分子以及歸附大西政權的原明朝官員擔任。府設知府，州設知州，縣設知縣。如以任元佑為嘉定府知府，以向用賓為營山縣縣令，以高凌云為西充縣縣令，以楊以為為渠縣縣令，以李國傑為蘆山縣縣令，以胡鑾、樊甲生先後為峨眉縣縣令，以王日孟為夾江縣縣令，以閻羹為洪雅縣縣令等。

各府、州、縣政權機構中，亦分設有如經歷司、主簿、通判等官員，甚至還設有醫學這樣的機構。所設機構，均由成都大西政權頒發有。大字編號的正式關防。從有關歷史記載和現存大西政權有關關防文物。大字。編號多達一千二百的數字可以看出，大西地方政權的組織機構是相當健全的，任命的地方官員相當的多，當時大西政權的控制的範圍遍及四川大部和陝南地區。

隨著大西農民政權的建立，中央和地方府州；縣都需要大量官員，開展爭取、錄用知識分子的工作因而顯得十分迫切。左丞相汪兆麟在成都向張獻忠陳治安之策時說“因蜀之策，在先取漢中，治蜀民之策，在除革舊任官員，用人之策，在興學校，選真才，黜冒濫，嚴幸進”。

開科取士，仍是大西政權爭取錄用知識分子的主要方法和途徑。從大順元年（清順治元年，1644年）到大順三年（清順治三年，1646年），大西政權先後在成都舉行科舉考試三次。從”令丞相以下朝罷集朝房議事，首議開科取士”和諭”禮部開科舉”的情況看來，張獻忠是很重視這一工作的。

在軍事建制方面，大西軍分一百二十營，張獻忠自率五十營，其餘由四將軍分別帶領，平東將軍為孫可望（全銜名是監軍節制文武平東將軍，監十九營），安西將軍為李定國（全銜名是監軍節制文武安西將軍，監十六營），定北將軍為艾能奇（全銜名是監軍節制文武撫南將軍，監十五營），撫南將軍為劉文秀（全銜名是監軍節制文武定北將軍，監二十營）。另加孫可望為監軍，節制文武。又設五軍都督府，分前、后、左、右、中五都督，由王尚禮充任中軍府都督，白文選充任前軍府都督，王自奇充任后軍府都督，馬元利充任左軍府都督，張化龍充任右軍府都督。又以王尚禮為總理皇城都督，裁決地方事宜。另設水軍左，右二都督，由王復臣等充任。全川四道，每道有提督一人，由皇城都指揮使竇名望等充任。

大西軍各營知名的有八卦營汝州王明，振武營麻城洪飛龍，隆興營涇陽郭嘉無，三奇營鳳陽宋官，永定營合肥郭尚義，三才營山東婁文，干城營六安汪萬象，援剿營寶雞彭心見，中廠營萬縣杜興文，英勇營黃岡張其在，天威營開封王見明（一作鳴），龍韜營麻城商元，決勝營汾州周尚賢，定遠營六安張成。其他還有如志義、天討，金戈、神策、虎賁、虎略、驍騎等營，也都設總兵統領。

張獻忠又在原水師營的基礎上專門設了。水師左、右督，任命王復臣、王自羽領之。此外，各州還有維持治安的地方部隊，每州約五百人，稱為“里兵”。

大西政權建立后，張獻忠十分注意軍隊進駐大城市后的紀律問題。大順二年（清順治二年，1645年）三月，頒發的《大西禁約碑》，就是張獻忠部隊紀律嚴明的歷史見證。這一重要文獻至今尚流傳。碑文的全稱是“大西驍騎營都督府劉禁約”。大西政權的各都督府禁約，都刻成石碑，廣為宣傳。中雲“本府秉公奉法，號令森嚴。務期兵民守分相安，斷不虛假。……如有犯者，照約正法”。禁約共有六條。

一、不許末奉府明文，擅自招兵，擾害地方者，許彼地士民鎖解軍前正法。如容隱下舉，一律連坐。

二、不許往來差舍並閑散員役，擅動鋪遞馬匹、兵夫，查出捆打。

三、不許坐守衛方武聊，擅受民詞，違者參處。

四、不許假借天兵名色，擾害地方，該管地方官查實申報，以憑梟示。

五、不許無賴棍徒投入營中，擅輒具詞詐告，妄害良民，違者捆打。

六、不許守城文武官員，擅娶本土婦女妾，加違參究。

這“六不許”的基本精神，就是為了保護人民的權利。驍騎營是張獻忠的精銳部隊。根據曾經被俘的歐陽直在《歐陽氏遺書》中記載，他“被執入驍騎營，赴成都解驗。奉偽旨，發光祿給養。”但是他不願充任光祿寺的官員，終於在“乙酉春三月”被放歸。歐陽直在大西政權中“共歷七月”，並沒有被殺害。“乙酉”即大順二年（清順治二年，1645年）。

大西政權鑄有“大順通寶”。成都建國后，“設鑄局，取藩府古鼎玩器、寺院銅像溶液鑄錢，其文曰“大順通寶”。從已發掘出來的實物可以看出。大順通寶有三種，第一種，錢的背面方孔上方鑄有“工”字。第二種，錢的背面方孔上方鑄有“戶”字。第三種，錢的背面無字。看來第一種為工部所鑄，第二種為戶部所鑄。大順通寶不僅作為貨幣流通，還可作為某種標誌，如大西政權”令民間家懸順民號帖，以大順新錢訂之帽頂。錢肉色光潤，精緻異常”。為了準備鑄錢的原料，大西軍於（清順治元年，1644年）六月，攻克涪州時，“即銅鐵之神像亦無不毀裂熔潰”。後來，大西軍在貴州還熔毀過一條重達數萬斤的所渭鎮水怪的銅牛。廣大人民群眾把質量這樣高的“大順通寶”與明朝政府濫造的流行的鵝眼錢相比較，對“大順通寶”更是十分信賴。

此外張獻忠還下令專門鑄造了“西王賞功”錢，分金、銀、銅三品。這種錢顯然是供賞賜有功將士之用。其鑄造的時間大約在入川以後至稱帝以前，至於是否可在市場流通尚不清楚。

大西政權重視手工業的發展。河南省博物館在解放后，曾收集到一面“大順三年孟夏月造”的銅鏡。直徑十點五厘米，平圓鈕。圖案分內外兩周，內周飾雙龍，外周以花卉纏枝連接成圖案紋，花似靈芝。這件銅鏡，工藝精美，造型厚重，由此，可以知道大西政權對手工業是重視的，當時手工業的工藝水平是相當高的。

刊刻樹立記錄大西軍功績的石碑，面北背南。這是對歷代帝王南面而立的傳統的公開挑戰和蔑視。

大西農民政權的詔書，告示以及上下文等，一律用白話文書寫，怎麼說就怎麼寫，反對咬文嚼字，艱深難懂，華而不實。如。大西驍騎營都督府劉禁約”碑的碑文，就是用比較通俗的白話文體，識字者都能看懂，不識字者也能聽懂。這就能使大西政權頒行的各項法令、規定做到家喻戶曉。

提倡使用簡筆字。在。大西驍騎營都督府劉禁約。碑中，一百多個字的碑文，就有斷、數、捆、營、管、擾等簡筆字。這和提倡白話文一樣，有利於宣傳大西政權的法令、規定。

翻刻書籍。張獻忠在成都建立大西政權后，曾命令曹士掄翻刻記述陝西華山情況的明萬曆本《華岳全集》十三卷。翻刻這本書的目的，一方面是為了向軍事作戰提供參考資料，同時也因張獻忠是陝西人，有抒發懷念鄉十之情的意義。該書有一篇跋文，署名‘大順初元開國第一令曹土掄”。

規定民間辦婚、喪事一律不用音樂，不飲酒。

張獻忠因文昌帝君與他同姓，將其作為自己的祖先，以神話自己的出身，故梓潼文昌宮又有“大廟（”即“太廟”）之稱。按照文左武右的布局習慣，張獻忠還在文昌宮的中路右側修建了祭祀關聖帝君的關帝廟，從而基本奠定了七曲山文昌宮現在的格局。七曲山文昌宮廟內風洞樓上曾有清初的張獻忠塑像，現在還保留著清乾隆年間安洪德撰寫的《除毀賊像碑記》石碑。該碑的碑文有明清之際張獻忠在大廟一帶的活動、當地人給張獻忠塑像、無業遊民“啯嚕”利用大廟騷擾川陝官道以及安洪德搗毀張獻忠塑像的信息，具有重要的歷史價值。

張獻忠及其部眾長於流動作戰，攻城略地而不佔有，破壞性較強，不會留下什麼物質遺存。四川盆地是張獻忠曾經建立大西政權的地區，但因為處在戰亂之中，遺留下來的屬於張獻忠及大西政權時期的文物極少。除了四川廣漢縣的張獻忠聖旨碑外，梓潼七曲山文昌宮是保留張獻忠及大西政權遺存最多的地點。

當時有兩名耶蘇軟傳教土利類思和安文思，在綿竹傳教，精通天文、地理、物理、數學，張獻忠特令禮部尚書吳繼善禮聘來到成都。張獻忠同這兩名傳教土談論外國科學，並贈二人蜀錦、袍套、白銀等物。

張獻忠不準天主教利類思、安文思在中國傳教，張獻忠說：“吾深知爾等之教活而且聖，惟一天主真神應受朝拜，爾等當朝拜之，然而在歐州朝拜之。因我等生於中國，亦有我等之敬禮，謹當守之“。是以爾等教律緊要諸書爾等宜保存之，並耐心等候，吾將全國平服后即將當送爾等還鄉。彼時煩爾等多遣天文學士，及天文諸書惠寄來華”。張獻忠對待天主教傳教士在中國傳教的反對態度。

清順治十二年（1655年），這兩名傳教士追憶舊事，合撰《聖教入川記》一書。書中提到在成都時與張獻忠的交往，並稱讚“張獻忠思想開朗，好學，不恥下問，知識宏深，判斷過人，其才足以治國”等等。

大順元年（清順治元年，1644年），冬至節宴會上，張獻忠請利類思、安文思與自己同座，席位僅決於丞相。席間，張獻忠不僅詢問利，安所傳天主教內事情，而且詢及西學、算學，並同左右辯論，頗有心得。他並請利，安二人用紅銅製造天，地球儀各一件，另造日晷配合。

大順三年（清順治三年，1646年）冬，張獻忠撤出成都，率部進駐川北準備迎擊清兵時，又曾下令隨軍的利類思、安文思製造天球一具，其體型比在成都所造的天球稍小。

大西政權還頒行了新的曆書，叫《通天歷》，是否對郭守敬的《授時歷》有所改進（明代行《大統歷》，只是《授時歷》的改名，內容完全一樣），現已不得而知。

清廷為了分化農民革命力量，以減弱對清軍的抵抗，順治帝於大順二年（清順治二年，1645年）十一月二十日下了一道所謂“招撫四川逆賊張獻忠等”的詔渝，以為用高官厚祿的引誘就可以促使張獻忠投降，瓦解四川的抗清力量。詔諭中說“明祚衰微，臣奸政舛，人心瓦解，國祚淪亡。今天下一統，率土臣民，皆朕赤子。張獻忠前此擾亂，皆明朝之事，因遠在一隅，未聞朕撫綏招徠之旨，是以歸順稽遲。朕洞見此情，故於遣發大軍之前，特先遣官賷詔招諭。方今有志之士，皆欲爭先歸順，建立功業。張獻忠如審識天時，率眾來歸，白當優加擢敘，世世子孫，永享富貴。所部將領、頭目、兵丁人等，各照次第升賞。倘遲延觀望，不早迎降，大軍既至，悔之無及。特茲詔諭，想宜知悉”。

清總督六省軍務、吏部左侍郎佟為恭還於十一月之前派遣王漢傑、崔法舜帶著有關詔書、告示前往四川向張獻忠說降。對於清廷的威脅利誘，張獻忠毫不動搖，並且積極進行了一系列抗清的準備工作。

一、加速鎮壓四川官僚地主的武裝暴亂，安定抗清戰爭的後方，以便抽出部隊投入抗清前線。

二、確定“聯明抗清”的戰略方針。隨著鬥爭形勢的變化，漢族地主階級中出現了以南明小朝廷中部分官員為代表的抗清派。他們以明朝為獻號，組織力量堅持抗清。聯合南明政權共同抗清，勢在必行；大順三年（清順治三年，1646年），在成都召開的大西軍高級將領軍事會議上，張獻忠確定了孫可望作為他在可能牧牲后的繼承人，並且要求孫可望等大西軍高級將領，如果他在抗清戰爭中犧牲，即迅速與南明政權取得聯繫，聯合他們共同抗清，“毋為不義”。

三、進一步整頓大西軍隊伍，重申了紀律，並積極進行迎擊清軍的部隊調動。

南明弘光政權建立后，在實行“聯清滅順”方針企圖消滅李白成起義軍的同時，也確定了堅決消滅張獻忠起義軍的方針。由於張獻忠起義軍遠在四川，與清軍沒有接觸，弘光政權無法借刀殺人，只能親自出馬。但它派不出軍隊所採取的具體措施是委任高級官員，前往四川加強組織。大順元年（清順治元年，1644年）五月十一日，改右軍都督僉事漢羌總兵官趙光遠為鎮守四川總兵官，六月七日，又進趙光遠為都督同知，提督四川陝西總兵官。八月中旬，任命前兵部右侍郎、宜賓八樊一蘅為南京兵部右侍郎兼右金都御史，總督四川陝西軍務。同月下旬，命前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巴縣人王應熊兼兵部尚書，總督川湖雲貴軍務，開府於遵義，並賜尚方劍，使得便宜行事。不久又下令，蜀將須悉聽王應熊調遣，當地的“文武官吏漢士兵”，惟其所用。十一月二十三日，以九江分守道四川監軍耿廷籙加南京太僕寺少卿，赴雲南調臨安府土官沙定洲軍，由建昌入川，鎮壓張獻忠起義軍，第二年三月，又以之為右僉都御史、四川巡撫。大順元年（清順治元年，1644年）十二月，以都督金事賈登聯為四川總兵官。弘光政權所委派的這些高級官員雖然在對付張獻忠起義軍上所起作用不同，有的甚至一點效果也沒產生，但總的來說，對於四川的明朝殘餘勢力是一個鼓勵，隨著這些委任命令的一個個發出，大順元年（清順治元年，1644年）冬季以後，明朝殘餘勢力反對大西政權的活動更趨猖狂。

四川，對於張獻忠大西軍和大西政權來說，無論在政治、經濟和軍事上，都具有根據地的意義。張獻忠為了鞏固大西政權，為了維護農民階級的利益，為了保衛四川這塊根據地，為了掃除抗清鬥爭中的障礙，對四川的官僚地主武裝叛亂進行了堅決的鬥爭。

大西軍初進四川時，曾在名義上承認李自成大順政權的正統地位，遵用永昌年號。不久傳來了大順軍被清軍擊敗的消息，李自成也在清軍追擊之下退回陝西，並派馬科率軍從廣元、劍閣攻入川北。六月，張獻忠陷重慶。七月，李自成陷保寧（今閬中）。八月，張獻忠入成都，李自成下順慶（今南充），逼綿州（今綿陽）。在這種情況下，張獻忠為了保衛已佔領的川西地區，遂派艾能奇抵禦馬科，戰於綿州，艾能奇不勝。張獻忠乃親自率軍北上與馬科大戰，將馬科打回漢中。就這樣，明末農民起義軍的兩大主力在川北兵戎相見，相互削弱。而且，戰事陸續發生，直到李自成軍退出陝西，清軍佔據陝西，兩軍才停下干戈。而在大順政權傾覆之後，大西政權也失去了北面的屏障，直接處於清軍攻勢的威脅之下。

大西和大順兩個農民政權對川北和漢中地區的爭奪，從維護其各自的利益來講，是可以理解的。但當時全國的形勢是民族矛盾在逐步激化，急需內地的政治勢力聯合起來，共同對付打進關來的滿洲貴族;面對當時南京弘光政權實行的聯清滅順的錯誤政策，關內的另兩支政治勢力即大西和大順政權，更需緊急聯合起來。然而，無論李自成還是張獻忠，不但都沒做到這一點，還互相爭奪地盤，多次發生衝突，這說明，在這一點上，兩個起義領袖都襲現得目光短淺，這當是農民的狹隘性所致。這既是導致李自成起義軍失敗的又一個不可忽視的原因，也與後來張獻忠的犧牲和大西政權在四川的失敗有一定的關係。

大西政權很注意團結四川各地少數民族，採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但主要的是兩個方面。

經濟方面，明令”邊郡新附，免其三年租賦”，這裡所指的“邊郡”就是指四川邊區的少數民族地區。

政治方面，宣布各土司“降者仍其職”，以爭取少數民族上層分子的支持。

上述措施，收到了很好的效果。當時除黎雅土司馬涼、石柱土司秦良玉頑固不化外，其他土司都願意表示“降附”大西政權，接受了大西政權所授予的官職印信。同時還專門在雅州（今雅安）設立了茶馬御史，管理漢族與藏族地區之間極力重要的茶馬貿易，並處理當地的有關事務。

現藏於甘孜藏族自治州德格縣八邦寺的大西軍”援剿營總兵官關防”以及現藏於四川省博物館的“離八寺長官司印”。可以了解到，大西政權已在四川西北邊境的各少數民族地區建立了地方政權，其管轄範圍已擴及這些地區的藏族，羌族等少數民族聚居地區。

大順元年（清順治元年，1644年）張獻忠入蜀，大順二年（清順治二年，1645年）大西政權開科取士，且一年兩舉。為了維護其在成都的統治秩序，張獻忠不僅以士人之家眷為質，且以家為單位，實行連坐制度。張獻忠為維護其統治以士人和兵丁家眷為質的做法。足見家人在社會關係中的核心地位。由傅迪吉個人的經歷可見，以家人為核心擴散開來的包括族人、親戚和鄰人等在內的關係網，幾乎支撐了其生活的全部。

《聖教人川記》主要記載耶穌教會在四川一地的傳播情況，其在成都多以家為單位領洗入教。如成都府附近的黃姓兩家及謝姓家。川南的董姓家、閻姓家，唐姓家、呂姓家，此外“尚有江姓、宋姓、孟姓、朱姓、楊姓等家信奉聖教”。重慶地區有羅姓家，宋姓家、張姓家、李姓家，駱姓家，伍姓家、王姓家、馬姓家等。永川有張家、孟家、劉家、王家、唐家。合州的盧家、夏家。渠縣的萬家。梁山的李家和張家。彭水的楊家、孫家、游家、袁家、蔣家等。由以上可見以家為中心的基層組織形式在明末清初的四川社會是被廣泛接受和使用的。故可作為對五馬先生個案的擴充，在更廣闊的社會空間中觀察以家為中心的這種基層組織形式在當時的普遍性。

此後，中國大陸上抗清力量的主體僅余由李來亨等領導的以原大順軍為主體的夔東十三家軍和由南明延平王鄭成功領導的堅持於福建沿海地區的部分南明軍隊。清康熙三年（1664年）8月，李來亨兵敗夔東茅麓山，蹈火就義，大順軍余部主力的抗清鬥爭歸於失敗。康熙十三年（1674年），由李自成之侄、李來亨之父李過領導的大順軍的最後一支部隊被反叛清朝的吳三桂的“周軍”剿滅於湖南宜章縣莽山，大順軍的抗清歷史宣告終結。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9月，清軍進攻台灣。南明延平王鄭成功之子、末代延平王鄭克塽兵敗降清。至此，清朝始得實現其對中國領土的重新統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