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可

8月6日上午，張可女士離開了我們。此前，醫生已多次宣告她病危，但她一次又一次闖過了死亡的關口。直到這一刻，在病榻上鬥爭了一年多的這位堅強的女性，安詳離去，骨折、失語和吞咽功能喪失后的種種痛楚，將不再能折磨她了。

張可讀暨南大學時，受教於李健吾、孫大雨等，18歲時即翻譯出版了奧尼爾的劇本《早點前》，並接下來演出其中的主角。後來，她還排演過外國劇《鎖著的箱子》、曹禺的《家》、於伶的《女子公寓》、吳祖光的《風雪夜歸人》等，一直到上世紀50年代后，成為上海戲劇學院戲文系的名教授、莎士比亞專家；翻譯出版有《莎士比亞研究》《莎劇解讀》等專書。

1937年，當上海租界淪為“孤島”時，張可與共產黨員、學者王元化結識，並一起參與共產黨在上海文藝界的組織工作。

1938年，錦衣玉食家境里長大的張可加入了共產黨，從此將自己的命運，和她的愛人、理想，義無反顧地編織在了一起。

1948年後，《展望》雜誌被查封。受王元化編輯《地下文萃》的影響，張可懷著兒子到處東躲西藏，躲避國民黨的大搜捕，受盡驚嚇，卻冒著生命危險幫助丈夫。

1949年，兒子王承義與新中國一起，來到張可的生活里。這是一個充滿希望的開始。次年，上海所有的地下黨員重新登記，經歷了生死洗禮的功臣們，將得以由此進入各級領導崗位。已有12年黨齡的張可，卻沒有前去登記，自動放棄了黨籍。張可從沒想要從12年的黨齡里得到什麼回報。她去做了一名大學老師，在並不熱鬧的莎士比亞研究中，開始了她的人生新旅。

1955年因胡風冤案牽涉，王元化被隔離審查；其間精神嚴重創傷，靠張可精心照料調養，多方求醫問葯。元化康復后，她與他一起全心力投入莎士比亞研究，在60年代即完成十多萬言的譯著。在艱難歲月，她不僅支撐著一個弱小家庭的生存，而且支持著一個人文學者的堅守，支持著文明與文化的基本價值。相夫、教子、敬老，以婦道守人道；譯莎評、編刊物、教學生，以文明驅野蠻。沒有一句怨語，沒有一點倦意，沒有一絲放棄。劫難過後，他們的堅守贏來學界文壇有口皆碑的讚譽。王元化有一段質樸深情的文字稱讚妻子：

“張可心裡幾乎不懂得恨。我沒有一次看見她以疾顏厲色的態度待人，也沒有一次聽見過她用強烈的字眼說話。她總是那樣溫良、謙和、寬厚。從反胡風到她得病前的 23年漫長歲月里，我的坎坷命運給她帶來無窮傷害，她都默默忍受了。受過屈辱的人會變得敏感，對於任何一個不易覺察的埋怨眼神，一種稍稍表示不滿的臉色都會感應到。但她始終沒有這種情緒的流露。這不是任何因丈夫牽連而遭受磨難的妻子都能做到的。因為她無法依靠思想和意志的力量來強制自然迸發的感情，只有聽憑善良天性的指引才能臻於這種超凡絕塵之境。”

“文革”中，張可也遭非法隔離。當時她身患高血壓症昏厥，不準看病，從此種下病根。1979年6月，張可開會時突發腦血栓，昏迷七日不醒。後來雖經搶救，生命無礙，但思維與腦力嚴重受損，從此只有簡單的言語表達，而讀寫俱廢。她中風的日子，是中國知識人由劫難而復甦的日子，在長冬酷寒的歲月，張可以她的堅韌、仁愛、悲憫與苦難擔當精神，渡盡劫波；而大地回春之時，她卻再不參加討論、發表任何意見，寂然淡出歷史。

她不參與歷史了么？毋寧說，她向歷史的造孽出示了受害人無聲的審判。

60年代，她常給兒子講狄更斯《孤星血淚》、《霧都孤兒》、《匹克威爾外傳》，以及莎士比亞的《理查德三世》，崇尚19世紀文學傳統的人性人情。

張可也教兒子從小讀《論語》、《中庸》等經典，又曾以娟秀小楷抄錄丈夫有關《文心雕龍》、龔自珍等的專著論文，對中國文化有深厚感情。

詩聖杜甫有一首傳誦不衰的名詩：“好雨知時節，當春乃發生。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野徑雲俱黑，江船火獨明。曉看紅濕處，花重錦官城。”潤物細無聲，正是中國文化的仁愛精神。在張可的身上，洋溢著這種精神。

張可走的那天，遠在海外、研究中國現代思想史的著名學者林毓生教授寄來輓聯，把她比為古代的採蓮人：

嶔巇一生、夷然一心，立身不系一絲塵；

音徽如昨、華箋如新，望鄉每悼涉江人。

張可王元化傳奇故事。

我們的這個長故事，就是開始在這個如今是如此時髦的年代里。一個在清華園受西式教育長大，出生在一個基督教家庭，十八歲時成為上海地下黨的青年，在上海遇到一個出生在開明富裕的書香世家，祖上在北洋政府任職，非常美麗的，十六歲就考進上海暨南大學，師從鄭振鐸，李健吾學習英國文學的女孩子。

那個壯懷激烈的湖北籍青年，放棄了在清華大學做教授的父親為自己設計的留洋計劃，在上海參加學生救亡運動，繼而帶著基督教終身的影響投身中國解放事業，一九三八年參加中國共產黨，出入上海文化界的革命者，就是王元化。他在那個年代，寫下了許多關於文藝理論方面的論文，寫小說，並負責了共產黨在上海文藝界的組織工作，是一個總是有火熱的正直與奔突的才情的人。那時的王元化，左傾而且激進，雖然他不能改變自小養成的輕聲吃飯的習慣，可他常常穿的褲子像卓別林，他氣味相投的好朋友滿濤，則每次把家裡燙好的衣褲用手揉皺再穿。

那個完美無缺的蘇州籍女孩，那個在兄長滿濤和他的革命者朋友影響下，在錦衣玉食的自由家庭的包容下，十八歲就參加上海地下黨，同年指明自己是一個“溫情主義者”的一九三八年的共產黨員，就是張可。她在那個年代，翻譯奧尼爾的作品，參加了『家』的演出，她演了『早點前』的羅蘭夫人，也演了梅表姐，那時她真的是一個美好的女孩子，仁慈而智慧，正直而絕塵，被許多青年追求。直到半個多世紀過去，她年輕時代的照片偶然被兩個華東師大的博士生看見，那兩個青年蹲在導師王元化的書櫥前，感慨照片上那個女子的一派冰雪潔凈，那時王元化已經經歷了整整二十三年的賤民生涯，他的許多老朋友因為受不住而西歸，包括七竅流血而死的摯友滿濤，瘋狂以後蹈水而死的巴人，眾叛親離，在癌病房孤獨死去的顧准。王元化精神危機引起兩次心因性的精神失常，一次營養嚴重不良引起肝炎，一次眼底出血引起失明，那兩個博士生握著張可的相片，還是羨慕導師，對導師說:“現在到哪裡去找這樣的女孩子。”

我們的故事裡，王元化得到了張可。

一九三八年，王元化說他喜歡張可，可當時張可不喜歡聽到這樣的話，質問王元化說這種話是什麼意思。一九四七年，張可的一個追求者問張可她到底喜歡誰，張可此時坦然回答：“王元化。”

一九四八年，王元化和張可在上海慕爾堂舉行基督教儀式婚禮。

當時，張可的父親並不以為王元化是那些候選青年裡最出眾的，而且在國民黨即將大敗的前夕，王元化正負責著共產黨的地下刊物『地下文萃』，處境非常危險。可是他們沒有真正阻止女兒，而是從自己那安適的家裡，鄭重地把一身白色禮服的美麗女兒帶到西藏路上樸素的，帶有迴廊的教堂里，那裡為婚禮裝點起白色鮮花，按照張可的心愿，把她的手交到王元化的手上。在那裡，這對新人發誓不論生病還是健康，災難還是幸福，都始終如一，不離開對方直到生命結束。爾後，他們在當時上海甚為豪華的派克飯店（今國際飯店〕度過新婚之夜，從此，共產黨員的張可將自己一生的命運和共產黨員的王元化聯繫在一起，開始到處躲藏國民黨的大搜捕。

那時被後來的人稱為黎明前的黑暗，國民黨開始了瘋狂的屠殺。上海地下黨的李白被殺，蔣介石秘書陳布雷那成為地下黨的女兒也不能倖免，就是十里香風，百樂門裡徹夜響徹著美國爵士樂的上海，都無法衝去那一年的血腥之氣。許多人沒有看到自己為之奮鬥的新中國到來，就撒手西去。

張可看到了這一天。新中國和她唯一的兒子王承義在一九四九年一起來到她的生活里。

第二年，上海所有的地下黨重新登記，準備進入各個領導崗位。張可沒有前去登記，自動放棄了經過腥風血雨十二年的黨籍。一九三八年她穿著剛燙得平平整整的裙子參加共產黨的時候，不是為了吃飯，不是為了逃避買賣婚姻，也不是為了跟赤色的愛人在一起，更不是為了出人頭地，她是為了一個在心目中自由，富強的中國，為了一個從書本展現出來的理想。她沒想要從十二年的黨齡里得到什麼物質的好處，她從來不缺，也從不熱衷。

她去做了一個教莎士比亞的大學戲文老師，她嫻熟的英文和治學的認真，使她成為中國的莎士比亞專家。同時，她也是一個恪盡溫柔，相夫教子的主婦，再不用東藏西躲以後，她最喜歡的，是燒許多好吃的菜，開亮客廳每一盞燈，請人吃飯，用最細緻的盤子裝上她拿手的義大利茄汁麵條，俄國濃湯，葡國雞，擦亮每一副餐具。許多年以後塵埃落定，在她家吃過飯的人回憶起來的，總有她溫潤的笑容。那些客人裡面，有胡風。王元化當時參加籌建新文藝出版社，出版了他的兩本書。張可在胡風離開以後，曾表示自己不那麼喜歡胡風，因為他太飛揚跋扈。

那個黃金的五十年代，許多年輕的，知識分子出身的共產黨員意氣風發，包括王元化，他那楚人血脈里的傲岸，激情與才學，加上新中國的一路慷慨高歌，使得他看上去銳不可當。當時和他共事的李子云，說那時候她都不願意理她的領導王元化。過了四十年，已經成為王元化患難之交的李子云回憶起來，仍舊在一杯冒著熱氣的紅茶上方大搖其頭，堅決地說：“我那時根本不要理他，太‘標’了！”

那時在王元化額頭髮紅，侃侃而談的時候，張可會看著他，洞悉一切般地笑笑，然後對他豎起修長的拇指來，對他搖晃：“對，對，你總是‘我，我，我’，你是最好的，你不得了。”

一盆溫涼的水潑過來了。然後，聰明地不著一詞，收兵而去。

靜心研究莎士比亞，翻譯莎學權威文獻，操持一個美好的家，還有對春風得意的親人狡黠而微諷地豎一豎大拇指頭，這是我們這長故事裡現在的張可。在她的丈夫王元化和她的哥哥滿濤都醉心於契訶夫的時候，她卻非常熱愛從五四以來就沒有在中國熱鬧過的莎士比亞，而且選擇它作為自己終身研究的方向。王元化在七十八歲的時候，還深深記得張可參加地下黨那年對自己的評價：一個溫情主義者。但他也深深懂得了妻子溫情美麗的臉上那稍縱即逝的狡黠笑容，在他氣宇軒昂的時候，這是偏安於一隅的張可的品格與智慧，和一個知識婦女的純凈。

到現在，一九五四年了，三十五歲的張可仍舊是一個溫情脈脈的人。時髦的三十年代已經遠去，張可的故事雖然有些出乎意料，不是程乃珊式的才子佳人，不是蔣光赤式的革命加愛情，不是張愛玲式的歲月磨髒了大小姐，不是徐紆式革命女郎的悲劇，不是楊沫式的脫胎換骨，奔向革命，不是陳學昭式的工作著是美麗的，但她的故事還是以可以想見的方式發展著，你覺得裡面有著一種奇特的清爽之氣，可我們還不知道這是什麼。

五十年代，現在沒有想念它的潮流，而張可的故事，卻在那時充分地展開了，就象一粒核桃，被砸開了，於是，你才能看到裡面淡黃色的果肉。對於張可，要是沒有王元化將要開始的二十三年厄運，也沒有人知道她的心裡開著怎樣的花朵。人生它怎麼是這樣的？要是沒有令人不寒而慄的壓力，一個人永遠也不會知道他的心裡藏著怎樣的勇氣和堅貞。說著張可的故事，看著她優雅地走到了一九五五年六月底，那時她家外面的皋蘭路上，高大的梧桐樹的樹榦上褐色的樹皮開始爆皮，遠遠一路看過去，像康定斯基的畫，春天又來了。她是一個沉靜的女子，可心裡一定會對又一個春天的到來有愉快的感覺，那條馬路上有一座俄國教堂，退色的蓮花式的教堂塔樓在春天薄薄的陽光里像一個感傷的童話故事。張可從那裡走過去了，從容的，無辜的。

一九五五年，在全國範圍里開展了聲勢浩大的反胡風運動，株連千人以上。十年以前，王元化已經認識胡風，但交往不多。當時黨內已經有人說胡風有嚴重政治問題，王元化以為缺乏證據。解放初王元化因此一度沒有被安排工作。一九五五年六月，王元化忽然被隔離審查，期間周揚提出，王元化是黨內少數對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造詣較深的學者，如果他肯承認已經公布的關於胡風集團的三批材料屬於反革命性質，盡量將他作為人民內部矛盾處理。可被幽禁中的王元化拒絕，即成為胡風反革命分子。

張可完全不知道丈夫的下落，她的家中第一次被抄。她在學校里被人開會逼迫承認丈夫是反革命，被人以書打臉，張可拒絕承認。

一九五七年二月，王元化被釋放回家時，已經患上心因性精神病，喪失辨別真假的能力，混淆了現實和幻覺，入睡需要服用安眠藥。他的一切都變了，只有他的家一點不曾改變，桌上鋪著乾淨的桌布，衣櫥里有熏香，妻子依舊雅緻溫柔，是他的驕傲。他在家裡的習慣不曾改變，他恢復了從前在清華園生活留下的英國人習慣：在床上用托盤吃早餐。要是家裡請朋友吃飯，仍舊有義大利茄汁面，葡國雞和鄉下濃湯。一九五八年，王元化的病情得到緩解，開始找自己喜歡的書來讀。當時王元化常常到四馬路去看書，雖然那時王元化已經有四年只有少量的生活費，可他還是陸續買了不少書。說起來，這幾乎是王元化一生中第一次真正靜心讀書的時間。他做了許多翻譯工作，一方面是他的興趣，一方面換稿酬來補貼張可的家用。在和他父親一起譯了英國人的『太平天國革命親歷記』以後，開始著手與張可一起翻譯莎劇研究文獻，並寫完『論莎士比亞四大悲劇』，張可將這近十萬字的稿子，用娟秀的毛筆小楷抄在朵雲軒的稿簽上，用瓷青紙作封面，線裝成一冊。這悄悄保留著自娛的獨版書，后被自己燒毀於文革初期。還完成了論文『秦腔趙氏孤兒』。

時隔三十九年，我看到了抄在五十年代笨拙結實的紅色筆記本上的『莎士比亞研究』，張可翻譯的大部分，王元化做了全書的潤色和校閱，並寫了五篇譯文題記。這是他們的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真正的合作。外面在反右，在全國性的三年困難時期，沒有思想的空間也沒有雞蛋，因為這些翻譯的文獻完全不可能出版，所以他們把它抄寫在兩大冊筆記本上，每一頁都盡量工整地標出了阿拉伯數字的頁碼，就像一本真正的書一樣。那天傍晚，談起了這兩本筆記本的故事，王元化說：“和張可一同在莎士比亞的藝術世界里遨遊的日子，是我們一生中美好的回憶。”在沒有思想也沒有雞蛋的日子裡，他們共同創造了一流的精神生活。

由於極度缺乏營養，王元化得了肝炎，由於張可和家裡人一起四下張羅到了足夠的黃豆，雞蛋和食糖，使他一個月身體就完全恢復，可以繼續讀書和翻譯。並常常督促他自己下館子改善營養。而後王元化的眼睛因病突然失明，那時正是他寫作『文心雕龍創作論』的高潮，張可為他找來了上海最好的眼科醫生，他八十歲的老父天天步行來，為失明的兒子閱讀資料，筆錄口述，有八大本之多。

李子云曾說，要不是王元化經歷了五十年代的那場坎坷，退守於一個清一色知識分子的溫暖家中，他不會成為現在這樣的一個中西並進的大學者。

現在，這兩本笨拙而結實的筆記本將要被出版，筆記本也將送往上海圖書館被名人手稿室收藏，而張可已經於二十年前中風，搶救過來以後，完全喪失閱讀能力。她看不懂她在無望的日子裡與丈夫愉快地翻譯過的書了。

我想起了張賢亮的『牧馬人』，那個純樸的紅衣女子以她的大白饅頭和愛情拯救了一個讀書人。許多人非常感動於這一點。而張可，則悉心地看顧了王元化的身體，靈魂，以及整個精神世界，她不光拿來了雞蛋，還拿來了莎士比亞的廣闊的智慧的世界。王元化在他的家裡，從來不是偶像，也從來不是賤民，他是一個有著恰如其分的尊嚴的學者。他仍舊保持著他的生活方式，冬天插梅，喜愛鮮花，雖然面有晦色，可穿戴得體。有很長一個時期，敏感的王元化幾乎斷絕了所有朋友的往來，可是，他的精神上並不十分寂寞，他有張可。

那時張可仍舊常常參加學校的外事活動。六十年代時，來了外國人在上海是希罕事，上海女子的內心不能改變對外國人的好奇和好感，總喜歡多看他們兩眼，因為他們來自於一個更華麗的神秘世界。而戲劇學院的女職員們放下手裡的工作要多看兩眼的，並不是來訪的外國人，而是陪同他們的張可老師，那個優雅的，美麗的，從容的女子。她們隱隱知道她的家庭很不幸，可她們在她身上看不到局促和苦楚。以她一貫的低調，這似乎並不是對自尊的保護，更像是她並沒有十分耿耿於懷她丈夫地位的變化，也許她會以為兩個人在一起翻譯莎學的日子是美好的，帶著另一種自由的氣息。

一個溫情主義者並不是沒有思想鋒芒的人，她亦可以是浮搖於綠色污水中的不沉的蓮花。

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開始，王元化被打成歷史，現行反革命。

一九七零年至一九七二年，再次被隔離審查。離開家庭以後，王元化的心因性精神病複發，比一九五五年的那一次更重。他在奉賢農場里的田野里狂走，在一條不知名的小河灘上看到了一些螃蟹，亦舉石悉數砸爛，以驅趕心中的不平和痛苦。失眠症日益嚴重。

這期間張可因是王元化夫人也被非法隔離，連因高血壓暈厥也不準看病，落下嚴重的病根，導致一九七九年的嚴重中風，此後讀寫俱廢。

那是更加漫長的艱難時世，看上去沒有盡頭。我那時是個小孩，不認識王元化一家，也生長在一個由學生嚮往革命而成為老共產黨員的家庭，我的父親也有嚴重的失眠症，和王元化看病的是同一家醫院，同一些醫生，大概也是吃的同一些安眠藥，老式安眠藥損壞肝臟尤甚。在“文化大革命”中，父親也是去的奉賢幹校。我父親養豬，常常穿著黑色的高筒套鞋，因為靠著海灘的地方是潮濕的。父親在幹校最痛苦的是集體宿舍不能安靜，一旦被同屋吵醒，又不能吃過量的安眠藥，就一夜夜的靜待天亮。記得每個月他們從幹校回家休假的那幾天，總是有一輛大卡車載他們回家，綠色的卡車屁股上沾滿了黃白色的塵土。一些藍衣人風塵僕僕地高高跳下，我的父親戴著有檐的布帽子，他取下帽子的時候，我能看見他額頭上被帽子勒出來的一道深深的皺紋。

在許多年以後的今年，聽王元化簡短地說起那些的時候，我想起了父親的臉，那時王元化頭上也會有被帽檐勒出來的皺紋嗎？這次蹉跎就是十年，我的整個青少年時代。而對他們來說，是一生中最年富力強的好時光。

我的媽媽也很美，但她很脆弱，她對我和哥哥們說得最多的話，就是：“不要再給你們的爸爸找任何麻煩。”她常常早上沒有起床的時候躺著聽早間新聞，要是聽到一點點指桑罵槐的句子（在那時它們多得不能數），她就把身體向燈下那小小的半導體湊過去，臉上剎那遍布擔憂與緊張。媽媽從來不喜歡聽新聞，可是她準時聽新聞的習慣一直保持到一九八二年。那一年，我父親離開他的工作崗位成為顧問，媽媽的早上從此只注意天氣預報。不知道張可，她是不是在那十年裡就像我的媽媽一樣？他們比我的父親，處在更加險惡的地方。

我們家，從此不再有花了。

聽李子云說，王元化的少數幾個好友去他家的時候，還是能看到張可溫情而清爽的笑容，還是能吃到很正式地用大盤子裝了上桌的義大利紅燴面，口味純正，只是少了忌司一樣。新年的時候，他們家裡還供著清香徹骨的梅花。在某個秘密的灰塵滾滾的角落裡，還保藏著泰納『莎士比亞論』的譯文。王元化那被錢穀融稱為“像梵高一樣的”眼睛，更多地閃耀著真摯和愛情。

沒有人知道－－甚至是王元化本人－－張可付出過多少，才得到這一小塊諾亞方舟。

王元化說：“他是仁慈的，超凡脫俗的。”

我們的這個長故事說到這裡，那個六十年以前出演奧尼爾筆下小市民的羅蘭夫人的美麗女子，仍舊是一個冰雪潔凈的人。富裕的生活，得意的生活，愁苦的生活，屈辱的生活，什麼都沒能使她的心靈變質。她獨立在上海的漫長生活中所有能使她變髒的東西之上，成為一個人格優美的莎士比亞專家，現在要是說起中國的莎學研究，人們還是不得不提起張可的名字。

如今，那個美麗的智慧的女子頭髮雪白，不能讀，也不能寫，我甚至無法和她深入地交談，只是她端坐在那裡，仍然散發著清涼的潔凈的氣息。我們其實並不知道真正的三十年代的上海是怎麼回事，它是一顆陽光下的鑽石，每一面都散發著不同的光華，被不同角度的眼睛看到。要是三十年代像音樂人所說的一樣，她真的是受惠於那個時代的人。那個細長手指上的皺紋像菊花的花瓣一樣多的老太太，就是張可。

那個才情激昂的青年變得儒雅了，他說他有五十年的時間沒有真正像他想的那樣做學問，現在他感到自己上了軌道。他的書一本一本地出版了，他去書店簽名售新書，那本來不是嚴肅的學問家的擅長，可人潮滾動。他因為學問的精深和仍能不斷吸收與開拓，贏得了幾代學人的尊敬。那個思路至今清晰奔放，可勝過他的年輕弟子，身上散發這老人身上難得聞到的淡淡清香的老先生，就是王元化。

當他們相對的時候，他們的眼睛里還是閃爍著活生生的，熱熱的愛情。

這個長故事裡有太多的苦難和坎坷了，我說。

“基督教的說法是，人生就是一個苦難的過程。”王元化說。

“誇張了。”張可說。

與之相關，余秋雨《長者》一文曾提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