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四史

二十四史”是中國古代24部紀傳體史書的統稱，按照各史所記朝代的先後排列，分別為：《史記》、《漢書》、《後漢書》、《三國志》、《晉書》、《宋書》、《南齊書》、《梁書》、《陳書》、《魏書》、《北齊書》、《周書》、《隋書》、《南史》、《北史》、《舊唐書》、《新唐書》、《舊五代史》、《新五代史》、《宋史》、《遼史》、《金史》、《元史》、《明史》。“二十四史”共計3217卷（《漢書》、《後漢書》、《魏書》和兩《唐書》有復卷，實際為3300卷），約4700萬字（以中華書局點校本統計）。記述的範圍，自傳說中的黃帝開始，到明末崇禎皇帝止，涵蓋我國古代政治、經濟、軍事、思想、文化、天文、地理等各方面的內容。

以“二十四史”為代表的紀傳體史書，在中華文明史上佔有極其重要的地位。“二十四史”以本紀、列傳、表、志等形式，縱橫交錯，脈絡貫通，記載了各個朝代的歷史概貌；同時又以中國歷代王朝的興亡更替為框架，反映了中國錯綜複雜的歷史進程，使中國和中華民族成為世界上唯一擁有近四千年連貫、完整歷史記載的國家和民族。這是中華民族引以為榮並值得進一步發揚光大的寶貴歷史文化遺產。

點校本“二十四史”，是毛澤東主席指示，周恩來總理親自部署，由中華書局組織全國百餘位文史專家，全國學術界、出版界通力合作，歷時二十年完成的新中國最宏大的古籍整理出版工程，是代表新中國古籍整理出版事業最高成就的標誌性成果。“二十四史”點校工作的探索和實踐，為傳統文獻的整理積累了豐富的經驗，確立了現代意義上的古籍整理的基本範式和標準，為古籍整理學科的建設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已故國學大師張岱年先生在1997年談到中華版點校本“二十四史”的時候指出：

乾隆時代武英殿本“二十四史”在當時是標準本，但是武英殿本仍有不足之處，近代商務印書館搜求各時代的善本，編成“百衲本二十四史”，當時可謂“二十四史”的最佳版本。但是傳統的“二十四史”沒有標點，沒有斷句，讀起來仍有一定困難。五十年代，由國家領導建議，集中當時全國史家，對“二十四史”進行校訂，加上標點，是為標點本“二十四史”，實為“二十四史”的最佳版本。

值中華書局100周年大慶之際，我們特別製作了這套32開精裝本“二十四史”以饗讀者，以志紀念。

“二十四史”是中國古代二十四部正史的總稱。即：

“正史”之名，始見於《隋書·經籍志》：“世有著述，皆擬班、馬，以為正史。”清代乾隆皇帝欽定“二十四史”，“正史”一稱即專指“二十四史”。按《四庫全書》的規定，正史類“凡未經宸斷者，則悉不濫登。蓋正史體尊，義與經配，非懸諸令典，莫敢私增”，即未經皇帝批准，不得列入正史。

二十四史總共3229卷，約有4700萬字。它記敘的時間，從第一部《史記》記敘傳說中的黃帝起，到最後一部《明史》記敘到明崇禎17年（公元1644年）止，前後歷時4000多年，用統一的本紀、列傳的紀傳體編寫。二十四史的內容非常豐富，記載了歷代經濟、政治、文化藝術和科學技術等各方面的事迹。

三國時期社會上已有“三史”之稱。“三史”通常是指《史記》、《漢書》和東漢劉珍等寫的《東觀漢記》。《後漢書》出現后，取代了《東觀漢記》，列為“三史”之一。“三史”加上《三國志》，稱為“前四史”。

歷史上還有“十史”之稱，它是記載三國、晉朝、南朝宋、南朝齊、南朝梁、南朝陳、北魏、北齊、北周、隋朝十個王朝的史書的合稱。後來又出現了“十三代史”。“十三代史”包括了《史記》、《漢書》、《後漢書》和“十史”。

到了宋代，在“十三史”的基礎上，加入《南史》、《北史》、《新唐書》、《新五代史》，形成了“十七史”。

明代又增以《宋史》、《遼史》、《金史》、《元史》，合稱“二十一史”。

清朝乾隆初年，刊行《明史》，加先前各史，總名“二十二史”。後來又增加了《舊唐書》，成為“二十三史”。後來從《永樂大典》中輯錄出來的《舊五代史》也被列入正史，經乾隆皇帝欽定，合稱“欽定二十四史”。乾隆四年至四十九年武英殿刻印的《欽定二十四史》，是中國古代正史最完整的一次大規模匯刻。

1920年，柯劭忞撰《新元史》脫稿，民國十年（1921年）大總統徐世昌以《新元史》為“正史”，與“二十四史”合稱“二十五史”。但也有人不將新元史列入，而改將《清史稿》列為二十五史之一。或者，如果將兩書都列入正史，則形成了“二十六史”。

明南京國子監刻“二十一史”（南監本）

明萬曆北京國子監刻“二十一史”（北監本）

明崇禎毛氏汲古閣刻“十七史”

清乾隆武英殿刻“清乾隆武英殿本二十四史”

清同治光緒間五省官書局合刻“二十四史”

民國商務印書館印張元濟輯“百衲本二十四史”

中華書局排印“點校本二十四史”

漢·司馬遷著，130卷。

《史記》最初沒有固定書名，或稱“太史公書”，或稱“太史公記”，也省稱“太史公”。“史記”本來是古代史書的通稱，從三國開始，“史記”由通稱逐漸成為“太史公書”的專名。

作者司馬遷，字子長，左馮翊夏陽人。生於漢景帝中元五年，大約卒於漢武帝征和三年。

司馬遷的父親司馬談在漢中央政府做太史令，負責管理皇家圖書和收集史料，研究天文曆法。司馬談打算編寫一部通史，願望沒有實現就死去了。臨死的時候，囑咐司馬遷完成他未竟的事業。

司馬遷幼年時就很刻苦，十歲開始學習當時的古文，後來跟著董仲舒、孔安國學過《公羊春秋》、《古文尚書》。漢武帝元朔三年，司馬遷二十歲，滿懷求知的慾望，游遍了祖國的名山大川，到處考察古迹，採集傳說。通過對歷史遺跡和西漢建國前後的史實的實地調查，司馬遷開闊了胸襟，增長了知識，為後來編寫《史記》作了很好的準備。

司馬談臨終前將撰寫史記的重任交給司馬遷，司馬遷含淚答應父親請求，和司馬光的《資治通鑒》不同的是，《史記》並非官方修史，而是私人修史，秉承“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想法而著《史記》。

后，司馬遷承襲父職，做了太史令，有條件看到大量的圖書文獻和國家檔案，這對司馬遷編寫《史記》是一個不可缺少的條件。

漢武帝太初元年，司馬遷開始編寫《史記》。天漢二年，李陵率兵隨李廣利出擊匈奴，兵敗投降。漢武帝向司馬遷詢問對李陵的看法，於是，司馬遷說，李陵投降，是因為眾寡不敵，又沒有救兵，責任不全在李陵身上。漢武帝認為司馬遷有意替李陵庇護開脫，貶責漢武帝的愛姬李夫人的哥哥李廣利。武帝得知司馬遷在撰寫史書，便要求查閱，並要求司馬遷對漢朝的歷史按自己的意願做修改，司馬遷不從，武帝大怒，投其下獄，司馬遷始終不改初心，不負先父和作為史官的操守，寧受宮刑也要保歷史真實。大約在征和二年，基本上完成了編撰工作。司馬遷死後許多年，他的外孫楊惲才把這部五十二萬多字的不朽名著公之於世。

《史記》是一部貫穿古今的通史，從上古的黃帝開始，一直寫到漢武帝元狩元年，敘述了我國三千年左右的歷史。《史記》序中寫道，全書有本紀十二篇，表十篇，書八篇，世家三十篇，列傳七十篇，共一百三十篇。班固在《漢書·司馬遷傳》中提到《史記》缺少十篇。三國魏張晏指出這十篇是《景帝本紀》、《武帝本紀》、《禮書》、《樂書》、《律書》、《漢興以來將相年表》、《日者列傳》、《三王世家》、《龜策列傳》、《傅靳列傳》。後人大多數不同意張晏的說法，但《史記》殘缺是確鑿無疑的。今本《史記》也是一百三十篇，有少數篇章顯然不是司馬遷的手筆，漢元帝、成帝時的博士褚少孫補寫過《史記》，今本《史記》中“褚先生曰”就是他的補作。《史記》取材相當廣泛。當時社會上流傳的《世本》、《國語》、《國策》、《秦記》、《楚漢春秋》、《諸子百家》等著作和國家的文書檔案，以及實地調查獲取的材料，都是司馬遷寫作《史記》的重要材料來源。特別可貴的是，司馬遷對搜集的材料做了認真地分析和選擇，淘汰了一些無稽之談。對一些不能弄清楚的問題，或者採用闕疑的態度，或者記載各種不同的說法。由於取材廣泛，修史態度嚴肅認真，所以，《史記》記事詳實，內容豐富。

東漢·班固著，100卷。

繼司馬遷撰寫《史記》之後，班固撰寫了《漢書》。班固，字孟堅，扶風安陵人，生於東漢光武帝建武八年。父親班彪是一個史學家，曾作《後傳》六十五篇來續補《史記》。《漢書》就是在《後傳》的基礎上完成的。和帝永元元年，班固隨從車騎將軍竇憲出擊匈奴，參預謀議。后因事入獄，永元四年死在獄中。那時《漢書》還有八表和《天文志》沒有寫成，漢和帝叫班固的妹妹班昭補作，馬續協助班昭作了《天文志》。班昭是“二十四史”中絕無僅有的女作者。

《漢書》包括本紀十二篇，表八篇，志十篇，列傳七十篇，共一百篇，後人劃分為一百二十卷。它的記事始於漢高帝劉邦元年，終於王莽地皇四年。

《漢書》的體例與《史記》相比，已經發生了變化。《史記》是一部通史，《漢書》則是一部斷代史。《漢書》把《史記》的“本紀”省稱“紀”，“列傳”省稱“傳”，“書”改曰“志”，取消了“世家”，漢代勛臣世家一律編入傳。這些變化，被後來的一些史書沿襲下來。

《漢書》記載的時代與《史記》有交叉，漢武帝中期以前的西漢歷史，兩書都有記述。這一部分，《漢書》常常移用《史記》。但由於作者思想境界的差異和材料取捨標準不盡相同，移用時也有增刪改易。

《漢書》新增加了《刑法志》、《五行志》、《地理志》、《藝文志》。《刑法志》第一次系統地敘述了法律制度的沿革和一些具體的律令規定。《地理志》記錄了當時的郡國行政區劃、歷史沿革和戶口數字，有關各地物產、經濟發展狀況、民情風俗的記載更加引人注目。《藝文志》考證了各種學術別派的源流，記錄了存世的書籍，它是我國現存最早的圖書目錄。《食貨志》是由《平準書》演變來的，但內容更加豐富了。它有上下兩卷，上卷談“食”，即農業經濟狀況；下卷論“貨”，即商業和貨幣的情況，是當時的經濟專篇。

《漢書》八表中有一篇《古今人表》，從太昊帝記到吳廣，有“古”而無“今”，因此引起了後人的譏責。後人非常推崇《漢書》的《百官公卿表》，這篇表首先講述了秦漢分官設職的情況，各種官職的許可權和俸祿的數量，然後用分為十四級、三十四官格的簡表，記錄漢代公卿大臣的升降遷免，詳細的展現了當時的官僚制度和官僚的變遷。

從思想內容來看，《漢書》不如《史記》。班固曾批評司馬遷“論是非頗謬於聖人”。這集中反映了兩人的思想分歧。所謂“聖人”，就是孔子。司馬遷不完全以孔子思想作為判斷是非的標準，正是值得肯定的。而班固的見識卻不及司馬遷。從司馬遷到班固的這一變化，反映了東漢時期儒家思想作為封建正統思想，已在史學領域立穩了腳跟。

南朝宋·范曄著，120卷。

《後漢書》九十卷，南朝宋范曄撰。范曄字蔚宗，順陽人。出身於一個世族家庭。他的祖父范寧曾任晉豫章太守，著《穀梁集解》一書。《十三經註疏》中的《穀梁傳註疏》就是以《穀梁集解》為基礎寫成的。他的父親范泰官拜金紫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是宋武帝劉裕的得力助手。他博覽群書、潛心著述，作《古今善言》二十四篇。所以范曄有很深的家學淵源，一直以名門之後自居，生性孤傲，不拘小節，仕宦不甘居人後，著述也不甘居人後。以此成名，也以此喪身。

元嘉九年，范曄在為彭城太妃治喪期間，行為失檢得罪了司徒劉義康，被貶為宣城太守，范曄鬱郁不得志，就藉助修史來寄託他的志向，開始寫作《後漢書》。元嘉二十二年，當他完成了本紀、列傳的寫作，同時又和謝儼共同完成《禮樂志》、《輿服志》、《五行志》、《天文志》、《州郡志》等五志的時候，有人告發他參與了劉義康的篡位陰謀，因此下獄而死。謝儼怕受牽連，毀掉了手中的志稿，使《後漢書》只有紀傳部分流傳了下來。

在范曄《後漢書》之前，已問世的有關東漢歷史的重要著作不下十部，范曄以《東觀漢記》為基本史料依據，以華嶠書為主要藍本，吸取其他各家書的長處，刪繁補缺，整齊故事，超越眾家，後來居上。所以到了唐代，范曄《後漢書》取代《東觀漢記》，與《史記》、《漢書》並稱“三史”，盛行於世。而諸家《後漢書》，除袁宏《後漢紀》外，都相繼散亡。於是范曄《後漢書》成為我們現在研究東漢歷史的最基本的依據。范曄《後漢書》的記述，起於劉秀起兵推翻王莽，終於漢獻帝禪位於曹丕，詳載了東漢一百九十五年的歷史。

西晉·陳壽著，65卷。

《三國志》，六十五卷，包括《魏書》三十卷，《蜀書》十五卷，《吳書》二十卷，主要記載魏、蜀、吳三國時期的歷史。作者陳壽，字承祚，巴西安漢（今四川南充）人，生於漢後主劉禪建興十一年（233年），死於晉惠帝元康七年（297年）。他在蜀漢做過官，三十歲時，蜀漢政權滅亡，入晉后做過晉平令、著作郎。陳壽寫《三國志》以前，已出現一些有關魏、吳的史作，如王沈的《魏書》，魚豢（換）的《魏略》，韋昭的《吳書》等。《三國志》中的《魏書》、《吳書》，主要取材於這些史書。我們要了解三國時代的典章制度，可以藉助於《晉書》。《三國志》善於敘事，文筆簡潔，剪裁得當，當時就受到讚許。與陳壽同時的夏侯湛寫作《魏書》，看到《三國志》，認為沒有另寫新史的必要，就毀棄了自己的著作。後人更是推崇備至，認為在記載三國歷史的史書中，獨有陳壽可以同《史記》、《漢書》相媲美。因此，其他各家的三國史相繼泯滅無聞，只有《三國志》一直流傳到今。

唐·房玄齡等著，130卷。

《晉書》一百三十卷，包括帝紀十卷，志二十卷，列傳七十卷，載記三十卷，記載了從司馬懿開始到晉恭帝元熙二年為止，包括西晉和東晉的歷史，並用“載記”的形式兼述了十六國割據政權的興亡。

唐太宗是一位有所作為的君主，他非常重視史書的撰修工作，而在唐太宗以前，有關晉代的史料，沒有一家令人滿意的。唐太宗在修晉書詔中對各家史著逐一進行了批評。撰寫一部系統、完整、旨趣較高的晉史，是唐太宗的一大心愿。貞觀二十年他下詔讓房玄齡、褚遂良、許敬宗擔任監修，組織編寫《晉書》。

眾人撰寫《晉書》，從受命到成書，僅歷時兩三年。成書時間之所以較短，主要有兩個原因，一是《晉書》由於有政府做後盾，人力、物力、財力和圖書檔案資料都有保證，這些條件，是私人修史無法比擬的。二是有多種晉史著述可供參考。由於有藍本作為依據，成書自然較為容易。

《晉書》在取材方面，不十分注意史料的甄別取捨，喜歡採用小說筆記里的奇聞軼事，《搜神錄》、《幽明錄》中一些荒誕不經之談也加以收錄，有損於它的史料價值。另外，書中有記事前後矛盾和疏漏遺脫的地方。《晉書》的執筆人，大多數擅長詩詞文賦，撰史過程中，有片面追求詞藻華麗的傾向。因此，後人批評它“競為綺艷，不求篤實”。這也是《晉書》的缺點之一。

南朝梁·沈約著，100卷。

《宋書》是一部紀傳體斷代史著，記述南朝劉宋王朝自劉裕建基至劉准首尾六十年的史實，為沈約所撰。全書一百卷，紀十卷，志三十卷，列傳六十卷。作者根據何承天、徐愛等所著宋史舊本，旁采注紀，撰續成書。

紀傳部分成於南齊永明六年，諸志當成於隆昌元年之後。全書以資料繁富而著稱於史林，為研究劉宋一代歷史的基本史料。

各志工程巨大，內容詳備，篇幅幾佔全書之半。志前有《志序》，詳述前代修志情況，並上溯各志所記制度源流，可為考補前史缺志之助。《州郡志》記三國以來地理沿革並及東晉以來僑州郡縣情況，有補於史事考證。《律曆志》全載景初、元嘉、大明三歷文字，為曆法學的珍貴資料。

《樂志》記敘漢魏及兩晉樂府情況，樂府詩章有分類開錄，並保存有漢魏以來大量樂府詩篇及樂舞文辭，其中“古辭”多為漢代遺篇，是研究樂府及詩史的重要文獻。紀傳敘事詳密，列目入載二百三十餘人。紀傳中收錄的大量詔令、奏疏、書札及文章，雖冗長，但有多方面的史料價值。

《宋書》的作者沈約，是南朝著名史學家、文學家、聲律學家，字休文，吳興武康人。父沈璞，劉宋時為淮南太守，元嘉末年於皇族爭權奪位之亂中被害，沈約時年十三歲。少年時代，沈約橫遭家難，潛竄流寓，家境孤貧。他篤志好學，讀書晝夜不倦，遂博通群籍，善屬詩文。天監十二年卒，年七十三歲，謚曰“隱”，後世亦稱“隱侯”。

南朝梁·蕭子顯著，59卷。

《南齊書》記述南朝蕭齊王朝自齊高帝建元元年至齊和帝中興二年，共二十三年史事，是現存關於南齊最早的紀傳體斷代史。原名《齊書》，至宋代為區別於李百葯所著《北齊書》，改稱為《南齊書》，撰著者為蕭子顯。

蕭子顯，字景陽，南朝歷史學家、文學家。出身皇族，蕭子顯博學多識，長於寫作，又是自齊入梁的貴族人物，對南齊許多史事、王室情況是熟悉的或是親自經歷過的，加之梁朝取代南齊，未經重大戰亂，許多圖書文籍得以保存，都為蕭子顯撰著史書提供了有利條件。

《南齊書》現存五十九卷，其中帝紀八卷，志十一卷，列傳四十卷。所缺一卷為《自序》。

唐·姚思廉著，56卷。

《梁書》記載自梁武帝蕭衍建國至梁敬帝蕭方智亡國共五十六年間的歷史，是姚察及其子姚思廉兩代人辛勤撰寫完成的。

姚察，字伯審，吳興武康人，南朝歷史學家。歷經梁、陳、隋三朝，於陳朝任秘書監、領大著作、吏部尚書等職，於隋朝任秘書丞。入隋後於文帝開皇九年又受命編撰梁、陳兩代歷史，未竟而卒。臨終時遺命，囑其子姚思廉繼續完成撰史工作。

姚思廉，字簡之，姚思廉在撰史工作中，充分利用了其父已完成的史著舊稿。自貞觀三年至貞觀十年，歷時七年最終完成了《梁書》與《陳書》的撰寫工作。

姚察及姚思廉父子雖為史學家，但都有較深厚的文字素養，於史文撰著方面，文字簡潔樸素，力戒追求辭藻的華麗與浮泛，繼承了司馬遷及班固的文風與筆法，在南朝諸史中是難能可貴的。

唐·姚思廉著，36卷。

《陳書》是南朝陳的紀傳體斷代史著作，記載了自陳武帝陳霸先即位至陳後主陳叔寶被隋文帝滅國首尾三十三年間的史事，由姚察及其子姚思廉兩代人撰寫的。姚察，字伯審，吳興武康人，姚思廉，字簡之，陳亡后，遷家關中，為萬安人。兩人事迹已於本書《梁書》前言中作了介紹，可以參閱。

《陳書》中的帝紀六卷，列傳三十卷，共三十六卷，無表志。

陳朝封建政權只存在了三十三年，在政治、經濟、文化方面沒有特別的建樹，或許與此有關。《陳書》內容比不上《梁書》那樣充實，本紀和列傳都過於簡略。

北齊·魏收著，130卷。

《魏書》，一百二十四卷，其中本紀十二卷，列傳九十二卷，志二十卷。因有些紀、列傳和志篇幅過長，又分為上、下、或上、中、下三卷，實共一百三十卷。北齊魏收撰。

鮮卑族是我國古代東北大興安嶺東麓一個古老的民族。公元一世紀末，隨著匈奴帝國的解體，鮮卑族逐漸向西遷徙，成為大漠一個強大的民族集團，公元三世紀初，鮮卑拓跋部首領猗盧在塞北建立了代國，公元376年，代政權被氐族建立的前秦消滅。公元386年，拓跋鮮卑各部復擁拓跋珪為代王，重建政權。拓跋珪解散了拓跋鮮卑原有的部落組織，定居農耕，遷都平城，於公元398年改稱魏，史稱北魏。由於吸收先進的漢族文化，北魏國力日益強盛，終於在公元439年統一中國北方，結束了十六國時期的動蕩局面。公元493年，孝文帝拓跋宏遷都洛陽，改姓元氏，推行了一系列漢化改革措施。到宣武帝元恪時，北魏達到鼎盛時期，在西邊奪取漢中，進窺巴蜀，在東邊鞏固了洛陽周邊的防禦，並與梁朝爭奪淮南，但不久就由於政治腐敗和人民的反抗而崩潰，分為東魏和西魏兩個對峙的政權。《魏書》記載了鮮卑拓跋部早期至公元550年東魏被北齊取代這一階段的歷史。

拓跋時就曾命令鄧淵撰《代記》十卷，按年月編次本朝史事。太武帝拓跋燾神嘉二年，詔撰《國記》，由崔浩定為編年體，成書三十卷。

《魏書》在流傳過程中亡佚甚多，本紀缺二卷，列傳缺二十二卷，此外又有三卷殘缺不全，分別由後人取其它史書補足。

魏收，北齊鉅鹿下曲陽人，字伯起，小字佛助。他機警能文，與溫子升、邢子才號稱三才子，但生性輕薄，人稱“驚蛺蝶”。他奉命著《魏書》時曾聲稱：“何物小子，敢共魏收作色，舉之則使上天，按之則使入地。”書成之後，眾口喧嚷，指為“穢史”，魏收三易其稿，方成定本。

唐·李百葯著，50卷。

北魏末年，北方六鎮發生聲勢浩大的反叛浪潮，后出身於懷朔鎮低級武官的高歡獲得了對二十餘萬鮮卑人的領導權，控制了北魏朝政。公元534年，高歡所立的孝武帝元修被逼西奔長安，高歡於是另立孝靜帝元善見，遷都鄴城，史稱東魏。公元550年，高歡之子高洋廢孝靜帝自立，建立北齊。東魏、北齊統治區域南至長江，與梁、陳兩朝先後對峙，西邊在今山西、河南、湖北，與西魏、北周分界。公元577年，北齊被北周吞併。

《北齊書》本名《齊書》，宋時才加一“北”字而成今名。它雖以記載北齊歷史為主，但實際上記述了從高歡起兵到北齊滅亡前後約八十年的歷史，集中反映了東魏、北齊王朝的盛衰興亡。

李百葯（公元565--648年），字重規，定州安平（今河北安平）人，出身仕宦之家。李百葯從小好學，博覽經史著作，隋初曾任太子舍人，襲父爵為安平公。貞觀二十二年卒，享年八十四歲。

北齊政權中，皇族內部叔侄、兄弟相互殘殺，使這個二十年的短命王朝換了六個皇帝。《北齊書》對封建統治者之間的權勢爭奪有較多的敘述。《北齊書》在流傳過程中殘缺嚴重，現在只有十七卷保持原貌，其他都是後人用《北史》等著作增補，這使《北齊書》的價值大大降低。

唐·令狐德棻等著，50卷。

《周書》，五十卷，其中本紀八卷，列傳四十二卷。唐令孤德主編，參加編寫的有岑文本和崔仁師。

北魏末年，政治動蕩，亂事遍起。出身於北魏北方六鎮中武川鎮的宇文泰，率領一批以武川鎮人為主的鮮卑族軍隊，聯合關隴地區的漢人豪族武裝，建立起西魏政權。后宇文泰的第三子宇文覺在公元557年代魏建周，史稱北周。西魏、北周這兩個前後相續的政權，統治區域大致包括今天陝西、寧夏、甘肅和四川的大部，山西西南部、湖北西部及河南西部。與東邊的東魏、北齊和江南的梁、陳成鼎足之勢。公元577年，北周滅北齊，統一中國北方。公元581年，楊堅代周，建立隋朝。

《周書》雖以“周”題名，但實際上記述了從公元534年東、西魏分裂到楊堅代周為止四十八年的西魏、北周的歷史。

《周書》由於根據的資料貧乏，再加上它所記載的人物多是本朝顯官的祖先，因而顯得單薄而不盡合事實。但它基本上反映了宇文政權的建立，建立后三個封建政權之間的戰爭，以及宇文政權上層集團內部鬥爭的情況，是研究和了解西魏、北周歷史最基本、最原始的一部史書。

唐·魏徵等著，85卷。

《隋書》共八十五卷，其中帝紀五卷，列傳五十卷，志三十卷。本書由多人共同編撰，分為兩階段成書，從草創到全部修完共歷時三十五年。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令狐德提出修梁、陳、北齊、北周、隋等五朝史的建議。次年，唐朝廷命史臣編修，但數年過後，仍未成書。貞觀三年（公元629年），重修五朝史，由魏徵“總知其務”，並主編《隋書》。《隋書》的作者都是飽學之士，具有很高的修史水平。

《隋書》是現存最早的隋史專著，也是《二十五史》中修史水平較高的史籍之一。

首先，它有明確的指導思想。下令修隋史的唐太宗親歷了滅隋的戰爭，在執政之後，他經常談論隋朝滅亡的教訓，明確提出“以古為鏡，可以見興替“的看法。汲取歷史教訓，以史為鑒就成了修隋史的指導思想。其次，《隋書》弘揚秉筆直書的優良史學傳統，品評人物較少阿附隱諱。主編魏徵剛正不阿，他主持編寫的紀傳，較少曲筆，不為尊者諱。如隋文帝之“刻薄”專斷，“不悅詩書”，“暗於大道”，隋煬帝矯情飾貌，“鋤誅骨肉，屠剿忠良”等情況，都照實寫來，了無隱諱。再次，《隋書》保存了大量政治、經濟以及科技文化資料。其中十志記載梁、陳、北齊、北周和隋五朝的典章制度，有些部分甚至追溯到漢魏。

唐·李延壽著，80卷。

《南史》是合南朝宋、齊、梁、陳四代歷史為一編的紀傳體史著，記事起自南朝宋武帝劉裕永初元年（公元420年），止於陳後主陳叔寶禎明三年（公元589年），記述南朝四代一百七十年的歷史。《南史》與《北史》為姊妹篇，是由李大師及其子李延壽兩代人編撰完成的。

李大師（公元570年-628年），相州（今河南安陽）人，南朝末期由隋入唐的歷史學家。他認為南北朝時期各朝的斷代史，彼此孤立，記事重複，又缺乏聯繫，打算採用編年體，撰寫《南史》與《北史》，使南朝與北國各代的歷史，分別統編於這兩部史著之中。隋末，李大師曾參加農民起義領袖竇建德建立的夏政權，任尚書禮部侍郎。因此，在唐初流放到西會州（今甘肅境內），后遇赦放回，死於唐太宗貞觀二年（公元628年），所撰《南史》與《北史》未能成書。此後，由李延壽繼續撰成，合稱為《南北史》。

李延壽，字遐齡，生卒年代已不可確知，大約卒於唐高宗儀鳳年間（公元676--679年），唐初歷史學家，曾任崇賢館學士，官至符璽郎。唐太宗時，李延壽曾參加《隋書》紀、傳、志和《晉書》的編寫，又參預唐朝國史的編纂工作。但他主要成就在於承接其父未竟的事業，完成《南史》與《北史》的寫作。

《南史》以《宋書》、《南齊書》、《梁書》及《陳書》為本，刪繁就簡，重新編纂，成為史林新著，成書於唐高宗顯慶四年（公元659年）。《南史》有本紀和列傳，無表、志。本紀十卷，列傳七十卷，共八十卷。其編撰方法按朝代順序、帝王在位先後，排列各朝帝王、宗室、諸王、大臣等紀傳。

本紀中有《宋本紀》三卷，《齊本紀》二卷，《梁本紀》三卷，《陳本紀》二卷。列傳中除專傳外，列“類傳”九種。

《南史》文字簡明，事增文省，在史學上佔有重要地位。其不足處在於作者突出門閥士族地位，過多採用家傳形式。例如將不同朝代的一族一姓人物不分年代，集中於一篇中敘述，實際成為大族族譜。《南史》《北史》中，某些傳文亦有重複現象。

唐·李延壽著，100卷。

《北史》一百卷，其中本紀十二卷，列傳八十八卷。記述北朝從公元386年到618年，魏、齊（包括東魏）、周（包括西魏）、隋四個封建政權共二百三十三年的歷史。作者李延壽，唐初相州（今河南安陽）人，曾任史官，參與修撰《隋書》、《晉書》，並另外著有《南史》。

《北史》主要在魏、齊、周、隋四書基礎上刪訂改編而成，但也參考了當時所見各種雜史，增補了不少材料。

總的來看，《北史》雖有內容偶呈蕪雜之弊，但畢竟體例完整、材料充實、文字簡練，在後代頗受重視，以致魏、齊、周三書唐以後皆殘缺不完，後人又多取《北史》加以補足。作為研究北朝歷史的資料，《北史》與魏、齊、周、隋四書有互相補充的作用，不可偏廢。

後晉·劉昫等著，200卷。

唐代（公元618--907年）是中國封建社會的一個重要時期。五代後晉時官修的《舊唐書》，是現存最早的系統記錄唐代歷史的一部史籍。它原名《唐書》，宋代歐陽修、宋祁等編寫的《新唐書》問世后，才改稱《舊唐書》。《舊唐書》共二百卷，包括本紀二十卷，志三十卷，列傳一百五十卷。後晉高祖天福六年（公元941年），石敬瑭命修唐史，由當時的宰相趙瑩負責監修。趙瑩立即組成修纂班子，到出帝開運二年（公元945年），全書修成，歷時僅四年多。

《舊唐書》的作者去唐不遠，有條件接觸到大量的唐代史料，所以能在短短的四年多時間裡修成這樣一部二百卷的大書。

但是，由於肅宗以後的國史尚未編出，宣宗以後的實錄也未修成，所以《舊唐書》的作者在修《舊唐書》時，唐代晚期的史料相當缺乏。雖然作者曾做過不少搜集史料的工作，但由於成書倉促，所以對於唐代晚期史事的記述，仍顯得粗糙，在材料的佔有與剪裁、體例的完整、文字的簡潔等方面，都存在不少缺點。

《新唐書》行世后，《舊唐書》在很長一段時間裡幾乎被人們廢棄。等到明朝嘉靖十七年（公元1538年）聞人詮等重新刊印后，才又廣泛流傳開來。《舊唐書》傳布過程中的興衰，既反映了它的缺點，也說明它有自己的長處，非《新唐書》所能取而代之。

宋·歐陽修、宋祁著，225卷。

《新唐書》二百二十五卷，包括本紀十卷，志五十卷，表十五卷，列傳一百五十卷。宋仁宗認為的《唐書》淺陋，下詔重修。前後參預其事的有歐陽修、宋祁、范鎮、呂夏卿、王疇、宋敏求、劉羲叟等人。其中列傳主要由宋祁負責，本紀、志、表主要由歐陽修負責，所以《新唐書》署“歐陽修、宋祁撰”。宋祁有文名，曾任知制誥、翰林學士等職。他歷時十餘年完成列傳，於嘉祐三年（公元1058年）交齊全部列傳的稿子。歐陽修是北宋著名的文學家，擅長古文，他因參加推行“慶曆新政”的活動，被貶為地方官，至至和元年（公元1054年）才調到朝廷任翰林學士，主持修史工作，等到他寫定本紀、志、表，已是嘉祐五年（公元1060年）的事了。列傳與本紀、志、表合在一起時，並沒有經過嚴格的整齊劃一。

《新唐書》比起《舊唐書》來，確有自己的一些特點和優點。首先，《新唐書》的作者對志下了一番功夫，增加了以前各史所沒有的《儀衛志》、《兵志》。其他幾個志也各增補了新資料，質量多在《舊唐書》之上。

宋·薛居正等著，150卷。

《舊五代史》全書一百五十卷，包括本紀六十一卷，列傳七十七卷，志十二卷，另有目錄兩卷。原名《五代史》，也稱《梁唐晉漢周書》，後人為區別於歐陽修的《新五代史》，便習稱《舊五代史》。

這是由宋太祖詔令編纂的官修史書。薛居正（公元912--981年）監修，盧多遜、扈蒙、張澹、李、劉兼、李穆、李九齡等同修。經始於宋太祖開寶六年（公元973年）四月，至次年閏十月甲子日完竣呈上，前後只用了一年半左右時間。成書如此迅速，主要在於宋太祖十分重視，組織的撰修班子規格高、陣容強；同時也因為去古未遠，可資參考的史料相當齊備。五代各朝均有實錄，范質又在此基礎上整理出實錄簡編——《建隆五代通錄》，從而為修史提供了極大便利。

在我國歷史上，唐朝和宋朝之間曾有過封建社會中最後一次的大規模分裂割據時期。從公元907年朱溫代唐稱帝到公元960年北宋王朝建立的五十三年間，中原地區相繼出現後梁、後唐、後晉、後漢、後周等五代王朝，中原以外存在過吳、南唐、吳越、楚、閩、南漢、前蜀、后蜀、南平、北漢等十個小國，周邊地區還有契丹、吐蕃、渤海、黨項、南詔、於闐、東丹等少數民族建立的政權，習慣上稱之為“五代十國”。《舊五代史》記載的就是這段歷史。

宋·歐陽修著，74卷。

《新五代史》，原名《五代史記》，是唐代設館修史以後唯一的私人修正史。撰者歐陽修（公元1007—1072年），大約於景祐三年（公元1036年）至皇祐五年（公元1053年）的十八年間編成此書。

歐陽修，字永叔，號醉翁、六一居士，是北宋古文運動的領袖，唐宋八大家之一，也是著名的史學家，奉命和宋祁領銜編撰《新唐書》。崇儒復古是他的政治主張，也是他修史的指導思想。他意稟承孔子的《春秋》筆法、“褒貶”義例，對《舊五代史》改編重修。在編排體例上，推翻《舊五代史》一朝一史的基本格局，取法《南史》、《北史》，打破朝代界線，把五朝的人事綜合統編在一起，按時間順序排列。

《新五代史》全書七十四卷，包括本紀十二卷、列傳四十五卷、考三卷、世家及世家年譜十一卷、四夷附錄四卷。其中的列傳，最有特色。它採用類傳的形式，設立《家人傳》、《臣傳》、《死節傳》、《死事傳》、《一行傳》、《唐六臣傳》、《義兒傳》、《伶官傳》、《宦者傳》、《雜傳》等名目。每類傳目，內寓特定涵義，用以貫徹作者的“褒貶”義例。譬如將相大臣，凡專事一朝的在《臣傳》，歷事幾朝的則列《雜傳》。又如根據死者忠的不同程度，分為兩等，頭等的進《死節傳》，次等的入《死事傳》。

一般史書的“志”，《新五代史》稱作“考”，僅有《司天考》、《職方考》，分別相當於《舊五代史》的《天文志》、《郡縣誌》。作者認為五代是個名分綱常顛倒的亂世，其典章制度一無可取，所以將《舊五代史》的“志”刪除。這也是為了體現以“禮”修史的原則。

本書的世家及世家年譜，大致相當於《舊五代史》的《世襲列傳》和《僭偽列傳》，明確將中原以外的割據政權分為吳、南唐、前蜀、后蜀、南漢、楚、吳越、閩、南平、東漢等十國。各小國的劃分編排，條理清晰，首尾完具，顯然勝於舊史。《四夷附錄》相當於舊史的《外國列傳》。

就整體而論，《新五代史》的史料價值比《舊五代史》要略遜一籌，這是歐陽修在刪繁就簡時，將不少具體資料也一同削去所造成的。至於他對舊“志”部分的大事砍削，人為造成史料空白，更是不足為訓。但《新五代史》后出，採用了實錄以外的筆記、小說等多種材料，在刪削的同時也新增了一些史料，尤其對十國部分的補充。由於《舊五代史》已非原帙，殘缺不全，《新五代史》特有的價值就更不應低估。再從其它角度來著眼，歐陽修撰史，渾然一體，結構嚴謹，選材講究，文字凝鍊；思想上不像舊史那樣大肆渲染“天命”而注重人事；創《職方考》，獨樹一幟，提綱挈領，眉清目秀，頗受稱道，都是它的長處。平心而論，兩部《五代史》各有短長，可以互為補充，不應偏廢。

《新五代史》問世后，即有徐無黨注。但徐注旨在解釋《春秋》筆法、闡述微言大義，對讀者並無多少裨益。

元·脫脫等著，496卷。

《宋史》撰修於元朝末年，全書有本紀四十七卷，志一百六十二卷，表三十二卷，列傳二百五十五卷，共計四百九十六卷，約五百萬字，是二十五史中篇幅最龐大的一部官修史書。早在元初，元世祖忽必烈就曾詔修宋史，因體例未定而未能成書。元朝末年，丞相脫脫主張分別撰修宋、遼、金三史，各自獨立，這一意見得到元順帝的同意，於至正三年（公元1343年）三月開局，三史同時修撰。

經過二年半時間，至正五年（公元1345年）十月，《宋史》匆匆成書。

《宋史》是在原宋《國史》的基礎上刪削而成的。兩宋時期，史官組織完備，雕版印刷術廣泛應用，書籍流傳和保存都較為便利，積累了大量史料。這就為元修《宋史》提供了良好的基礎。但是由於《宋史》修撰者匆匆急就，在史料的裁剪、史實的考訂、文字的修飾、全書體例等方面存在不少缺點，如一人兩傳，無傳而說有傳，一事數見，有目無文，紀與傳，傳與傳，表與傳，傳文與傳論之間互相抵牾等，這使它在二十五史中有繁蕪雜亂之稱。儘管《宋史》存在不少缺點，但是它卷帙浩繁，僅《列傳》就有二千多人，比《舊唐書·列傳》多出一倍；敘事詳盡，就史料的學術價值而言詳勝於略。同時《宋史》的主要材料是宋代的國史、實錄、日曆等書，而《宋史》是保存宋代官方和私家史料最有系統的一部書。

元·脫脫等著，116卷。

《遼史》撰成於元代，全書一百一十六卷，包括本紀三十卷，志三十二卷，表八卷，列傳四十五卷，國語解一卷。本書較系統地記載了我國古代契丹族建立的遼朝二百多年的歷史，併兼載遼立國以前契丹的狀況，以及遼滅亡后耶律大石所建西遼的概況，是研究遼和契丹、西遼的重要史籍。

遼太祖耶律阿保機建國之初，依仿漢人制度，設立監修國史官，並且仿照中原的做法，撰修《起居注》、《日曆》、《實錄》等。遼代曾先後四次撰修實錄。

金朝建立后，很注意總結前朝的興衰得失，著力修撰《遼史》，前後撰成兩部《遼史》。第一次是熙宗皇統年間（公元1141--1149年），耶律固主持修纂，最後由蕭永祺完成，此《遼史》有紀三十卷，志五卷，傳四十卷，但未曾刊行。

第二次撰修《遼史》，由廉惠山海牙、王沂、陳繹曾分撰，從至正三年四月開始撰寫，四年三月即告脫稿，僅僅用了十一個月的時間。這是因為前人所撰《遼史》和實錄提供了良好的基礎。

一般人認為，元修《遼史》失之簡略，但不應否定它特有的長處。《遼史》的志、表多有特色，其中一些志、表是其它正史所沒有的。

元·脫脫等著，135卷。

《金史》撰成於元代，全書一百三十五卷，其中本紀十九卷，志三十九卷，表四卷，列傳七十三卷，是反映女真族所建金朝的興衰始末的重要史籍。

《金史》是元修三史之一，最早議修於元世祖中統二年（公元1261年），以後在至元元年、十六年，以及仁宗朝、文宗朝都分別議論過修史的事，都因義例難定未付諸實行，直到元順帝至正三年（公元1343年），才決定“各與正統”，《遼》、《金》、《宋》三史分別撰修。翌年十一月，《金史》告成，前後用了不到一年的時間。修三史的都總裁官是右丞相脫脫，參加修《金史》的有鐵木爾塔識、張起岩、歐陽玄、王沂、楊宗瑞等，其中歐陽玄的貢獻最為突出，他制訂《金史》撰修的發凡舉例，書中的論、贊、表、奏皆他屬筆。

明·宋濂等著，210卷。

《元史》是系統記載元朝興亡過程的一部紀傳體史書，成書於明朝初年。

明太祖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元朝滅亡，朱元璋下令編修《元史》。洪武二年，以宋濂、王為裁、汪克寬等十六人為纂修，開史局於南京天界寺，進行編寫。從洪武二年二月到八月，用一百八十八天的時間，修成順帝以前各朝的歷史，共一百五十九卷。接著，明朝政府派歐陽佑持等十二人到全國各地徵集順帝一朝的資料。洪武三年二月重開史局，仍由宋濂、王任總裁，但纂修人員作了大幅度的調整，這一次纂修共十五人，只有趙塤曾參與第一次工作，其餘都是新人。八月書成，共五十三卷，歷時一百四十三天。前後兩次修成的文稿經過統一加工，共二百一十卷，內本紀四十七卷，志五十八卷，表八卷，列傳九十七卷。兩次開局共歷時三百三十一天。

朱元璋在建國之初，立即著手組織《元史》的編纂，而且在很短的期間成書，主要出於政治上的需要。他的意圖是以此來說明元朝的滅亡和明朝的興起都出於“天命”，而他自己則是“奉天承運”的真命天子。

清代著名學者錢大昕說：“古今史成之速，未有如《元史》者；而文之陋劣，亦無如《元史》者。”《元史》問世后，很多學者對它表示了不滿，錢大昕則是不滿者中持激烈否定態度的一個。對於《元史》的批評，主要認為它的編纂工作過於草率，沒有認真的融合貫通，基本上都是利用已有的文獻資料，略加刪削修改而成。但是，儘管存在這樣那樣的問題，《元史》仍是我們今天了解、研究元代歷史的極其珍貴的文獻。它是最早的全面、系統記述元代歷史的著作。

清·張廷玉等著，332卷。

《明史》三百三十二卷，包括本紀二十四卷，志七十五卷，列傳二百二十卷，表十三卷。它是一部紀傳體明代史，記載了自朱元璋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至朱由檢崇禎十七年（公元1644年）二百多年的歷史。清朝順治二年（公元1645年）設立明史館，纂修明史，因國家初創，諸事叢雜，未能全面開展。康熙四年（公元1665年），重開明史館，因纂修《清世祖實錄》而停止。康熙十八年（公元1679年），以徐元文為監修，開始纂修明史。於乾隆四年（公元1739年）最後定稿，進呈刊刻。從第一次開館至最後定稿刊刻，前後經過九十多年，是官修史書歷時最長的一部。在二十四史中，《明史》以編纂得體、材料翔實、敘事穩妥、行文簡潔為史家所稱道，是一部水平較高的史書。這反映出編者對史料的考訂、史料的運用、對史事的貫通、對語言的駕馭能力都達到較高的水平。

白壽彝教授指出《明史》受時代特點所限，《明史》已無法像前四史那樣去體現史家的思想，也無法像其餘諸史那樣相對少有避諱。史家們的艱難是在史德與現實中找尋出路。儘管如此，《明史》仍不失為一部歷史巨著，它的完善是突出的，它的避諱難言是突出的，它反映出的史家們的艱難也是突出的。這也是清初史學的特點

點校本二十四史為傳統文獻的整理積累了豐富的經驗，確立了現代意義上的古籍整理的基本範式和標準，為古籍整理學科的建設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點校本“二十四史”的整理編輯工作還得追溯至上世紀中葉。除了大批專家學者的鞠躬盡瘁外，“二十四史”的整理出版工作還得到了毛澤東主席、周恩來總理等一批黨和國家領導人的高度重視和積極支持。早在20世紀40年代初，毛澤東同志在《新民主主義論》中就指出：“中國的長期封建社會中，創造了燦爛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發展過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華，是發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條件。”1958年9月，毛澤東主席指示吳晗、范文瀾同志組織標點“前四史”（即《史記》、《漢書》、《後漢書》、《三國志》）。吳晗、范文瀾隨即於9月13日主持召開“標點前四史及改繪楊守敬地圖工作會議”，研究“前四史”點校的具體方案，並決定“其他二十史及《清史稿》的標點工作，亦即著手組織人力，由中華書局訂出規劃”。10月6日，吳晗以吳晗、范文瀾兩人的名義，給毛澤東主席寫信，彙報會議的情況。主席複信：“計劃很好，望照此實行。”

隨後，由中華書局牽頭組織，顧頡剛、聶崇岐、齊思和、宋雲彬、傅彬然、陳乃乾、章錫琛、王伯祥等先生參與，制訂了《“二十四史”整理計劃》，並列入國家《三至八年（1960－1967）整理和出版古籍的重點規劃》。按照“標點前四史及改繪楊守敬地圖工作會議”商定的進度，“前四史”要在1959年10月之前出書，作為國慶十周年的獻禮。但由於整理工作過於艱巨，按計劃出版的僅有《史記》一種。“前四史”整理出版計劃一直到1965年才得以完成。在落實“前四史”整理出版工作的同時，其餘二十史的整理工作亦隨之全面展開，全國重點高校的一大批歷史學者，如吳則虞、王仲犖、唐長孺、陳垣、聶崇岐、劉節、柴德賡、劉乃和、羅繼祖、鄧廣銘、馮家升、傅樂煥、翁獨健、鄭天挺等，均參與到了整理工作之中。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二十四史”整理工作陷於停頓。1971年，全國出版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周總理也批示：“二十四史中除已標點者外，再加《清史稿》，都請中華書局負責加以組織，請人標點，由顧頡剛先生總其成。”並要求：“你們要合作，協商一下，不要重複，早一點完成。”同年5月3日，國務院出版口領導小組寫了《整理出版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的請示報告》，對“二十四史校點情況”、“人員的組織和分工”、“整理校點工作的辦法”、“《清史稿》的整理辦法”及全部工作的大致進度，向中央作了彙報，並得到了毛澤東主席的批示：“同意。”“二十四史”及《清史稿》整理工作再次展開，后“二十史”陸續出版。1977年11月，點校本《宋史》面世，標誌著全部“二十四史”整理出版工作最終完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的校點出版，突破了當時極“左”思潮所設置的文化禁錮，成為開放封存書、整理再版古籍的開端。

從“二十四史”全部出齊至今，已經過去了整整30年時間。事實證明，點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已經完全取代舊的本子，被公認為當前最好的整理本——“國史”標準本，享譽學術界、文化界，成為代表新中國古籍整理出版事業的標誌性成果。從它出版問世之後，各種舊版本的二十五史幾乎全被淘汰，中華書局點校本“二十四史”和《清史稿》成為海內外學術界最權威、最通行的版本。謝玉傑等在其主編的《中國歷史文獻學》中指出它有三個特點：“一、新式點校本，書前均有《出版說明》，對原書作者、內容結構等做了簡要的評述，說明點校本所採用的版本，吸收哪些學術界的成果，對閱讀該書具有指導意義；二、對分段、標點以及校勘成果作了精當的技術處理；三、廣泛吸收了學術界的研究成果，達到了比較高的學術水平，不僅為廣大讀者提供了一套精善的正史讀本，也給專門研究者提供了完善的引證本。”吉川幸次郎在《訪華余錄——出版和書店》中評價它“可以肯定超過乾隆殿本，將成為今後研究者的標準本”，“《二十四史》的整理工作，作為學術上的曠古未有的事業，意義十分重大。”

同時為了方便使用，中華書局曾專門組織人力，編撰各史《人名索引》或《地名索引》，更有1980年張忱石、吳樹平的《二十四史紀傳人名索引》和1996年何英芳的《清史稿紀傳人名索引》。為一般家庭考慮，以免卷帙繁多之難，1997年推出縮印本系列：“二十四史”全20冊，《二十四史人名索引》全2冊，《清史稿：附人名索引》全4冊，又有禮品裝；考慮到讀者的閱讀習慣，2000年推出簡體橫排本“二十四史”全63冊。與研究相關的出版物《二十四史研究資料叢刊》，1980年以來已出版了《史記探源》《元史本證》等十幾種，今後還將繼續出版，總數在百種左右。隨著“二十四史”修訂工程的開展，最近幾年將推出一個新的配套項目——“二十四史校訂研究叢刊”，計劃出版30種左右。全部修訂工程完成後，中華書局還將推出“二十四史”和《清史稿》的電子版及精編本。

作為看家書、品牌書，點校本“二十四史”高級別、高素質的整理隊伍以及其國家重點文化項目的身份，其本身就已經是一種權威而有效的宣傳。中華書局對“二十四史”和《清史稿》進行的產品維護和多層次開發，不僅滿足了不同方面、不同層次讀者的需求，也使得點校本“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始終受到學界重視、讀者歡迎，常銷不衰。根據近5年的銷售統計，每年平均銷售保持在6000套左右（其中《史記》累計印數已超過50萬套，《三國志》累計印數近35萬套，其他各史的累計印數從三五萬套到十幾萬套不等），年銷售碼洋1500萬元左右，收到了良好的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

點校本“二十四史”的整理出版工作，由於經歷時間較長，加上政治形勢的左右和參與點校人員變動等因素的影響，點校本各史呈現出不同程度的先天不足。多年來，一些專家學者有針對性地撰寫了一批校訂研究的專著和質疑、考證性的文章、札記，大量考古發現及學術研究的深入對一些史書中所述史實也有所釐正，中華書局二十餘年來有意識地收集整理了不少關於點校整理本的意見和建議。本著對廣大讀者負責，促進學術進步的要求，以及維護一個良好圖書品牌，更進一步弘揚祖國優秀傳統文化的需要，同時也考慮到一大批能夠從事這項繁重的古籍整理出版任務的專家學者日益減少，為了搶救性地利用老專家、老學者的工作能力，培養學術梯隊，中華書局已將“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的修訂工作提上日程，並正式啟動。通過全面系統的修訂整理，基本解決原點校本存在的各種問題和不足，在原有基礎上，形成一個體例統一、校勘全面、標點準確、閱讀方便的“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的全新升級版本，成為新世紀中國古籍整理事業一個新的里程碑和新的標誌性出版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