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富林古文化遺址

概述

1958年，當地村民在開河時發現了廣富林古文化遺址，之後共進行過四次考古發掘。

第一次是1961年9月，經考定，廣富林文化遺址早於馬橋遺址，又略晚於崧澤文化遺址中層，為良渚文化遺存。

1999年至2001年，相繼展開了第二次、第三次發掘考古工作。在第二次發掘中，發現了大型漢代建築構件；同時發現一件呈屏風狀的竹木框葦編物，一說是漢代屏風，又疑是漢代宮殿建築中的靈柩。第三次發掘中，除繼續發現良渚文化遺存外，還於1號區域出土了一批不同於良渚文化特徵的新器物，稱“廣富林遺存”，后取其文化特徵的內在屬性，定名為“廣富林文化”。從考古學角度來說，廣富林遺址遺存中具有三種不同的古文化現象，除廣富林文化具有鮮明的移民文化特徵應以獨立命名外，其他的則應歸類於已經命名的崧澤文化和良渚文化。廣富林遺存的陶器具有鮮明的特徵，完全不同於以往分佈於該地區的所有其他文化。

第四次考古發掘時間是2008年3月至7月，發掘面積六千平方米。首次在上海地區發現了春秋早期的鼎制青銅禮器殘件，表明松江廣富林地區禮制規格之高，非同尋常。同時，又發現了八座廣富林文化墓葬，進一步顯示了廣富林文化遺址的考古價值。2008年在廣富林遺址最北端進行的大規模考古發掘取得了豐碩成果，發現了廣富林文化時期的生產、生活環境，即遺址東北部的大片湖泊等，湖泊的沿岸發現了大約1000平方米的大量木樁。從出土的許多陶器碎片推斷，該遺址存在著良渚文化與廣富林文化在同一地點的膠著狀況。廣富林文化時期的住宅為干欄式建築和地面式建築兩種類型。廣富林文化遺址還發現了稻殼和稻米，而發現的鹿角和豬骨可能表明，當時的先民已把豬和鹿作為肉食來源。發掘中首次發現的八座廣富林文化墓葬，填補了廣富林文化未發現的墓葬空白。

1958年--1987年發掘

1958年，當地農民開掘河道時，發現了大批古代遺物。1961年9月對其進行考古發掘，探明遺址為2層。上層面積10000平方米，出土大量陶片、陶紡輪、陶餅、帶紋飾、硬陶和帶釉陶等，系春秋戰國時期文化遺存。下層面積7000平方米，有灰坑1個，墓葬2座。一號墓葬品有陶罐、壺、帶蓋三足器、鼎、盤和紡輪等物，分置於墓主頭足附近。在墓南約2米處，有較完整豬骨架一具。二號墓葬品有石鏟、石鏃、陶鼎、罐盤等物，分置於頭、腰和足部附近。墓東約12米處有狗骨架一具。同時出土的還有陶器和磨製石器，如鐮、斧、鑿、鏟、刀、矛等，屬新石器時代晚期的典型良渚文化類型，是銜接崧澤文化和馬橋文化的重要時代環節，從而將上海的歷史有機的串了起來，使人們可以完整的了解上海的歷史發展的全貌，具有很大的考古價值。 1987年，當地農民在挖土建房時，鑿形足陶鼎，以及花瓣形圈足陶杯等10餘件遺物。經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員會考古部專家鑒定，這批文物的年代屬於崧澤文化晚期，為崧澤文化、良渚文化過渡期的典型器物。

1999年--2005年發掘

1999至2005年，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員會考古隊對遺址進行了比較全面的勘探和小規模的發掘，首次發現了一類新石器時代的晚期文化遺存。該遺存陶器具有鮮明特徵，陶質為灰、黑、紅褐夾砂陶和灰、黑、紅泥質陶，前者佔65%，後者佔35%左右。素麵陶大約佔三分之二，其餘飾壓印、刻劃和附加堆紋。壓印紋有繩紋、籃紋和方格紋，其中以繩紋最為常見，並有粗細變化和排列形式的差別。刻劃紋種類較多，有單線方格紋、複線菱格紋、葉脈紋、八字紋、錯向斜線紋、相交斜線紋、豎條紋等。附加堆紋常見於大型器物如瓮上，圍繞器物堆貼，其上多有指捺紋。另外，還有弦紋和凸棱紋。陶器種類有垂腹釜形鼎、淺盤細高柄豆、直領瓮、帶流鬶和筒形杯。該遺存文化內涵非常單純，根據器物比對，同分佈在江蘇高郵、興化一帶里下河地區的“南盪遺存”有相似之處。而“南盪遺存”在里下河地區是外來文化，其來源可以追溯到豫東、魯西南地區的龍山文化王油坊類型。王油坊遺址的年代，經C14測定和樹輪校正，距今4200～4500年。南盪遺址經C14測定和樹輪校正，均不早於2000B.C.。這類遺存在環太湖地區是第一次發現，依據考古學定名原則，稱之為“廣富林文化遺存”。廣富林遺址上層發現了東周至漢代遺存，出土的建築材料有大型卯榫繩紋鋪地磚、獸面紋瓦當，另有青銅生產工具等，充分證明廣富林在東周至漢代時期是一處非常重要的大型聚落。2006年，中外考古專家聚集松江，經過學術研討和實地考察后認為，“廣富林文化遺存”是新發現的文化遺存，是一種新見的考古學文化，可以命名為“廣富林文化”。

2008年發掘

2008年，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員會考古隊對遺址進行了歷史上最大規模的考古發掘，取得了豐碩成果。在5個方面有了顯著突破：一是開掘面積8000平方米，探方近250方，使遺址的文化內涵大面積地顯現；二是遺址的良渚文化、廣富林文化、東周文化等遺存的疊壓關係更為清晰；三是進一步揭示了廣富林文化時期，當地先民的飲食、居住、墓葬等習俗；四是發現了部分廣富林文化時期的生產、生活環境，即遺址東北部的大片湖泊；五是廣富林東周文化遺存有重大發現。

此次大規模考古的具體地點是在廣富林遺址的最北端，在那裡發現了廣富林文化時期的生產、生活環境，即遺址東北部的大片湖泊。湖泊的沿岸發現大量木樁，其面積約1000平方米。木樁應該是當時的漁業捕撈設施和沿湖泊的住宅。而在生活區發現的一條壕溝內，出土了許多良渚文化的陶器碎片，這是良渚人丟棄的生活垃圾。從而推斷，良渚時期人們的生活地帶也在附近。故該遺址存在著良渚文化與廣富林文化在同一地點的膠著之狀況。

廣富林文化時期的住宅為干欄式建築和地面式建築兩種類型。遺址北部湖邊發現廣富林文化木構建築，這是一種干欄式建築，在湖邊遺址發現有排列整齊的柱洞，原本有木樁，為干欄式建築的房基，木樁上架梁，再在樑上鋪板，以起到防潮、防水的作用。這些房屋都是獨立的小房子，當時尚未形成村子，而是以原始村落形式存在。在湖邊遺址還發現了大批陶器、植物遺存，另有梅花鹿角、豬等動物遺存。考古發現有一處地面式建築，為平地起建，牆體已經倒塌於生活面上。生活面土壤呈淺紅色，先民將平地燒烤，使其變得乾燥、堅硬，便於生活。倒塌的牆體為紅色，可以斷定該建築是因火燒而倒塌。從倒塌的這一片牆體實物推算，這類地面式房屋的牆高在0.9米以上。這種木骨泥牆反映出先民已懂得在製作牆體的時候，往泥土裡以木、竹為筋，以加強牆體牢固度，類似於今天的鋼筋水泥混凝土。

此次考古，在廣富林遺址首次發現了稻殼和稻米，據此判斷，上海的先民們已經開始人工種植水稻。以往，良渚文化時期的稻米已被發現，此次發掘出的廣富林文化時期稻殼和稻米，數量較多，形態完整，是研究長江下游地區稻作史和農業經濟形態的珍貴材料。而同時發現的鹿角和豬骨則表明，廣富林文化先民已把豬和鹿作為主要的肉食來源。

發掘中還首次發現了8座廣富林文化墓葬，填補了廣富林文化未發現墓葬的空白。廣富林文化墓葬為土坑豎穴墓，長度皆在2米左右，寬約0.8米。其中35號墓發現有隨葬品，數量較多的隨葬品被放置在主人腿部左側。隨葬品中有煮飯用的鼎、收割用的石鐮，但比生活、生產實用器物的體積要小，且製作較粗糙，由此鑒定為冥器。廣富林文化墓葬葬式多為仰身直肢，而一穴為特別的曲肢葬。墓穴主人頭向右側，雙手半舉至頭部，雙膝彎曲，這些現象與規劃嚴謹、葬俗統一的良渚文化墓葬差異明顯。包括此次發掘出土的此穴在內，上海地區共出現了三穴曲肢葬。一穴發現於福泉山古文化遺址，經考證為陪葬；另一穴發現自馬橋文化遺址，骨架作雙手作捆綁於背後狀，明顯為犯規處死。那麼，這具廣富林文化的曲肢葬主人，他是否死於非命呢？由於墓穴非常小，僅容一人彎曲安置，此人的雙手高舉至頭，有被強制性放入跡象，因此，此人很可能是因犯規而被處死。

2008年的考古發掘中，在廣富林遺址還發現東周、漢代及宋元時期大量遺存。遺址出土了一批東周時期的重要文物，如東周時期的水井、龜甲、青銅鼎殘件、青銅削、原始瓷器等。此次考古發現的東周水井形制很特別，井圈以未經加工的石塊盤築而成，石料概取之於附近的辰山。井底還鋪設有木板。我國自古有“因井為市”之說。因此，東周水井的發現，印證了廣富林在當時已經形成市井。493號灰坑中出土了大量陶器、木器和十餘片龜甲。龜甲，在古代用於占卜，始見於中原商王朝，西周、東周時期有延續。被發現的十餘片龜甲中，一片龜甲的腹部有鑽痕。說明這些龜甲是當時的占卜工具。在奴隸社會時期，占卜活動是在貴族階層流行。這些龜甲全部出土於方形大坑，此坑的位置很可能是當時聚落中用於祭祀的場所。青銅鼎殘器的發現也尤為重要，因青銅禮器只有貴族才能使用。廣富林發現的這塊青銅器殘片，是春秋銅鼎口沿，能清晰地看到上面的魚鱗紋圖案，表明它是一件青銅禮器的殘片。由於是被發掘出來的殘片，所以進一步證明這件青銅禮器為原地使用，這就等於提高了該遺址的等級。此件青銅禮器的殘片，也是上海考古發掘出土的第一件青銅禮器。廣富林東周時期重要遺物的發現，從一個側面印證了當地在東周時期曾經是吳國東境的一處有相當等級和規模的聚落，這裡曾經居住著東周時期的貴族階層。

2008年的考古成果加上前幾年的考古和調查資料表明，廣富林東周時期文化遺存分佈面積約0.8至0.9平方公里。即南至華東政法大學；北至規劃中的銀河路一帶；東至陳子龍墓附近；西至沈涇塘以西。因此，廣富林東周時期文化遺址的保護範圍還有待於進一步科學劃定。

廣富林的遠古文明已由科學考古而得到初步證實。早在5000年前，廣富林一帶就有松江先民在此地勞作生息。四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時代晚期，當地就已經普遍種植水稻，悠久的農耕史，表明了當地具有先進的農業生產方式。當地的紡織歷史也很久遠，遺址還出土有新石器時代晚期的陶紡輪。東周至兩漢時期，當地為規模較大的聚落或城邑。以後逐漸衰弱。

約在元明之際，廣富林因有集市而人煙稠密，商賈輻輳。當年，廣富林市之北環帶九峰，周邊都是一望無際的良田，四面皆水，其間河道縱橫，是典型的江南魚米水鄉。在明代崇禎《松江府志》云：“廣富林市，在三十八保，后帶九峰，前迤平疇，氏族曹氏家焉。”在該志的《華亭縣境圖》上，廣富林四面皆為水系環繞，文字標明為“富林市，”這表明，廣富林是遠近聞名的集市，是水陸貿易的集散地。清代嘉慶《松江府志》卷二記云：“廣富林，在三十八保，一名‘皇甫林’，后帶九峰，前迤平疇。自曹節庵居此，陳黃門繼之，地益增重。近，邑人王昶、陳廷慶建陳夏二公祠於此。”

明代陸德蘊（字潤玉）作《富林十景》詩，有《富林春曉》、《村莊雨霽》、《九峰環翠》、《八曲潮生》、《三泖回瀾》、《綠沙農本》、《松林龍蛻》、《橫浦歸帆》、《客舟夜泊》、《溪橋曉市》等10首詩。根據《富林十景》詩分析，其中四景為水景，一景為廣富林市（半為水景）景，一景為遠山之景，一景為田景，一景為林景，二景為村景。從中可以知道，廣富林是以水景為主，周圍的水面廣袤無際，這樣的水利環境，對於以舟楫為交通工具古代社會，廣富林能夠興市就不足為奇了。

明代所謂的“富林市”或“廣富林市”，就是一個自然而然形成集市，與地方行政建制“鎮”有區別，“市”與“鎮”的性質不同。“市”在人口相對密集方面與“鎮”相彷彿，其重在商業貿易，就是沒有官方設立的行政管理機構而已。比如，明代“泗涇市”或稱“泗濱市”，是周圍幾十里著名的“米市”，為松江府地區重要的糧米貿易市場之一，其商貿規模與人口密集的狀況要超過“廣富林市”。“廣富林市”周圍環水的地理環境，水路東西南北通達，向西可直達江浙地區，又緊鄰雲間三泖水產區域，因此，“廣富林市”應該是魚、米、布、鹽、南北貨貿易集散地和中轉站。據《富林十景》詩《溪橋曉市》“斜月未墮山，煙中市聲起”之句，可以知道，在每天黎明月亮還未落山之時，“廣富林市”的商貿活動已經開始，曉霧晨煙之中，市間已經人聲鼎沸了。

崇禎《松江府志》所云：“氏族曹氏家焉”是指松江明代中期的曹泰、曹時中兄弟。曹泰，字時和，松江府華亭縣（今松江區）人。景泰五年（1454）進士，蒙冤致殘歸里。著《九峰集》。嘉慶《松江府志》記云：“自曹節庵居此”指的是曹時中。曹時中，位元組庵，松江府華亭縣（今松江區）人。成化五年（1469）進士，官刑部郎。年四十乞養歸富林。其擅長書法，學懷素草書。曹氏家族是廣富林望族，時人稱：“富林二曹，一時人豪”。曹氏宅是當地規模最大的住宅建築，於宅之西側還築有西園。該園是曹氏兄弟結交江南名士的場所，吳門畫派領軍人物沈周曾客寓西園，其《西園》詩有：“為園多半事游嬉，傍宅西偏事事宜”之句。

元明清時期，廣富林一家一戶以家庭為單位的棉紡織生產，是農村傳統的手工副業。當地有著先進的棉紡織系列工具，所生產的松江布有很多著名的品類，素有“衣被天下”之稱，地方紡織民俗頗具特色。

20世紀60年代末，廣富林小市鎮仍保存了原有的布局，街坊和住宅屋宇依舊還是古色古香的傳統樣式。廣富林的傳統住宅也很有特色。20世紀70年代以前，住宅一進或兩進，以一進深的為大部分，常見有一進三間者；兩進深建築，為前後二幢平屋與東西兩廂房組成。20世紀80年代，廣富林高氏宅是一座鄉村大型住宅，始建於清代後期，廚房灶頭別有一番特色，灶頭的繪畫圖案乃是民間藝術的典型產物。居室內的傳統傢具擺設，如桌、椅、床、案、幾、凳、米桶、鞋桶、箱櫃等，另有極少見的藤編廣漆元寶形搖籃。

到21世紀初，松江廣富林遺址原始文化考古的新發現轟動了考古界。一是基本探明了該遺址原始社會時期古文化主要有崧澤文化、良渚文化、廣富林文化等類型。其中廣富林文化的發現增補了上海古文化文明的組成系列，為環太湖地區增添了一處新石器時代晚期的文化遺址。二是發現了從黃河流域來此居住的移民，這是考古中發現的上海地區首支移民，這對於主體為移民的上海具有重要的研究價值。三是初步發現這裡在周代已有城鎮聚落，這為研究上海城市的形成提供了重要材料。四是發現了別具特點的干欄式建築和地面式建築兩種類型的原始社會房址。根據專家預測，對九峰原始文化的考古發掘，至今只能算是冰山一角，隨著考古的深入，這裡可能會發現更為豐富的文化寶藏，該遺址的地下可能隱藏著一部中國史前文明史。

2006年，中外專家學者們認可了廣富林4000年前的文化遺存為“廣富林文化”。中國考古學會副理事長、原故宮博物院院長張忠培認為：“廣富林遺存可以作為獨立的考古學文化來看待，廣富林遺存命名為廣富林文化有它的合理性。”因為廣富林文化是首個以松江的地名命名的文化類型，這對於松江區來說，其意義就顯得尤為重要了。國家文物專家建議松江區保護好廣富林文化遺址，抓緊申報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地點。要作好保護利用規劃，造福子孫萬代。因廣富林文化遺址是國家重要文化遺址，故松江區面臨的文物保護責任將更為重大。

廣富林古文化遺址地塊的保護和利用，是一件利國利民的好事和實事。然而，我們必須依法行政，對廣富林古文化遺址地塊建設作出準確的定位。我們認為應該遵循《中華人民共和國文物保護法》，廣富林古文化遺址地塊的建設應該定位為保護性建設。國家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文物保護法》強調了對文物保護的重要性，提出“保護為主，搶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強管理”的十六字方針。作為物質文化遺產和非物質文化遺產，是極為寶貴的不可再生的歷史文化資源，一但被破壞和消亡，那隻能是追悔莫及。因此，我們必須首先要做好文化遺產的保護和搶救工作，其次再是利用和管理好這些珍貴的歷史文化遺產。因而，廣富林遺址的保護和環境建設，已經到了必須要擺上議事日程的時候。

近年，國家文物局提出要重視大遺址的保護問題，廣富林古文化遺址就是一處典型的大遺址。因此，對廣富林古文化遺址的規劃建設，一定要定性為保護性建設。廣富林古文化遺址保護性建設的適用法規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文物保護法》，尤其是該法規的第一章第四條、第九條、第十條，第三章第二十九條、第三十條、第三十二條等最為適用。廣富林古文化遺址的保護工作是國家發展文物保護事業的一部分，其必須納入我區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所需經費列入地方財政預算。

廣富林古文化遺址發現之初，僅僅劃定標誌碑周圍200米範圍為保護區，當初認為該遺址文化只是良渚文化的一個分支，價值和地位並不高，因此發掘工作曾一度停滯幾十年。隨著1999至2005年的進一步發掘，發現了廣富林文化遺存，保護面積擴大為目前的15萬平方米。然而， 2008年3至7月的因為修路而進行的搶救性發掘的成果表明：該文化遺址一直延續到春秋戰國乃至兩漢以前，幾乎每個時代都留下了十分珍貴的文化遺存，這樣的歷史遺跡對於上海這樣一個缺少歷史根基的城市來說，其歷史價值、社會效益以及經濟意義都十分重大。

2008年，廣富林地塊的建設規劃由方松街道和新城公司具體負責。項目名稱幾易其名，開始稱“廣富林文化科技博覽園”，又改為“廣富林文化博覽園”，最近改為“廣富林文化遺址公園”。項目性質稱“保護開發。”初步規劃建設展示館，開發廣富林市鎮等。還設想在遺址的東面開挖人工湖泊。廣富林文化展示館的建築設計為人工湖水下建築，以聲、光、電、蠟人、圖片、文字等展示廣富林文化。規劃建設。初步規劃的廣富林市鎮準備修建仿古傳統商業街區。

根據編者近期實地考察，廣富林遺址公園目前還在建設中，未完全對外開放，除了下文要詳細介紹的知也禪寺、名人墓和音樂噴泉外，在建的遺址公園重要組成部分還包括：博物館如明代高房、堯舜禹館，交流中心，藏書閣，富林塔，藝術展示區，演藝中心以及周邊商業圈，如禪茶館、富林麵館、城市咖啡及其他公共服務基礎設施等，集文化傳播和娛樂體驗於一體，是古代文明和現代設施的完美結合，園中各式各樣的建築風格也令人目不暇接，園林般布景的公園恢弘大氣又不失清新婉約，讓人完全置身於廣富林文化氣息中，預示了廣富林遺址公園未來的成功。

知也禪寺由來已久，據《方松街道志》第二十九章民間傳說記載：相傳唐代晚期，有一天，一位叫“大致”的高僧從洛陽雲遊至此，被眼前松江九峰環翠的美景深深吸引，便發願在此建寺、弘揚佛法、普渡芸芸眾生。於是，他四處化緣。經過十年化緣，終得巨資，在四面環水的高亢廣富林之地建起一座宏偉的大殿，即知也禪寺。

編者實地考察時，親眼目睹了知也禪寺香火鼎盛，前來朝拜的信眾絡繹不絕，寺中大雄寶殿恢弘雄偉，佛像威嚴肅穆，文殊菩薩廟更是考生必拜之地，吸引大批考生前來上香，方丈和寺中僧侶知佛靜修，營造一番平靜安詳的氛圍。內觀閣、方丈室、五觀堂等廳室盡顯佛家氣度，“知恩一日禪”活動的開展也有效地加大了知也禪寺在松江乃至上海的知名度。

廣富林地塊的另一處文物古迹是村東首的晚明著名的文學家、詩人，陳子龍墓。1987年9月，公布為上海市文物保護單位。

人物介紹

陳子龍（1608—1647），字卧子，號大樽，別號穎川明逸、於陵孟公，松江府華亭縣（今上海市松江區）人，因其田產學籍在青浦縣，因此也被一些後代學者稱為松江府青浦縣人。崇禎十年中進士，初任紹興推官，因功擢兵科給事中。曾參加“復社”，又與夏允彝、徐孚遠等人共同組建“幾社”，為幾社領袖，與夏允彝一起被世人並稱為“陳夏”。張溥病逝后，陳子龍成為復社後期共戴的精神領袖，但因忙於公務，已基本不參與復社的團體活動。

復社與幾社既是文學團體，又是政治性團體，均旨在以復興絕學相期逸，以文章氣節相砥礪，團結了大批愛國知識分子。當時稱文章者，必稱兩社；稱兩社者必稱雲間；稱雲間者，首推陳、夏。

陳子龍生平著作甚豐，所編卷帙浩瀚。明代崇禎十一年，丁憂在家的陳子龍與松江幾社諸子編輯《皇明經世文編》508卷，任職浙江紹興期間，又與李雯、宋徵輿一起編選《皇明詩選》。現代，由華東師大出版社輯印《陳子龍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輯印《陳子龍詩集》，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陳子龍全集》。

陳子龍是明代文壇重要的作家，也是明末詩詞文多領域的領袖人物，具有多方面的文學成就，詩、詞、散文、駢文都卓然自成一家。陳子龍的詩，大多剛勁雄渾，沉鬱頓挫，又有一部分詩歌瑰麗華美，別具風格，一些代表作熔鑄了沉鬱與瑰麗兩種風格，高華雄渾，直追唐人，為雲間派首席，影響深遠。近代“南社”領袖詩人柳亞子就自謂私淑雲間派。陳子龍的詞，婉麗精工，蘊藉極深，扭轉了元明兩代詞壇不斷衰敗的趨勢，獲得很大成就，被公認為明代詞人之冠，同時拉開了清詞中興的帷幕。陳子龍的散文尤其是奏疏、策、論也很出色，吳偉業稱其“論策視二蘇”。陳子龍的駢文（四六文）與賦雖有不少擬古之作，但是也有一些佳構，吳偉業稱其“四六跨徐（陵）、庾（信）”。

明亡后，兩社傑出之士，相繼蹈義成仁，好友夏允彝就是其中之一。1645年秋，允彝投水赴難，陳子龍得悉后，痛哭悲悼。此後，陳子龍繼續堅持抗清，出家為僧，法名衷信，以僧裝為掩護，四處聯絡，積極組集義兵，抗擊清軍。清順治四年（1647）清明，陳子龍參加夏允彝葬禮，作《會葬夏瑗公》詩二首，有“驚濤不盡鴟夷血，痛哭空留賈傅書”之句。接著，陳子龍意圖進一步堅定清松江提督吳勝兆反正之決心並為其聯繫舟山水師，試圖會合兩股力量攻擊南京一帶的清軍，光復江南。事情泄露后被捕，面對清官員審判，陳子龍拒絕下跪，拒絕招供同謀，清官員決定將其押往南京，讓洪承疇親自審訊。五月十三日，清軍押他前往南京的途中，陳子龍乘看守人不備，投身雲間第一橋下古浦塘，迅速被激流捲走，英勇就義，年僅40歲。清軍讓人撈出其遺體，斬頭戮屍，將其首級掛在船頭的虎頭牌上。陳子龍弟子王澐聞聽噩耗之後，冒險與陳子龍另一弟子徐桓鑒以及陳子龍生前轎夫吳酉一起找到其遺體，幾經輾轉，后歸葬於廣富林村陳氏祖塋。

後人敬仰

清代乾隆四十一年（1776），清朝廷表彰明朝烈士，追謚陳子龍為“忠裕”。乾隆五十三年（1788）立“墓田碑”碑石。乾隆五十九年（1794）建碑亭。清代後期，太平軍進攻上海，祠堂被毀。以後，陳墓因年久失修，斷碑蔓草，一丘荒冢。青浦縣令陳其元捐俸集資，整修陳墓與重建祠宇。1949年，修復陳子龍墓。1954年，重修碑亭。十年動亂期間，陳子龍墓碑被摧折，1987年，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員會撥款修葺。1990年，又在墓地入口增建一段墓道和單門牌坊。2010年左右，修築圍牆，並在石牌坊上安裝木柵門，使陳子龍墓得到更好的保護。

修復后的陳子墓，墓地1300餘平方米。松柏環繞，鬱鬱蔥蔥；碑亭墓室，莊嚴肅穆。入口處辟有3米寬甬道，石牌坊作墓門，高6.7米，牌坊正中由著名書法家李一氓書“明陳子龍墓”。過牌坊甬道，緩步三級，為小平台，北側新建3.3米高、2.7米闊的碑牆，嵌有著名書法家、學者顧廷龍先生撰書的《陳子龍事略》石四方，陳子龍畫象石一方，古樸端莊。過小平台，再步四級，為墓前大平台。墓室為三穴磚砌券頂，坐東向西。墓室前矗立著清代乾隆五十一年（1786）為陳子龍墓立的原墓碑，高2米；平台南側，是乾隆五十三年（1788）的“墓田碑”原碑石，記有墓田493畝，為歷史憑證。離墓室10米處，是按乾隆五十九年（1794）所建碑亭原貌而重建的碑亭，平面方形歇山頂，磚木結構，仿製石柱，方磚鋪地，名“沅江亭”。亭名取之於陳子龍《會葬夏瑗公》詩“華獄暮雲來大鳥，沅江春草媵文魚”之句，以紀念陳子龍赴水死難和寧死不屈的民族氣節。

此部分為體現上海之根——廣富林遺址的古色古韻，以虛實隱顯的多變水型構成整體水景的節奏韻律，創造藝術性、生態型、和諧型的智性空間；創造詩意的自然，神韻的自然，天人和諧的文化生態空間；以律動的光暈變切，音樂的空靈充分顯示本地的時代風貌，為廣大市民營造一處休閑娛樂，修身養性的新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