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井

市井，shì jǐng，漢語辭彙。古代指城市城鎮，街坊民居。見《初學記》卷二四：“或曰：古者二十畝為井，因井為市，故云也。”古代有井田之說，引申到城鎮則為民居聚落台門四合院中眾多人家住在一起並有水井可取水，故稱為市井，但一般人外出或進城，通常都是到了街市上，古代民人愚昧而感性，時間久了，難免牽強附會於街市，古時大多街市上並無水井，其規制依街形成並不按照四方之井田而作。

1、古代指街頭，街市。

①《管子·小匡》：“處商必就市井。”尹知章註：“立市必四方，若造井之制，故曰市井。”

②《公羊傳·宣公十五年》“什一行而頌聲作矣。”漢何休註：“因井田以為市，故俗語曰市井。”

③《漢書·貨殖傳序》：“商相與語財利於市井。”顏師古註：“凡言市井者，市，交易之處；井，共汲之所，故總而言之也。”

④《詩·陳風·東門之枌序》 孔穎達 疏引 漢 應劭 《風俗通》：“俗說：市井，謂至市者當於井上洗濯其物香潔，及自嚴飾，乃到市也。”

⑤《史記·平準書》：“山川園池市井租稅之入，自天子以至於封君湯沐邑，皆各為私奉養焉。”張守節 正義：“古人未有市，若朝聚井汲水，便將貨物於井邊貨賣，故言市井也。”后亦泛指店鋪，市場。

⑥明 馮夢龍 《東周列國志》第五十五回：“此人善於億逆，嘗游市井間，忽指一人為盜，使人拘而審之，果真盜也。”

2、城邑；城市；集鎮。

①《尉繚子·攻權》：“兵有勝於朝廷，有勝於原野，有勝於市井。”

②《後漢書·循吏傳·劉寵》：“山民願樸，乃有白首不入市井者。”

③《水滸傳》第四回：“出得那‘五台福地’的牌樓來，看時，原來卻是一箇市井，約有五七百人家。”

④《史記·律書》：“自年六七十翁亦未嘗至市井，游敖嬉戲如小兒狀。”

3、指城市中流俗之人。

①唐 李白《行路難》詩之二：“淮陰市井笑韓信，漢代公卿忌 賈生。”

②明 薛論道 《水仙子·賣狗懸羊》曲：“貌衣冠，行市井，且只圖屋潤身榮。”

③清 和邦額 《夜譚隨錄·霍筠》：“其父本市井，聞姚讚揚，私心竊喜。”

4、指行為無賴、狡猾。

《醒世恆言·錢秀才錯占鳳凰儔》：“尤辰雖然市井，從未熬刑，只得實說。”

5、指粗俗鄙陋。

清 和邦額 《夜譚隨錄·尤大鼻》：“韶謝曰：‘惠然肯留，深愜素望，第慙少子不學，出言市井，談鋒不敵，徒聒聽聞。’ ”

市井，是指商肆集中的地方，古代又稱作“市廛”。《管子·小匡》曰：“處商必就市井。”尹知章作注對市井解釋曰：“立市必四方，若造井之制，故曰市井。”市井、市廛，也就是我們平常所說的商業區。它佔據一定的城市空間與時間，並在一定意義上構成城市的人文景觀。而明清城市商業的發展首先表現在市廛在時空上的突破。按照“面朝後市”的要求，市廛在城市空間，被定位於宮殿或官衙的背後，這是最傳統，也是最合“禮”的一種城市布局。然而，城市商業的發展，卻並未被“禮”所匡縛。自漢至隋唐，在一些大的城市，以“市”命名的區域並非一處。如漢代長安有九個市，六市在大路西邊，統稱西市；三市在大路東邊，統稱東市。東西市以外還有個槐市。北魏洛陽有東市、大市、四通市等等。然而，市廛在數量上的增加，雖然是對傳統城市格局“面朝後市”的背離，“市”仍是一個被嚴格控制的空間，其特質的封閉性，主要體現在坊市制度。

市井含有“街市、市場”以及“粗俗鄙陋”之意。市井文化是一種生活化、自然化、無序化的自然文化，它是指產生於街區小巷、帶有商業傾向、通俗淺近、充滿變幻而雜亂無章的一種市民文化，它是一種“現象流”——“逝者如斯乎，不舍晝夜。”它反映著市民真實的日常生活和心態，表現出淺近而表面化的喜怒哀樂。它自由閑散缺乏莊嚴，缺少深刻性和心靈衝擊力，“沒有現實與歷史的深層次的憂患，更沒有血與火的悲劇意識。”

在中國歷史上存在達千年之久的坊市制度，它的最大作用莫過於創設了一個法治的城市商業空間。當它實現了對作為居民區的坊和商業區的市的嚴格隔離，並對“市”進行官設官管，施以監控后，一個封閉式的市制便形成了。按照同類而聚的原則，所有的商肆都被集中到市內。市的周圍被高高的市牆圈起，市牆四面設門，以時啟閉。如唐代的市，由司市掌管鎖鑰。“凡市，以日中擊鼓三百聲而眾以會。日入前七刻，擊鉦三百聲而眾以散。”而且，市廛門禁甚嚴，“越官府廨垣及坊市垣籬者，杖七十，侵壞者亦如之。”這種被置於封建政府嚴格管束之下的市廛，是繼周代之後的第二種形態。

第三種形態，即是指孕育了資本主義萌芽的明清商業，它起始於宋代，肇端於唐末。伴隨著唐末以來的坊牆的毀滅性破壞，商業大潮也衝決了市牆，坊市制度的末日，使商業活動擺脫了時空上的限制。而在高牆市門、鼓鉦鎖鑰變成瓦礫廢鐵的同時，一排排臨街而建的民居、店肆樹立起來。因而，在兩宋時期便出現了商業薈萃的繁華大街。如《都城紀勝》記載的南宋杭州城，“自大內和寧門外，新路南北，早間珠玉珍異及花果時新海鮮野味奇器天下所無者，悉集於此；以至朝天門、清河坊、中瓦前、灞頭、官巷口、棚心、眾安橋，食物店鋪，人煙浩穰。其夜市除大內前外，諸處亦然，唯中瓦前最勝，撲賣奇巧器皿百色物件，與日間無異。其餘坊巷市井，買賣關撲，酒樓歌館，直至四鼓後方靜；而五鼓朝馬將動，其有趁買早市者，復起開門。無論四時皆然”。這顯然是一個打破時空概念的開放性的市廛，它不僅遍布街巷、深入坊區，且給人一種“不夜城”的感覺。

對於由坊市廢除所產生的變革，有人稱之“城市革命”。“城市革命”的一個直接後果，便是城市商業的繁榮與城市經濟職能的增強。這從驟然增多的商業網路與商業機構，以及塌房、垛場、會子務、簿記、珠算等業務的出現所反映出的商業複雜化的趨勢，即可窺見一斑。因此，我們可以說，宋代的“城市革命”，為明清時期中國的城市市廛由古代向近代的轉型奠定了基礎。

以往，在不少學者的眼裡，進入封建社會晚期的明清時代，由於商品經濟的發展，尚未超越資本主義萌芽的階段，故而城市商業更是遠遠落後於西方。然而，事實上，在江南某些地區，明清時期的城市商業無論是時空上，還是質量上，都堪與同時期的，甚至是經過產業革命的英國相比。而這種可比性是出自來華的英國人口中。如18世紀的英國訪華使團成員斯當東曾在其訪問記中談到通州、北京和杭州三個城市的市廛。其中，他對杭州的印象是“城市內主要街道上大部分是商店和貨棧，其中許多規模之大不下於倫敦同類棧房。紡織的商店最多，也有不少毛皮和英國布匹商店。”

此外，英國人還注意到了兩種情形。一是在主要的街道，商業網點滲入街坊，居住區與商業區為一體。如“通州許多家庭的房子前面開設商店或作坊，後面住家，工商業顯得非常興旺，確實表現出來是一個為首都服務的城市。”另一是臨街店鋪大都掛起了招攬顧客的幌子。“通州鋪面都上了五顏六色的漆，有的甚至塗金，懸掛著很長的招牌來吸引顧客。貨品中有的是來自南方各省的茶葉、紡織品和瓷器，有的是來自韃靼區的皮貨。我們非常有興趣地看到貨品中居然還有少量的英國布匹。”北京的情況尤較通州繁華。皇城以東的地區“街道上的房子絕大部分是商店，外面油漆裝潢近似通州府商店，但要大得多。有些商店的屋頂上是一個平台，上面布滿了各種盆景花草。商店門外掛著角燈、紗燈、絲燈或紙燈，極精巧之能事。商店內外充滿了各種貨物。”由以上記載，我們可以驗證，至晚在清代，市廛已具備了自由貿易的形式與內容，所有店鋪的臨街開設，亦說明了它已絕少封閉性。

英國人所見到的北京商業區，大概是東安門外一帶，為當時京城的主要市廛之一。清人震鈞說，北京的主要商業區多達十餘處，所謂“京師百貨所聚，唯正陽街、地安門街、東西安門外、東西四牌樓、東西單牌樓、暨外城之菜市、花市。”這些大商業區大多分佈在北京內城。儘管清廷的旗民分城居住制度，將漢官及商民人等盡徙南城居住，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十一月，又以“城內開設店座，宵小匪徒易於藏匿”為由，下令將五十九座店鋪遷移城外，卻並未影響內城的這幾大商業區的發展。

事實上，由明入清，城市商業區亦呈增勢。如南京城，商業區在明代主要集中於城西南，“自大中橋而西，由淮青橋達三山街、斗門橋以西至三山門，又北自倉巷至冶城，轉而至內橋中心街而止，其物力客多主少，市魁駔儈千百嘈雜其中。”到了清代，“商業市場增至十八處，原來荒寂的三牌樓等處也形成了市場。”

在商業空間增大的同時，商業時間更是得到較為充分的挖掘，幾乎所有的大城市都有早市或者夜市。如清代的江寧（南京）“城中高井一帶有所謂曉市場者（俗稱黑市），每日破曉時有一輩貧人各持種種舊貨置之道旁出售，觀客亦不乏人，蓋以其價廉也。”京城的夜市更是熱鬧非常，歙人洪瞡·?霞有“夜市三條人似蟻”的詩句。

商業空間的拓展，必然引起城市空間的變化，也就是說勢必打破傳統的城市格局。這種情形在明末已非鮮見。然而，對於這種末業的膨脹，當時的輿論界與政界多是持認同態度的。如明萬曆年間，謝肇膌稱：“金陵（南京）街道極寬廣，雖九軌可容。近來生齒漸蕃，民居日密，稍稍侵官道以為廛肆，此必然之勢也。”由於這種默認，一些新辟的市廛，如三牌樓等地，竟破壞了原有的以皇城為中心的正方形城市平面格局。又如，京城最繁華的正陽門外，俗稱前門大街，亦自明末就出現了商肆侵佔官道的情形。據文獻所載，“崇禎七年，成國公朱純臣家燈夕被火，於是司城毀民居之侵佔官街搭造棚房擁塞衢路者。”但侍御金光辰卻以擾民為慮，上書諫止。疏言：“ ‘京師窮民僦舍無資，藉片席以盝身，假貿易以糊口，其業甚薄，其情可哀。皇城原因火變恐延燒以傷民。今所司奉行之過，概行拆卸，是未罹焚烈之慘而先受離析之苦也。且棚房半設中塗，非盡接棟連楹，若以火延棚房即毀棚房，則火延內室亦將並毀內室乎？’疏入，有旨停止。”其呼籲者之立場與商民同。事實上，在清代，店肆不僅可以與民居並立，可以侵佔官道，甚至還可以與官衙毗鄰相接。如正陽門外，以醬羊肉聞名的月盛齋，“鋪在戶部街，左右皆官署，此齋獨立於中者數十年，競不以公用徵收之，當時官廳猶重民權也。”所謂的“重民權”，即為重商民之權。中國的諸多百年老店能夠在清代出現，並能夠頂住各種壓力持續發展下去，是有其社會基礎的，而封建政府在商業政策上的寬鬆，在客觀上是起了扶持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