瑪麗·科爾文

瑪麗·科爾文（Marie Colvin），女，1956年出生在美國紐約長島風景如畫的牡蠣灣，是耶魯大學人類學專業的高材生，師從普利策獎得主約翰赫西（John Hersey）。但因大四的一場有關於日本廣島原子彈爆炸后情況的報道研討會，科爾文被戰爭報道深深折服，便立志成為一名戰地記者。畢業后供職紐約運輸工會內部刊物。后成為英國《星期日泰晤士報》資深戰地新聞記者。2012年2月22日，瑪麗·科爾文在敘利亞霍姆斯省首府霍姆斯市一處臨時媒體報道中心遭炮擊身亡。

科爾文本是美國紐約州一家小報的記者，後來成為《星期日泰晤士報》的戰地記者，在倫敦供職27年。科爾文過去30年裡報道過數場戰爭，包括科索沃戰爭、車臣戰爭、阿拉伯地區的動亂等，總是將自己的生命置於危險的場合，雖然其間獲獎無數，卻無法擁有正常的愛情和生活。為了鍾愛的事業，即使付出了失去一隻眼睛的代價，也未能阻止她重返更危險的地區。從斯里蘭卡到前南斯拉夫，從伊拉克到利比亞，哪裡有戰場，哪裡就有她的身影，2011年她甚至成為最後一位採訪卡扎菲的記者。憑藉她在車臣和科索沃的報道贏得了國際婦女傳媒基金會的“勇氣獎”，此前，她還曾憑藉在前南斯拉夫的報道獲得了英國“最佳駐外記者獎”。

2010年在一場紀念殉職戰地記者的紀念儀式上，科爾文道出了她不顧生命危險報道戰爭的決心：“我們的使命是準確客觀地報道戰爭和災難，我經常會問自己，我寫出來的東西到底值不值得冒生命的危險？”“我為什麼要報道戰爭？在過去幾天里，我一直在問自己這個問題，但這個問題很難回答。我並不是典型的戰地記者，因為我注重的是戰爭中的人性，我想告訴人們戰爭究竟是個什麼樣子。幾個世紀過去了，戰爭並未發生明顯的變化。戰場上依舊炮聲隆隆，血肉橫飛；戰場外妻離子散；交戰雙方都不肯公開真相。所以，我的工作就是做一名戰爭證人”。

從戰場歸來的女記者發現自己已經不適應“和平年代”，因為生活安靜得讓她發慌。她回憶說，在貝爾格萊德的經歷就像是一部史詩般的電影。“時間慢慢地流過，那裡所有的一切，包括燈光，看上去都是那麼特殊”。在經歷了戰爭、炮火和逃亡以後，我真的很難跟別人談論什麼住房抵押或內衣的流行款式”“得獎也讓我焦躁不安，我始終有一種負罪感，感覺自己是從戰爭中受益的人。我們把那些人身上發生過的可怕故事榨取出來，然後就從他們的生活中消失”，她因此而產生一種負罪感，“有時感覺自己就是個偽君子，因為我總是要回家的”說這話時，科爾文聲音沙啞，指間的香煙氤氳繚繞。這個一生摯愛戰地新聞的女人，身上從來沒有香水的味道。

2012年2月22日，英國《星期天泰晤士報》美國籍女記者瑪麗·科爾文在敘利亞對敘反對派採訪報道時遭炮擊身亡。21日，遇襲前一天科爾文在Facebook的個人主頁上說“我感到很無助。天氣也很冷！但我會繼續跟蹤報道（敘利亞動亂）”，她在發回的最後一次報道中說：“敘利亞霍姆斯城裡2 .8萬名平民，男人，婦女和孩子在炮火中絕望地尋求避難所，這是我見過的最慘的景象”。

2012年2月22日，英國《星期天泰晤士報》美國籍女記者瑪麗·科爾文及法國《巴黎競賽》雜誌社攝影師雷 米·奧奇力克在敘利亞遭炮擊身亡。據報道，當日上午，一枚炮彈擊中位於敘利亞霍姆斯省首府霍姆斯市巴巴阿姆爾區由示威者搭建的臨時媒體中心，科爾文和奧克利克在襲擊中死亡，並有三名記者受傷，其中一人是科爾文的夥伴、英國自由攝影師保羅·康羅伊，另一人是法國記者埃迪特·布維耶。據稱布維耶傷勢嚴重，傷者都被送到了BabaAmr區的戰地診所。

英國首相卡梅倫當天在國會對科爾文遇難表示哀悼，並稱這是對正在敘利亞採訪的記者所冒危險的“一個令人失望的悲哀提醒”。英國外交大臣黑格稱，他對這一令人悲痛的消息感到震驚及深深難過，並對兩名記者的家屬表達誠摯的慰問。《星期天泰晤士報》所屬新聞集團老闆默多克聞知這一消息后表示，科爾文是她這一代記者中最傑出者之一。當日英國當局召見敘利亞駐英國大使表示抗議，要求敘方立即安排人員取回遇難記者的遺體，並治療受傷的英國記者。

法國政府宣布了兩人不幸遇難的消息。路透社報道說，科爾文和奧奇力克在敘利亞霍姆斯市的住所遭到炮彈襲擊，兩人在試圖逃跑時被火箭彈擊中身亡。年僅28歲的奧奇力克憑利比亞反叛活動報道本月剛剛獲得“世界新聞攝影獎”。

美國國務院發言人紐蘭譴責稱，這個悲劇是“現政權無恥、殘暴的又一個例子”。美國《時代》周刊網站稱，這次悲劇讓聚集在那裡的記者感到震驚，也凸顯了報道敘利亞衝突的風險。

22日，敘利亞新聞部長馬哈茂德發表聲明說，當天在中部省份霍姆斯遭炮襲身亡的兩名西方記者在未獲新聞部許可的情況下進入敘利亞採訪。敘新聞部對美國記者瑪麗·科爾文和法國攝影師雷米·奧克利克及其他國外記者在敘利亞的採訪活動毫不知情。他呼籲外國記者赴移民局登記，依法獲得許可。馬哈茂德說，霍姆斯官員正在尋找受傷的外國記者。23日敘利亞外交部發表聲明，向殉職的記者家屬及其供職機構表示慰問，同時呼籲外國記者遵守當地法規，避免在未獲許可的情況下赴騷亂地區採訪。

2月22日晚上，在兩名西方記者遇襲身亡的霍姆斯省首府霍姆斯市，有民眾舉行集會悼念遇害的西方記者和敘利亞人。集會者舉著美國記者瑪麗·科爾文的照片，表示不會忘記她。同時悼念同一天前在霍姆斯遇難的名為“敘利亞先鋒”的鏡頭戰士賽義德，賽義德在生前拍攝的最後一個短片中，宣稱霍姆斯的巴卜阿姆魯區每秒都有轟炸，自己隨時準備成為烈士。

24日，在土耳其安卡拉有記者舉行集會，抗議兩名西方記者22日在敘利亞衝突中遇襲身亡。

瑪麗·科爾文2001年4月16日在採訪斯里蘭卡內戰時被手榴彈炸傷不幸失去左眼，她的獨眼形象幾乎成為新聞界一面招牌，傳奇事迹還被搬上熒幕。

1956年出生在美國紐約長島風景如畫的牡蠣灣，她曾經是耶魯大學英語文學專業的高材生，“那時我想的無非是寫點無病呻吟的小說”。大四那年，她參加了一場研討會，討論的是著名記者約翰·赫西關於日本廣島原子彈爆炸后情況的報道，這部美國20世紀新聞業的巔峰之作，深深地震撼了科爾文。“赫西是我職業生涯中的第一位導師。他讓我想去報道真實的事情，也讓我相信，這些報道能夠改變世界”大學畢業后，科爾文在合眾國際社做了一名夜班記者，沒過多久就被派往法國，成為巴黎記者站的主任。事業風生水起，但科爾文並不滿意，她覺得美國通訊社的報道“只注重事實，沒有感情”。1986年，她加入英國著名的《星期日泰晤士報》，並在那裡結識了一支駐外記者的精英團隊。每當看到他們從國外戰場上發回的稿件，她都熱血沸騰、躍躍欲試。於是，她申請去做戰地記者。在科爾文的筆下，炮彈不僅是一個名詞，傷亡也不僅是一個數字，它們意味著燒毀的房屋、殘缺的肢體、抱著孩子哭泣的女人和士兵眼中一閃而過的驚恐。

很多時候，科爾文到了一個地方，發現自己是那裡唯一的記者。危險似乎對科爾文有種天然的吸引力，越危險，她就做得越出色。不管在哪裡，科爾文都堅持和報道對象共同生活。1999年12月，她跟隨車臣反政府武裝採訪時，在極度的寒冷中徒步穿越高加索山，曾掉進齊腰深的冰水裡，每天最多只能喝一碗麵糊。晚上，她跟十幾個車臣士兵擠在一個6米長、2米寬的地方休息。有一次睡到半夜，科爾文被身下的硬塊硌醒了，一摸，居然是兩枚手榴彈。“這幫亡命徒在遇到突發情況時，很有可能發動自殺式襲擊，連我一起炸個稀巴爛。這種事情每天都可能發生千百次”。所幸，科爾文活著回來了!

2001年，科爾文前往斯里蘭卡報道戰事。她在政府部門不知情的情況下入境，還設法躲避檢查，溜進了反政府的泰米爾猛虎組織控制的區域，見到了當時猛虎組織高層的很多人。但就在結束採訪準備返回時，她遭到了政府軍的攻擊，子彈打進了她的肩膀、胸部和眼睛並成為“俘虜”。最終，科爾文在美國大使館的保護下撿回一條命，但左眼失明。這次受傷令科爾文永久失去了左眼，她從此就戴上了海盜式的黑眼罩，這也成為她的招牌形象。套用馬龍·白蘭度扮演的“獨眼傑克”（獨眼龍）的說法，朋友們戲稱她為“獨眼吉爾”（獨眼鳳）。科爾文繫上這條黑色眼罩，又奔赴下一個戰場。死亡就這麼囂張地逼近她，她能藉以抗衡的，只有信念。“民眾有權知道政府、軍隊以他們的名義在做什麼”“要相信，當你在國外的戰場上出生入死時，很多人正等著看你的報道。要相信他們在關心戰爭中的不幸，並在試圖阻止它”。

2011年年初，卡扎菲曾坐在利比亞首都的黎波里的一家海濱餐館里接受她的採訪。科爾文的提問直言不諱：“你看到那些遊行抗議的人群了嗎？”“沒有人反對我”卡扎菲回答，“利比亞的每個人都愛我，都在忠心耿耿地追隨我”“可現在一半的國土都處在反對派的控制下” 。科爾文與卡扎菲認識20多年了，“他是一個活在自己想象王國里的人，很缺乏安全感”，比起“中東瘋狗”“非洲雄獅”等名號，科爾文的評價更為中肯、可信。

瑪麗·科爾文從1986年開始從事戰地記者的工作，從兩伊戰爭前線，到報道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在約旦河西岸發生的衝突，再到前南斯拉夫戰爭，她一直生活在戰爭烽火中，經歷過2次失敗的戰地戀情。戰場為科爾文帶來的也有甜蜜和溫暖，那就是她的兩場戰地戀情。但是，戰地記者間的婚姻僅僅維持了兩年。“我們就像兩個不知疲倦的孩子，太專註於戰爭中的毀滅與死亡，以至於忽略了其它東西，甚至對方的存在”。

在科爾文一舉成名的1986年，她恰巧三十而立。由於難得過正常的家庭生活，科爾文和曾經的幾位愛侶常常在不同的戰場採訪報道。也許是太熱愛這份事業，科爾文寧可犧牲家庭，她經歷了多次婚姻，沒有生育。科爾文說：“我注重的是戰爭中的人性。它讓處於和平環境的人們也不覺得遙遠和陌生”。英國《星期日泰晤士報》2月19日發表的該報美籍記者瑪麗·科爾文從敘利亞霍姆斯發來的戰地報道“掛在每個人口頭的問題：‘世界為何拋棄了我們？’”沒人能想到，這篇文章竟會成為身經百戰的科爾文的最後遺作。《星期日泰晤士報》的主編約翰·威瑟羅說，科爾文“遠遠不只是一個戰地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