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仲元
鄧仲元
鄧仲元（1886—1922），原名鄧士元，別名鄧鏗。廣東惠陽淡水人，祖籍廣東梅縣丙村鎮金盤堡，清朝末年隨父行商於惠陽淡水（今惠陽市淡水鎮），后落戶淡水。
早年在惠陽就讀，肄業於崇雅書院，清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入讀廣東將弁學堂，次年任將弁學堂步兵科助教、公立陸政學堂教習，並秘密加入同盟會。光緒三十三年，他任廣東新軍學兵營排長，代理左隊隊官。宣統元年(1909年)任黃埔陸軍小學堂學長，將在陸小就讀的陳銘樞、陳濟棠、鄧演達、張發奎、薛岳、葉挺、張雲逸等人介紹入同盟會。次年即加入廣州新軍，參加黃花崗起義，從此步入長達十多年的戎馬生涯。
曾任廣東軍政府陸軍司司長、粵軍總參謀長兼粵軍第一師師長，參加過廣州黃花崗起義、光復惠州、討伐袁世凱、驅除龍濟光、統一廣東等戰役，功勛卓著。
國民政府在1935年通過了《紀念鄧仲元辦法》，確定每年3月23日為“先烈鄧仲元先生殉國紀念日”，並頒布優恤鄧仲元遺族的訓令。除此之外，國民政府還發行紀鄧郵票、塑立仲元銅像、建造“仲元號”戰艦以茲紀念。在廣州、惠州、梅州等地，也先後建立以鄧仲元名字命名的學校、醫院、圖書館、亭園、街道等等。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追認鄧仲元為革命烈士徠。鄧仲元的故居、陵墓等，被當地政府列入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立碑保護，撥款修繕，並召開各種紀念會、座談會，緬懷和學習鄧仲元的英雄偉績和革命精神，以告慰忠魂，策勵後人。
鄧仲元（1886-1922），字仕元，又名鏗。生於廣東梅縣丙村金盤堡，7歲隨父到惠陽淡水讀書，肄業於崇雅學堂，淡水成為養育他成長的第二故鄉，也是其接受思想啟蒙、樹立革命理想的人生驛站。1905年考入廣東將弁學校，1909年加入中國同盟會，自此開始了他戎馬倥傯的革命生涯。曾參與策動黃花崗起義，組織指揮光復惠州之役，自后在討袁護法、援閩驅龍，鎮守瓊崖，創建粵軍的過程中“忠於國事，勇於奮鬥”，“戰功尤偉”。1922年 3月 21日，鄧仲元在廣州廣九車站遇刺殉難，年僅36歲。他是功績卓著的辛亥革命元勛、民國時期有名的軍事將領和軍事教育家、國共兩黨先後追認的革命烈士。
紀念鄧仲元將軍
1905年考入廣州將弁學堂步兵科，畢業后留校，任步兵科教員兼公立政法學堂體操教習，不久任代區隊長。
1907年升任該校學兵營排長兼代左隊隊官。
1909年任黃埔陸軍小學堂學長。
1910年籌劃廣州起義，失敗后出走香港。辛亥革命爆發后，與陳炯明等在惠陽淡水首義，繼而率兵進攻惠州，與敵作戰，身先士卒，率眾擊潰敵軍，迫使惠州守敵投降，光復惠州。任東江第一軍參謀長，后改編為陸軍第一混成協，任協統。同年11月9日廣東軍政府成立，任陸軍司司長兼稽勛局局長，軍銜為陸軍中將。
1911年，黃花崗起義前夕，廣州地方官吏在事前已有所察覺，採取了一些措施防範革命黨人入城，對外地口音的人要求有不動產作擔保。此時，鄧鏗的父親曾在廣州小東門開設有廣豐米店，鄧鏗便以米店為潛入廣州的革命黨人提供住所，並表示如有不測，毀家也在所不惜。遺憾的是，黃花崗起義以失敗告終，鄧鏗也不得不逃亡海外。
1911年9月初，陳炯明和鄧仲元等人秘密潛入淡水，首先在淡水發動當地農民和手工業者百餘人圍攻淡水警署，繳槍三十餘支，子彈千餘發。隨後參加起義的民眾愈來愈多，兩日之間發展到五百餘人。當時，起義軍共編成七個大隊，陳炯明為總司令，嚴德明、鄧鏗、陳經、丘耀西、陳焯廷、謝子瑜、黃德修等七人為各隊大隊長，鄧鏗兼司令部參謀長。9月8日，各隊民軍舉起革命旗幟，到平潭白泥塘一帶集中，布置駐守陣地，準備進攻惠城。
當時駐惠州的廣東陸路提督秦炳直聞報，一方面忙不迭地募兵籌餉，另一方面又調各地巡防營兵到惠城候命。這時惠州府、縣兩城城門均有兵巡守，除府城大東門和縣城西門留為交通孔道，仍舊開放外，其他城門一律關閉。
其軍事目標是奪取歸善縣城。時清兵巡防營六百餘人集合在饅頭嶺（今文頭嶺）。
兩軍交戰約五小時，互有進退和傷亡，清軍以為民軍英勇，不敢戀戰而退守原防。次日戰況仍呈膠著狀態，未分勝負。
民軍衝破清兵防地，佔據了險要的地區二聖宮。有史料記載當第一軍進入永湖、馬安之間時，清軍援兵趕到，民軍兵力少，且武器裝備也遠不如對手，前線一度告急。就在這危急關頭，鄧鏗親率生力軍民兵百數十人加入作戰，力敵清軍數營之眾，硬生生將敵軍擊破。在戰鬥中，鄧鏗身先士卒，在槍林彈雨中率眾衝鋒數次，連帽子的帽結都被流彈擊中打飛，可見戰鬥的慘烈兇險。是役，清軍元氣大傷，不得不困守惠州城。
9月16日，大勢已去的秦炳直接受惠州知府徐書祥的相勸，同意獻城。19日，惠州光復。秦炳直下令開通府城東門，恢復與縣城的交通。當日上午8時左右，鄧鏗等統率所部士兵，由縣城出發，經水東街過浮橋直進府城，沿途商店燃放爆竹歡迎。各隊民軍相繼進城后，由起義軍司令陳炯明領銜發出布告剪髮和安民，易歸善縣為惠陽縣。
1913年任瓊崖鎮守使。後起兵反袁，與龍濟光激戰於三水，失敗后逃亡日本。
中華革命黨領導人合影，前排左一為鄧鏗
在廣東軍界中，鄧鏗稱得上是舉足輕重的人物。在胡漢民掌粵時期，他被授為陸軍中將，出任國防重地瓊崖鎮守使。孫中山發動二次革命后，被袁世凱任命為廣東都督的龍濟光進兵廣東，逼近三水河口。粵軍內部矛盾重重，鄧鏗受命於危難之際，匆忙趕赴三水指揮。然鄧鏗到三水僅一日，已被袁世凱收買的蘇慎初炮擊廣州的都督府，粵督陳炯明逃亡香港，鄧鏗獲知消息，知事已不可為，乃赴香港見陳炯明，希冀挽救局面。而局勢急轉直下，龍濟光進入廣州，二次革命失敗。
1914年，鄧仲元追隨孫中山在日本加入中華革命黨，任軍務部副部長。從此之後，鄧鏗一直是孫中山的得力助手，在討袁（世凱）驅龍（濟光）、護法援閩等戰事中打了無數硬仗。在當時，鄧鏗與朱執信、廖仲愷被同視為孫中山的股肱心膂。朱、廖二人是政治活動家，鄧鏗則是掌握軍權的重量級人物，孫中山在軍事上很多時候要依賴鄧鏗。
鄧仲元待人仁厚，律己廉潔，治家節儉，常常以減衣縮食來勉勵家人。在福建征戰期間，他對自己的要求尤為嚴格，“月受俸僅百二十金，即平日輕慢公者，亦為讚歎而敬服”。他經常對下屬和朋友說：“近來人心常以做官為黷貨途徑，及其已得，則消耗與嗜。即稍稍儲積，其結果不過增加自身罪惡，而陷後人於有恃無恐，不克振拔之地而已。”聞者皆服為名論。難怪胡漢民稱鄧仲元為“武人之中，高節遠矚，惟公為能”。
1917年，援閩粵軍成立，鄧鏗任粵軍總部參謀長。粵軍開赴粵東，與閩督李厚基開戰，攻佔閩南二十六縣，成立閩南護法區。1920年，援閩粵軍回粵驅桂，粵軍分左、中、右三路回粵，鄧鏗任左路總指揮。粵軍回粵以後，進行了整編。鄧鏗以粵軍參謀長之身，兼任粵軍第一師師長之職，力圖建立一支高素質的新軍。在粵軍中，第一師是為全軍模範，這離不開鄧鏗的強軍政策與人格魅力。21世紀，人們一談起孫中山的基本革命部隊就說到粵軍，一說起粵軍就說到第一師，而粵軍第一師是由鄧鏗創建的，鄧鏗在粵軍第一師有著無比的人望。
1920年秋與辛亥革命元老、同盟會嘉應州主盟人何子淵六弟何貫中率部回粵，10月中旬收復廣州，年底驅逐了盤踞廣東的莫榮新。
1921年5月，任廣州軍政府第一師師長兼總司令部參謀長。同年夏，擊潰犯粵的沈殿英、劉震寰部。接著，積極支持孫中山北伐，擔任後方籌餉械的任務。
鄧仲元治軍嚴謹，廉政不阿，嫉惡如仇。他對軍中不肖分子包庇煙賭的行徑，毫不徇情，並多次派出憲兵，專門緝拿偷運煙土的官兵。有一次，他在廣州晏公街緝獲煙土兩百多擔，查明是陳炯明的部署洪兆麟、陳炯光、陳覺民等人夥同所為。鄧仲元與陳炯明雖是生死患難之交，但是鄧仲元並沒有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召集廣州各界代表和各國駐廣州領事，共同監督將煙土焚於東郊。此舉被當時的人們讚頌為林則徐之後的第二次大規模焚毀鴉片。有人勸他辦事不要過於猛烈，鄧鏗則說：“怕死則不必作革命事業，丈夫寧玉碎耳，何慮？”但是，此時的鄧鏗還沒有想到，他的正義之舉，已經為他日後遇刺埋下了禍根。
1922年3月21日傍晚7時，鄧鏗從香港返回廣州，在廣九車站下車，即將登上汽車前，忽然人群中響起了槍聲。鄧仲元身中兩彈，一彈掠過腹部，微傷，另一顆子彈則貫胃部而出，重傷。鄧鏗中槍負傷后第一時間仍想奮力抓住兇手，但是傷重不支，只好馬上命令司機趕回省署。見到陳炯明和家屬親人後，此時的鄧鏗已隱隱感覺到性命難保，遂告知後事：“余才學不逮朱執信遠甚，朱且先我而死，為革命黨人，平日拼作犧牲，爾等無過傷也。天下不能容好人，付之嘆息而已。”於23日4時不幸逝世，臨終前嘆息一聲“好人難做”！就是鄧鏗臨終前的這些話，引發了後來人的無限猜想。
鄧仲元並沒有因為傷重在當天去世，而是被送到中法韜美醫院緊急救治無效后，在兩天後與世長辭，年僅36歲。據史料記載，鄧仲元的槍傷本來有希望治癒，但是由於患有輕微的肺癆，胃腹兩處受傷引發了嚴重的併發症。3月23日上午5時，藥石無靈，一顆閃耀的軍事明星就這樣隕落在嶺南大地。
鄧仲元個人的悲劇，也是粵軍第一師的悲劇。鄧鏗以後，再沒人能整合粵軍第一師，這支模範部隊不斷分裂，一部分跟隨陳炯明，一部分跟隨孫中山。跟隨陳炯明的那支，也就隨著陳炯明的失敗而退出歷史舞台；跟隨孫中山的那部分，日後發展為威名赫赫的北伐四軍。國民革命軍第四軍又分為陳銘樞、陳濟棠、張發奎、葉挺四部分，其中陳銘樞的第十師發展為第十九路軍，是淞滬抗戰的民族英雄部隊；陳濟棠的第十一師發展為第八路軍，是南天王陳濟棠主粵的根基；張發奎第十二師則繼承四軍的番號，仍然稱為第四軍；葉挺獨立團在北伐后擴編為五個團，是南昌起義的主力，成為解放軍的創建者。這幾支從粵軍第一師走出的部隊，在往後的歷史舞台上發揮重大作用，又多次自相殘殺，但無論其中哪一支，都以當年在鄧鏗統領下的粵軍第一師為榮。
鄧仲元弱冠從戎，和陳炯明淡水起義，打敗晚清提督秦炳直，嚇得清官員棄城而逃，是光復惠州的功臣之一；創建粵軍第一師，李濟深、葉挺、陳誠、薛岳、羅卓英、鄧演達、陳銘樞、蔣光鼐、蔡廷鍇、陳可鈺、黃鎮球、張發奎、黃琪翔、張雲逸、葉劍英、余漢謀、李漢魂、戴戟、李章達、梁鴻楷、陳濟棠、鄧世增、鄧龍光、繆培南、李揚敬、徐景唐、香翰屏、朱暉日、錢大鈞等著名將領均出自其門下；斡旋於孫中山與陳炯明之間，為孫陳統一戰線鞠躬盡瘁；遇刺后被孫中山以大總統的名義追贈為陸軍上將。1929年7月24日國民政府令擬照上將陣亡例給恤。
了解鄧鏗，首先要研究粵軍。粵軍是孫中山掌握的第一支武裝力量，是孫中山護法運動的基本部隊。孫中山是粵軍的最高領導，陳炯明任粵軍總司令，鄧鏗任粵軍總參謀長兼最精銳的第一師師長。
由於孫中山和陳炯明皆為文人出身，鄧鏗科班出身真正懂軍事，因此孫中山和陳炯明在軍事上均倚重鄧鏗。世人每談及孫中山的基本軍隊，必首推粵軍，言粵軍必首推第一師，言第一師則必及鄧鏗。
寫好遺書參加黃花崗起義，掩護革命黨毀家在所不惜
鄧鏗長於惠陽，鄧氏在當地可謂名門望族。鄧鏗幼時，曾聽聞過族中先輩鄧承修以專使身份，代表清廷勘界中越邊境，因不屈服於法國殖民者的無理要求而與朝廷齟齬，憤而辭職。
如果說家族的影響，使年幼的鄧鏗產生了一種朦朧嚮往的話，那麼時局則深深地推動著鄧鏗，走向革命軍人之路。
1900年，八國聯軍攻陷京城后，孫中山命鄭士良於惠州起義。起義雖歸失敗，但義軍奮勇殺敵的氣概和所宣傳的革命思想，極大地影響了少年鄧鏗。於是，他投考了廣東將弁學堂，畢業后又加入同盟會，並在粵軍中出任陸軍小學校長，學兵營排長、連長等職，常以革命思想教育學生和兵士。
鄧鏗參加了廣州新軍起義和黃花崗起義，走到了鬥爭前線。這兩次起義打破了之前的沉悶狀態，為辛亥革命高潮的到來做了鋪墊。參加黃花崗起義的革命者，抱著必死決心，大家都寫好遺書不打算活著回來，鄧鏗也不例外。
令人嘆服的是，1911年黃花崗起義前夕，清廷已有所察覺，在廣州城搜捕革命黨人，時在廣州的鄧鏗就以其父設於小東門的廣豐米店署具保書，掩護革命黨人，並慷慨陳言：‘即有不虞，毀家在所不惜’，充滿革命的豪氣。
遺憾的是，黃花崗起義以失敗告終，鄧鏗被迫逃亡海外。
戰惠州率兵衝鋒聲名鵲起，討袁失敗堅定追隨孫中山
廣州黃花崗起義失敗並沒有挫敗鄧鏗的銳氣。辛亥武昌起義后，同盟會香港統籌部迅速在廣東成立四個軍，圖粵援漢。鄧鏗秘密潛入惠州淡水，出任第一軍參謀長，軍長是陳炯明。
第一軍以淡水為根據地，進軍惠州，激戰數日，前線欲潰。就在危急關頭，鄧鏗親率百名精兵，到前線增援督戰。他率兵衝鋒，帽結被敵彈擊斷，仍不畏懼，終於擊潰強於自己的敵軍。
惠州一戰，鄧鏗聲名鵲起，顯示出軍事領袖的才能。1911年12月，陳炯明暫代胡漢民行使廣東都督之職后，調鄧鏗任都督府陸軍司司長兼稽勛局局長，協助陳炯明整編軍隊。
不可避免，在從軍道路上，鄧鏗與陳炯明存在長達近十年的上下級關係，由於又是老鄉，不少人形容他們關係是“生死之交”，有的甚至說鄧鏗是陳炯明的親信。對此，張磊並不認同。
廣東省社科院原院長、孫中山研究專家張磊認為：從目前掌握的史料來看，沒有史料顯示鄧鏗與陳炯明是生死之交。只能說，在粵軍還沒變成陳炯明叛變的“陳家軍”之前，鄧鏗與陳炯明曾同心協作，將當時的粵軍改造得更先進，能夠執行革命任務。但在北伐問題上發生分歧后，二人的關係也發生了微妙變化，此時鄧鏗也就成了陳炯明眼中的障礙。
鄧鏗是孫中山三民主義的堅定擁護者，他在孫中山從事革命極為困難的時期，堅定地站在孫中山的身邊。1913年，當討袁失敗孫中山被通緝逃亡日本時，當時很多人對革命產生了懷疑，有的人更是背離而去，但鄧鏗卻選擇了堅持和追隨。鄧鏗在討袁軍事失敗后，也抵達了日本。當孫中山在日本組建中華革命黨時，鄧鏗毅然參加，孫中山對鄧鏗也委以重任，任命他為軍務部副部長。1914年夏，鄧鏗奉命返回香港，組織廣東討袁軍隊，開展討袁活動。
揮師回粵勞苦功高，建第一師影響至深
鄧鏗與粵軍密不可分，孫中山更與粵軍有著不解之緣。鄧鏗一生追隨孫中山，服膺孫中山的革命主張，以其在粵軍中的威信和地位，貫徹孫中山的革命主張，其特殊地位，不可替代。
1917年，當時廣東省長朱慶瀾受到桂系軍閥排擠，決心辭去省長一職，將省防軍二十營交給孫中山接管，這是孫中山直接掌握的第一支武裝力量，也就是粵軍的前身。孫中山遂決定以原省防軍二十營為基礎成立援閩粵軍，並任命陳炯明為總司令，鄧鏗為參謀長。為暫時避免與桂系軍閥的衝突，軍隊駐於閩省東南數縣。
當初原省防軍二十營一共才5000桿槍，而陳炯明非軍人出身，戰陣之事非其所長。因此，1918年粵軍援閩過程，鄧鏗發揮了重要作用，擴充軍隊，制定進軍計劃，於5月17日全線向閩總攻，數月之間，連克閩西南20餘縣，總部進駐漳州。
回粵之役，鄧鏗可謂勞苦功高。經過兩年訓練補充，援閩粵軍兵員達2萬餘人。1920年春，孫中山以粵軍整補已畢，實力大增，遂提出回師廣東驅逐桂系軍閥的任務，但陳炯明對回師仍存顧慮，經孫中山一再敦促，鄧鏗從中“慫恿”，陳炯明始同意做回師廣東準備。
在回師廣東的戰鬥中，鄧鏗表現十分英勇，累立戰功。他率第一軍一部，克潮州、梅州，占汕頭，氣勢如虹。於當年10月下旬，與各路大軍一起，進入廣州，摧毀了岑春煊主持的軍政府，統一了廣東全省。孫中山也得以國民黨總理的身份，於11月從上海回到廣州，重任大元帥。
回師廣東后，孫中山更加倚重鄧鏗，鄧鏗仍任粵軍總參謀長。由於粵軍人數擴大、人員素質不齊，部隊開始顯現舊軍隊腐化、驕悍的弊病。為此，孫中山決定組建粵軍第一師，加強軍事、政治訓練，使之成為全軍模範。
鄧鏗受孫中山重託出任師長，當時被他選拔到第一師的軍官有李濟深、鄧演達、葉挺、陳銘樞、陳濟棠、蔣光鼐、蔡廷鍇、張發奎、薛岳等人，日後這些人都以第一師出身為榮，足見當時廣東軍政受鄧鏗影響者至深且巨。
維護北伐鞠躬盡瘁，慘遭暗殺以身許國
鄧鏗一生的政治實踐均以孫中山作為坐標，維護北伐是最大的關鍵。1921年春，孫中山在廣州準備揮師北伐，軍事指揮方面仍然是器重鄧鏗。然而，很快孫中山和陳炯明在北伐問題上發生了分歧。
孫中山主張北伐統一中國，陳炯明則主張聯省自治，實際上就是各省割據，陳炯明為的是保住自己的小地盤。當時，孫中山北伐需要陳炯明支援部分兵力和槍械，但陳炯明遲遲不表態。在孫陳發生重大分歧時，鄧鏗是公認贊成北伐的。
1921年4月初，國會選舉孫中山為非常大總統，當天在廣州舉行閱兵典禮。時任粵軍總司令的陳炯明借故不參加，孫中山便在鄧鏗陪同下，檢閱了由第一師組成的受閱部隊。
與此同時，桂系軍閥已陳兵粵桂邊境，企圖進攻廣東。6月，粵軍主動揮師攻桂，史稱“援桂之役”。鄧鏗率第一師鎮守廣州，並以總參謀長的身份，指揮整個戰事。粵桂兩軍激戰於西江之時，桂軍一部突襲清遠、英德，威脅廣州。鄧鏗率第一師出擊清遠，不幾日便擊潰桂軍凱旋。
就在這時，孫中山與陳炯明的矛盾加深。鄧鏗以大局為計，從中斡旋，為革命大局儘力。當孫中山通過鄧鏗轉達對陳炯明的命令時，鄧鏗必婉轉對陳炯明面達，使陳炯明容易接受；當陳炯明不接受時，鄧鏗也不急於報告給孫中山，而是自己想辦法，儘力實現孫中山的要求。
就在北伐最關鍵的時候，1922年3月21日傍晚，廣州大沙頭廣九火車站，鄧鏗遭到兇徒的暗殺，被送往長堤路的中法韜美醫院救治，曾有片刻的清醒。面對探視的友人，他只留下一句話：“好人難做！”便語竟目閉，23日凌晨不幸長辭人世。
廣州硝煙，被譽為“林則徐第二”
在後辛亥革命時期的廣東軍界，鄧鏗稱得上舉足輕重的人物。他治軍嚴謹，廉政不阿，嫉惡如仇，即使是陳炯明的親信犯法，他也嚴厲呵斥，毫不留情。
1920年，援閩粵軍揮師回粵后，陳炯明任廣東省長兼粵軍總司令，由於省政事繁，對於粵軍總部一切公文，概交鄧鏗簽判。鄧鏗也以參謀長之職直接指揮總部憲兵，整飭廣州市秩序。他對軍中不肖分子包庇煙賭的行徑，毫不徇情，並多次派兵，專門緝拿偷運煙土的官兵。
有一次，鄧鏗在廣州晏公街緝獲煙土兩百多擔，查明是陳炯明的部下洪兆麟、陳炯光、陳覺民等人夥同所為。陳炯明雖是鄧鏗的上司，但他並沒有睜一隻眼閉一隻眼，而是召集廣州各界代表和各國駐廣州領事共同監督，將煙土焚於東郊，此舉被世人讚頌為“林則徐之後的第二次大規模焚毀鴉片”。當時，有人勸鄧鏗辦事不要過於猛烈，鄧鏗則說：“怕死則不必作革命事業，丈夫寧玉碎耳，何慮？”
鄧鏗也有一顆仁慈的心。據身邊工作人員憶述：鄧鏗雖為軍人出身，但平日頗受儒家思想浸染，對事每守中庸之道，對人雖嚴而有威，然亦常存惻隱之心。凡有關軍法案件，常囑咐手下審慎研究，期望做到無枉縱，尤其重刑，凡是覺得有可疑的，即批示發還軍法處更審。
鄧鏗常常對人說道：“凡人生於天地父母，何等艱難，死者不可復生，而生死之間，操於吾人之筆端俄頃，可不慎懼，人之犯法，類多迫而為之，或陷於不知，如得其情，應哀矜勿喜。”而當時辦公桌右邊，懸有他親筆書寫的“罪疑惟輕、功疑惟重”二句以自儆，足見其靄然仁者之懷。
在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墓側，有一座民國陸軍上將之墓巍然壯觀，這就是鄧仲元墓。該墓有孫中山先生親題的墓碑，還有胡漢民撰寫的“陸軍上將鄧仲元墓表”碑，以及神采剛毅、手握指揮刀的軍裝立像。置身墓園中，仍能感覺到昔日粵軍將帥的英勇氣魄。
鄧仲元遇刺身亡，廣東乃至全國為之震動，社會各界紛紛追悼。孫中山對鄧仲元“忠於國事，勇於奮鬥”的革命偉績和高尚品格給予高度評價，追贈其為陸軍上將，特許其附葬於廣州黃花崗烈士墓陵，並親書墓碑。許多城市都有悼念活動。這份悼念，直至今天仍能讓人深切感受到，比如在惠州，有惠州西湖荔浦風清的“紀鄧山莊”、惠州仲元醫院、惠州仲元嬰兒寄託所以及今天仍傲立豐湖的仲元亭；在廣州，有莊嚴肅穆的鄧仲元墓以及鄧仲元銅像、仲元中學、番禺仲元實驗學校和仲元圖書館等；在梅州，有仲元東路和仲元西路，還曾籌辦過仲元職業學校等等，都是對鄧鏗永恆的紀念。
國民政府在1935年通過了《紀念鄧仲元辦法》，確定每年3月23日為“先烈鄧仲元先生殉國紀念日”，並頒布優恤鄧仲元遺族的訓令。除此之外，國民政府還發行紀鄧郵票、塑立仲元銅像、建造“仲元號”戰艦以茲紀念。在廣州、惠州、梅州等地，也先後建立以鄧仲元名字命名的學校、醫院、圖書館、亭園、街道等等。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追認鄧仲元為革命烈士。鄧仲元的故居、陵墓等，被當地政府列入文物保護單位，立碑保護，撥款修繕，並召開各種紀念會、座談會，緬懷和學習鄧仲元的英雄偉績和革命精神，以告慰忠魂，策勵後人。
鄧仲元墓
黃花崗最大附葬墓
鄧仲元墓始築於1922年7月，1924年重修，1927年增修，佔地約3600平方米，坐西北向東南，有墓道門樓、銅像、樂台、八角亭、墓冢和墓表，規模宏大，是黃花崗烈士陵園中面積最大的一座附葬墓，1983年8月被列為廣州市文物保護單位。
讓人格外注目的是墓冢上建有一座8米高的仿西式古典風格的亭子，亭中央豎“鄧仲元先生之墓”墓碑，孫中山題書。墓亭后是柱式紀念性建築的墓表，鐫刻胡漢民撰、陳融書的《陸軍上將鄧仲元墓表》。祭場左側為鄧氏夫人李順春及其子鄧偉東墓。
鄧仲元銅像
著名雕刻家創作
1931年4月2日，鄧仲元舊部、第八路軍總指揮陳濟棠以鄧氏“對於黨國勛勞各著”，去電呈請國府為鄧仲元鑄造銅像，蔣介石欣然應允。1932年，廣東當局聘請上海著名雕塑家李金髮到廣州雕刻鄧仲元銅像。李金髮為了完成這項備受世人矚目的任務，特別邀請了鄧仲元的家人和故舊，在現場觀看鑄造過程，務求重現鄧仲元原貌。1933年5月5日，廣州舉行盛大的銅像揭幕禮，銅像被安放於鄧仲元遇刺的地方——— 大沙頭廣九車站。
鄧仲元銅像身穿軍大衣，頭戴大檐軍帽，右手叉腰，左手握軍刀的全身塑像，再現了鄧仲元的英姿。上世紀50年代，銅像移至黃花崗鄧仲元墓園。
鄧仲元郵票
兩次發行郵票
1929年3月，《交通公報》第26期刊登交通部關於發行紀念鄧仲元郵票的訓令。同年，郵政總局發行紀念鄧仲元的郵票，面額一分。1933年又發行北平版鄧仲元烈士像郵票，三種面額，分別是半分、二分、四分。民國時期郵政總局一共為6名先烈發行了郵票，其中兩個是惠州人，另外一個是廖仲愷。
仲元號炮艦
由造艦專家伍景英設計
1927年，時任廣東軍事委員會航務處處長的馮肇銘主持了新艦製造工程，將一艘60噸炮艦命名為“仲元號”。仲元號炮艦（又稱鄧鏗輪），由造艦專家伍景英設計，香港英商太古公司旗下的卑利船塢承造，1928年10月29日在香港下水。
仲元圖書館
仿北京文華殿富麗典雅
1927年，鄧仲元舊部、國民黨元老李濟深提議創建仲元圖書館。該館由建築師楊錫宗設計，式樣仿北京的文華殿，1929奠基，次年建成，位於廣州市解放北路越秀公園越秀山鎮海路。仲元圖書館為鋼筋混凝土結構，富麗典雅，具有民族特色。1946年，廣東省立藝術專科學校曾借為校址。新中國成立初期，舊址曾為廣州市博物館。1957年，廣州美術館成立，以該館作館址。
仲元中學
蔣介石任名譽董事長
1934年春，為紀念鄧仲元，廣東創辦仲元中學，校址在廣州文德路廣雅書局內(今廣州中山圖書館附近)。首任董事長為辛亥革命元老胡漢民，著名政治家劉蘆隱為第一任校長。胡漢民逝世后，由蔣介石為名譽董事長，余漢謀為常務董事長。1942年正式命名為“廣東省立仲元中學”。1946年8月，廣東仲元中學遷至番禺市橋鎮西郊大沙地繼續辦學至今，是首批廣東省一級學校。
惠州紀鄧山莊
仲元亭是西湖一景
1929年，駐惠師長李務滋募萬金收購惠州西湖荔浦風清一帶的民居廢墟建仲元別墅、植仲元林，名為紀鄧山莊，1930年建成。1937年，鄧仲元舊部李揚敬軍長於紀鄧山莊臨湖處建仲元亭，成為豐湖一人文景觀。鄧仲元摯友張友仁為山莊題聯：“問何時芒履板輿，大好湖山清夢冷；還依舊黃花濁酒，重陽風雨故人來。”2013年，仲元亭因修建莞惠城軌而被暫時移走，一磚一瓦被拆下保存在惠州博物館地下倉庫，擇機將會在原址重建。
惠州仲元醫院
免費為貧病者施醫贈葯
惠州西湖仲元醫院，是1934年惠州各界為紀念鄧仲元而設，此前已籌備數年，原本打算選址於南壇關帝廟一帶，但涉及建設經費浩大，只好先將位於環城西路的長壽庵修葺暫用，先行設立第一施診所，主要用於救濟貧病者，免費施醫贈葯。據《香港工商日報》1935年8月16日記載，自1935年1月至7月間，該醫院幫助了貧病者2428人。
惠州徠仲元嬰兒寄託所
免費收養貧苦嬰兒
惠州仲元嬰兒寄託所依附於仲元醫院，於1934年7月5日啟用。該嬰兒寄託所的宗旨是“凡屬貧苦之嬰兒，其父母無力贍養者，或因有特別事故暫時不能自行料理者，均得來所寄託”，而且嬰兒的“一切服裝、食品、雜費等，均由本所供給，不受分文”。
基本信息
- 中文名
- 鄧仲元
- 別名
- 鄧鏗
- 國籍
- 中國
- 性別
- 男
- 出生地
- 廣東省梅縣丙村鎮金盤堡
- 出生日期
- 1886年
- 去世日期
- 1922年
- 民族
- 漢族
- 信仰
- 三民主義
- 所處時代
- 民國時期
- 主要成就
- 辛亥革命元勛、創建粵軍第一師
- 職業
- 畢業院校
- 廣東將弁學堂
- 軍職
- 粵軍總參謀長兼粵軍第一師師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