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懷

1898年10月24日，彭德懷生於湖南湘潭烏石鄉彭家圍子一個 貧苦農民家庭。小時讀過兩年私塾，后因母親去世、父親病重被迫輟學，靠砍柴、放牛、出外做工為生。15歲時參加饑民鬧，被官府通緝，逃到洞庭湖當堤工。1916年3月入湘軍第2師6團1營當兵，1918年後任班長、排長，在連隊秘密組織救貧會，並逐漸萌發富國強兵思想。1921年任代理連長時，因派會員殺死一惡霸被捕，在押解途中機智逃脫。

1922年8月改名彭德懷，考入湖南陸軍講武堂，1923年8月畢業后回湘軍第2師6團1營任連長。1926年5月任營長，后隨部隊編入國民革命軍，參加北伐戰爭。在進攻武昌時結識共產黨員段德昌，開始接受共產主義思想。1927年1月在所屬連成立士兵委員會，訂立具有反帝、反封建和維護士兵權益內容的會章。10月升任國民革命軍獨立第5師第1團團長。

1928年4月在大革命失敗后的革命低潮時期，經段德昌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7月22日與滕代遠、黃公略等領導平江起義，組建中國工農紅軍第5軍，任軍長兼第13師師長。8月起率部在湘鄂贛邊界開展游擊戰爭，建立革命根據地，成立中共湘鄂贛邊界特委，任特委委員。年底率紅5軍主力到井岡山，同朱德、毛澤東率領的紅4軍會師。所部編為第30團，任紅4軍副軍長兼第30團團長。

1929年1月根據紅4軍前委召集的聯席會議決定，為掩護軍主力向贛南發展，率第30團等部留守井岡山，堅持內線作戰。經與湘贛國民黨軍20多個團激戰數日後被迫突圍，途中遭敵伏擊，所部僅剩300餘人。同年9月紅5軍重建時仍任軍長。他利用軍閥混戰的有利時機迅速恢復和擴大紅軍隊伍，使紅5軍在半年內發展到5000餘人。

1930年6月紅3軍團成立時任總指揮和中共前委書記，與政治委員滕代遠率部在平江擊敗國民黨軍的進攻，爾後乘虛攻入長沙，繳獲大量武器和物資，並成立湖南省蘇維埃政府，創造了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紅軍攻下省會的唯一戰例，極大提高了紅軍的聲威。8月在瀏陽永和與紅1軍團會合，任新組建的紅一方面軍副總司令兼紅3軍團軍團長。10月在紅一方面軍總前委和江西省行動委員會聯席會議（羅坊會議）上，支持毛澤東提出的紅1、紅3軍團一起東渡贛江的正確主張，維護了毛澤東的威信和紅軍的團結。

1931年11月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在中央蘇區反“圍剿”作戰中，指揮所部堅決貫徹積極防禦、誘敵深入的戰略方針，利用根據地的有利條件，發揮紅軍機動靈活的特長，與紅1軍團密切配合，在運動中捕捉戰機，迅速果斷殲滅敵軍，取得第一至第四次反“圍剿”的勝利。1933年9月被授予一級紅星獎章。在第五次反“圍剿”中，曾對共產國際派來的軍事顧問李德（又名華夫，原名奧托·布勞恩）的錯誤指揮表示強烈不滿，當面斥其是“崽賣爺田不心痛”。

1934年1月補選為中共第六屆候補中央委員；長征開始后，率部連續突破國民 黨軍四道封鎖線，掩護中央縱隊、軍委縱隊渡過湘江。在1935年1月舉行的遵義會議上，擁護毛澤東的主張。會後率紅3軍團二渡赤水河，神速回師攻佔婁山關，並協同紅1軍團再克遵義城，殲滅大量反撲之敵，取得紅一方面軍長征中的第一個大勝利。

1935年6月紅一、紅四方面軍在川西北會合后，堅決擁護北上抗日的方針，反對張國燾的分裂活動。9月任中國工農紅軍陝甘支隊司令員，10月與政治委員毛澤東率部到達陝北，勝利結束長征。在他指揮紅軍勇猛打退敵騎兵的追擊后，毛澤東曾寫詩讚揚他：“山高路遠坑深，大軍縱橫馳奔，誰敢橫刀立馬，惟我彭大將軍。”同年11月任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紅一方面軍司令員，參與指揮直羅鎮戰役。

1936年1月補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2月任中國人民紅軍抗日先鋒軍司令員，與政治委員毛澤東指揮紅軍東渡黃河，挺進山西，宣傳抗日，擴大紅軍。5月任西方野戰軍司令員，率部西征寧夏、隴東，擴大了蘇區面積，迎接紅二、紅四方面軍北上，實現了三大紅軍主力勝利會師。11月指揮山城堡戰役，殲國民黨軍胡宗南部1個旅又2個團，迫使其停止對陝甘蘇區的進攻。12月任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團成員。

抗日戰爭

抗日戰爭爆發后，任中共中央軍委委員、中央軍委前方分會（1941年改 稱華北軍委分會）副書記、國民革命軍第8路軍副總指揮（9月11日改稱第18集團軍副總司令），協助朱德指揮八路軍開赴華北抗日前線，取得平型關等戰役戰鬥的勝利。1937年10月與朱德、任弼時向中共中央建議，恢復在改編為八路軍時取消的政治委員制度，加強部隊的政治工作。11月，在延安抗日軍政大學發表《爭取持久抗戰勝利的幾個先決問題》的演說，闡述中日雙方敵強我弱必然轉化的依據，提出整個抗日戰場應當採取的作戰方針，詳細論述了發動游擊戰爭與全民動員的意義和方法。

1938年起在華北敵後參與領導發動群眾，創建抗日根據地，擴大抗日武裝；指揮部隊開展獨立自主的游擊戰和有利條件下的運動戰，挫敗日軍多次“圍攻”和“掃蕩”，同時與製造磨擦的國民黨頑固派進行堅決鬥爭。

1940年3月組織發起衛（河）東和磁武涉林戰役，重創國民黨頑固派軍隊，維護了國共合作抗日的大局。8月，為粉碎日軍的進攻和防止國民黨投降的危險，在華北指揮實施百團大戰，對正太、同蒲、平漢鐵路等重要交通線進行大規模破襲戰，前後歷時3個多月，進行大小戰鬥1800餘次，斃傷俘日偽軍4萬餘人，增強了全國人民爭取抗戰勝利的信心。

1942年8月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代理書記，統一領導華北敵後的對敵鬥爭、整風學習、大生產和減租減息運動，鞏固敵後抗日政權，實行精兵簡政，領導軍民渡過抗日戰爭最困難的階段。1943年9月到延安參加整風運動。1945年6月當選為中共第七屆中央政治局委員。8月被任命為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兼總參謀長，協助毛澤東、朱德指揮大反攻作戰。

解放戰爭

解放戰爭時期，任中國人民解放軍副總司令。1947年3月起任西北 野戰兵團（后相繼改稱西北野戰軍、第一野戰軍）司令員兼政治委員，指揮僅2萬餘人的部隊同進攻陝甘寧解放區的23萬國民黨軍作戰。在中共中央和解放軍總部主動撤出延安后，根據毛澤東提出的作戰方針，採用“蘑菇戰術”，拖著敵人兜圈子，並不斷進行襲擾，使其屢屢撲空，陷於十分疲勞和十分缺糧的困境。並尋機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在一個半月內於青化砭、羊馬河、蟠龍鎮三戰三捷，殲敵1.4萬餘人。同年8月指揮沙家店戰役，殲敵兩個旅，挫敗國民黨軍對陝北地區的重點進攻，基本扭轉了西北戰局，保衛了中共中央機關的安全，有力地配合了人民解放軍在其他戰場的作戰。

1948年春在宜川戰役中，以圍城打援戰法殲敵5個旅，並於4月21日在西府隴東戰役中收復延安。

1949年指揮第一野戰軍和華北軍區第18、第19兵團，運用軍事進攻與和平談判相結合的方式，經過陝中、扶眉、蘭州、寧夏、河西等戰役，殲滅和改編國民黨軍30餘萬人，解放西北5省。6月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書記。

抗美援朝

新中國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西北軍政 委員會主席、西北軍區司令員、新疆軍區司令員兼政治委員。1950年10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堅決擁護毛澤東關於抗美援朝的主張。出任中國人民志願軍司令員兼政治委員，率志願軍跨過鴨綠江，在技術裝備落後、後勤供應困難、異國作戰、地形生疏等不利條件下，與朝鮮人民軍一道迎戰以美國為首的“聯合國軍”和南朝鮮軍隊。戰爭初期，乘敵恃強分兵冒進，及時修正作戰計劃，變更部署，指揮志願軍以近戰、夜戰、迂迴穿插斷敵後路的打法，在第一次戰役中殲敵1.5萬餘人，初步穩住了戰局。第二次戰役中，乘敵尚不了解志願軍的兵力和意圖，先指揮所部後退示弱、誘敵深入，然後猛烈反擊、迂迴敵後斷其退路，殲敵3.6萬人，收復“三八線”以北大部地區，徹底粉碎了麥克阿瑟在聖誕節前佔領全朝鮮的狂妄企圖，扭轉了朝鮮戰局。第三次戰役中，指揮部隊突破敵“三八線”防禦陣地，佔領漢城，將戰線推進到北緯37度線附近，並及時察覺敵人企圖，果斷下令停止追擊。第四次戰役中，面對敵全線反撲，運用節節抗擊、戰役反擊、運動防禦等多種作戰樣式，予敵以重創。第五次戰役中，指揮志願軍實施全線反擊，殲敵8.2萬餘人，把戰線穩定在“三八線”附近地區，粉碎了敵人在中朝軍隊側后登陸的計劃，迫使其轉入戰略防禦並接受停戰談判。

1951年6月，他根據毛澤東的指示，適時提出“持 久作戰，積極防禦”的作戰指導原則，採取以陣地戰為主的作戰形式，指示部隊利用山地有利地形構築工事，依託陣地輪番作戰，採取“零敲牛皮糖”的戰法，一次殲敵一小部分，積小勝為大勝，以配合停戰談判的鬥爭。同時集中群眾智慧，推廣“馬蹄形隧道”，在250公里的防禦正面和東西海岸重點地區築成坑道與野戰工事相結合的堅固陣地防禦體系；推廣狙擊殺敵（冷槍冷炮）運動和小分隊夜襲奇襲“快打快撤抓一把”的打法；推廣誘敵離開工事後集中炮火予以殺傷的“引肉上砧”戰術等多種創造性戰法。在此期間，他指揮志願軍以頑強防守與適時反擊相結合的戰法，粉碎敵人多次局部進攻，大量殲滅敵有生力量，使戰線逐漸南移。此外，他還挫敗了敵以切斷中朝方面運 輸補給為目的的“絞殺戰”和以製造疫區為目的的細菌戰。1952年4月因病從朝鮮回國就醫，愈后被留在中央，一面主持軍委日常工作，一面兼顧志願軍作戰。為了促進停戰的早日實現，他於1953年6月返回朝鮮前線，建議舉行並組織實施了金城戰役，以強大兵力對南朝鮮軍堅固陣地進行突擊，殲敵5萬餘人，促使停戰談判達成協議，並造成停戰後的有利態勢。7月28日以中國人民志願軍司令官身份在朝鮮停戰協定上簽字。在朝鮮作戰期間，他教育部隊尊重朝鮮人民的民俗風情，遵守朝鮮政府的政策法令，愛護朝鮮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被授予“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英雄”稱號。

1953年12月受中共中央委託，主持全國軍事系統黨的高級幹部會議，代表中央軍委作《四年來的軍事工作總結和今後軍事建設上的幾個基本問題》的報告。會議根據毛澤東對軍隊建設的要求，確定把人民解放軍建設成為一支優良的現代化革命軍隊的總方針和總任務，提出建設現代化革命軍隊的具體途徑，規定黨對軍隊的領導制度是黨委集體領導下的首長分工負責制等，推動了人民軍隊的正規化、現代化建設。

1954年9月起任國務院副總理兼國防部部長、國防委員會副主席。在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的領導下，與軍委其他領導同志密切合作，領導實行軍隊組織機構和重大制度的改革，加強技術兵種建設，創辦各類軍事院校，建立軍事科學研究機構，實行義務兵役制、軍銜制、薪金制、授勛授獎制度等，使人民解放軍在保持和發揚優良傳統的基礎上，逐步實現從單一軍種到諸軍兵種合成軍隊的歷史性轉變，使全部軍事工作從戰時狀態轉入平時建設軌道。為了建設鞏固的國防和準備解放台灣，他親自勘察地形，根據積極防禦的戰略方針指導國防築城施工，到1959年初步完成沿海第一線國防工事構築計劃和作戰準備。

1955年9月被授予一級八一勳章、一級獨立自由勳章、一級解放勳章。1956年9月在中共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作《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的現代化而鬥爭》的報告，併當選為中央委員和中央政治局委員。

1959年7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廬山會議）期間，因寫信 給毛澤東，對1958年“大躍進”開始后“浮誇風”、“小資產階級狂熱性”等問題提出批評，被錯誤地認為是“向黨進攻”和右傾機會主義。8月在中共八屆八中全會上，又被錯定為“反黨集團”的首要人物。9月被免去國防部部長職務，停止一切實際工作。廬山會議原本是為了“糾左”，但會後卻在全國展開了“反右傾運動”（反對以彭德懷為首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上萬名黨員受到了批判與非人道待遇；其中大部分黨員在1962年被平反，恢復了工作；但毛澤東設下了底線：“誰都能平反，唯獨彭德懷不能平反。”

1962年6月再次給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寫信，反駁廬山會議強加給他的不實之詞，堅持真理。9月在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又被認為是企圖“翻案”，再次受到錯誤批判和審查，並被剝奪了黨員的權利。

1965年9月，毛澤東約他談話，表示“也許真理在你那邊”。隨後，被派往四川成都擔任中共中央西南局三線建設委員會第三副主任，仍顧全大局，兢兢業業地工作。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后，彭德懷又遭到林彪、“四人幫”反革命集團的無端誣陷和嚴重迫害，被紅衛兵從成都押回北京，慘遭批鬥、關押，他據理鬥爭，堅貞不屈；由於長期的摧殘和折磨，他身患結腸癌，於1974年11月29日14時52分在北京含冤辭世，時年76歲。

1974年12月17日，彭德懷的遺體從301醫院被秘密送往火葬場火化。為了掩蓋事實，這份火化的申請單上寫的是：“申請人：王奎，住址：301，與死亡人關係：父子，死亡人姓名：王川，男，76歲，印號○○一二六九○。”

1978年11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為他平反昭雪，恢複名譽；同月24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人民大會堂為他與陶鑄同志同時舉行了隆重的追悼大會，鄧小平同志親致悼詞。

周瑞蓮是彭德懷舅舅所撫養的一個孤女，彭德懷與其情同手足，假如沒有意外，很可能他們會成為一對天長地久的夫妻。舅舅曾給他們定下了婚事。但不久，少年彭德懷卻惜別了自己的未婚妻，從軍去找窮人的出路了。瑞蓮拿出兩雙綉著字的鞋塞給彭德懷，他打開一看，鞋上繡的是“同心結”三個字。一對戀人，就這樣分別了。豈知這便是他們的永別。

彭德懷投入湘軍，英勇作戰，三年後成了連長。這期間他省吃儉用，準備將來返鄉與表妹成婚。突然，傳來了有如出自地獄的消息———地主向舅舅逼債，舅舅無能為力，狠心的地主竟要小瑞蓮做抵債品，表妹寧死不從，跳崖身亡。從聽到這個噩耗的日子起，彭德懷更加少言寡語。他背著人上山失聲痛哭，心底里埋藏著的是大海般的仇恨。

1922年，在親友撮合下，24歲的湘軍軍官彭德懷，娶了尚不滿12周歲（冒充14歲）的貨郎之女劉細妹，給她改名劉坤模——“女中模範”之意，讓她放足，還教她讀書寫字。雖說兩人的感情不會再像彭德懷和表妹周瑞蓮那樣深厚，但畢竟夫妻一場，彼此恩愛自是當然。

1928 年平江起義時，彭德懷讓她回家，答應革命勝利後去接她，不料從此失去聯繫。劉坤模以“匪屬”之身，漂泊輾轉，歷盡艱辛，走投無路之下，由陶鑄的母親搭線，在漢口另嫁他人，生有一女。1937年從報上得知彭德懷已經是八路軍副總司令，便修書一封，上寫“平型關彭德懷收”。老彭居然收到了，便接她到延安，給安排了工作。但二人已然不能破鏡重圓，多少年後，彭德懷談起這段往事還嘆息道：“這不能怪我，也不能怪她。”劉坤模後來嫁給了陝甘寧銀行的一位處長、山西老紅軍任楚軒。建國后先在北京，后調到我們哈爾濱工作。80年代劉坤模還是哈爾濱政協委員，寫了本《和彭德懷在一起的日子》，對老彭還是一片深情。1987年劉坤模老奶奶回湖南烏石彭總故居參觀，寫下一詩：“橫刀人不見，烏石緬雄風，華廈開新宇，猶憶大將軍”。讀之令人落淚。

彭德懷將軍失意於婚姻，一段時間曾絕意於再婚。1937年春，在陝北有了一個美好的傳聞：有一知名的女作家久慕彭大將軍的英名，從十里洋場的上海來到陝北，趕往地處前線的雲陽鎮去見彭德懷，並藉此體驗紅軍生活，為創作積累素材。女作家對他充滿了好感和神秘感；而彭德懷對之也親切有加。不久，周恩來也來到雲陽，顯然聽說了這裡正在發生的“事”。周恩來和彭德懷開玩笑，詢問他們倆何時可以辦事。彭德懷苦笑著回答：“沒有的事。”原來他已經慎重地考慮過：軍人尤其還是指揮員的他，與女作家在工作和生活上均難以協調，何況那時他還沒有得到自己結髮妻子劉坤模的消息，於是那個念頭很快被打消，周恩來等熱望的“好事”遂不諧矣。以上所述不知確鑿與否，不過後來當這個著名女作家倒霉的時候，一個被人攻訐的口實便是這件事。

還有一金髮碧眼的外國女記者傾慕彭德懷將軍。1938年初她去採訪山西洪洞縣馬牧村的八路軍總部時，以西方女性特有的坦率表達衷情，卻被彭德懷婉拒了。當日軍發動進攻、文化人被安排撤回延安之際，這位女記者獨自坐在村邊的石頭上，望著村內的裊裊炊煙而飲泣。第二天，她隨隊怏怏地離開了總部。這個外國女記者就是美國人史沫特萊。

彭德懷將過不惑之年，卻依然是單身。在眾人的撮合下，浦安修走進了彭德懷的生活。這位清秀、溫和、文靜的姑娘，就是北師大的女學生、著名浦氏家族中的小妹浦安修。後來彭德懷與浦安修於1938年10月10日結婚。廬山會議之後，浦安修與彭德懷令人痛心的離婚了。晚年中央仍然承認她是彭德懷夫人，參與了《彭德懷自述》的整理工作。

彭德懷是一位戰功赫赫的革命家、軍事家，他的詩作皆直抒胸臆，發自真情，脫口成章；不事文字雕琢，大致押韻，不受近體詩歌格律拘束，近於民間詩歌和古體詩，粗曠、豪放，自成一種風格。

躍上井岡旗幟新

求知心切去黃埔，夜夢依依我不然。“馬日事變”教調大，革命必須有武裝。

秋收起義在農村，失敗教訓是盲動。惟有潤之工農軍，躍上井岡旗幟新。

我欲以之為榜樣，或依湖泊或山區。利用周磐辦隨校，謹慎爭取兩年時。

團村戰鬥

猛虎撲群羊，硝煙瀰漫。人海翻騰，殺聲沖霄漢。

地動山搖天亦驚，瘧疾立消遁。

狼奔豕突，塵埃衝天。大哥未到，讓爾逃生。

武漢長江大橋建成通車有感

長江天塹一橋，貫穿南北功勞。車聲轔轔橋上，驚濤滾滾東流。

大橋橫跨長江岸，龜蛇聯姻情舒暢。三鎮鼎立結同盟，萬眾歡呼如宿願。

頌攀枝花

攀枝花在過去認為是窮山惡水的金沙江兩岸，如今就要建成新型大工業城市，成為三線重要國防基地，工人為此奮鬥，氣勢磅礴，言語筆墨實難形容，聊記數語以資紀念。

天帳地床意志強，渡口無限好風光。江水滔滔流不息，大山重重盡寶藏。

懸岩險絕通鐵道，巍山惡水齊變樣。黨給人民無窮力，眾志成城心向黨。

出版有《彭德懷傳》、《彭德懷自述》、《彭德懷軍事文選》等。

彭德懷同志是中國共產黨優秀黨員，德高望重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軍事家，黨、國家和軍隊的傑出領導人。從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到社會主義建設時期，他為了黨和人民的事業鞠躬盡瘁，奉獻了自己的全部智慧和力量，建立了彪炳史冊的不朽功勛。

彭德懷同志的一生，因同情勞苦大眾而走上革命道路，為謀求人民解放而赴湯蹈火。1959年，在廬山會議上受到錯誤批判，但他始終懷著一顆赤子之心，從不因自身的榮辱而有所更易。他總是將自己置於人民之下，把人民利益放在至高無上的位置。

他雖然擔任著黨、國家和軍隊重要領導職務，卻嚴格自律，始終過著十分儉樸的生活，從不搞半點特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