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桂英

著名女高音歌唱家、一級演員

蔣桂英,女,1935年1月27日出生,著名女高音歌唱家,國家一級演員,曾任湖北省音樂家協會副主席。

蔣桂英自幼跟隨師父研習湖北民間歌唱表演藝術,17歲首次參加“湖北省民間音樂舞蹈曲藝會演”,1953年進入中南廣播樂團擔任獨唱演員,1956年進入中南音專作為研究生進行專業歌唱研究學習。1960年被評為全國勞動模範,並徠在文革后成為黨的十一大代表。1980年擔任湖北省歌舞團團長,帶領團隊在1983年創作了蜚聲海內外的著名歌舞“編鐘樂舞”。退休后,蔣桂英從事聲樂教學,培養了不少中青年歌唱演員和教師。

2014年,中共湖北省委組織部、宣傳部,授予她首批“湖北文化名家稱號”,並獲“湖北音樂金編鐘獎”,“終身成就獎”。

個人經歷


“太陽一出笑呀呵呵(哎),笑呀呵呵(哎),我開口就唱幸(哪)福歌(哎),幸(哪)福歌(哎)。天上雲彩千(哪)萬朵,社裡新事實在多……”在湖北,年紀稍長的人,沒人不知道蔣桂英,沒人沒聽過她創作並演唱的這首《幸福歌》的。但鮮為人知的是,這個把湖北民歌唱響北京的第一人,其從藝生涯是從逃荒賣唱乞討開始的。
沙湖沔陽洲,十年九不收。”每年夏天發大水,出外逃荒的人成群結隊。父親蔣方洲肩頭的籮筐一頭挑著年僅半歲的蔣桂英,一頭挑著鍋碗瓢盆,帶領全家沿鐵路往南方乞討。父母會點民間工藝,用竹子和紙做些小玩意,合起來像扇子,打開像朵花,插在稻草棒上,招惹好奇的小孩子們。哥哥蔣再興用糖糊畫出各種圖案出售補貼家用,而大蔣桂英8歲的姐姐蔣再英則跟著湖南難民曹師傅學賣唱,擔起全家生活的重任。
1944年乞討到湖南芷江,逃荒途中生下的弟弟死於瘟疫,蔣再英得了天花,臨終囑託妹妹接下肩上的重任。於是,8歲的蔣桂英頂替姐姐打三棒鼓,唱小曲乞討。
乞討到貴州,父親死於爛瘡。進入昆明不到一年,全國解放。賣唱被禁,14歲的蔣桂英進入文藝社,第一次站在台上展示歌喉,第一次有了“演員”的喜悅和自豪。
1950年底,儘管文藝社的葉連長不願失去一根台柱子百般挽留,思鄉心切的蔣桂英還是隨母親哥嫂及小侄兒乘敞篷車回到天門老家。全家出門逃荒的8口人,有5人死於異鄉。
把湖北民歌唱到全國
蔣桂英回鄉後進了小學讀二年級。她不會種田,栽秧常被人“困籠”,遇上“牛螞蟥”就心驚肉跳。她特別懷念文藝社簡陋的舞台,常常暗自嘆息農村埋沒了一副好嗓子。她嚮往到城市去,圓她的唱歌夢。
1953年4月,蔣桂英終於盼來了幸運之神。湖北省民間音樂舞蹈曲藝會演前夕,中央民間音樂調查團的靜儀、省里的彭南在區文化幹事孫其康的引領下,來到蔣桂英家裡,問了情況,聽了試唱,三人一致同意她參加會演。
蔣桂英由區唱到縣,再唱到省里。領導、專家一致認為她年輕,“本錢好”,有發展前途,決定留下她。那時家裡很窮,幾個人合蓋一床被子,家人想方設法湊了2萬塊(現2元),找分得地主浮財的村人買了一床舊線毯,上穿大襟紅衣,下穿藍褲,拎著僅裝一件換洗衣服的小木箱,走進位於勝利飯店附近的中南人民廣播電台,成為正在籌備的中南廣播樂團的儲備歌手,與音樂編輯陳一蘋和賀之圭兩位大姐同居一室。蔣桂英被送到業餘幹部學校學習初中文化。她十分珍惜來之不易的機會,遇上早晨6時到8時的課,就5時起床,由宿舍走到江漢路去上課。她學習十分勤奮刻苦。8時下課後,又趕回電台配合陳一蘋、賀之圭整理她的唱段。她倆常抽空教她樂理。偶爾演出唱唱革命歌曲《王大媽愛和平》、《桂花開放幸福來》等等。那時到處演出沒有專車接送,公共汽車就幾條線路,完全靠步行,常常深更半夜才走回宿舍。
1954年,湖北省戲曲會演,蔣桂英“客串”演唱《放風箏》,頗受領導讚賞,被借到武漢市工人文化服務隊,唱遍武漢的建築工地。她腦子裡的曲子多,“舊瓶裝新酒”,看到什麼唱什麼。這正是武漢人民抗擊特大洪水的一年,蔣桂英在張公堤上參加挑土築堤,一聲吆喝:“休息一會,我給大家唱歌。”圈子一圍就唱起來。一天要唱十幾場,名氣在防汛大軍里傳開了,都知道有個小姑娘的歌唱得好聽,收工時,常有人攔著她不唱不讓走。她說嗓子啞了,大夥說啞了我們也愛聽。蔣桂英懷著翻身感、光榮感拚命唱,結果把嗓子唱啞了。
1955年被電台領導接回,因廣播樂團成立不起來,蔣桂英被調到硚口工人文化宮輔導群眾業餘文化活動。她渴望繼續深造,龔館長是搞音樂的,十分支持。幸運之神再次降臨,1956年中南音專(現武漢音樂學院)向工農子徠弟開門,接受了僅有初中文化的蔣桂英報考。別的考生也有嗓子好的,卻比不上會唱很多民歌的蔣桂英有特色。負責招生的林路、楊匡民等決定將蔣桂英作特殊人才招進,當研究生,邊學習,邊研究。童年的不幸經歷給蔣桂英帶來了幸運。
進入音樂殿堂后,蔣桂英師從徐厚雄學鋼琴,跟葉素學聲樂,聽廖寶生和張玉梅的和聲樂理課,接受正規化系統訓練。同時去外地採風,博取眾家之長,使她的藝術實踐升華到一個新的高度。她純樸、甜美、清純的風格和敘事性特色的演唱,顯示出繼承傳統文化標新立異的特殊價值。
1958年,蔣桂英與陳登州(曲藝)、付鳳蘭(小曲)一同進京參加全國民間音樂曲藝會演。蔣桂英的民歌進入懷仁堂彙報演出,雖然服裝不漂亮,化妝缺乏技巧,但她演唱的《回娘家》、《火燒粑》具有濃郁的湖北民歌特色,清悅甜潤的嗓音讓京城觀眾耳目一新。她像一朵燦爛的禮花開放在北京的上空。周總理接見時聽說她是研究生,吃了一驚,鼓勵說:“不錯,要好好學習,努力工作。”1960年夏,毛主席在武漢聽她演唱《幸福歌》后說:“你唱的湖北民歌《幸福歌》很好聽,很像湖南的花鼓調咧。”
懷仁堂一鳴驚人後,蔣桂英多次被評為先進工作者、優秀黨員,出席了全國文教衛群英會,出席了黨的第十一屆全國代表大會,被譽為“人民的歌手”。

邁進藝術家行列


文化大革命中,蔣桂英被打成“三名三高”人物遭批鬥,把她整理的曲譜和幾件布拉吉抄去辦了個“貧農的女兒現在的蔣桂英”展覽,說她“修了”。讓她最痛心的是,唱八仙過海之一的《韓湘子》和《反照花台》兩首優美的曲譜散失,無法流傳下來。她還差一點遭受滅頂之災。20世紀60年代初期,毛主席與江青來武漢住在東湖梨園,蔣桂英隨幾位演員去陪舞。因見到江青的一身穿著十分反感,心直口快的她跟本團同去的鮑某和另一位同事說:“我對江青印象不好。”文革中,那同事頂不住“大揭發”的風向,要蔣桂英趕緊“主動”交代說過的那句話。蔣桂英找到軍代表家裡,軍代表說:“誰對誰都會有個印象,這算啥事?交代什麼?人家揭發,你就說沒說嘛!”沒有軍代表和鮑某的保護,蔣桂英必成“文革”犧牲品。
1976年撥亂反正,蔣桂英當上了“省歌”的副團長,4年後升任為團長。1983年,在文藝界改革的聲浪中,市說唱團解散,“省歌”四分五裂,也面臨解散的威脅。蔣桂英和班子成員有膽有識,決定把隨州曾侯乙墓出土的罕世文物編鐘搬上舞台。文化廳僅僅給了五萬元經費,並在合同中規定,做成了錢不用還,做不好扣承包負責人的工資。而此時的蔣桂英正處於最困難的時期,她和愛人,除去每月給婆婆必寄的15元生活費,剩下的要對付五口人(兩個孩子一個保姆)的生活,連買一棵白菜也要猶豫。為了“省歌”能生存下去,蔣桂英和同仁勇敢地承擔了風險。
當年5月,集楚聲、楚韻、楚風、湖北民歌、小曲、曲藝綜合藝術之大成的《編鐘樂舞》,在湖北劇場首次亮相,艷驚四座。為尋求推向全國的機會,請來北京4位專家審查節目,專家大為震撼,積極疏通渠道,使《編鐘樂舞》獲得進京獻禮演出的機會。名不見經傳的《編鐘樂舞》一炮走紅,聲震京城,一連演出20多場,幾年內在國內外共演出500多場,創造了歌舞劇的奇迹,也挽救了“省歌”。蔣桂英由此從一個出類拔萃的民歌演唱家邁進成熟藝術家行列。實現了這一輝煌后,1990年,蔣桂英從團長位子上退下來。
蔣桂英當年會唱近百首民歌、小曲、小調,文化大革命“破四舊”讓她收集的許多優美民間曲譜遺失,如今手上僅存二三十首新老民歌資料。這是她最感惋惜的事。已年過七十的蔣桂英,身體狀況較差,卻仍然活躍在歌唱領域。許多學聲樂的學生找上門學藝,蔣桂英熱心收徒。她希望自己的藝術生命能在新人身上延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