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北班

教育本身的極度扭曲，扭曲給學生造成的傷害，往往被認為是“成功”所要支付的代價。但是，真的是這樣嗎？高分就是優秀？好學校就是好人生？ 7月初，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分子生物學系教授康毅濱來上海講學。他負責該系在中國的招生工作，因此接觸了形形色色的中國學生(其中絕大部分是清華、北大、復旦、中科大等國內知名學校的尖子生)，真切地感受到了中國教育的扭曲給學生帶來的困擾。 “中國學生聰明，勤奮，但也迷茫，功利心比較重，妨礙了他們的長遠發展。”康毅濱在接受《星期日新聞晨報》訪問時說。什麼樣的學生被淘汰？每年一月底，康毅濱就要從系裡抱回一大包資料仔細看——裡面是所有申請普林斯頓生物分子系的中國學生的材料。每年，該系每年大約招收25名本科學生攻讀博士，系裡給康毅濱的“中國額度”3-4個，而他收到的申請約有七八十份。 4%左右的“成功率”。每個“申請包”主要有這些材料：本科各科成績單，托福和GRE的考分，個人陳述，以及推薦信。康毅濱把它們分成“定量”和“非定量”兩類。分數他看得很仔細，但那些“非定量”的東西卻能告訴他更多。星期日新聞晨報 (以下簡稱星期日):“個人陳述”有什麼用？康毅濱：就是說說你為什麼想成為一個分子生物學家，為什麼想來普林斯頓。星期日：你看過幾百份“個人陳述”，從裡面看到了些什麼？康毅濱：中國學生的GRE能考得很好，但我能看出來，他們寫的“陳述”經常千篇一律，缺乏特點。

星期日：他們給你什麼印象？康毅濱：不清楚為什麼要來普林斯頓，或者過分要求完美，不敢展示真實的自己。還有一些“個人陳述”都是空洞的套話、廢話，比如自己如何熱愛科學，普林斯頓如雷貫耳，很想得到這個機會……言辭華麗，但是我卻看不到一個真實的、鮮活的人。星期日：真實鮮活的“陳述”是怎樣的？康毅濱：有個學生是這麼寫的：他以前的專業是電子工程，後來才慢慢發現真正感興趣的是生物。他申請轉了系，儘管絕大多數人反對，因為沒有基礎，讀得有些吃力，但他還是很高興。因為每一學期都會比上一學期進步一些。他的“陳述”給我留下了比較深的印象，因為它展示了一個人在尋找和實現夢想過程中的困惑和欣喜。去年我們還錄取了一名學生，她在“陳述”中坦率地指出了母校的問題：她很遺憾本科四年沒有接受更為全面的教育。你可以看到她的渴望。

第一輪篩選，從80份申請材料中挑出10-15名左右的“候選人”。2月初，康毅濱開始電話面試。雖然並不直接和學生面對面，但大洋彼岸傳來的聲音，會告訴他對方是一個什麼樣的學生。星期日：你會問些什麼問題？康毅濱：主要是看看英文口語能力、科研經歷、隨機應變的能力，以及學生的一些背景狀況。星期日：接到電話的學生，會很緊張吧？康毅濱：電話面試大約一個小時，45分鐘說英語，15分鐘用中文。就算英語不是特別好，學生還是可以完整地表達自己的。但大部分中國學生會把它看作一個“考試”，而不是一個“對話”，所以有些會很緊張。星期日：你聽出了什麼？康毅濱：有些學生聽得出來他(她)事先在紙上寫好回答，照著念，或者是背出來。還有是“排練過度”，說得非常溜，像演講一樣，但並沒有針對我的提問。星期日：他們會給你留下什麼印象？康毅濱：那些答非所問的學生，我想可能沒有自己做過真正獨立的研究，或者對自己沒有信心。我希望學生是展現一個真實的自我，而不是一個過度包裝的、失去了真實性的“加工成品”。

星期日：或者是我們的教育沒有告訴他們，說實話是最好的回答。康毅濱：我們要挑選的，是真的熱愛科學、而且誠實的人。去年，我幾乎是在申請截止前的最後一刻才收到了一個學生的材料，條件很好，我就給他打電話。他老老實實告訴我，雖然他很早就進實驗室，工作也很努力，但不知道為什麼，實驗總不是很順利。但他可以很清楚地描述他在實驗中遇到的問題，和為解決問題所作出的種種嘗試。表面上看，他的科研並不成功，但我能感受他的認真、誠實、努力，這已經具備了一個科學家、一個人最重要的品質。電話面試並不是最終的決定。之後，康毅濱要在候選人中反覆地掂量、比較。在這個過程中，分數高低往往不是決定因素，而是從細微處看到的非智力因素。星期日：分數不重要？康毅濱：分數很重要，但不是一個絕對因素。申請普林斯頓的學生都是國內名牌大學的尖子，經過高度選擇過的人，智力都沒有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