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厚總

劉厚總（1904—1952），湖南耒陽人，他是在抗日戰爭期間，槍殺新四軍政委項英、副參謀長周子昆等同志的的兇手。

劉厚總的家庭是貧苦農民。1926年，他在家鄉參加農會，1927年，擔任江頭鄉農會委員，打土豪鬥地主，成為農民運動的骨幹。大革命失敗后，1928年他參加農民赤衛隊（后改為赤色游擊隊），在火燒沖一帶活動比較多。那時國民黨反革命勢力猖獗，敵我雙方的鬥爭極為尖銳殘酷。國民黨地方武裝“挨戶團”抓住了赤衛隊便殺。赤衛隊便用紅色恐怖對付白色恐怖，曾於1928年一天夜裡殺了劉姓、嚴姓、李姓、梁姓土豪劣紳。隨後，國民黨反動派集中了當地反動武裝力量，“圍剿”游擊隊，僅龍塘一地就有二百餘農會會員被殺害。游擊隊里出了一個叛徒，當了國民黨軍隊的排副，帶領挨戶團一夜之間殺了劉厚總的堂哥劉厚林、堂弟劉厚定、劉厚存等五人。

因為劉厚總在血與火的鬥爭中總是敢打敢拼，衝鋒陷陣，在耒陽是出了名的，當時當地有的群眾叫他“總老爺”，也有說他是“大殺星”下凡的。劉厚總所在的游擊隊面對反革命的“圍剿”，經歷了極其艱苦的歷程，有起有伏，最困難的時候只剩下七個人、兩條槍，順利的時候曾擴大到一百多人。無論人多人少，滿腦子“山大王”思想的劉厚總是要個人說了算，為所欲為，最典型的莫過於他把抓到山上的一個地主的十四五歲的女兒“娶”為妻子的事。

1934年，經湘南特委批准，成立湘南赤色游擊隊，耒陽游擊隊編為第三大隊，歸耒陽縣委領導，劉德總為大隊長，劉厚總為大隊政治委員。1934年冬，劉向明任大隊政治委員，劉厚總任大隊長。1935年，劉厚總參加耒陽縣委，為縣委委員。劉厚總對組織上先後派劉德總、劉向明來游擊隊擔任領導心懷不滿，認為是對他的不信任，他們也很難同他合作共事。

七七事變后，大敵當前，實行國共兩黨第二次合作。中共湘南特委書記王濤、特委委員兼耒陽縣委書記謝竹峰同國民黨政府耒陽縣縣長陳必聞談判，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同時，成立中共耒（陽）安（仁）中心縣委，謝竹峰任書記，劉厚總任組織部長。

1938年劉厚總所在的游擊隊開赴皖南改編為新四軍特務營后，5月下旬，隨軍部移駐土塘。劉厚總惡習未改，在土塘即犯有調戲婦女、侵犯群眾利益、抓老百姓的雞鴨燒吃等違反軍紀的事發生。約在9月，劉厚總被派往延安中央黨校學習。

1939年春，謝竹峰同劉厚總得到中組部的批准，掛著二等訓兵的符號，佩帶八路軍臂章從延安坐汽車到西安八路軍辦事處，找到伍雲甫同志。又由西安經成都、重慶、遵義、貴陽等地，到桂林新四軍辦事處，住了幾天，回到湖南。劉厚總回到耒陽后，發現“少年老婆”已奔赴延安，埋藏的槍支還在，但已不可能再拉起隊伍就地打游擊了，便到皖南雲嶺新四軍軍部要求分配工作，先在教導總隊短期學習，后在軍部擔任副官處副官。這樣的工作分配，說明新四軍幹部部門對他的實際表現是了解的，而劉厚總在思想上更增加了對組織的不滿。他在副官處管理飼養班、木工班，工作弔兒郎當，作風流里流氣，滿嘴粗話。

1941年1月16日傍晚，在涇縣的大康王村附近，項英在皖南事變突圍途中與劉偶然相遇。項的警衛員李德和、鄭德勝在回憶錄中說，當時項並不認識劉，聽說他是副官處的，說:“好吧！那就跟我們一塊走吧。”

1941年3月12日，項英一行經近兩個月的轉移和隱蔽，來到赤坑山上的蜜蜂洞。洞較小，僅能住下項英及劉厚總、新四軍副參謀長周子昆及他的警衛員黃誠四人。項英的警衛員李德和、鄭德勝、夏冬青等則住在半山腰的草棚里。3月13日凌晨，劉厚總槍殺項英和周子昆，又對黃誠打了三槍，取走他們的武器和隨身攜帶的黃金、銀元、金錶、鋼筆，下山向國民黨投降去了。

劉厚總先到太平縣的隔河裡找到保長。這個保長搜走他帶去的武器和財物，但不相信他殺了項英、周子昆。劉又跑到涇縣的茂林鎮，找到國民黨軍政部第十一衛生大隊的擔架連，但連長王惠九也不相信他。劉又跑到旌德縣的玉屏鄉，改名李正華，冒充第三戰區的特務，要求鄉公所送他到第三戰區司令部。玉屏鄉公所將他押解到旌德縣政府。

縣長李協昆在一再審問后，於4月28日派特種工作行動隊隊長陳思新等人由劉帶路，到蜜蜂洞去查看。因為項英、周子昆的遺體和負傷的黃誠早已被轉移，只看到洞里留有洋燭、棋子、梳子。此時，中共涇旌太中心縣委書記洪林聽村民說劉來了，就計劃在蜜蜂洞附近擊斃這個叛徒。劉發現有人伏擊，倉皇逃到太平縣城，投奔了國民黨縣黨部。劉厚總先後被押送到在休寧縣屯溪鎮（今黃山市）的國民黨安徽省黨部皖南辦事處和皖南行政公署，繼續審問。

1943年冬，劉厚總被押送到重慶關入軍統局的渣滓洞看守所，一關5年。直到1948年，國民黨政權風雨飄搖，才將他釋放，給一筆錢，讓他回原籍。

1948年春，國民黨軍統局決定“開釋”劉厚總，併發給二千五百萬元，以資返籍。劉一面“深感大德”，一面又伸手要錢。同年5月10日，向蔣介石呈上報告，厚顏無恥地拿槍殺項英的罪行去邀“功”，說：“以項英之才能（其在中共之地位、其在江西領導遊戰時，政府即曾懸賞捉他），設令尚生存於今日，其影響之所及，不難設想！而厚總之所貢獻於政府者，其價值如何，當亦不難估計。”“厚總因被禁有年，致成殘體，耳、目、腳等均有重病（現正醫病），年齡老邁，六親無靠，雖蒙厚惠二千五百萬元，實不敷醫病之用，他如購買行李衣服及旅費與今後生活費用，均無著落。際此生活奇昂，瞻念前途，不禁凄然！為此，不揣冒瀆，披瀝上陳，懇乞憫其投誠之愚衷，恩准另發救濟費（或作獎金，厚總自當登報道謝）若干，以延蟻命，借昭激勵。並懇發給自首證書……和護照，俾便返籍，免致當地政府發（生）誤會，無任感禱。”呈文署名劉厚總，又在括弧註明“近更名為劉雄”；呈文又說：“批諭交局本部重慶看守所所長張鵠轉知”。昔日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同國民黨反動派懷有深仇大恨，率領耒陽紅軍游擊隊敢打敢拚、英雄殺敵的“山大王”劉厚總，此時則早已成為跪倒在國民黨反動派面前搖尾乞憐，只求“以延蟻命”的不齒於人類的狗尿堆。

1949年5月，九江處於解放前線，非安身之地。於是，劉就去江西新余縣的一個湖南老鄉開的興記鹽鋪當管賬先生。

1952年7月28日，新余縣公安局副局長黃宜蕃，大清早起來就急忙召集十幾名公安人員開會，宣布對住在城西興記鹽鋪的賬房先生立即逮捕。原來，新余縣公安局開展全城戶口核對工作時，黃到城西興記鹽鋪核查，感到管賬先生好面熟，經反覆盤問，發現賬房先生並不是本地人，且回答問話前後矛盾，這引起黃的高度警惕。黃覺得此人像自己當年在新四軍里給周子昆副參謀長當警衛員時見過的劉厚總。

網際網路版本

1952年7月，在全國公安系統的統一布置下，新余縣公安局開展戶口核對，對每戶的主要人員歷史加以核查。本來，公安人員已在“興記鹽店”核查完畢，正要轉到旁邊一戶，忽然，有個公安對從店外走過的一個人喊道：“黃局長，你到哪兒去？我們在這兒哩。”那人聞聲走進鹽店，對核查的工作人員打招呼：“同志們辛苦。”

這個被稱為黃局長的，正是年初才從部隊下來的新余縣公安局副局長黃宜蕃，分管戶口核查。他與幾位檢查人員聊不多久，看見了正在忙碌的劉厚總，心中不覺一愣，感到此人好像在什麼地方見過，可一時想不起來。他立時把陳次興叫過來，問了一些情況。黃宜蕃聽說這個店夥計並非本地人，加重了心頭的疑惑，然而經驗告訴他不可打草驚蛇，便不再問了，若無其事地離開。

真是冤家路窄。這個黃宜蕃不是別人，正是14年前周子昆的警衛員！那時候在皖南雲嶺，同在一個軍部，哪天不要見到劉厚總幾回？雖然過了12年，劉的外相有所變化，但基本的臉型和身架變化不大，仔細看還是認得出來。黃宜蕃回到局裡，越想越覺得此人就是劉厚總，他立時找到局長，講了情況，局長同意：馬上逮捕、審訊，不要讓他溜了。

翌日一早，7月28日6時左右，黃宜蕃帶著十幾個公安人員，將“興記鹽店”包圍起來。店門打開后，黃用槍對著劉厚總的胸口：“劉厚總，劉副官，別來無恙？”

“啊，我，我不是劉副官，你認錯人了。”劉厚總連連擺手，矢口否認。

“哼，劉厚總，別裝蒜了，你說我是誰?”

“你，你是……”劉厚總盯著黃宜蕃，心裡緊張地思索著，但他無論怎樣也想不起這人是誰。

“我，我是周副參謀長的警衛員！”黃宜蕃一聲斷喝：“你真的不認識？好好看看我吧！”

劉厚總聞言，心懷恐懼地“啊”了一句，隨即面色大變，兩腮的肌肉微微顫動起來：“你，你……”

“把這個可恥的叛徒捆起來！”隨著黃宜蕃的喝令，早已上前的幾個公安人員一把扭住劉厚總的雙手，用銬子銬上，立時押回縣公安局審訊。

原新四軍代理軍長、時任中共華東局書記、上海市市長的陳毅同志聞悉當年殺害項英、周子昆的兇手落網后，當天給江西省委書記陳正人打電話，指示公安政法部門儘快結案，處決這個罪大惡極的叛徒；同一天，華東軍政委員會副主席譚震林也給江西省委拍發了及早嚴懲叛徒的電報。

1952年8月初，劉厚總在江西南昌被處決。

另一說法澄清

有關同志給中紅網轉來當年新四軍副參謀長周子昆的警衛員黃誠之子、江西省宜春市政協黃維華和江西省宜春市委農工部易宜龍寫的一篇稿子，指出在網際網路上流傳甚廣的《劉厚總在新余落網》是篇假報道。

據了解，當年在皖南事變中殺死項英、周子昆的叛徒劉厚總，下落有好幾種說法，已成為一個歷史疑案，直到如今也沒有一個確切消息。

黃維華和易宜龍兩同志寫的題為“《劉厚總在新余落網》是篇假報道”，全文如下：

“近年來，國內許多黨史網、文史網和香港鳳凰網等網站，紛紛刊登或轉載了一篇有關殺害新四軍重要領導人項英和周子昆的兇手、叛徒劉厚總在江西新余落網的報道。

“該報道稱：1952年7月的一天傍晚，江西省新余縣（現為新余市）一個曾當過周子昆的警衛員、年初轉業到新余縣公安局任副局長的黃宜蕃，在新余縣城“興記鹽店”查戶口時，認出了店裡的一個夥計就是在皖南事變中殺害項英、周子昆的叛徒劉厚總。於是，黃宜蕃在第二天帶著十幾個公安人員將‘興記鹽店’團團包圍，活捉了劉厚總。當時任上海市市長的陳毅和任華東軍政委員會副主席的譚震林聽到這個消息后，立即打電話給時任江西省委書記的陳正人，指示公安部門儘快結案，處決這個罪大惡極的叛徒。1952年8月初，劉厚總便在南昌被執行槍決。

網上刊登的這篇報道，被幾百萬網民點擊和轉發。項英的孫子項陽和周子昆的女兒周民看到這篇報道后，於2012年元月7日委託江西省宜春市新四軍研究會籌委會調查此事是否屬實。宜春市新四軍研究會籌委會先後找了新余市公安局、宜春市公安局、江西省公安廳和《江西日報》社調查了解，證明此事子虛烏有。而且，還了解到，新余公安局從解放成立以來，在歷任的局長、副局長和整個公安隊伍的花名冊裡面，根本就查不到一個名叫“黃宜蕃”的人；解放初期的新余縣城和現在的新余市區，也從來沒有一個商店叫“興記鹽店”。

另外，網上還流傳一種版本，說劉厚總殺害項英、周子昆後向國民黨自首，被國民黨押到重慶，先是關進渣滓洞，后又轉往白公館。1949年12月劉厚總出獄時，解放軍攻擊重慶的炮聲已經打響，劉厚總隨國民黨潰兵在川渝公路上逃跑時死於亂軍之中。為此，宜春市新四軍研究會籌委會向重慶市公安局進行了電話諮詢，對方答覆，此事只是推測，並無確鑿依據。

劉厚總的下落究竟如何，這個疑題有待進一步查考。”

看來，黃維華、易宜龍提出的劉厚總下落究竟如何？他死了沒有？又是如何死的？需要大家進一步調查與核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