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麗玲

曾出演87版《紅樓夢》、86版《聊齋電視系列片》、《西熱圖傳說》、《良家婦女》等影視作品。

1989年留學日本，1995年畢業於日本東京學藝大學舞台導演專業，同年四月進入日本大倉商社工作。

1996年3月，系列紀錄片《我們的留學生活》開拍，歷時三年，張麗玲任總製片和總導演。其中，系列之《小留學生》獲得零零年“日本放送文化基金獎”最佳紀錄片獎，張麗玲獲年度最佳個人策劃獎。

1998年4月，張麗玲出任CCTV大富董事長。

2001年6月，張麗玲和該系列紀錄片中的《小留學生》一片，榮獲被譽為日本奧斯卡的“日本放送文化基金獎”“最佳策劃”和“最佳紀錄片”兩項桂冠。 2006年推出系列紀錄片的最後一部，也是張的封山之作《含淚活著》。同年，張麗玲和該系列紀錄片中的《含淚活著》繼《小留學生》之後再次榮獲“日本放送文化基金獎”紀錄片大獎。

CCTV大富電視台是成功的海外華文媒體。該台開播后，許多日本華僑、華人家庭通過該台了解祖國信息，甚至就連夫妻吵架之類的瑣事都會打電話與電視台溝通，是當地華僑華人的知心朋友。

讀語言學校，考大學、讀碩士，同時打工。留學生的生活，別人經歷的我都經歷了。到日本將近6年時，我從舞台導演專業碩士畢業，雖然學的是藝術類專業，但我決定畢業後進商社，到一個新領域去發展。因為日本的經濟奇迹對我太有誘惑力了。沒到過日本的人很難想象日本經濟有多發達，我一直對日本經濟戰後的飛速發展有濃厚興趣，也特別關注那些有古老傳統的大商社。

最終我 選擇了大倉商社。經過考核、面試，“你是外國人，但比一般的日本人更優秀，所以我們要你。”主管人說。1995年4月我如願以償了。

大倉有130多年的歷史，曾在日本經濟中起到過主宰作用是日本第一家把商社開到國外的公司，也是日本第一家把啤酒賣到民間的商社。

我的工作就是在啤酒釀造課，負責好幾家大啤酒公司的原料供應，而且主要是用英文工作！我在國內學的英文這麼多年後就剩下ABC了，別人5分鐘就能做好的報表，我得用3個小時！

我直接去找給我面試的專務——日本公司里等級森嚴，有問題時，課長、部長、專務，要一級級向上反映，越級在日本公司是一種難以想象的行為。而且大倉實行軍事化管理，職員對上司要絕對服從，沒有人敢問：為什麼讓我做這個？你問了別人反而拿你當怪物。但我顧不得這些，直接去問專務：你們招我來是為了讓我發揮自己的才能，為商社做貢獻。為什麼不讓我去中國貿易課，那裡才能發揮我的優勢？專務回答：我們在兩三年內並不指望你能有什麼大發展，做什麼貢獻，讓你呆在哪裡你就呆在哪裡好了。真讓我目瞪口呆！

打退堂鼓嗎？不行。我是個喜歡挑戰自己的人，不會碰到難事就退縮。怎麼做呢？惡補英文吧。每天一下班就去補習班學英文，回到家還要讀上一陣子。上下班的路上也不能浪費，英文書本時刻拿在手裡。真緊張，真苦啊！臉上都急出了皰。但很快我的英文水平就上來了，進課3個月後，工作得心應手了。

工作再不會給我很大壓力。但是沒有了挑戰性的工作反而讓我感到乏味。就這樣，踏上日本第一天就產生的念頭———真實記錄留學生生活，又一天天縈繞在心頭。差點兒被開除

1995年12月我開始做紀錄片拍攝的籌備工作，1996年3月正式開拍，1999年6月結束。3年多的時間裡，接觸了300多人，跟蹤拍攝66人，共拍了1000盤素材帶。

片子在國 內獲得了很大的成功，這是我沒曾想過的。我只是要把這段歷史記錄下來。但日本的公司是不允許有第二職業的，———雖然這並不是為了賺錢，反而讓我投進了自己所有的錢，並舉債數十萬美金。剛開始我都是每天下班后偷偷出去拍，夜裡干到一兩點，第二天惴惴不安地去上班。到了公司，先察言觀色：噢，今天大概不會“開”我，好好乾吧。兢兢業業，一點不敢出錯。然後下了班再去拍片子。當時就一個念頭：只要你不開除我，我就會好好乾分內的工作，但如果讓我放棄拍片子，那我寧可失掉這份工作。當時對拍片子就像吸毒上了癮一樣。有人說我瘋了，有人說我變態，但我都聽不進去。我認定了有意義的事，就絕不退縮。

最後是我的片子感動了他們。拍到一年半的時候，大倉的專務看了我們的片子。他召集了公司所有的部長，指著片子中的李仲生說：“這個人長了一張能讓戰爭平息的臉，他告訴我們，亞洲需要的不是金錢，而是精神和靈魂。”並對我說：“你不用上班了，工資、獎金照發。做完片子再回來。”原來感動是可以超越國界的。

拍攝紀錄片的同時，國內委託我辦理中央電視台在日本衛星落地的工作。這是一件無論對中國人還是日本人都很有意義的事。中央電視台要找有信譽、有實力的企業合作，我就找到了大倉商社和富士電視台，問他們願不願意聯手來做這件事。於是就有了大富商社的誕生。

1998年3月30日股東們急電通知我：立即回日本，從4月1日起做大富商社的總裁、董事長時，我正在國內做片子的剪輯工作。我非常驚訝：我只是個牽線人，而且從沒做過經營，連收支平衡表都不會看，對數字一竅不通。

他們首先 糾正我這種錯誤的概念：經營者不是整天跟數字打交道的，經營是一門藝術；我們考察你的工作經歷和工作能力，認為你能勝任，公司需要由你這樣的拚命三郎來管理。他們說，主要是你自己想不想做，你有沒有信心做？我認真想了想，說，我想做，我有信心能做好。

於是從4月1日我走馬上任，立即馬不停蹄地幹起來。6月1日試驗放送，7月1日正式向日本全國放送。這期間我除了每天工作到深夜兩三點，還得不斷地跟某些對我不信任、對我的工作橫加干涉的股東交涉，而且我手下的職員也戴有色眼鏡看我，他們覺得怎麼能把商社交給一個女孩子管理。說文雅點兒是“交涉”，通俗點兒說就是吵啊、打啊，不斷鬥爭。工作起來人稱我“玩命三郎”，其實跟人較起勁來我同樣是“玩命三郎”。我說，如果你們信任我，就放手讓我干，不然就別讓我干。在爭取到的有限許可權內，我把每一件事力爭做到最好，干給你們看！

衛星電視順利地放送了，跟股東和職員的關係也逐漸磨合好了，一切剛剛步入正軌。可還沒等我喘口氣，1998年8月21日，大倉突然倒閉。

大倉擁有大富商社90%的股份。母公司倒閉后，通常會引發子公司的連鎖倒閉。那時我真有點兒懵了，就好比一個孩子剛剛出生，還沒學會走路，就失去了爹媽。我不能看著我的公司剛起步就倒下，我也得對我的職員負責。

管裁人和裁判所，我原來都沒聽說過，這時決定著每一個子公司的生死存亡，我必須拿出有力的證據，來說服他們，讓他們相信我這個公司是有生存能力的、是有希望的。他們說，既然你有生存能力，限你在某一時間內找到新的股東，把大倉的股份買走。

日本文化對女人總有一種不信任感，女人做事要比男人碰到更多的阻力，但我已無路可退。我單槍匹馬找新股東，一次我去見一個大公司的社長，他聽說來求見的是一個30歲的女人，就不見。他說，一個30歲的女人能決定什麼。我就找了富士電視台的局長，局長陪我去了，但他一句話也沒說，是我拿出所有的真誠和希望來說服和打動那個社長。

碰了很多釘子之後，我倒是因禍得福，五家日本有代表性的大公司：索尼、京瓷、富士電視台、電通等成為大富的新股東。這樣，我們公司擁有了最強大的陣容、最一流的管理和極其雄厚的實力。與松下幸之助齊名、素有日本“經濟之聖”的稻盛和夫先生是京瓷的創始人，為了支持公司的事業破例出任公司董事會的董事，直接參與公司管理，在我這個董事長之下，這在日本是很少見、很引人注目的。每次開董事會的時候，各大報紙都非常關注，我們的股東或股東代表，都是日本當今極有影響力的企業家，而我和他們一起討論公司的經營運作，從中也學到了許多寶貴經驗。

2017年6月20日，中宣部副部長、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副主任崔玉英在京會見日本CCTV大富電視台社長張麗玲一行。雙方就加強中日兩國文化交流與媒體合作等話題進行了深入探討。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對外推廣局副局長凌厲、五洲傳播出版社社長陳陸軍等陪同會見。

紀錄片《小留學生》

2001年6月，日本電視界最重要的大獎之一“放送文化基金獎”本年度的評選結果揭曉。張麗玲（株式會社大富社長）和她擔任總策劃、總製片的紀錄片《小留學生》雙雙奪冠。《小留學生》榮獲“電視紀錄片獎”，張麗玲榮獲“策劃獎”。這是在日華人首次獲得該項大獎。

“放送文化基金獎”由日本唯一的電視放送財團法人——“放送文化基金”舉行評選。該機構自1974年成立以來，每年舉辦一次全國各電視台優秀節目評選，2006年已經是第27屆。2006年“放送文化基金獎”的兩項重頭獎，由在日華人張麗玲和她的作品榮獲，這在“放送文化基金賞”的歷史上還是第一次，尤為引人注目。

獲得“電視紀錄片獎”的《小留學生》，是張麗玲等人耗時數年、跟蹤拍攝數百名在日中國留學生、製作的大型系列紀錄片《我們的留學生活——在日本的日子》中的一部。該片首先在中國播出，引起了強烈的社會反響。中國總理朱鎔基訪日時，曾對《我》片給予高度稱讚。

《小留學生》記錄了一個9歲的中國小姑娘隨父母來日本后的感人經歷。2005年5月5日，富士電視台在黃金時段播出此片后，在日本社會引起了巨大反響，20.6%的高收視率創造了當年度同欄目的最高記錄。要求重播和發表感想的觀眾來信、傳真、電子郵件紛涌而至。

據悉，在“放送文化基金獎”中，“企畫獎”每年只授予一個人，因此歷年都競爭激烈。“放送文化基金賞”評委會鑒於《小留學生》給日本社會各界所帶來的強烈反響和深刻影響，最終將今年的“企畫賞”授予了《小留學生》的製作者張麗玲。

“放送文化基金獎”評委會給予了《小留學生》和製作者張麗玲的評價是:“這是一個充滿智慧的企畫”，“是一個與眾不同的紀錄片”，“一部積極向上的作品”，“給人帶來的深刻感動不可思議”，“在民間層次上促進了日中友好”。

紀錄片《含淚活著》

張麗玲於1989年赴日本留學。現任大富公司董事長兼總經理，從事中國中央電視台節目在日本落地播出事業。從1995年開始，張麗玲自費拍攝記錄留日學子和華人奮鬥歷程的系列紀錄片《我們的留學生活——在日本的日子》。這部十集大型系列紀錄片在中日兩國電視台的黃金檔播出，並在中國和日本掀起了空前的感動大潮。張麗玲和該系列紀錄片中的《小留學生》一片，榮獲被譽為日本奧斯卡的“日本放送文化基金獎”“最佳策劃”和“最佳紀錄片”兩項桂冠。

《含淚活著》耗時十年，是張麗玲《我們的留學生活——在日本的日子》系列紀錄片的封山之作。該片講述了主人公丁尚彪，在35歲時告別妻子和女兒，滿懷憧憬，從上海到日本留學后，一家三口的命運發生的一波三折的故事。整整十年，張麗玲克服重重困難奔走於日本、中國、美國之間跟蹤拍攝，記錄了丁尚彪一家三口在上海、東京、紐約天各一方的生活景象，以及將對親人的思念深藏心底，胸懷理想，決不放棄，堅忍不拔，含淚前行的壯絕歲月！

該片曾於2006年11月3日在日本富士電視台周末黃金時段播出，在日本掀起感動大潮，反響空前。觀后感多達400多萬件，創富士電視台歷史記錄，改變了許多日本人對中國人的誤解和偏見。《含淚活著》繼《小留學生》之後再次榮獲“日本放送文化基金獎”紀錄片大獎。

日本媒體人士表示，包括《含淚活著》在內，日本富士電視台共播出了四部張麗玲製作的系列紀錄片，每部作品的收視率都很高，最高突破了20%，這個收視率在日本難以想象。至少有一半以上的日本人看過張麗玲的紀錄片，要求重播或出版DVD的呼聲很高。富士電視台應觀眾的強烈要求，破天荒地將張麗玲的紀錄片《小留學生》重播了5次，收視率都很好，這是空前絕後的事情。

《含淚活著》等張麗玲的系列紀錄片關注人生命運，不僅是紀錄片的精品，更是人生教科書，具有永恆的感染力。很多日本人把紀錄片錄了下來，遇到困惑時拿出來看，從中汲取力量尋找答案。

張麗玲案國內國外都沒完

一部反映中國留日學生艱苦奮鬥生活的紀實性電視片《我們的留學生活》在中國放映后，引起了極大的社會反響。就在這一部電視片引起轟動、製片者張麗玲一夜之間成為名人的時候，從故事的發源地東京，卻傳出另一種聲音，指出這部電視片作假，更披露張麗玲本人學歷、經歷都有假。

■5月5日，張麗玲的《我們的留學生活》第一集《小小留學生》在日本富士電視台播出后，收視率高達20．6%，在日本引起轟動。

■5月12日，史國強在京被不明身份者毆打。

■5月30日，日本華文報紙《日本新華僑報》負責人蔣豐和《中文導報》負責人之一的邱海濤分別在上海接受了記者的採訪，指出《我們的留學生活》作假：在《角落裡的人》一集中，史國強是張麗玲拉去表演“黑角色”的，不是生活的真實；其二張麗玲是浙江杭州人，原名張壑丹，自稱畢業於“日本國立學藝大學”碩士生的履歷不實；還有張麗玲做陪酒小姐及在粗俗的日本體育小報上“拍寫真”的歷史被掩蓋。

■6月5日，上海某周刊發表了題為“《我們的留學生活》驚爆作假內幕”的報道，被某大網站轉載，立時引起公眾及媒體的議論紛紛。

■6月5日，《我們的留學生活》攝製組發表鄭重聲明：在長達4年的攝製過程中，《我們的留學生活》（包括有史國強的這一集），其中的每一個鏡頭，每一個細節，都是真實的，不存在任何“作假”之處。

■6月7日，成都某報消息，張麗玲正著手起訴首發“作假內幕”的上海某周刊。

■6月9日，東京地方法院受理張麗玲訴《日本新華僑報》負責人蔣豐對《我們的留學生活》名譽損害案

《聲明》指出，“編造這一假新聞的蔣豐及《中文導報》，不但誣陷《我們的留學生活》，而且用極為卑劣的手段，對張麗玲本人進行人身攻擊及誹謗和陷害，完全是別有用心，有著不可告人的目的。”“將運用法律手段，對蔣豐等人提起法律訴訟，追究其法律責任。”

■《東方時報》負責人致電上海某周刊和某大網站，指出蔣豐和《中文導報》負責人邱海濤是出於某種利益造假。

另有內情

■隱在背後的利益

對於張麗玲所說“這一切是因為《中文導報》辦了一個電視頻道，一直在跟我們的CCTV大富電視台競爭，競爭不過，就不擇手段”的說法，一位不願意透露姓名的在日資深媒體人士向記者介紹了有關情況：

張麗玲是大富商事的社長，大富商事成立於1998年3月，它最早是由日本富士電視台和有一百多年歷史的大倉商事（東京著名的五星級飯店———大倉飯店即為其所建）集資所建，主要的工作是將中國中央電視台節目通過衛星接收下來，在日本國內播放。此後不久，由一對在日中國留學生夫婦羅怡文個人創辦的公司———中文產業株式會社（主要編輯發行周報《中文導報》），與日本幾家公司和個人合作，成立了一家中文電視台———樂樂中國。樂樂中國電視台除播放台灣、香港的電視節目外，還每天自己製作半小時的新聞節目，這一點比大富商事只轉播不自辦節目，更像一個電視台。但由於兩家公司面對的客戶市場只有一個———在日中國人，因此，自然成不了親家。樂樂中國電視台最感不滿的是，中國中央電視台在日本的播放權已讓大富商事獨佔，樂樂中國無法轉播中央電視台的節目，有關中國的節目，只能向香港的電視台購買。樂樂中國幾次要求中央電視台也給予他們轉播權，但中央電視台表示為難，因為當年在與日本富士電視台簽署轉播節目協議上，已清楚地寫明“在日的播放權為富士電視台獨有”。而張麗玲作為大富商事的社長，自然不會同意讓樂樂中國電視台來搶自己的市場。

■四家華文報紙舌戰升級

關於《中文導報》與《日本新華僑報》給張麗玲揭醜而《時報》與《東方時報》卻維護她的情狀，這位在日媒體人士說了一段“內情”：今年3月，樂樂中國電視台的姐妹傳媒《中文導報》不點名地批評一位我駐日人士，是阻止樂樂中國電視台獲得中央電視台轉播權的罪魁禍首。過了不久，《中文導報》的批評升級。對此，另一家在日華文周報《東方時報》站出來打抱不平，一時雙方火藥味甚濃。其後，雙方的爭吵更烈，並且有兩家報紙也加入了這一鬥爭的行列，一家是10天出一次的中文旬報《日本新華僑報》，另一家是有“在日唯一中文日報”之稱的《時報》（一周出5天報）。《日本新華僑報》是由蔣豐所辦，而《時報》則是由張一帆所辦，兩人都是40出頭之人。最早時，兩人還是另一家中文報紙《留學生新聞》的同事，只不過張一帆當時任主筆，而蔣豐則是普通編輯。後來，張一帆離開《留學生新聞》，自己創辦了《時報》。而蔣豐在離開《東方時報》之後，自己辦了一份《日本新華僑報》，不久，與《中文導報》建立了協作關係。據說在《日本新華僑報》的最後一版，全是樂樂中國電視台的廣告。

■文/宋華 楊文健

某留學生：好不容易出了個張麗玲

一位在日近十年的留學生宋先生告訴記者：平心而論，大部分在日留學或留過學的人，無人會說（這部）電視片所紀錄的一切均是造假的東西，因為每一個留日學生都是這麼走過來的。至於張麗玲本人是否是從那一個學校畢業，留學生時代有無做過陪酒女郎，我覺得這是個人的事，嚴格講來，與《我們的留學生活》這部電視片無關。日本放送協會（NHK）的一位節目製作人曾講過這樣一句話：“告訴一個人，這一個節目要連續拍一個月，他還能承受。如果告訴他要拍一年，那麼，他非辭職不可。但張小姐不僅拍了一年，而且一拍就拍了4年，這是一個奇迹，這也是她和這部電視片的價值所在。”

宋先生說，6月9日夜，我們同一群在日本本田、IBM公司以及各大銀行和證券公司工作的在日中國白領人士在東京舉行交流會。會上，這群畢業於日本各著名大學的中國人悲嘆：“我們在日的中國人好不容易出了一個張麗玲，為什麼大家不能像日本人一樣為她組織一個後援會聲援她，反而要搞臭她？”

蔣豐：我對自己的言行負責

6月12日下午，記者撥通了《日本新華僑報》負責人蔣豐的電話。

蔣豐表示很願意接受記者採訪，他顯然對張麗玲一事還意猶未盡，對近來國內一些媒體只轉載了張麗玲的澄清聲明而未能讓作為“反方”的他說話，他表示很不滿。

■張麗玲的片子只是片面的真實

對於披露張麗玲“作假內幕”的初衷，蔣豐一字一頓地強調說：“所有在海外華人都在謀取成功，但如果以損害海外華人利益來獲取成功，這樣的事情不要讓我知道，否則那一定是通不過的。”記者問他是否直指張麗玲損害了海外華人的利益，蔣豐沒有正面回答，他列舉了一些華人在日成功的統計數字后說：“張麗玲的片子刻意強調真實，但那只是片面的真實，是有選擇性的真實。她挑選了一些片面的東西，並不具有在日留學生的典型性、代表性，但其給人留下的印象與影響遠遠超出意想之外———讓人看了都以為日本的中國留學生就是這樣苦、這樣沒出息！”

■沒想搞垮CCTV大富

對於《我們的留學生活》攝製組於6月7日發表的聲明，蔣豐似乎早已爛熟於心，對此，他提出兩點質疑：聲明以“《我們的留學生活》攝製組”名義發表，但這個攝製組既不是社團法人，也不是民間團體，它是根本不存在的，它只可能是兩個人———張麗玲和張煥奇；聲明中提到“每一個鏡頭、每一個細節都是真實的”，這可能嗎？

■背後沒有任何利益衝突

對於隱藏在幕後的“利益”問題，也就是記者關心的有關CCTV在日落地權的爭奪問題，蔣豐的回答是一連串的反問：“我怎麼可能去搞垮大富電視台？又怎麼能搞垮呢？”他極其肯定地表示，CCTV在日落地權，從來沒有人爭奪過；對張麗玲的披露，沒有任何利益衝突在裡面。他語氣激烈地說：“這是把問題人為複雜化！問你有沒有作假，你只要回答有還是沒有，為何顧左右而言他呢？”

■翻錄是為讓讀者辨別好壞

這中間有一件非常耐人尋味的事是，記者通過某種途徑獲得了一張5月28日的《日本新華僑報》的第25版報樣，在此版下端，“感謝讀者訂閱大優惠”的粗黑標題之下，赫然竟是這樣一個句子：“凡在優惠期間訂閱《日本新華僑報》一年者，免費贈送《我們的留學生活》錄像片一套。”看來，這也就是張麗玲所說的蔣豐私自翻錄該片，被其訴上法庭一事的實證之一了。面對記者的質詢，蔣豐說：“張麗玲告我確有其事，但那是針對版權問題，而不是某些媒體說的以誹謗罪起訴。”他告訴記者，5月26日，他同張麗玲一同出庭，結束此次開庭后，他表示請求下次延期出庭，“因為下星期要回國有事”。記者掐指一算，4天後的30日，蔣豐已在上海接受某周刊採訪。

那麼為何要翻錄該片先“販賣”后“贈送”（在此之前《新華僑報》曾以1000日元/套有價而估）呢？蔣豐說：“我不同意拿它促銷的這種說法。事前我們已經在報紙上發了許多有關它的批評文章，以工本費出售和後來的贈送只不過是為了讓讀者看到原樣的東西作為資料永久保存，讓讀者自己去辨別（好壞）。說得不好聽的話，我們把你的東西白白奉送出去，連工本費都不要。再說，我也可以隨時取消（廣告）嘛。”

■我百分之百贏定了

對於這起被告侵權官司，蔣豐笑著告訴記者：“我百分之百贏定了。”他告訴記者，因為他曾介紹兩個人給張麗玲拍攝，所以在片后的感謝名單中，也有他的名字，而事先、事後張麗玲都沒有通知他。正是由於這個感謝名單，證明了他同該片的關係，所以侵權不會成立。

■在學歷上造假的人什麼假不敢造

當談到同時被提出來的張麗玲的學歷與經歷問題，這問題曾被拿出來作為因果推論的前提：一個人如果連自身的事都作假，怎麼能保證片子的真實呢？蔣豐對此事表示不願意多講，“這會使事情的格調降低，成為隱私大戰。”但他同時又說，一個人如果敢在學歷上造假，那他還有什麼假不敢造？他並解釋說“這個觀念也許是受日本影響太深的緣故。”

■最後還要靠法律解決

當記者問到這件事最後該怎樣結束時，蔣豐沉吟了一下說：“靠法律，訴諸法律解決。”他說希望張麗玲敢於出來承認錯誤，因為事情對她會越來越不利，她的隱私暴露得會越來越多，客觀效果上她有可能不能再做大富社長。“嗯，不能排除這個可能性。”蔣豐說。

■我是講職業道德的

對於自己的言論，蔣豐笑對記者保證：“我對自己的言行可以負責（作為一個做媒體的人），我是講職業道德的。”針對有關其說話刻薄、喜歡挑起事端的傳言，他說：“如果我惡名遠揚，做的東西都是假的話，那在日本這個地方，我是不可能做下去的。”

■文/本報記者　楊文健

律師：我在等待史國強的消息

■史國強沒有開口要1000萬日元

日前，記者與史國強在國內的代理律師胡書韓取得了聯繫。據胡律師介紹，史國強是4月下旬回到北京的。回北京后，他找到播放了《角落裡的人》的電視台及出版《追夢女人》和有關VCD光碟的出版社，要求他們停止播放，進行道歉並保留進一步訴諸法律的權利。隨後，他又與正在京的張麗玲聯繫，準備與之協商解決兩者間的糾紛。本來張麗玲已同意協商解決，協商中，張麗玲對紀錄片播出后對史國強造成傷害表示理解和同情，同意給予一定的經濟補償。於是史提出300萬日元的補償，張麗玲也表示認可。但不知什麼原因就在簽調解協議前，張麗玲突然反悔，協商失敗，史國強飛回了日本。根本就沒有像有些媒體所報道的史國強開口要1000萬日元的事。胡律師稱，史國強回日本后還會與他聯繫，如果史國強最後決定訴諸法律的話，他們將從侵犯肖像權的罪名把有關電視台、出版社推上被告席。另據胡律師講，史國強也已在日本請了律師，準備在日本解決與張麗玲之間的糾紛，他說，張麗玲有可能告訴了馮明用真名不打馬賽克，拍攝紀錄片，但史國強並不知道，而且張麗玲也肯定沒當面告訴史國強。在史回到北京與張麗玲協商時，張麗玲只說，過去的事不要再提了。

■史國強頭部被縫了十針

關於史國強在京被打一事，胡律師是這樣說的，5月12日晚11時左右，史國強開車來到國際展覽中心附近，車停下后，有3個男人走到車前向坐在車裡的史國強問路，但就在史國強還沒反應過來的時候，3人卻動起手來，用磚頭把史國強的頭打破，隨後揚長而去。傷后，史國強來到附近的煤炭醫院急診，頭被縫了12針，派出所民警聞訊后趕來詢問案情。史國強認為，自己10年沒回北京了，根本沒什麼仇人，況且此次回北京，許多親戚朋友都不知道，就更不用說其他人。對自己被打原因雖有疑慮卻沒有真憑實據。據胡律師介紹，史國強被打后，張麗玲姐妹也前往醫院看望史國強。

■文/舒文

專家：可導演但不能胡編

什麼是紀錄片？中國紀錄片學術委員會副秘書長何蘇六說，紀錄片就是把現在的事物記錄下來使其成為明天歷史的影片。他認為，既然要使之成為歷史，就必須要真實地記錄，如果沒有真實感，紀錄片就不叫記錄片，更不用提什麼美感了。他承認，目前在許多紀錄片中都運用了擺拍或導演介入的手法來表現，他認為，運用這些手法是可以理解的，因為在許多情況下是無法原聲紀錄的，但使用這些手法必須有一個前提，那就是所表現的事物是客觀存在的而絕不能胡編亂造，同時要尊重當事人的權利，不能一味追求真實和衝擊力而傷害他人的權益。

何蘇六認為，紀錄片應該是在很自然的環境下拍攝，千萬不要強迫或懇求他人參加拍攝，這樣不僅會使紀錄片缺乏美感而且易引發不必要的麻煩。

北京有線電視台《第三隻眼》的製片人張治坦誠，作為紀錄片的製作者，經常會遇到是追求真實、衝擊力還是要嚴格遵守職業道德這種矛盾。他舉例說，採訪一個被拐婦女，如果真實地把採訪經過詳細而不加任何技術處理地表現出來，衝擊力一定很強，觀眾喜歡，製作者也滿意，但當事人的權益無疑受到了極大的傷害。因此從職業道德的角度出發，只能不拍正面或進行技術處理如打馬賽克，這是沒辦法的辦法，作為新聞工作者或紀錄片製作者應該有起碼的職業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