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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祖母
捷克文學作品
《外祖母》是捷克的文學作品小說。不同地區外祖母的稱呼也不同,南方多是稱為外婆,北方是姥姥。
世界名著《外祖母》
對於《外祖母》,捷克斯洛伐克當代著名學者,前科學院院長尼耶德利曾在《論聶姆佐娃》一文中說過這樣一段話: “聶姆佐娃的著作的確是捷克十九世紀最優秀的文化遺產中的一部分。如果我得從捷克文學中選出少數幾部作品的話,我現在還不知道應該挑選哪一些,但《外祖母》則肯定是其中之一。這部作品是千百萬人都會珍視的。……即使對那些還不知文學和藝術為何物的兒童來說,《外祖母》也是那樣一部美麗而迷人的完美讀物。……當我們開始理解什麼是真正的藝術的時候,《外祖母》又映現在新的光輝之中,它是一部奇美的真正的藝術作品。……我每次重讀時,我的新的生活經驗又使我從那裡發掘出新的美、新的真理、新的智慧。”
這是尼耶德利對《外祖母》的熱情謳歌,實際上也代表了全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對它的共同評價。聶姆佐娃於一八二○年二月四日生於當時奧地利帝國首都維也納。母親是捷克人,父親楊·邦柯是奧地利的日耳曼人。聶姆佐娃出世后,父親在一家貴族爵府里找到一個馬車夫領班的職位,全家才遷到捷克斯卡里采附近的拉笛博日采村。聶姆佐娃在這裡度過她的童年,並且在斯卡里采受了她一生中所受的唯一學校教育——小學教育。
聶姆佐娃的一生是凄涼而又光輝的,她同時兼有“殉難者”和“戰士”的命運。她一出世就遭到母親的白眼,因為她違反了十五歲的母親的願望,在母親結婚之前就降生了。芭蓉卡①的童年過得很寂寞,直到外祖母瑪·諾沃特娜遷來,才得到了她渴望已久的撫愛。關於她童年的生活、她對外祖母的熱愛和崇敬,後來都一一寫進了《外祖母》一書之中。一八三七年聶姆佐娃十七歲的時候,憑父母之命嫁給一位比她大十五歲的海關稅務官約·聶麥茨。聶麥茨當時雖是一個愛國主義者,但聶姆佐娃和他在一起並未享受到家庭幸福。因為她具有一顆高尚的心靈,不能安於那種平庸的生活。十二年後,她在給丈夫的信中坦白地承認了這一事實。信中說: “從童年時代起,我的心靈就一直在渴望教育,渴望一種我在周圍看不到的最崇高、最美好的東西,厭惡一切庸俗和粗暴的東西。這不僅是我的幸福,而且是我的痛苦;這是我們破裂的原因。我的心靈渴求人的愛撫,我需要愛情,就像花朵需要露珠一樣,我一直在尋找著自己所感受的那種愛情,然而這一切都是徒勞的。”
這封信簡直就是聶姆佐娃整個靈魂的剖白,它不僅說明了她根據親身的痛苦經歷深刻地體會到婦女地位的低下,使她後來成了為婦女自由與權利而鬥爭的積極戰士,更重要的是,它給我們提供了探討聶姆佐娃文學活動的線索。她的文學活動一開始就帶著鮮明的目的,她想通過這條途徑來鞭撻她所厭惡的“一切庸俗和粗暴的東西”,探求她所渴望的“最崇高、最美好的東西”。
一八四二年,聶姆佐娃遷居布拉格,在浪漫主義詩人賴貝斯基①的影響下開始寫詩。不久她改寫童話,在各種刊物上發表,後來集成《民間傳奇與故事》七卷。在這些作品中,聶姆佐娃表現了她對人民的熱愛和對被壓迫者的權利與婦女的自由的追求,同時也意識到“在這個社會裡,一般勞動人民還未被算在民族之內”。她的童話集出版后,在小市民階層中引起了強烈的反對,原來聶姆佐娃在他們那種平猥瑣生活的死水潭中投下了一塊巨石,打破了他們的安寧。由此她才知道,並不是所有自稱為愛國主義者的人都是站在人民一邊的。後來,聶姆佐娃先後在多瑪日利采、伏雪魯普、韻堡采等地居住,廣泛地接觸了貧民生活。伏契克說:“聶姆佐娃和窮人的關係並不是綢緞與破布片的關係,而是一個衣著襤褸的人和與她相似的人們的關係。她不僅感覺到自己是他們中間的一個,而且她和他們一樣。”聶姆佐娃不只是看到了貧民的悲慘生活,
還意識到必須改變他們飢餓和無權的地位。在她給女友卡·斯坦柯娃的信中有這樣一段話: “你不會理解窮人的貧困。請相信我:任何一個老爺寵愛的小狗都不會吃這些窮人不得不吃的東西。但就是這樣的食物他們有的也不多。有多少金錢浪費在各種愚蠢的事上,有多少金錢在打牌時輸掉,又有多少金錢揮霍在漂亮的裝束打扮上!但是有的人卻在餓死!正義啊!基督的愛啊!看到了吧,這就是將要改善人類生活的進步業績!每逢我想到一切是怎樣安排的,而一切又應該是怎樣安排的,一種希望就抓住了我:走到這些不幸的人跟前去,向他們指出需要到什麼地方尋找正義。‘狗被鎖鏈縛著,扒手得意洋洋,狗一掙斷鎖鏈,扒手也就完蛋’。”她當時發表的許多作品,如《多瑪日利采近郊的圖畫》、《寄自多瑪日利采》、《主婦閑談》和《木采萊的奇迹》等,都是通過藝術形象闡明了她這種思想。
一八四八年,義大利和法國革命的浪潮席捲了整個歐洲,在這個暴風雨般的年代,聶姆佐娃以戰士的姿態出現在農民中間,向他們講解歐洲的時局,鼓動他們奮起反對哈布斯堡王朝的黑暗統治。當政府當局宣布憲法上規定的自由權利以示讓步,各城市居民受到迷惑而雀躍狂歡的時候,聶姆佐娃發表了《農民的政策》,提出嚴重抗議。她痛心地問那些狂歡的大人先生們是否想到過,工人們為了遵照警察局的命令表示慶祝,把自己僅有的錢買了蠟燭①,而全家人卻在忍飢挨餓。同年布拉格六月起義爆發時,聶姆佐娃熱情地從鄉下奔向布拉格。起義失敗后,聶姆佐娃並未失望,她參加了當時的進步組織“捷克摩拉維亞兄弟會”,繼續尋求她的“人類真正博愛”的道路。
一八五〇年,聶姆佐娃又遷居布拉格,此後,除了曾到匈牙利和斯洛伐克去旅行外,她一直沒有離開過那裡。聶姆佐娃的晚年生活是十分困難的。在社會上她遭到反動勢力的惡毒攻擊,被誣為“危險的妖婦,惡劣的母親”,並受到警察監視,處於孤獨的地位。但聶姆佐娃並未因此而氣餒,她仍然積極參加社會活動。當偉大的愛國詩人哈夫利切克①出殯時,她違抗警察的禁令,向詩人獻上了用荊棘編成的花冠。在經濟上她也非常拮据,甚至連出門穿的皮鞋也沒有。後來詩人哈萊克②回憶此事時說,捷克民族應該為此感到羞恥。暮年喪子使聶姆佐娃十分痛心,在貧病交迫的情況下,於一八五四年春執筆寫《外祖母》,六月完篇,翌年出版,只得到一百五十八塊金幣的稿酬。聶姆佐娃於一八六二年一月二十一日逝世。聶姆佐娃的名著《外祖母》不僅是捷克文學的一顆明珠,而且是捷克人民在民族災難深重的漫長黑暗時代的一盞明燈,它給了捷克人民以希望與力量。因此,要了解《外祖母》在捷克文學中的巨大時代意義,還須簡單介紹一下當時的背景。捷克民族具有胡斯革命運動的光榮傳統。十五世紀,捷克人民為了保衛民族的獨立和生存,曾在胡斯革命運動中的民族英雄楊·日希卡的率領下,長期浴血奮戰,先後擊敗了羅馬教皇和神聖羅馬帝國皇帝組織的五次十字軍征伐,在捷克史上寫下了光輝的一頁。十七世紀初,在反對奧地利帝國哈布斯堡王朝的“白山戰役”中失敗后,捷克民族從此淪於日耳曼民族的奴役之下,長達三百年之久。在哈布斯堡王朝野蠻的統治時期,統治者曾在捷克強制推行日耳曼化,焚燒捷克文學書籍,放逐著名學者,禁止使用民族語言,使這個民族瀕於滅絕的境地。這就是捷克民族史上悲慘的“黑暗時代”。
從十八世紀末到十九世紀中葉,隨著資本主義的興起,捷克開始進入了爭取獨立的“民族復興時期”。當時,愛國主義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都把爭取恢復捷克語言的合法地位作為爭取獨立的一種手段,他們有的編寫捷文字典、語法和捷克民族史,有的收集民歌和民間傳奇,但由於當時捷克文字已被人遺忘,處於湮滅境地,初期有些著作甚至是用德文或拉丁文寫成的。直到聶姆佐娃這一代,才徹底衝破前人的條件限制,開始用自己民族的語言(即城鄉貧民的語言)進行創作。而聶姆佐娃在捷克文學史上的功績,就在於以自己大量絢麗多彩的著作,為捷克近代散文文學奠定了基礎。聶姆佐娃的《外祖母》描寫的正是這一特定的歷史時期。當時捷克社會情況是非常複雜的:貴族、地主、官僚都是日耳曼人,捷克城市上層生活也已經完全日耳曼化,軟弱的捷克資產階級又不能提出自己明確的政治綱領,只是躲在哈布斯堡王朝的卵翼下乞求自己的所謂“民族權利”,而廣大城鄉勞動人民則在民族和階級的雙重壓迫下呻吟,並且被排除在“民族”之外。因此,當時捷克社會給覺醒的愛國知識分子提出了一個十分迫切的問題:捷克民族是否還存在,誰是捷克民族的真正代表?就是在這種情形下,偉大的現實主義作家聶姆佐娃以大無畏的革命精神站在時代的前列,通過自己的《外祖母》對這個重大的社會問題作了科學的回答。她明確地向世界宣告:捷克民族尚未被滅絕,捷克民族的語言、傳統和風俗習慣都完整地保存於民間,只有城鄉勞動人民才是“捷克民族的核心”,才是捷克民族的真正代表!
聶姆佐娃筆下的外婆以無比高尚的道德精神力量壓倒了現實生活中的主人公爵夫人,成為拉笛博日采山谷的“靈魂”,這實際上就點明了《外祖母》一書的主題思想:捷克人民才是捷克土地上的主人!
《外祖母》寫的是聶姆佐娃的外婆瑪·諾沃特娜顛沛流離、含辛茹苦的一生。然而作者並沒有給外婆寫傳記,更沒有局限於真人真事;相反,作者用人民大眾艱苦的生活經歷和智慧,豐富了外婆的形象,把它塑造成一個具有勞動人民各種優良品德的光輝典型。外婆的形象是捷克勞動人民品德與智慧的化身。
從結構上來看,我們可以看出作者除力求創造出一個光輝的勞動婦女形象外,還有一個重要的目的,那就是描繪出一幅“捷克農村生活的圖畫”。小說是從外婆搬到女兒家度晚年開始的,除第六章魏克杜兒卡的故事外,其餘各章都是通過外婆的日常活動來介紹勞動人民之間的純樸友愛的關係、拉笛博日采山谷四季美景的變化、民間的風習和節日。作者通過這些細膩的描繪把讀者領進捷克農村,使其與他們共同呼吸,樂其所樂,憂其所憂,從而變成他們的朋友,並深刻地認識到:捷克人民是勤勞、樸素、勇敢和友愛的人民。他們熱愛自己的祖國,擁有悠久的歷史傳統、優美的民族語言,以及良好的風俗習慣,這樣的人民完全有獨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
初看,作者筆下的拉笛博日采山谷的確是一個富有詩意的世外樂園,在那裡人們完全生活在和平與友愛之中。然而,作者並沒有把生活理想化,魏克杜兒卡的凄涼的歌聲還不時打破這兒的寧靜;如果我們再把克瑞斯特娜和米拉的遭遇聯繫起來看,那麼,我們就會看到,在這個美好的小天地里還存在著另一種人,他們在擺布並威脅著這些善良人的命運及其和諧的生活,那就是貴族爵府及其幫凶。第六章在結構上雖然是獨立的,但它是全書的一個有機的組成部分,作者通過魏克杜兒卡的悲慘命運,向當時不合理的社會制度提出了有力的控訴。魏克杜兒卡的遭遇不是一般的情場失意,而是罪惡社會所造成的結果,如果外婆不營救克瑞斯特娜,她也會變成魏克杜兒卡第二,變成爵府匪徒的犧牲品。
值得特別注意的是,作者通過外婆的嘴譴責了爵府的表面豪華,而實際上空虛無聊的生活。作者兩次借公爵夫人之口讚美外婆:“這女人真幸福啊!”用尼耶德利的話來說,這是作者對
貴族生活的全盤否定。在聶姆佐娃的作品中,除了享有盛譽的長篇小說《外祖母》之外,還有著名的短篇小說《野姑娘芭拉》、《窮人》、《莊園內外》、《善良的人》和《老師》等。本書選收的《野姑娘芭拉》和《善良的人》是作者晚年的絕唱,它們真實地反映了當時捷克農村的風貌,深刻地揭示了社會矛盾和民族矛盾,充分地表達了作者憂國憂民的偉大情懷,成為捷克民族在遭受日耳曼異族壓迫的那個漫長的黑暗時代的一面鏡子。此外,這些作品中的曲折動人的愛情故事,濃郁的生活氣息,生動樸素的群眾語言和獨特的民族風格,也贏得了捷克人民的喜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