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日留痕

小說的主人公史蒂文斯是一位深受英國傳統熏陶的典型的男管家，冷漠無情、曲意逢迎、造作虛偽。在史蒂文斯看來，只有效忠主人、格盡職守才能體現一個管家的價值和尊嚴。為此，他以服務達林頓勛爵為自豪，在他眼裡達林頓勛爵是那些影響世界進程的偉人，自己不過是個小人物，他所做的僅是“全神貫注於屬於我們的範疇的事情；那就是說，我們應全力以赴地為那些偉大的紳士們提供儘可能好的服務，因為在他們的手中真正掌握這文明的命運”。就這樣一步一步地喪失自我，為達林頓府服務了近30年。期間，肯頓小姐與史蒂文斯在達林頓府一起工作多年，兩人由工作關係日久生情，相互愛慕。為了他偉大的事業，他努力壓抑自己的感情，眼睜睜地看著自己深愛的女人遠嫁他人。後幾經輾轉，在思念的驅使下，史蒂文斯走出了達林頓府。在英格蘭的鄉村美景的熏陶下，史蒂文斯開始了反思，最終在大海邊幡然悔悟，痛哭流涕，然而他的人生也近日暮。

自中世紀以來，英國社會便是一個貴族社會，貴族和鄉紳構成了上層階級，而商人、平民等社會地位低下，由此貴族政治和貴族文化逐漸形成並發展。所以紳士文化又是以貴族精神為基礎的，而說起英國傳統文化，第一個進入人們印象中的便是紳士傳統，在一定程度上，紳士傳統成了英國傳統文化的代表。英國的紳士傳統經過時間的沉澱，形成了其獨特的紳士文化，它是英國文化的精髓，英國人深受其熏陶。貴族紳士文化成為英國的民族性格的象徵，讓英國人引以為傲，也讓世界人民推崇追隨，維多利亞頂峰時期，英國擊敗荷蘭和西班牙，建立起以貴族紳士為中心的世界殖民帝國，自稱“日不落帝國”。

小說的時間背景有兩個，一個是史蒂文斯現實生活的1956年，另一個是史蒂文斯的回憶片段發生的兩次世界大戰之間。這樣的時間背景更好地將人物的現實身份置於過去，將過去的回憶巧妙地穿插於現實，更真實地刻畫人物的心理。在新主人的准許下，史蒂文斯駕著主人的福特汽車，開始了六天之旅，實際上是史蒂文斯對於過去三十多年在達林頓府盡心儘力服務的回憶與思考。

19世紀，英國擊敗歐洲殖民強國西班牙和荷蘭，確立了世界殖民霸權地位，自稱日不落帝國。二戰使英國‘元氣”大傷，無力維持其宗主國地位，非殖民化進程在20世紀50年代達到高潮，在這樣一種歷史背景下，懷舊情緒油然而生，《長日留痕》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創作的。

史蒂文斯

史蒂文斯是一個自我選擇成為男管家而成了男管家的人物。他父親為了男管家這個職業犧牲本能甚至自我，給他樹立了典範。他極度欣賞父親並決定追隨父親。他選擇了達林頓勛爵這個“偉大的紳士”，他對達林頓勛爵絕對忠誠，唯命是從。他以為他通過勛爵為“維護世界的正義”做出了貢獻，實現了自身的意義和價值。為了事業能夠盡善盡美，他放棄了親情和愛情，泯滅了個人的需求“他的選擇並非是由於某種無法預知的命運的壓制使然，而更多的是出於一種自我的意志。”史蒂文斯選擇這條人生道路是由於他對“傑出男管家”的執著追求，並非受他人或物的壓迫。他的選擇和放棄都是心甘情願的。

達林頓

達林頓勛爵是英國地位顯赫的貴族，經常與國家顯要人物交往，曾幾次召開重大國際會議，對英國甚至歐洲局勢有極大影響。而達林頓本應該一直名聲顯赫，生活幸福，但他也犯了個錯誤：他幫助德國戰犯和英國法西斯分子，並且幫助改善英國同戰敗的德國的關係。他以為自己是為了“維護這個世界的正義”，結果卻不知不覺成為幫助納粹上台的工具。因為這個錯誤，他身敗名裂。英國二戰前確實有一些貴族奉行綏靖政策，因而達林頓勛爵的悲劇是當時歷史的產物。

存在主義

在存在主義者眼中，人在世界上的存在完全是偶然的。即使完全成熟的人也並不是能夠完全決定自己的命運和道路，偶然性對他起著重要的決定作用。就個人而言，“被偶然性糾纏的存在是荒謬的”。存在主義哲學的集大成者薩特提出“世界是荒謬的，人生是痛苦的”。個人的命運被太多的自己不能控制的因素所決定。因此，在人的心目中世界是很荒謬的。

《長日留痕》就體現了這種荒謬感。男管家史蒂文斯為了追求男管家的所謂的“尊嚴”，拋棄了親情、愛情等個人情感，兢兢業業幾近完美地侍奉達林頓勛爵三十幾年。他堅信：一位“傑出的”男管家“能自豪地陳述自己多年的服務經歷，而且宣稱他曾施展其才華為一位偉大的紳士效過力，通過後者，他也曾為服務於全人類而施展過其才華”。他認為自己達到了這種“傑出的”水平，然而結果是荒謬的。二戰後，達林頓勛爵的親納粹行為暴露，因此聲名掃地，最終鬱鬱而終。而史蒂文斯雖然仍在達林頓府工作，卻多次極力否認曾為達林頓勛爵工作過。他的否認行為否定了他三十幾年的工作和努力，使得他過去的歲月毫無意義，而曾經的自豪感也蕩然無存。縈繞他心中的是迷惘和痛苦。荒謬的世界令他無法接受。他最後都不敢承認自己犯了錯誤“他所認為的尊嚴可怕地犧牲掉他身上所有的人性，將毀滅誤認為典範。”因此，史蒂文斯竭盡全力追求“尊嚴”的行為導致他的世界一片荒誕，他的人生一場悲劇。

存在主義的核心是自由。薩特指出，“人的自由先於人的本質，並且使人的本質成為可能，人的存在的本質懸置在人的自由之中”。人在選擇自己的行動時是絕對自由的。“自由是選擇的自由，而不是不選擇的自由。”不選擇，其實就是選擇了不選擇。人要為自己的選擇負責。

《長日留痕》中史蒂文斯的世界是荒謬的，因為他拋棄了情感所追求的“尊嚴”和管家事業被證明是錯誤的。他自我選擇成為男管家，選擇放棄親情、愛情等所有人類具有的基本情感，變成了缺乏人性的“機器人”。他視他者為地獄，與父親關係冷漠，排斥心愛的女人進入他的生活，與僱主關係扭曲。他面臨著三大生存困境，即過去的縈繞、無法逃脫的環境限制和疏離的人際關係。這些使得他的人生成為一場悲劇。史蒂文斯的生存狀況是極其糟糕並令人悲哀的。但他最終以旅行的方式見識了外面美好的世界，構築溫情，反思過去，認清了自我，超越了困境。不管生存狀況多差，人都應當積極地去做出人生選擇，最大限度地實現有限的人生中蘊藏的無限的生命意義。即使人生充滿悲劇，也應在悲劇生活中找尋自由，實現價值。人生就是一個永遠也無法走出的困境，但正是在困境中的自強不息，體現了人類存在的價值和意義。

愛情悲劇

愛情本身就是一個神聖而永恆的主題。愛情一般是熱烈的美好的，能夠賦予人以崇高的品格和力量，使人生充滿了詩意。愛是人的天性，對愛情的追求是人所共有的天然權利，是人類理想和幸福生活的一個重要方面。從人性的角度講，一個男人或女人對另一個女人或男人的愛是正常人性的體現。正是對愛的渴望和追求把人類一步一步引向更高的境界。然而，《長日留痕》中的愛情卻是完全不同的，它是凄楚的無望的被拋棄的。

小說中男管家史蒂文斯與女管家肯頓在工作中相互接觸，逐漸為對方所吸引，萌生愛意。史蒂文斯敬佩肯頓具有“可樹為楷模的敬業精神”，總是能給他提供一些有用的建議。他們常常在一起討論工作，互相進步。他們本可以攜手同行一輩子，但是他們沒有在一起。肯頓遠嫁給另外的男人，常年和丈夫分居，一輩子不幸福；而史蒂文斯一生沒結婚，孤獨終老。愛自己所愛之人而不得，仍不失為一種真愛。他們的愛情悲劇令讀者感到深深的悲哀和同情。小說中一直講工作，但隱性的愛情也是個悲劇的主題。

愛情悲劇的產生來源於雙方性格的矛盾。史蒂文斯性格壓抑內斂，而肯頓卻熱情開朗活潑自由，能給他人的生活帶來陽光和美好。肯頓多次說史蒂文斯屋子裡太陰暗給他拿來花，但被他拒絕了。那束花象徵著肯頓給他生活帶來的積極的影響，他的拒絕預示著他們不能走到一起。肯頓善良直爽，沒有等級偏見，敢於表達自己的想法。達林頓勛爵無故解僱猶太女僕，史蒂文斯無原則執行。史蒂文斯極力剋制了對肯頓的愛慕之情，拒絕享有正常人所擁有的兩性生活，主動放棄了愛情。而肯頓雖是女性，但幾次試圖為愛情努力。她向史蒂文斯解釋周末出去是和一個男人見面，史蒂文斯沒有反應。甚至她告訴史蒂文斯那人向她求婚時，史蒂文斯卻說“這真叫人開心”。她委婉的表達她的感情，希望史蒂文斯有所表示，但都以失敗告終，因此終於傷心遠嫁。她婚後的不幸福讓史蒂文斯終於悔恨萬分。多年後再見面，肯頓說想過如果和史蒂文斯結婚，生活會是截然不同的。史蒂文斯聽后，內心承認“在那一刻，我的心行將破碎”。這是文中他唯一一次表達出對肯頓的感情，在他永遠失去他心愛的女人的時候。

造成愛情悲劇的也有社會的原因。英國社會對管家階層要求甚嚴，要求管家全身心投入。所以很多男管家和女管家如果決定結婚就辭去工作。結果如史蒂文斯所言，“這類婚姻事件若是發生在地位較高的僱員中，對工作就會產生極具破壞性的後果”。因而鑒於對工作的極端忠誠，史蒂文斯選擇不結婚。而肯頓作為一個正常的女人，選擇了婚姻，就辭去了她熱愛的管家工作。由於以上性格和社會的原因，史蒂文斯和肯頓的愛情註定了無望，成為一場悲劇。

風格

首先，從小說的整體寫作來說，雖然石黑一雄是以一個男管家的生活來構築整部小說的，但他對史蒂文斯的塑造卻著眼於他作為普通人的人之常情，使所有故事均圍繞人物性格的發展而展開，故事結構十分嚴密，敘事邏輯合情合理。小說中充滿了令人回味的細節，比如當父親老史蒂文斯先生由於年邁體弱在涼亭前摔倒之後，史蒂文斯與肯頓小姐發現他“在涼亭前徘徊著，目光緊盯著地面，似乎希望找到那些他丟在那兒的珠寶”。比如史蒂文斯雖然從未向肯頓小姐吐露感情，但在起居室中肯頓小姐“非常輕柔地拿出我懷中的書，實際上每次不過一英寸左右”的那一幕己含蓄說明一切。這些細節和場景的刻畫均展現了高度的寫作技巧，十分生動地反映出了人物的性格。使讀者雖然並不了解男管家這一職業的文化背景，卻能對這個人物產生一定的親近感。

其次，就人物塑造而言，石黑一雄並沒有採用非此即彼的獨斷式寫作，而是以一種充滿張力的敘事手法展現史蒂文斯的多面性格，對史蒂文斯更多地持一種人性化理解而不是簡單的否定。比如當史蒂文斯按照達林頓勛爵的要求辭退莊園中的猶太女僕時，他雖然沒有站在職業立場上表達個人意見，但在內心深處，史蒂文斯卻認識到“那樣做是並不正確，而且也不公平”的；當父親老史蒂文斯先生在樓上去世時，史蒂文斯雖然為了工作依然在樓下的宴會中忙碌，但所有人都能看出他身體“不舒服”，“好像在哭泣”。在這裡，外在的職業倫理和內在的正常人性構成了史蒂文斯的性格張力和表裡張力，忠心耿耿的職業道德和反道德的結局則構成一種反諷的張力，使史蒂文斯這一人物形象更多的體現為是一個犯了錯誤的好人，而不單純是被異化或被支配的個體。

倒敘

小說採用了倒敘的方式，讓年老的史蒂文斯在旅行途中一點點追憶往事，讓諸多細節慢慢浮出水面，從而為他的愛情悲劇做了必要的鋪墊。如果說對往事的倒敘合情合理，那麼史蒂文斯對這次旅行的終點及重點—與肯頓小姐的會面也依然採用倒敘，這種處理方式就有點不同尋常了。作為全書的高潮，史蒂文斯並未及時將倆人會面的情況交代給讀者，而是在兩天之後才逐一追述這次見面的點點滴滴，這再一次證明史蒂文斯情願活在回憶和過去，懼怕一切與當下的遭遇對內心的真實情感藏而不露，對個人情感問題的避而遠之是史蒂文斯愛情悲劇的根源之一，否則倆人或許不必耗費半生，彼此思念，磋蹌了歲月。

《長日留痕》1989年獲布克獎，為石黑一雄之代表作。自出版以來，該小說受到社會廣泛閱讀和評論界高度評價，曾榮登《出版家周刊》暢銷排行榜。並由哥倫比亞電影公司改編的同名電影，由安東尼·霍普金斯和埃瑪·湯普森分飾男女主角，此片獲奧斯卡獎、金球獎、英國電影學院獎等多項大獎提名。

《出版家周刊》：《長日留痕》既對個人心理進行了令人折服的分析與深究，也細緻入微地描繪了敗落的社會秩序。

石黑一雄（Kazuo Ishiguro，1954——），男，日裔英國小說家。

1954年11月8日，石黑一雄生於日本長崎，1960年隨家人移居英國，先後畢業於肯特大學和東安格利亞大學，並於1982年獲得英國國籍。1983年開始發表小說，其主要作品有《群山淡景》、《浮世畫家》和《長日將盡》等。曾獲得1989年布克獎、2017年諾貝爾文學獎、大英帝國勳章、法國藝術及文學騎士勳章、首屆大益文學雙年獎等多個獎項，與魯西迪、奈保爾被稱為“英國文壇移民三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