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餘國

根據《後漢書》卷85的〈東夷列傳〉：扶餘國，在玄菟北千里。南與高句麗，東與挹婁，西與鮮卑接，北有弱水。地方二千里，本濊地也。位置相當於今日中國吉林省。

扶餘國的起源地（位於今吉林、遼寧北部）、黑龍江中部，大體以扶余王城（長春市）為中心，包括吉林省長春市、吉林市、松原市、四平市、白城市，遼寧省昌圖縣、黑龍江省樺南縣，皆其國土。

扶余最強盛之時，疆域達到萬里長城以北，南達高句麗、東達挹婁（滿族先祖）、西接鮮卑，方圓約兩千多里（今約900公里的範圍）。扶余傳國世襲為：帶素王——曷思王——都頭王——夫台王——尉仇台王——簡位居王——麻余王——依慮王——依羅王——玄王——余蔚王。

春秋戰國時期，生活在東北南部的貊族開始大遷移。一部分南遷與華夏族融合，一部分北移與濊族接近。當時，東北共有四個古族系：東北南部為古商族（漢族）系；東北西部為東胡族系；東北東部為肅慎族系；東北中部為濊貊族系。《長春縣誌》記載這一時期的長春古族多以肅慎族為主。據專家的考證，在距今兩千多年以前的春秋戰國時期，長春地區人口約有3萬左右。古代長春還是少數民族聚居的地區，先後有肅慎族（肅慎南支）、扶余族、高句麗族、靺鞨族、契丹族、女真族、蒙古族、滿族在這裡生息繁衍，從事農牧業生產活動。經過長期的歷史演變，長春地區從原來的單民族聚居區，發展為多民族的聚居地區。史籍《後漢書·東沃且傳》、《三國志·沿傳》都記載當時在長春一帶濊族等多個民族活動的情況。

西漢初年，扶餘人成為長春地區的主體居民。於公元3世紀建立了政權，史稱扶餘國。其前期和後期的王城就在今吉林市和長春市農安縣一帶。扶餘國以農業為主，畜牧業很發達，手工業也較發達。“其國殷富”，“方二千里，戶八萬”。東漢末年，扶余王城共有3萬戶，總人口約20萬。

扶餘國的都城是扶余王城，扶余族所建，吉林市地區最早出現的城市之一。扶余王城是木柵城。城市形狀是圓形。扶余王城分前期和後期。前期王城在吉林市，後期王城在長春市農安縣。西晉以後扶餘國勢衰落。公元285年西部鮮卑族入侵，扶余王自殺，扶餘國第一次滅國。第二年晉武帝派兵幫助復國。公元346年扶余王城由喜都遷到農安。470年南部高句麗族入侵，破城54座，村落1400個。493年，北部勿吉族（滿族先民一支）入侵，扶余王逃到高句麗，其國滅亡。扶余建國600多年。農安一帶為高句麗所佔領，又統治了200多年。到了唐朝時期，為防唐朝征討，高句麗沿遼河南起營口，北至農安修築了一道長長的土壘，史稱千里長城。

北魏至唐初，東北東南部為高句麗疆域，原來的扶余故都為高句麗的扶余府。668年，唐破高句麗，這時屬唐的河北道。由渤海都督府管轄。713年，肅慎族的後裔粟末靺鞨在其首領大祚榮的率領下，建立了渤海國，並設5京15府62州，在原扶余都城所在地設立扶余府（一度又稱為書山府、隆州府），定為國都，其下轄有扶州、仙州。后遷都“敖東城”，但扶余府仍為渤海國文化經濟中心和第一大城市，經濟文化發達人口稠密，總人口已近50多萬。

925年，居住在東北遼河上游的契丹族、女真族強大起來，首領耶律阿保機率兵征渤海，四月圍扶余府，次年春攻下扶余府。傳說，遼太祖耶律阿保機回師扶余時病故。當時城內上空出現飛升的黃龍，遼遂將扶余府改為黃龍府，並建有佛塔一座。遼國分上、中、西、南、東京等5個道，上京轄臨璜府（今內蒙巴林左旗南波羅城），為政治中心。而黃龍府屬東京道（今遼寧省遼陽市），統5州（益州、安遠州、威州、清州、雍州）、3縣（黃龍縣、遷民縣、永平縣），是遼的政治軍事重地。

在軍事上，黃龍府郡部署司統領信州（今吉林懷德縣秦家屯古城）彭聖軍書度使、憲州（今農安靠山鄉廣元店古城）懷氏軍節度使、祥州（今農安萬金塔鄉萬金塔古城）瑞聖軍節度使、益州（今農安縣小城子鄉小城於古城）觀察使、威州（今農安縣三寶鄉小城子古城）刺史。這些軍隊都駐在黃龍府附近。

黃龍府是遼金的名城。南宋名將岳飛曾誓言：“直抵黃龍府與諸君痛飲耳。”岳飛所說的黃龍府，就是今天的農安古城。

黃龍府是各族人民聚居之地。由於遼代移民的結果，這一帶不但居住著契丹人、渤海人（和女真同族，滿族先民）、女真人、漢人，而且還有鐵驪、兀惹、突厥、黨項等少數民族。在黃龍府遼聖宗時代（983-1030年）修建的佛塔至今猶存。塔高43米，中實、磚造、密檐式，8角13層。年久經浸蝕，塔基破壞，但仍未倒塌，說明遼代勞動人民建築技術上的卓越才能。為了保護祖國文化遺產，1953年國家曾撥款修復到10層，在修復的過程中，於塔的上部中心一小磚室中，發現銀佛2件，以及木製圓骨灰盒、骨灰布包（內有舍利子）、瓷香爐、瓷香盒、銀質小圓盤、銀質單線刻劃的銀牌佛緣各一件。1983年由國家撥款，將古塔修復如初。如今塔身每層都塑有獅子、麒麟等瑞獸，姿態各異，栩栩如生。每層各檐角都掛有風鈴，一遇風雨鏘鏘錚錚，金鐵皆鳴。

1114年9月，女真各部不堪遼代統治者的殘酷壓迫，其首領完顏阿骨打率兵攻下黃龍府。在攻打黃龍府的戰鬥中，女真大將完顏婁室立下了卓越功勛、他首先斷絕了遼兵外援，控制交通要衝，並乘風縱火，督軍力戰，火燃戰靴至足而不知，一舉攻下這座軍事重鎮。完顏婁室是長春歷史上一位重要人物。它的家族墓地遺址至今還留在長春東南的凈月潭山南坡上，是吉林省重要的金代遺跡之一。

完顏婁室從古至今引起學者的關注。據《金史》、《柳邊紀略》記載：因完顏婁室攻克黃龍府有功，被封為黃龍府萬戶。以後，他又擒獲了遼國天祚帝，戰功顯赫。1130年，完顏婁室病故于軍中，終年53歲。金太宗親自派隊護送完顏婁室靈柩，歸葬於黃龍府東南的奧吉里，即今石碑嶺。

金國攻克黃龍府後，改黃龍府為濟州，置利涉軍節度使。金之所以把黃龍府改為濟州，是因為金太祖完顏阿骨打率兵南渡混同江（今松花江）時，水深無舟，便命一人在前探導，乘赫白馬渡水，後續兵馬按他鞭子所指的方向而行，水深僅及馬腹，全軍順利過江攻入黃龍府。後來，使人測所渡之處，水深不得其底，大軍無船而順利涉過，乃是天意，正合“濟州”，“涉利軍’之意，后改為隆州。金末，蒙古族興起，金為加強東北的軍事力量，於1140年，將隆州升為隆安府，這裡又成為金王朝北方的軍事重鎮。遼金這兩個北方民族的國家，都曾經進入中原，用兵於長城以南甚至長江流域。

1115年完顏阿骨打建立大金國，將長春地名改回祖先的隆州白龍府，遷都中都（北京）之後，改稱隆州“寬城府”（寬城子），為北方的軍事、政治、文化中心。此時的大金國，國富民強，從西方傳來的景教（基督教）成為大金三大國教之一（道教、佛教、景教），全民信仰，寬城子成為東北亞最大的基督教聖地，全城大小教堂很多，信仰民眾有數十萬，此時的寬城人口近百萬，城市已具備規模，城牆高大分為內外兩城，宮殿雖不使用但也保持的十分豪華，百姓安居樂業，有專門傳道的牧師在教堂講道，大多數信徒為富有的地主階級，修建大小教堂，小市民在公辦的最大的教堂聽道。

此後蒙古日益強大，攻佔寬城子，用了近一年的時間才攻下來，蒙元由於信仰藏傳佛教，所以認為這裡是景教的不詳之地，才會久攻不下，遂下令將寬城子城牆拆毀，百姓遷移到遼陽和中原等地，這座千年古都變為一片廢墟，又將廢墟挖地三尺，夷為平地，所以今天幾乎上找不到這座古城的任何痕迹，只有在今天小城子村附近有點留下一點殘存的遺跡。

1234年，蒙古族滅亡了金帝國，後來統一中國，成為元帝國。在元帝國統治期間，長春屬遼陽行省開元路，治所在隆安府。蒙古王朝的統治被推翻以後，元帝國力量的主要殘部，敗退到東北。

明洪武20年（1387年）正月，明太祖朱元璋，“命宋國公馮勝為征虜大將軍，穎國公傅友德為左副將軍，永昌侯藍玉為右副將軍，率師20萬北伐”。同年六月，由於納哈出的投降而結束了這場戰爭。“初，納哈出兵分為三營：一曰榆林深處，一曰養鵝庄，一曰龍安一禿河。”其中的“龍安”即今農安，“一禿河”即伊通河。當時投降的納哈出部下20餘萬人，“羊馬驢駝輜重亘百餘里”。

平定東北以後的明帝國，設立奴兒干都司，在長春地區設置了隸屬奴兒干都司的亦東河衛和亦速河衛，地址就是現在的伊通河和飲馬河流域。

明帝國雖然在長春附近設立了軍政機構，但並沒有改變原有的民族居住狀況。從12世紀蒙古族由西北向東南移居開始，直到18世紀中葉為止，除去蒙古部族之間的爭奪之外，一直是蒙古族游牧的地方。

當滿族勢力在東北興起時，蒙古族郭爾羅斯部的一支就在1633年投降了后金並參加了反明戰爭，因此其部族的首領在1636年被封為札薩克輔國公。所以在長春設治以前，這裡是郭爾羅斯前旗札薩克輔國公的封地。

清軍於1644年入關以後，著手修築東北的柳條邊（簡稱柳邊或稱柳條邊牆、條子邊等）。這裡所說的柳條邊牆是指在邊牆外有溝，引滿了水，以阻止行人私自入邊。邊牆高3尺，寬3尺。牆上栽種3行柳樹，以阻行人，因此稱之為柳條邊或柳邊、邊牆。柳條邊有老邊、新邊之分。老邊建於清初（順治年間），曾在遼河流域修築了一條東起鳳凰城，經開原到山海關的邊牆，全長1900餘里，名為“盛京邊牆”。因其修築時間較早，也叫老邊。新邊是指吉林省境內的柳條邊。據《盛京通志》記載：“東自吉林北界，西抵開原縣威遠堡邊門，長690餘里，遮羅奉天北境，插柳結繩，以定內外之柳條邊，亦名新邊。”

“老邊”自東向西設邊門16個。“新邊”自南向北設邊門4個。它主要指布爾圖庫邊門、克爾素邊門、伊通河邊門、法特哈邊門。

除邊門以外，還隨邊牆的走向設有許多邊台。新邊的頭合在今吉林地區舒蘭縣法持鄉東10里處的頭台村，而法特哈門是二台，以松花江為天然屏障，過江后在長春地區九台縣境內接著是三台、四台（今上河灣鎮四台村）、五台（今上河灣鎮五台村）、六台（今六台鄉六台村）、七台（城子街七台村）、八台（今葦子溝鄉腰八台附近）、下九台（今九台鎮）。清朝對新邊採取從一台排到十台，然後再重複從一台排到九台，稱上十台、下九台。飲馬河台也叫頭台，在今放牛溝鄉荊家村飲馬河頭台屯。二台在今放牛溝鄉腰站村二台屯。在九台縣境內共有邊台達9處，全長262華里。

從九台縣放牛溝鄉任家屯村北雙項子向西南走去，柳條邊就出了九台縣境，進入長春郊區三道鎮四合村東南盛家崗子和雙陽區泉眼鄉崗子村后屯交界處。這是進入長春市郊的一個邊台（後台屯），向南一華里到西邊屯、凈月鄉小河台（第二個邊台）。過幸福鄉的靠邊吳屯、新立城鄉的靠邊孫、靠邊王到邢家台徑直向南進入今新立城水庫。在樂山鄉同永春鄉交界點的東面（今新立城水庫內）向西南轉向處，即新邊的伊通邊門舊址。在長春郊區範圍內有柳條邊的一個邊門——伊通邊門、三個邊合、全長80華里。總計柳條邊在長春地區為342華里，路經九台縣、雙陽縣和長春市。清代柳條邊每個邊台設台丁150名至200名，台廠是“由漢人入籍人充之，種地免稅”，俗稱“邊台人”。邊台並不像墩台與烽火台一類的土檯子，而是柳條邊區域性的行政管理機構駐地。經過修築清代的柳條邊，進一步明確了的長春市，以及農安、德惠和九台幣的部分鄉鎮都處於邊外（新邊以西），是屬於郭爾羅斯前旗的土地。

清軍入關並在北京建立了統一的中央政權以後，為鎮壓漢族人民的反抗，從順治朝開始就不斷有一批批“罪犯”及其家屬被流放到東北。當時流放的地點很多，其中也包括了柳條邊沿邊的各個門、台。舊志中有：“有流人居邊門，父子葺破屋以棲，嘗大雪，老者僵卧，其子暈絕屍旁……詢所苦，知初從關內來者。”由此可知300多年前就有清代人流入到這裡。但在清初，流入還是比較少的。

到了康熙朝，鄭成功的繼承者遭到清帝國的鎮壓，以吳三桂為代表的“三藩”的叛亂，也被平定了。因此，就有了大批的“反叛”官員、軍人及其家屬、近親，被押送到東北。其中包括閩、浙、魯等沿海省份和慎、黔、湘、桂、粵等省的民人。

明清交替之際，沙俄勢力達到了黑龍江上游的中國邊境地區。在平定“三藩”之後的1682年春，康熙皇帝東巡到達船廠和大烏喇虞村等地，開始策劃反擊侵略者的邊境戰爭。

1683年春天，康熙皇帝下令考察遼河的航運辦法，派遣“吉林寧古塔副都統瓦禮祜等，自伊屯口至伊屯門、伊爾門河口，驗視水勢。到迫使侵略者簽訂尼布越條約為止的幾年中，伊通河上的航運相當繁忙。大批糧食和軍用物資，通過這條水道，運往雅克薩前線。對於這場戰爭的勝利，沿線居民，流人出身的水手和造船工匠，都作出了很大貢獻。

《三國志·烏丸鮮卑東夷傳》載，“（夫余）國之耆老自說古之亡人。”“其印文言‘濊王之印’，國有故城名濊城，蓋本濊貊之地，而夫余王其中，自謂亡人，抑有似也。”《後漢書..東夷傳》則明言夫余所居“本濊地也”。夫余與濊之關係，前已論及。唯言其者老自稱古之亡人，因東明出自索離，後人乃附會“古之亡人”系指東明而言。事實卻不是如此，史籍雖未載述東明出走所帶的人數，但決不會舉族而至，正確的理解應為：東明既非孤身一人，但隨員亦不會太多，顯然，他們不能代表夫余全族的來源。耆老自謂古之亡人，是指全族而言，絕不是僅指東明等王族而言。《三國志。烏丸鮮卑東夷傳》又記濊族“其著老舊自謂與槁離同種”，而實際上扶餘人來自於北夷的索離人于貝爾加湖逃至東北地區而別建國家。而索離人為濊族的北支。

夫余，史籍中又作“夫徐”、“扶徐”、等。夫余之名最早見於《史記》和《漢書》。據《史記·貨殖列傳》云：“夫燕,……北鄰烏桓、夫余，東給濊貊、朝鮮、真番之利。”《漢書·地理志》作：“北隙烏桓、夫余，東賈真番之利。”《後漢書·抱婁傳》云：抱婁“自漢興以後，臣屬夫余。”由此可見，夫余的建國大約是在西漢建立的前後，亦即公元前三世紀左右。

關於夫余的起源及其建國，亦可以從它的建國傳說中得到印證。《論衡·吉驗篇》載，“北夷索離國王侍蟬有娠，王欲殺之。脾對曰：‘有氣大如雞子，從天而下，我故有娠’。后產子，捐於豬泅中，豬以口氣噓之，不死，復徙置馬欄中，欲使馬借殺之，馬復以口氣噓之，不死。王疑以為天子，令其母收取奴畜之，名東明，令牧牛馬。東明善射，王恐奪其國也，欲殺之。東明走，南至掩流水，以弓擊水，魚鱉浮為橋。東明得渡，魚鱉解散，追兵不得渡。因都王夫余。故北夷有夫余國焉”。東明建立夫余國的傳說，在《三國志·魏志·烏桓鮮卑東夷傳》劉宋裴松之注所引《魏略》和《後漢書·東夷傳》中亦有類似的記載。所不同的是：把“真離”，《魏略》寫作“真離”，《後漢書》則寫成“索離”，把“掩溉水”，《魏略》寫作“施掩水”而已。從這個傳說中，可以推知，夫余即起源於北夷素離國，是紊離國的王族東明逃難到夫余之地后建立的國家。

索離國王的隨身婢女懷孕了，國王要殺死她，婢女說：“有一團象雞蛋那樣大的氣體，從天上掉下來，所以我懷孕了。國王因此沒殺死她。後來她生了個孩子，被迫扔到了豬圈裡，豬用嘴巴向孩子哈氣，孩子被移致馬廄中，馬又向孩子哈氣，所以孩子能不死。而國王卻迷惑地以為這孩子是上帝的兒子，於是就叫他母親收養他，並給他取了個名字叫“東明”，經常叫他去放馬。東明善於射箭，國王怕他奪了自己的江山，於是想殺掉他。東明便逃跑了，向南逃到掩施水邊，用弓拍打水面，魚鱉便浮出水面架成橋，東明才得渡過河去。他過河后魚鱉散去，追兵便不能過河了。東明就在夫余國建都稱王。

原文：

槁離國王侍婢有娠，王欲殺之。婢曰：“有氣如雞子，從天來下，故我有娠。”後生子，捐之豬圈中，豬以喙噓之；徙至馬櫪中馬復以氣噓之。故得不死。王疑以為天子也，乃令其母收畜之，名曰東明。常令牧馬。東明善射，王恐其奪己國也，欲殺之。東明走，南至施掩水，以弓擊水。魚鱉浮為橋，東明得渡。魚鱉解散，追兵不得渡。因都王夫余。《搜神記》

《三國志·夫余傳》載，“夫余在長城之北，去玄冤千里，南與高句麗、東與抱婁、西與鮮卑接，北有弱水，方可二千里。”有的人認為夫余的前期王城應該在今吉林省農安附近。多數人則根據“作城柵皆員”等文獻記載和最新考古發現，認為應該在今吉林市附近等。

扶餘國最早在史書出現的地方是《史記》，在衛滿朝鮮於公元前107年被滅國時就已存在。後來在解夫婁時，宰相阿蘭弗（有“右輔”的意思）假借“天帝”的話而篡位，解夫婁東遷。為分辨這兩個扶余，史書一般稱前者為“北扶余”，東遷后的為“東扶余”。解夫婁之遷迦葉原也，托之國相阿難弗之夢，迦葉、阿難皆是佛名，是時佛書猶未入中國，而猶雲爾者，亦猶檀君之託桓雄也，是亦不足深究矣。李德懋青庄館全書卷五四盎葉記則直接斷言，夫婁率部東遷迦葉原為東夫余的傳說/是後世僧徒偽撰，認為朝鮮古籍中有關東夫余的記載多不可靠。這也是現在中國學者中流行的觀點。因而才將北夫余、東夫余都視為夫余的別稱。至西漢時期，被划入玄菟郡。漢武帝年，扶余開始向漢朝進貢。漢順帝永和元年（136年），扶余王曾來到洛陽。之後到了三國時代，遼東半島被公孫氏支配。後來扶余受到鮮卑的攻擊，慢慢步向衰亡。至晉太康時，為慕容廆所破，旋即復國。最後在北魏被高句麗所滅亡。唐薛仁貴徵高句麗，嘗攻拔之。金朝置蒲與路，明朝置福余衛，皆扶余之音轉也。

東明，是傳說中的夫余始祖。關於夫余的建國傳說，在許多史籍中均有記載，其中最早的為東漢王充撰著的《論衡·吉驗篇》。

橐離國王出行時，他的一位侍婢懷了身孕，國王歸來后大怒，欲處死這位侍婢。侍婢對他講：“當時見天上有一股氣，如雞子大，將於我身上，故而懷孕。”國王余怒未息，就將她囚禁起來，後來這侍婢生了一個男孩。其後，國王命人將其生下的這個小男孩扔到豬圈中，群豬以口氣吹他，得以不死。

國王又令人將其扔到馬圈中，想讓群馬將他踏死，但群馬如群豬一樣，以氣吹他，他仍沒有死。國王以為這個男孩一定是神人之子，便收養了他，並為他起名東明。

東明長大后，勇武善射，國王擔心他會篡奪自己的王位，心生猜忌，便又動了殺機。東明知道后便逃走，當逃至淹水時，沒有橋，而追兵又已臨近，東明以弓擊水，有無數魚鱉聚浮於水上，形成一座“大橋”，東明乘橋過後，魚鱉便自動散開，追兵不能渡水，東明得以安全地逃到氵歲人的居住地區，建立了夫余國。

各史所載東明事迹大致如上述，但是必須指出的一個問題是，這一建國傳說與高句麗始祖朱蒙建國傳說如出一轍。兩者相較，朱蒙建國傳說晚於東明建國傳說。

高句麗始祖東明聖王姓高，名朱蒙，出自夫余。夫余國王偶遇一女子，自稱河伯之女，名柳花。夫余王將其帶回國中，幽閉於密室。忽一日，有日光照射於柳花之身，移身躲避，日影又追逐其身，因而懷孕，不久後生出一個五斤大的肉球。夫余王將其丟到豬狗群中，豬狗不肯吃，又將其丟到大路上，牛馬則避開它而不肯踐踏。又丟到野外，卻被飛來群鳥用羽翼覆蓋。最後，夫余王想用刀剖開它卻砍不破，只好還給了柳花，柳花便將他包裹起來放在溫暖之處，不久便有一男孩破殼而出。

這位男孩7歲后英勇無比，因而得名朱蒙。朱蒙在高句麗語中是善射之意。朱蒙越來越受到諸王子的猜忌，最後在母親的支持下，率三位心腹逃往國外。在南逃途中遇到河流，欲渡無橋，此時夫余追兵又至，情急之下，朱蒙對水大喊：“我是天帝之子、河伯外孫，現在身後追兵至，我該如何過河？”話音未落，便有魚鱉成群而至，轉眼間形成一座大橋，朱蒙等人得以過河，而魚鱉隨即散去，追兵不得渡。後來，朱蒙便率人來到紇升骨地區，創　建了高句麗王國的前身——卒本夫余。

將夫余與高句麗兩個建國傳說相比較可見，除了後者更加豐滿、完善和更富戲劇性之外，其基本內容幾乎沒有什麼差別，尤其是朱蒙與東明音相近，且朝鮮半島史書《三國史記》更稱朱蒙為東明聖王，這就不能不使人產生疑問，朱蒙與東明到底是一個人還是兩個人？

目前學界的看法不盡相同，其中主流觀點認為，是高句麗借用了夫余的建國傳說，原因是夫余建國於高句麗之前，其建國傳說的記載也早於後者數年。因此，後者應該是在高句麗逐漸強大起來后，為使自己的歷史更悠久與輝煌，同時也是為了顯示王族的神聖性而在夫余建國傳說的基礎上進行了藝術加工而形成本民族的建國傳說。

有關東明的紀事僅見於歷史傳說之中，東明應當是有其原型，而此人必定是一位對夫余民族作出巨大貢獻的人物。因此，我們也應將東明視為夫余的始祖。這些歷史傳說雖並非歷史事實，但其中必然有真實的成分。

呂思勉《中國民族史》（第6-7章）

《漢書·武帝紀》：“元朔元年，東夷薉君南閭等口二十八萬降，為蒼海郡。”數年而罷。夫余，似即此等薉君之後裔也。據《后書》所載，夫余之通中國，始於光武建武二十五年。歷後漢之世，朝貢時通，侵叛甚鮮。晉初猶修貢職。太康六年，乃為鮮卑慕容廆所破。明年，護東夷校尉何龕送之復國。自是以後，紀載闕焉。日人某云：“《魏書本紀》：太安三年，夫余來貢。又《高句麗傳》有北至舊夫余之語。舊夫余，似對新夫余言之。《魏書》高句麗四至，蓋得諸冊封長壽王之李敖。長壽王初朝貢於魏，據《冊府元龜》，事在太延元年。早於太安三年二十有二年。則太安時之夫余，已非故土。傳又載正始間，文咨王上言，扶余為勿吉所逐，涉羅為百濟所並，臣雲惟繼絕之義，悉遷於境內。《三國史記·高句麗紀》六，載“文咨王三年，夫余王及妻孥以國來降。蓋播遷後為靺鞨所逼，降於句麗也。”夫余建國，實在鮮卑、靺鞨之間，中國疆理以外。為二夷所逼，遂至不能自立。遠不如句驪、百濟，久居中國郡縣之下，資其卵翼者，憑藉之優矣。《魏書·豆莫婁傳》，所載事迹，皆與《三國志·夫余傳》同。蓋夫余遺落，留居故土者。

其喪祭之俗，最與中國類。史稱夫余“以殷正月此從《三國志》，《後漢書》作臘月。祭天。大會連日，飲食歌舞，名曰迎鼓。是時斷刑獄，解囚徒。有軍事，亦祭天，以蹄占其吉凶。”

夫余：“喪皆用冰。殺人殉葬，多者以百數。有棺無槨，停喪五月，以久為榮。其祭亡者，有生，有熟。喪主不欲速，而他人強之。常諍引，以此為節。居喪，男女皆純白。婦人著布面衣。去環佩。大體與中國相彷彿。”

高句驪：“死者殯在屋內，經三年，擇吉日而葬。居父母及夫喪，服皆三年。兄弟三月。初終哭泣，葬則鼓舞作樂以送之。埋訖，取死者生時服玩車馬，置於墓側，會葬者爭取而去。”“積石為封，亦種松柏。”則頗與中國類矣，貉俗好厚葬。史稱句驪“婚嫁已畢，便稍營送終之具。”“金銀財幣，盡於厚葬。”馬韓亦“牛馬盡於送死，”以致“不知騎乘。”蓋厚葬本中國舊俗。經儒墨諸家之非議，乃漸革除者也。夫余之王，葬用玉匣。“漢朝常豫以付玄菟郡，王死則迎取以葬。”亦其好厚葬之一征也。

其婚姻，亦頗類中國古俗。史稱夫余、句驪，皆兄死妻嫂，與匈奴同俗。案此亦中國古俗，第二章已論之。《三國志》謂句驪：“作婚姻，言語已定。女家作小屋於大屋后，名婿屋。婿暮至女家戶外，自名跪拜，乞得就女宿。如是者再三。女父母乃聽，使就小屋中宿。至生子已長大，乃將婦歸家。”此蓋女系時代，男子就婚於女氏之遺俗。贅婿之制，亦由是而起也。《魏書》稱句驪婚嫁，“男女相悅，即為之。男家送豬酒而已，無財聘之禮。有受財者，人共恥之，以為賣婢。”而《魏略》載東沃沮嫁娶之法：“女年十歲，已相說許。婿家迎之，長養以為婦。至成人，更還女家。女家責錢。錢畢，乃復還婿。”則其俗適相反，俗固隨地而殊也。《魏書》謂句驪：“俗多游女，夫無常人，”蓋即女閭之制。

中國古俗，本好歌舞。禮稱“君子無故不去琴瑟。”又曰：“鄰有喪，舂不相。里有殯，不巷歌。”《論語》謂“子於是日哭，則不歌。”可見歌舞習為常事。古代禮樂之盛，蓋亦以此。《後漢書·夫余傳》，謂其“行人好歌吟，無晝夜，音聲不絕。”《三國志·句驪傳》；“民好歌舞，國中邑落，暮夜男女群聚，相就歌戲。”得毋亦殷之故俗與？此外諸國禮俗，與中國類者，蓋尚不少。《後漢書·東夷傳》總敘之曰：“東夷率皆土著，喜飲酒歌舞，或冠弁衣錦，器用俎豆。”《夫余傳》“其食飲用俎豆。會同，拜爵洗爵，揖讓升降。”《高句驪傳》：“其公會，衣服皆錦繡金銀以自飾。大加主簿，皆著幘，如冠幘而無後。其小加，著折風，形如弁。夫其服食器用，相類如此，其必有所受之，無可疑矣，而夫余“在國中衣尚白，出國乃尚繒綉錦罽，”尤足為出於有殷之證也。

在距今兩千多年生活在東北南部的貊族開始大遷移。一部分南遷與華夏族融合，一部分北移與沿族接近。當時，東北共有四個古族系：一個是東北南部的古商族（漢族）系；二是東北西部的東胡族系；三是東北東部的肅慎族系；四是東北中部的濊貊族系。《長春縣誌》記載這一時期的長春古族多為肅慎族。先後有肅慎族、扶余族、高句麗族、靺鞨族、契丹族、女真族、蒙古族、滿族在這裡生息繁衍，從事農牧業生產活動。經過長期的歷史演變，長春地區已從原來的單一民族聚居區，發展為多民族的雜居地區。史籍《後漢書·東沃且傳》、《三國志·沿傳》都記載當時在長春一帶濊族等多個民族活動的情況。

距今兩千多年以前的春秋戰國時期，北方的松嫩草原人口約有3萬左右。這裡是少數民族聚居的地區，先後有夫余族、高句麗族、靺鞨族、契丹族、女真族、蒙古族、滿族在這裡生息繁衍，從事農牧業生產活動。夫余為北方的古國名，亦作鳧臾、扶余，是古東北亞民族濊貊別族所建，據說也是滿族族源之一。高句麗和百濟的王室都是來自夫餘人。此外，北沃沮、東沃沮、濊等都是夫余的兄弟民族。那裡穀物豐盛，餘糧頗多，所以夫餘人的性格都很溫厚。大約在戰國或西漢初，黑龍江松嫩平原南部，即今郭爾羅斯草原（松原大慶南部地區）大部及吉林省中部地區，濊貊族的一個支系夫余族，是北方松嫩草原的主民。夫余族以農業為主，畜牧業很發達，手工業也較發達。於公元3世紀建立了政權，建起了個夫余王國。其國殷富，“方二千里，戶八萬”，是東北地區第一個民族政權國家。

魏晉之際，夫余國向魏、晉朝貢。三燕（前燕、秦、後燕）時期（337-407年），夫余國有城和村兩級建制。410年（晉安帝義熙六年），高句麗國好大王伐夫余國，“攻破城六十四、村一千四百”。因屢遭鮮卑、高句麗的攻擊而衰落，494年（北魏太和十八年）被勿吉所滅，居民分散遷徙。

夫余國最強盛之時，疆域達到萬里長城以北，南達高句麗、東達挹婁、西接鮮卑，方圓約二千里。夫余國與中原王朝關係密切：漢時歸玄菟郡統轄；魏時臣服於遼東公孫氏政權；晉時又常去中原朝貢。夫余國是一個歷史悠久的民族國家，由橐離國王子東明南下所建。一部分居民東遷並成立了東夫余國（後為高句麗所滅），立世約700年。

東明建立的夫余國是奴隸主所有制國家。建國初期，國勢很強盛。其統治階級為了滿足奴隸主貴族的利益，依靠強大的軍事力量對外經常發動戰爭。

西漢時，夫余首先向東發兵征服了挹婁。但是，挹婁人利用其險要的地形和弓矢，經常起來反抗。曹魏文帝黃初年間（220-226年），挹婁人又起來反抗夫余的統治，“夫餘數伐之，卒不能服也。”從此，挹婁人擺脫了夫余的統治，夫余也無法再對挹婁人進行奴役。

夫余同周邊民族國家的關係中，同高句麗的聯繫是比較頻繁而密切的。據《後漢書·高句麗傳》記：“高句麗一東夷相傳以為夫余別種，故言語法則多同。”這說明高句麗和夫余有著密切的文化關係。高句麗建國初期，同夫余保持了親密而友好的關係。朱蒙王十四年（前24年）秋八月袱“高句麗朱豪王母柳花亮子東扶徐，扶徐王金蛙以太后禮葬之，遂立神廟。冬十月，朱蒙遣使扶徐饋方物，以報其德。”這一故事，確切地反映了當時夫余與高句麗的友好關係。

後來，隨著國力的日益強盛，夫余對高句麗發動了戰爭。高句麗琉璃王十四年（前6年）春正月，夫余王帶素向高句麗派遣使臣，強使高句麗交質子，琉璃王懼怕“夫余強大，欲以太子都切為質，都切恐不行，帶素患之。”於是同年冬十一月，帶素率兵五萬進攻高句麗，適逢大雪，人多凍死，無功而還。高句麗琉璃王二十八年（9年）秋八月，夫余王帶素遣使高句麗，致書日：“夫國有大小，人有長幼，以小事大者禮也，以幼事長者順也。今王若以禮順事我，則天必佑之，國柞永終。不然則欲保其社櫻，難矣。”對夫余的這種威脅，高句麗琉璃王自感“立國日淺，民居兵弱”，決定“勢合忍恥屈服，以圖後效”。

於是回報夫余王帶素曰：“寡人僻在海隅，未聞禮義，今承大王之教，敢不惟命之從”。

此後，高句麗一方面盡量避免與夫余的正面衝突，另一方面加緊強化自己的軍事力量，準備與夫余的戰爭。琉璃王三十二年（13年）冬十一月，夫佘又發兵侵入高句麗，高句麗王派子無恤率兵抵抗。無恤以兵少，恐不能敵，於是“設奇計，親率軍，伏于山中以待之。”待夫余兵來之後，伏兵突然發動進攻，大敗夫余軍。從此，夫余在軍事上對高句麗無法佔優勢，開始逐漸處於被動狀態。

高句麗大武神王三年（20年），夫余王帶素為了緩和兩國之間的緊張關係，派使臣到高句麗送去了一頭二身的赤烏，但是形勢的發展對夫余越來越不利。高句麗大武神王得到赤烏后則回報說：“黑者，北方之色，今變而為南方之色。又赤烏瑞物也，君得而不有之，以送於我。兩國存亡，未可知也。”由此可見，此時高句麗已不畏於夫余的強大，而且還露出了吞併夫余的意圖，而夫余卻陷入了被動的局面。

高句麗大武神王四年（21年），高句麗先發制人，派兵攻打夫余。翌年，又對夫余展開了大規模的軍事行動。高句麗軍逆沸流水（今渾江）而上，進入夫余的領土。當高句麗軍逼進到夫余王城南界時，夫余王舉國出戰，但仍未能挽回局勢。在激戰中，夫余王帶素也被殺死。“夫余軍既失其王，氣力摧折，而猶不自屈”，重重包圍高句麗軍，終於擊退了敵軍。在這次戰爭中，夫余雖然擊退了高句麗的入侵，但是失去了大片土地，損失巨大。

夫余王帶素戰死之後，統治集團內部圍繞著王位繼承問題發生了激烈的鬥爭和尖銳的矛盾。夫余開始走向四分五裂。帶素王弟見大勢已去，國家將亡，於是率百餘人逃到鴨綠谷，殺死當地的海頭王，強使其百姓臣屬於己，並且在易思水濱建立易思國，自稱易思王。

高句麗太祖大王十六年（68年），夫余易思王孫都頭，也終於向高句麗投降。帶素王弟逃跑后不久，夫余王從弟則對國人說：“我先王身亡國破，民無所依，王弟逃竄，我亦不肖，無以興復”。於是也率萬餘人投奔到高句麗。高句麗把他封為王，並安置在椽那部，以其背有絡文，賜姓絡氏。高句麗的這種作法，使更多的夫余貴族投奔到高句麗，極大地削弧了夫余的國力。此後一段時期，夫余和高句麗的關係，在史籍中兒乎沒有記載。根據《後漢書·夫余傳》載，“夫余……去玄菟千里。（此時的玄菟，即指第三玄范郡，今瀋陽稍東卜柏官屯）可知，夫余己西遷到今吉林省西北部地區。

在夫余的對外關係中，同中原王朝的關係是主要的，而且是最基本的。

夫余建國之後，和中原王朝建立了既頻繁而又密切的關係。因此，受中原文化的影響也較深。如夫餘人食用姐豆，揖讓升降等生活習俗與漢族接近。據《三國史記·高句麗本紀》載，“漢時，夫余王葬用玉匣，常豫以付玄芡郡，王死則迎取以葬”。可知，夫余與漢朝的關係是比較密切的。

西漢時，夫余受玄冤郡管轄，是漢朝的一個地方政權。漢朝通過玄蕪郡行使管轄權。王莽時期，也曾向夫余派遣過使臣。始建國元年（9年），王莽為了向外夷展示其威力，派遣五威將到四方頒發印緩。據《漢書·王莽傳》記：“其東出者，至玄菟、樂浪、高句麗、夫余。”所謂頒發印緩，即是加封夫余王為王，授給印信。始建國四年（12年），王莽為了驅逐北方匈奴勢力，強征高句麗兵，但這些兵“皆亡出塞，因犯法為寇”，追擊他們的遼西大尹田譚也被殺死。這就激怒了王莽，此時莽將嚴尤奏言：“貂人犯法，不從驗（指高句麗朱蒙王）起，正有它心，宜令州郡且尉安之。今狠被以大罪，恐其遂畔，夫余之屬必有和者，匈奴未克，夫余、濊貊四起，此大憂一也。”但是王莽不聽勸諫，命嚴尤征高句麗。尤誘高句麗候駱至而斬焉，傳首長安。莽大悅，下書曰：“更名高句驪為下句驪，布告天下，令咸知焉”。從此，夫余和王莽新室斷絕了關係。

東漢初年，“東夷諸國皆來獻見”。武帝建武二一五年（49年），“夫余工遣使奉貢，光武厚答報之，於是使命歲通”。從此，夫余又與中原往來不斷。但此時高句麗國力日益強大，不斷向外擴張，於和帝元興元年（105年）進犯遼東，寇略六縣，玄菟郡被迫從新賓縣興京老城遷到瀋陽稍樂_幾柏官屯。後來，不知是何原因，雙方之間發生了衝突。

安帝永初五年（111年），夫余王始“將步騎七八千人寇鈔樂浪（按，玄菟之誤），殺傷吏民”。夫余的這次軍事行動，暫時惡化了與漢朝的關係，但不久雙方又恢復了友好關係。安帝永寧元年（120年），“遣嗣子尉仇台，詣網貢獻”。對此，東漢安帝“賜尉仇台印緩金彩”，以示友好，從此雙方的關係又重新得到改善。

尉仇台到東漢朝貢之後，雙方的關係超出了單純的使臣往來和對外貿易的範圍，甚至在軍事上也進行了合作。安帝建光元年（121年）秋，高句麗太祖大王卒馬韓，濊貊一萬餘騎圍玄芡城時，夫余王“遣子尉仇台，領兵二萬，與州郡并力討破之，斬首五百餘級。”

翌年，高句麗與馬韓、濊貊寇遼東時，夫余王又遣兵助漢救破之。這些軍事合作，充分說明夫余和東漢之間的親密關係。此後，夫余和東漢繼續保持了和平友好關係，尤其是順帝永和元年（136年），夫余王親自訪問東漢后，其友好關係有了更進一步的發展。為了對夫余王的敬重和表示友好，當夫余王歸國時，東漢順帝特作“黃門鼓吹、角抵戲以遣之”。桓帝延熹四年（161年），夫余繼續“遣使朝貢”。不久，雙方關係又緊張起來。桓帝永康元年（167年），夫余王夫台“將二萬人寇玄冤，玄冤太守公孫域擊破之，斬首千餘級。”後來，雙方關係又很快恢復正常。靈帝熹平三年（174年），夫余王“復奉章貢獻”。總之，夫余和東漢雖然發生過一些衝突，但其對東漢基本上保持了友好的臣屬關係。

東漢末年，整個中國的形勢發生了巨大變化。中原處於群雄割據、戰亂不已的狀態。東漢王朝實際上已無法維持對全國的統治。此時，夫余的西部邊境也發生了新的變化。原遼東太守公孫度趁這有利時機不斷排斥異己擴充自己的勢力，儼然成為東北之一，勢力很快強大起來。在這種情況下，夫余無法和中原來往，只好同公孫度建立關係。“公孫度雄張海東，威服外夷，夫余王尉仇台更屬遼東。時高句麗、鮮卑強，度以夫余在二虜之間，妻以宗女。後來，魏將司馬鼓討滅公孫勢力后，夫余又跟曹魏建立了關係。

曹魏時期，夫余與魏政權建立了友好關係。魏文帝延康元年（220年）三月，夫余向魏派遣使臣，稱臣納貢。魏齊王正始年間（240-249年）幽州刺史毋丘儉討高句麗時，“遣玄冤太守王頑詣夫余，夫余王位居遣大加郊迎，供軍糧”。可見，夫余與曹魏的關係也是很密切的。

到了西晉時期，夫余受護東夷校尉的管轄和保護。晉武帝時（265-290年），夫余經常派使臣到晉朝朝貢。其後，慕容鮮卑開始崛起，稱雄於東北，直接威脅夫余的存亡。太康六年（285年），慕容魔首先發兵襲破夫余，“夫余王依慮自殺，子弟走保沃沮”，此後，慕容魔經常入侵夫余，掠夫餘人為奴，賣於中原地區。晉武帝對此事非常重視。他以不救夫余的罪名，罷免了護東夷校尉鮮於嬰，並下詔日：“夫余王世守忠孝，為惡虜所滅，甚憨念之。若其遺類足以復國者，當為之方計，使得存立”。同時又下令，對掠賣為奴的人，以官物贖還下司、冀二州禁市夫余之口。這樣，夫余在晉朝的幫助下得以復國，但此時夫余已極為衰弱。東晉穆帝永和二年（346年），慕容毓派“世子丁雋帥慕容軍、慕容惜、慕與根三將軍，萬七千騎襲夫余，丁雋居中指授，軍事皆由任烙，遂拔夫余，虜其王玄及部落五萬餘口而還。銑以玄為鎮東將軍，妻以女”。夫余又一次受到了沉重的打擊。從此，夫餘一繳不振。

四世紀後半期，高句麗南壓百濟和新羅，西佔遼東郡，國力進一步強大起來。於是把進攻的矛頭又指向了夫余。東晉安帝義熙六年（410年）高句麗廣開土王親征夫余。據《好大王碑銘》記載，廣開土王在此戰中，給予夫余致命性打擊，佔領了王城，“凡所攻破，城六十四，村一千四百”，夫余國的絕大部分疆土被高句麗佔領。但夫余並沒有滅亡，只是其政治中心向北遷移。北魏文成帝太安三年（457年）十二月，“夫余國遣使朝貢”，說明夫余不僅還存在，而且與北魏也確立了稱臣納貢的關係。

五世紀末，勿吉人強大起來。據《魏書·勿吉傳》記：“勿吉國，其人勁悍，於東夷最強……。”說明勿吉已成為東北地區一支強大勢力。北魏初，勿吉越過張廣才嶺向西發展，開始進攻夫余，佔領了原夫余的大片土地。北魏孝文帝時勿吉驅逐夫余，夫余王被迫“攜妻擎南逃”，於高句麗文咨明王三年（494年），投降了高句麗。至此，夫余國在我國東北存在七百多年後消失了。

索離國，也稱為北夷索離國，為古代東北小國，是濊貊人的北支索離族人建立的。

在古代夫余祖先神話中，有一位傳奇人物，他就是在夫余舊部稱王的解慕漱。最早記載解慕漱傳說的現存典籍，是高麗文人金富軾（1075-1045年）編撰的《三國史記·高句驪紀》，其中有如下一段文字：

先是扶余王解夫婁，無子，祭山川求嗣。……后其相阿蘭弗曰：“日者天降我曰：‘將使吾子孫立國於此，汝其避之東海之濱，有地號曰邇葉原，土壤膏腹，宜五穀，可都也。”阿蘭弗遂勸王移都於彼國，號東扶余。其舊都有人，不知所從來，自稱天帝子解慕漱來都焉。

《三國史記》是朝鮮現存的第一部古代正史，作者在追求高句麗祖先傳說時涉及到了夫余王解慕漱。除此之外，高麗文人李奎極的文集《東國李相國》集中有《東明王篇》，也講述了有關解慕漱的傳說。《朝鮮王朝實錄》是朝鮮史官從1413年開始編撰的古代最大規模的史書，其中鄭麟趾等編的《世宗實錄》成書於1454年。該書把以前有關夫余的神話加以綜合，解慕漱傳說的情節更加豐富。以上幾部文獻所記載的解慕漱傳說大同小異，主要情節一致，只是《朝鮮王朝實錄·世宗實錄》中解慕漱作海慕漱。這幾部文獻在記載夫余王解慕漱傳說的同時，還收錄了高句麗始興之王朱蒙（又稱東明）的故事。有關朱蒙的傳說，可以和中國古代幾部典籍的記載相印證，如《三國志·魏書·烏丸鮮卑東夷傳》裴松之注所引《魏略》、《後漢書·東夷列傳》、《魏書·高句麗傳》。中國和朝鮮古代典籍有關朱蒙的傳說是基本一致的，保持了它的原始風貌。解慕漱是在原夫余王遠徙迪葉原、即今俄羅斯東部沿海州之後在夫余舊都稱王。《三國史記·高句驪紀》稱他“不知所從來，自稱天帝子”。《朝鮮王朝實錄·世宗實錄》則稱：“於舊都，解慕漱為天帝子來都”。解慕漱來歷不明，至於稱他為天帝之子，不過是為了掩蓋他的真實身份，也是對這位夫余王的神化。

瑕丘仲“不知所從來”，由此推斷，他是從外地遷徙到夫余，而不是當地的土著居民。考之於史書，這種猜測可以得到證實。《三國志·魏書·烏丸鮮卑東夷傳》寫道：今夫余庫有玉璧、硅、珊數代之物，傳世以為寶，者老言先代之所踢也。其印文言“涉王之印”，國有故城名涉，蓋本涉貉之地，而夫余王其中，自謂“亡人”，抑有以也。

夫余香老自稱亡人，暗示東扶余的流亡處境。（區別兩種扶余，這裡指的是東扶余）

瑕丘仲則是扶餘國的一個名驛使，發音也與解慕漱截然不同。“慕漱“和“丘仲“的發音完全不一樣。

瑕丘仲者，寧人也（指黑龍江“寧古塔”人，亦說是青海西寧人）。賣葯於寧百餘年，人以為壽類。地動舍壞，仲及里中數十家屋臨水，皆敗。

仲死，民人取仲屍，棄水中，收其葯賣之。仲披裘而從，詣之取葯，棄仲者懼，叩頭求哀。仲曰：“恨汝使人知我耳，吾去矣。”後為夫餘胡王驛使，復來至寧。北方謂之請仙人焉：瑕丘通玄，誦脫其跡。人死亦死，泛焉言惜。遨步觀化，豈勞胡驛！苟不靚本，誰知其請！

剔除這個傳說的虛妄成分，它所披露的基本事實還是比較清楚的：瑕丘仲是寧地人，以賣葯為生。家鄉遭遇地震后，他流落到遙遠的東北，當了夫余王的驛使，後來再次回家鄉探望。北方流人瑕丘仲當了夫余王的驛使，是劉向得到的傳聞，並把它記錄下來。文中有“遨步觀化。豈勞胡驛”之語，意思是說瑕丘仲既然成仙得道，能夠雲遊四方，游觀天地變化，哪肯辛辛苦苦做個胡人驛使。如不洞察本源，誰知他是珠光寶氣。劉向是把這個傳說的現實成分和虛妄因素混淆在一起，所以會有上面的疑問。瑕丘，本是地名。《禮記·檀弓上》有“公叔文子升於瑕丘”的記載。瑕丘後來又成為姓氏。《姓氏辯證》卷十二引《風俗通義》稱：“魯桓公庶子食采瑕丘，子孫氏焉，漢有瑕丘申陽。”瑕丘氏傳說是春秋時期魯桓公的後代，原本姬姓，因食采瑕丘而得姓。漢代有瑕丘申陽，而當了夫余王驛使的流人瑕丘仲，他在家族中排行第二，他的名字已經標出這一點。

《三國志·夫余傳》載的是“夫余在長城之北，去玄菟千里，南與高句麗、東與挹婁、西與鮮卑接……”

沃沮（東沃沮）是東沃沮，夫余是夫余。夫餘人乾的事中國史書會記在夫余賬上，不會記在沃沮賬上，否則不是合格的史學家。沃沮人乾的事記在夫余賬上，這是中國史書不會存在的。

解夫婁之遷迦葉原也，托之國相阿難弗之夢，迦葉、阿難皆是佛名，是時佛書猶未入中國，而猶雲爾者，亦猶檀君之託桓雄也，是亦不足深究矣。李德懋青庄館全書卷五四盎葉記則直接斷言，夫婁率部東遷迦葉原為東夫余的傳說/是後世僧徒偽撰。認為朝鮮古籍中有關東夫余的記載多不可靠。這也是現在中國學者中流行的觀點。因而才將北夫余、東夫余都視為夫余的別稱。

東夫余即西遷夫余之東的夫余，亦即以夫余前期王城為中心的夫余。

東夫余之名，始見於414 年建立的《好太王碑》，後來又見於12和13世紀，即宋、元時期撰成的《三國史記》和《三國遺事》。但東夫余之名，不見於中國史書的記載。關於東夫余的問題，是中外史學界還有爭論和有待進一步探討的問題。筆者認為東夫余之名的出現，當和夫余的西遷有關。”晉永和二年（346年）正月，“初，夫余居於鹿山，為百濟所侵，部落衰散，西徙近燕，而不設備”。從文獻所載，當時夫余、高句麗、百濟的方位和國內外情況來看，這裡所說的“為百濟所侵”是錯誤的。但有的認為當為“高句麗所侵之誤”。筆者認為這一看法也是錯誤的。因為346年前後，正是高句麗連遭前，後燕侵襲之時。342年，前燕慕容大舉進攻高句麗，丸都被毀，宮室被燒。400年，後燕進攻遼東，“拔新城，南蘇二城，開境七百餘里，徙五千餘戶而還”。公元346年前後的高句麗，既無力、也無暇進攻夫余。同時在346年以前，也沒有高句麗進攻夫余的記載。據載，夫余西徙近燕的原因，實為前燕所侵而引起的。夫余西遷之地，即夫余後期的王城，亦即後來渤海的扶余府和遼代黃龍府之地，在今農安。夫余遷都到今農安以後，直到494年，才被勿吉所逐而滅亡。405年，高句麗和前、後燕爭奪遼東，玄菟兩郡獲勝后，在“遼東，玄菟等數十城，皆置官司以相統攝”。高句麗佔據遼東以後，乘夫余西遷后，部落衰散，而無設備之機，好太王二十年（410年）。一便以“東夫余舊是鄒牟王屬民。中叛不貢”為借口。大舉攻佔東夫余、所謂“中叛不貢”。有各種不同解釋。筆者認為當指346年。夫余西遷后。依附於慕容燕。和高句麗中斷了來往。長達60餘年（346-410年）之久、《好太王碑》中所說攻佔的東夫余即指原北夫余的東部亦即指在西遷夫余之東的夫余、這一看法的根據是：《新唐書·流鬼傳》云：“達末婁自言北扶余之裔。高麗（即高句麗）滅其國，遣人度（渡）那河，因居之，或日他漏河，東北流入黑水”。從“高麗滅其國”可確證是指高句麗好太王二十年（410年）攻佔東夫余的問題。一部分東夫餘人渡那河（那河或日他漏河，指今第一松花江）居住，建立達末婁即豆莫婁國。《魏書·豆莫婁國傳》云：豆莫婁國“舊北扶余也。”《新唐書·流鬼傳》云：“達末婁自言北扶余之裔。”這是東夫余即北扶余，舊北扶余的可靠證明。由此可知，東夫余是他稱，而北扶余則是自稱。所謂舊北扶余，是因北夫余即夫余已經滅亡，故云舊北扶余或舊夫余。還有，好太王攻佔東夫余以後，派遣到該地的鎮守官員是“北夫余守事”。好太王任命牟頭婁為“北夫余守事”。這是以東夫余即北夫余的根據之一。

《好太王碑》中所說的“軍到余城，而舉國駭服”。這一餘城，即北扶余王城，亦即夫余“初，居於鹿山”的夫余前期王城。這一看法的根據是：410年，高句麗好太王攻佔東夫余城后，高句麗又沿用，成為高句麗北部邊防重鎮——扶余城。到668年，唐派“李績劫等拔高麗（即高句麗）扶余城。”在這一高句麗的扶余城條下，胡三省注云：“扶餘國之故墟，故城存其名。”可證高句麗的扶余城，即“扶餘國之故墟”，亦即夫余前期的王城。

推定夫余前期王城在今吉林市龍潭山，龍潭山車站，東團山一帶的根據是：這裡是西團山文化（青銅時代文化）的遺跡。遺物分佈最為密集，最豐富的地區。同時，這裡還有漢代夫余和東晉以後高句麗時代的遺跡，遺物。今吉林市龍潭山，龍潭山車站，東團山一帶，是長城以北，漢代文物最豐富的地區。從西團山文化和漢代文化分佈的密集和豐富情況來看，這裡當是古代經濟文化的中心。在今吉林市龍潭山，東團山南部的帽兒山一帶，已發掘出土大批漢代夫餘人的木槨墓。這和夫餘人死後“屍之國南山上”，以及“有槨無棺”的記載相符。把夫余前期王城推定在今吉林市龍潭山，龍潭山車站，東團山一帶的根據，因在拙著中已有論述四，不再贅述。

夫余在346年，“西徙近燕”后，一分為二，一是以夫余前期王城為中心的夫余，即東夫余；二是西遷到今農安，以夫余後期王城為中心的夫余。410年，高句麗好太王攻佔的是東夫余。494年，勿吉攻佔的是西遷到今農安一帶的夫余。《好太王碑云：高句麗始祖鄒牟“出自北夫余”，而不說“出自東夫余”，因為鄒牟王時，夫余即北夫余還沒有一分為二，還沒有東夫余之名，所以《好太王碑》云：鄒牟王“出自北夫余”。《好太王碑》又云：好太王二十年（410年），攻佔東夫余，而不是說攻佔夫余或北夫余，因為好太王當時攻佔的不是夫余的全部，而是夫余的一部分，即東夫余，並不包括西遷的夫余。由此可知，《好太王碑》所云：鄒牟王“出自北夫余”，410年攻佔的是“東夫余”。是非常確切可靠和符合歷史實際的。

《三國史記》卷1和《三國遺事》卷1，皆雲高句麗始祖東明（即鄒牟，朱蒙）出自東扶余。但在《三國遺事》卷1北扶余條又云：“東明帝繼北扶余而興，立都於卒本川，為卒本扶余，即高句麗之始祖”。這都說明把東夫余看做北夫余的問題，二者是一個夫余。從這個意義上來說，說東明出於東扶余也不是錯誤。但從東扶余出現的年代來說，還是《好太王碑》所云，鄒牟“出自北夫余”的記載更符合歷史實際，更為可靠。

1990年代後期韓國學者聲稱扶余是朝鮮民族族源之一，然牽強附會之處太多，不值為信。今天半島之朝鮮、韓國皆來自於唐朝時代的新羅，新羅本居於半島南端的濱海地帶，稱三韓部落，新羅是今天朝鮮民族（韓民族）的直系祖先。

李德懋《青庄館全書》卷五四《盎葉記》則直接斷言，解夫婁之遷迦葉原也，托之國相阿難弗之夢，迦葉、阿難皆是佛名，是時佛書猶未入中國，而猶雲爾者，亦猶檀君之託桓雄也，是亦不足深究矣。《桓檀古記》記載，解慕漱出身朝鮮王室，23歲時成為檀君朝鮮的將軍。檀君朝鮮末期解慕漱創建北扶餘國。

朱蒙是沃沮王高慕漱的兒子，解慕漱的二兒子高辰是高慕漱的爺爺。他居然組織多勿軍抵抗漢朝。《桓檀古記》認為，前238年，檀君朝鮮君主古列加棄位入山，修道登仙。宗室大解慕漱據故都白岳山，稱為天王郞，建立北扶余。《三國史記》說解慕漱是“天帝”之子，他與柳花的兒子朱蒙是高句麗的創建者。《三國遺事》說解慕漱是天帝之子，北扶餘國王，解夫婁和朱蒙之父。

【韓國】【朝鮮】朝鮮半島的政權認為扶餘人是今天韓國人/朝鮮人的先民之一。實際上從姓氏可知韓國人朝鮮人起源於新羅而不是中國的扶余。

【美國】一位人類學家賈德·戴蒙說，扶余就是布里亞特人與大和族祖先，公元前四、五世紀從貝加爾湖移居東北。但是未有任何考古學的證據證明其觀點。

【中國】扶餘一名最早出現在逸周書，名鳧庾（Fúyú），是九夷之一。松嫩平原上有一種樹，樹上有種鹽可食用，古代部分越人到了松嫩平原，他們把食用這種鹽的人叫扶余。這是扶余名稱的另一解釋。朝鮮半島的政權認為是今天韓國人/朝鮮人的先民之一，但是這種觀點是錯誤的。現代朝鮮人韓國人的祖先是三韓。扶餘人聚居於今日中國東北，那裡穀物豐盛，餘糧頗多。李德山等學者認為扶余是中國炎帝、殷商後裔，與韓民族毫無關係。有的學者把扶余源流弄成日種說東胡毫無根據。劉高潮、姚東玉《“日種”說與匈奴之族源──兼論夫余王族屬東胡》 這顯然和夫余“在國中衣尚白，出國乃尚繒綉錦罽，尤足為出於有殷之證也。”的歷史記載不符合。但國中白衣，出國繒繡的習俗並不只有殷商，在日本、新羅一段時期也有此習俗。如李德山說，長期以來，國內外研究者對夫余的起源等問題進行了廣泛的探討，取得的成果亦蔚為可觀，但由於受各種原因的影響，目前所得出的結論，尚不能取得學術界的共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