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夫根尼·馬克西莫維奇·普里馬科夫

1937年的第比利斯。他的媽媽安娜·雅科夫列夫娜．普里馬科娃，是一位專業水平頗高、醫德非常高尚的婦科醫生，她社交廣泛，待人誠懇、友善。凡是與他的母親相處或共過事的人們，都對她讚不絕口。她的弟弟A．雅科夫列維奇同樣也是一個婦科醫生，但卻在巴庫被捕，後來在第比利斯被殺害了。其實，他這個人根本不過問政治。許多年以後才知道，說他參加過“反蘇組織”的一個重要“物證”是搜查中發現了一把舊俄軍官佩劍，因為他在“十月革命”前幾個月曾是舊俄貴族士官。

媽媽的兄弟姐妹很多，除了雅科夫列維奇和一個妹妹外，其他弟妹早都死了。其中，一個弟弟在日俄戰爭中陣亡，另一個弟弟從前線回來后死於肺病。一個妹妹的丈夫是出色的內科醫生Ⅱ·A·基爾申勃拉特，曾任柏林大學高級教授。他有三個兒子，老大和老二是他早逝的前妻所生，只有老三是我的姨媽所生。老三叫米哈伊爾·達維多維奇，也是一名醫生，還是一個熱誠的布爾什維克，是第比利斯一家大醫院的急診部主任。有一次，從埃里溫運來了亞美尼亞共產黨中央第一書記漢齊揚的屍體，要求米哈伊爾’達維多維奇做出“死者是自殺身亡”的醫鑒結論。米哈伊爾‘達維多維奇因拒絕這一要求而被捕，接著也被槍斃了。

當年在第比利斯的深夜裡，到處可聽到汽車在這家或那家門前停車時的剎車聲。我們居住的列寧格勒大街並不怎麼大，長150米，只有13家住戶，所以各種悲劇的發生是全街人都有目共睹的。當時住在5號樓的列·陀斯托耶夫斯基後來成了大名鼎鼎的電影導演，他的影片《我住的那棟樓》、《當小樹長大的時候》等被列入了蘇聯電影的經典。1937年時，我們一群小男孩經常悄悄躲到二層他家的窗戶下張望，因為聽說他母親被捕時還向逮捕者開槍，而對我們來說，感興趣的不是這位媽媽有多麼勇敢，而是她用的是什麼手槍，是不是“勃朗寧”手槍？

我是我母親唯一的兒子。我們母子倆相依為命，她活著也是為了我。她生我時年事已高，如果她有什麼事被捕的話，很難想象我會遇到何種厄運。我當時對已經發生的事反應如何呢？我們同代人的某些代表人物堅信，即使當時是小孩子，長大后也會明白當年發生的事情。我不屬於那種未卜先知、明察秋毫的人。當時，我母親作為醫生與來院治療的喬治亞人民委員會副主席伊留申的妻子相識，後來她倆成了好朋友。我聽說伊留申被捕了，為與他劃清界線，就拿起剪刀將他在我生日時送給我的手槍皮套和背帶剪成了碎塊。

光陰似箭，歲月如梭。不管時間如何流逝，悲劇性的1937年始終折磨著母親的心靈。她在一家鐵路醫院工作，是婦產科高級醫生。由於許多地方需要她，她又輕鬆地在第比利斯紡織廠婦幼保健所找到了一份工作。在那裡連續工作了35年。工廠距市中心很遠，戰爭期間母親又擔負了一項工作，到城市的另一端上班。勞累一天，晚上回家時已筋疲力盡。在所有人都很艱難的戰爭時期，母親如此奔波，完全是為了我的溫飽。

母親不參加任何黨派，小心翼翼，從不說過頭的有刺激性的話，更不喜歡談論政治問題。但這並不意味著她在政治上很幼稚。我還記得在上個世紀50年代初，已經是大學生的我回第比利斯度假期間與母親談起斯大林時，她的一番話令我感到吃驚和恐懼。她說“斯大林是個殘暴的殺人兇手”。我驚訝地說：“你怎麼能這麼說呢，你難道從這個‘粗魯殘暴的人’的著作中看出什麼了嗎？”母親那種心平氣和的回答使我感到既震驚又沮喪。她說：“我才不讀他的書呢，你可以去告密——他喜歡這種做法。”此後，我們再也沒有談論過類似的話題。

他1953年畢業於莫斯科東方大學，1956年國立莫斯科大學研究生畢業，是經濟學博士。於1953年至1962年在國家廣播和電視委員會工作，1962年至1970年擔任《真理報》評論員和副主編（負責亞非國家），1969年第一次前往巴格達訪問，會見了薩達姆·海珊。1970年至1977年，任蘇聯科學院世界經濟和國際關係研究所副所長。1974年當選為蘇聯科學院通訊院士，後轉為院士，1977年至1985年任蘇聯科學院東方學研究所所長，1985年至1989年任蘇聯科學院世界經濟和國際關係研究所所長。

1988年11月被選為蘇共中央國際政策委員會委員，1989年4月任中央委員，1989年6月至1990年4月被選為蘇聯最高蘇維埃聯盟院主席，在1989年9月舉行的蘇共中央全會上，他當選為蘇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1991年普里馬科夫任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第一副主席，普里馬科夫曾任蘇聯駐中東記者，是阿拉伯問題專家。在1990年至1991年的海灣戰爭爆發前中，當時任蘇聯總統高級對外政策顧問的普里馬科夫在形勢極為嚴峻的時刻，以總統特使的身份奉命多次前往伊拉克進行斡旋。1991年10月國家安全委員會解散，同年11月他被戈爾巴喬夫任命為新成立的蘇聯中央情報局局長。1991年12月蘇聯解體后，他被俄羅斯總統鮑里斯·尼古拉耶維奇·葉利欽任命為俄羅斯對外情報局局長。1992年4月至1996年7月任俄聯邦安全會議成員。

1996年1月任外交部長，同年7月25日被任命為俄聯邦國防會議成員（國防會議於1998年3月3日取消），7月31日任安全會議常務委員。1998年5月成為俄政府主席團成員，同年9月11日任政府總理，9月30日任俄白聯盟執行委員會主席。這是俄羅斯歷史上的一個多事之秋。由於1998年發生的“8·17”金融危機，使俄羅斯的社會經濟發展的一些重要指標倒退了15-20年，給國家造成的損失總額達3000億“危機前”的盧布。整個國家陷入政治、經濟、社會的全面危機之中。普里馬科夫認為所有這一切都是“1992年以來俄羅斯經濟發展方針造成的必然結果”，是“自由主義者”的經濟方針將國家帶進了死胡同，私有化過程“從總體上導致了社會、國家和群眾被洗劫、生產混亂和下降”。普里馬科夫及其政府受命於危難之時，面對全國的嚴重形勢，為安撫社會，求得政治穩定，實現政府制定的“建立公民社會，政治多元化，繼續市場改革，把俄羅斯的經濟作為世界經濟的有機部分發展”的主要目標，政府決定對經濟政策實行重大調整。1、加強國家對經濟的宏觀調控，發展工農業，保護國內生產者。2、保障國家的正常生活，按時發放各類工資和退休金。3、穩定金融和財政，創造經濟正常運行的條件。由於政府採取了果斷的、目標明確且積極有效的措施，經濟危機得到緩解。到1998年10月，已經出現了經濟穩定的趨勢。根據俄羅斯國家統計委員會2001年5月發表的資料，“1999年第三季度國內生產總值與1998年同期相比增長10.8%”。由政府起草、國家通過的1999年預算全部完成，這是90年代首次出現的形勢。同時，政府執政期間，在沒有任何外援的情況下，還清償了60多億美元的外債。由於反危機期間他及其政府呼籲毫不妥協地同經濟犯罪和腐敗現象做鬥爭，這無疑觸及葉利欽總統親信們的利益，同時也決定了他作為為總理的命運就已經到頭了。

1999年3月24日，普里馬科夫前往華盛頓進行正式訪問。在大西洋上空，他接到了美國副總統艾伯特·戈爾的電話，通報美國決定轟炸南斯拉夫，科索沃戰爭爆發，普里馬科夫立即決定取消這次訪問，返回莫斯。5月他被免去總理職務，同年6月南斯拉夫被肢解后他又被免去安全會議常務委員職務。普里馬科夫是俄羅斯“祖國－全俄羅斯”運動領導人，在莫斯科市長盧日科夫的支持下，12月國家杜馬（議會下院）選舉前 夕，普里馬科夫正式宣布參加競選總統，成為代總統普京問鼎克宮最強有力的競爭對手。2000年2月4日宣布退出總統競選。在解釋退出總統競選的原因時，普里馬科夫含蓄地說，俄羅斯距離真正的民主還很遠，而且這一狀況在幾個月內不會發生根本改變。

2000年7月任俄羅斯處理德涅斯特河地區問題委員會主席。2001年9月3日，辭去在“祖國—全俄羅斯”杜馬議會黨團領導人的職務。一直到2010年，他都是俄羅斯工商會主席。2010年 9月7日他在“21世紀論壇”發表演講中表示，俄羅斯已成功地度過了世界經濟危機最困難的階段，由於採取了一系列的反危機措施，俄羅斯避免了國內金融體系和銀行體系的崩潰，當前俄羅斯實體經濟出現復甦。在這場經濟危機之中，俄羅斯居民的生活水平沒有下降。普里馬科夫認為，俄羅斯應該摒棄過分依賴原料出口的發展方式，調整經濟結構，讓俄羅斯的經濟走上創新型的發展軌道。

普里馬科夫著述頗豐，主要作品有：《國際衝突》（合著，1972年）、《資本主義世界的能源危機》（1975年）、《阿拉伯國家和殖民主義》、《埃及：納賽爾總統時代》、《納賽爾總統》等。

是蘇聯科學院院士、蘇聯國家獎金獲得者。1998年6月，葉利欽總統授予他二級“祖國功勛”勳章，以表彰他“始終不渝地在全世界捍衛俄羅斯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