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樹屏

公元1903年（光緒二十九年）10月的一天，一艘三桅官船從武昌順流東下，船艙里坐著一個戴頂花翎著青袍彪服的官員，四十齣頭的年紀，說不上英俊也不至於醜陋。官員就是湖廣總督衙門派到蘄州的知州陳樹屏。是知州不是知府，轄地仍是一個蘄春縣。陳樹屏樂意到蘄州赴任，他需要一塊地盤來實現教育興邦的夢想，而文化底蘊極厚的蘄州是適合他施展抱負的舞台。

陳樹屏到任后，便到蘄州規模最大的麟山書院、蘄州城義學巡視。建於乾隆八年（1743年）的麟山書院雖有160年的歷史，但規模小學生少，且教授的內容陳舊，學生讀的是經史，“子曰學而時習之，之乎也者焉哉”。他想起日本小學的課程，學生學的是語文、算術、地理、自然、外語，其內容的實用性大得多，更加堅定了他辦新學的決心。

時不待我，陳樹屏雷厲風行地幹了起來，他在一年多的時間內，創辦了蘄州師範學堂、實業學堂、高等小學堂各一所，模範初等小學堂五所，兩等女子小學堂三所，初等小學堂60所。其辦學規模之大，速度之快是前所未有的。這些數字是否有水份我們後人不得而知，但有一點可以肯定，陳樹屏辦學的力量是很大的，他辦學的故事至今還在蘄春流傳。

陳樹屏辦學遇到一個好時機，在他來蘄州的頭一年，即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朝廷已詔“廢科舉，興學堂”。有了這一個大氣候，他才得以施展他的抱負。

距蘄州五十里的漕河豁口，有一狂人叫陳玉坪。陳氏宗譜記載，說他“胸襟灑落，器宇軒昂，嘗以智者自命，出入經史子集，旁若無人。”這個住在窮鄉僻壤的陳玉坪頗有現代意識，他認為“欲明形勢，擴見聞，增才幹，強種族，非學外國不為功”。大約陳家比較富裕，光緒二十六年（即1900年）陳玉坪攜妻挈子自費到日本遊學。他在日本學習一年後回國，見識大增，回鄉后鼓吹辦學堂，創立警察。他常對人說：“不講農工商之學，中國土雖廣，民雖眾，終無解於人滿之患。”“欲盡地利，必先講化學。養土膏，辨谷種，儲肥料，留水澤，引陽光，無不需化學，故需設農務學堂”。可惜陳玉坪這些先進的主張，引來的只是那些留長辮子穿馬褂士紳的嘲笑。陳樹屏到蘄州后，把陳玉坪從鄉間接到蘄州城，讓他擔任高等小學堂堂長。陳玉坪不負重託，又羅致一些“德、才、識”兼備之士為學堂教師，使學堂達到7個班360名學生，一時，高等小學堂“人才鱗集”。

教育經費的籌集，始終是陳樹屏殫精竭慮的難題。在廢科舉之前，教育經費主要是來自學田和學款。所謂學田，即是學校擁有的田產收入，學款則是學校收起的學費。學校擴大以後，學田收入和學生所交的學費遠遠不夠學校支出，於是由官款拔付為主。

陳樹屏在蘄州任上總共幹了一年另十個月，任期雖短，但做了不少讓州人稱頌的好事。他懲治仗勢構訟的地方教民，讓江漢道照會義大利駐漢口領事，除了某教民名籍，滅了洋教士威風；他創辦監獄工廠，令犯人習紡織手工各藝，請教師為犯人講課藝，使犯人出獄後有一技之長能自食其力；他勸鄉民墾植，廣種桑、麻、茶、果、木、竹，便州內沒有荒蕪的土地...當然，他最大的政績是辦學堂。

淳樸的蘄州人以自己的方式感謝陳樹屏，出資在麒麟山上建一個亭子紀念。麒麟山是蘄州城的制高點，“麟閣江山”為蘄陽八景之首，在這樣一個名勝之地為陳樹屏建紀念亭，足見州人的重視與誠意。紀念亭取名“望江亭”，因為陳樹屏是安微望江人。還有一意是，在亭內望滔滔東去的長江。蘄州廩生何九香題《望江亭前懷州守陳戒庵》詩一首：

歡顏廣廈天下事，遺愛成都八百桑；歲歲望江亭上望，人心東去比江長。

何九香也是蘄州的名流，他把陳樹屏比作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諸葛亮。諸葛亮死後，給家人只留下八百株桑樹。

陳樹屏離開蘄州到張之洞幕府後，一度曾任過武昌知府，官雖升一級，但幹得並不順利。他後來大部分時間都是辦教育，創修存古學堂並任存古學堂總辦，任湖北提學司總務科長，晚年在上海襄辦慈善事業，民國十二年（1923年）卒於上海寓所。

陳樹屏為官清廉。在羅田縣任職期內，人稱之為“陳青天”，並編演《羅裙記》以頌其事迹。在政治上敢於破舊立新。倡行革除公署門簽名目，家丁不許參與公事，責令書吏入堂內值日，禁止與家丁通話。文件、書信等官文來往均以擊柝（打更的梆子）為號，在公堂外安排文員值班，代喊冤人書寫狀子，如狀告人自帶訴狀，若訴狀不符，則進行修改糾正。遇到人命案件，即便親自前往實地勘察。從此，書差、訟師都無法徇私舞弊。他對囚犯採取感化、改造政策，創建“自新所”和“監獄工廠”，令犯人在獄中學習紡織等工藝，請教師為犯人講課授藝，使囚犯刑滿出獄後有一技之長，各有藝業，能自食其力，變為良民。並對輕罪犯人進行人性化管理，在年末時，讓輕罪犯人交保后各自回家過年，令犯人趁回家之機向狀告人道歉，以和解息事，否則過完年後，在規定的時間內歸獄服刑。果然個個都在次年的規定時間內歸獄，沒有歸獄的已在家自行調解，狀告之人滿意后也不再追訴。

光緒二十四年(1898)他被調至隨州。隨州與豫省相毗鄰，幅員遼闊，常有盜匪出沒，人們深受其害，也留下了大量的積案不能了結。陳得知情況，在到任前，只帶著一個僕人住在城外的寺廟中，在隨州進行微服私訪達十多天。經過暗訪得知有個教民王某與官吏中的兩個文武署相勾結，殺人耕牛聚眾賭博，竟無人敢問；另一個訴訟師爺姚某，家有兩代舉人，其弟是書院院長、隨州的紳士，有很多門下，一貫勾結官府欺壓百性、強奪民財，人們畏之如虎。他到任后，依法懲辦，聲震全州。前任知州留下百餘起積案，他在三個月內處理完畢，深受民眾的歡迎和崇敬。

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有主僕二人租賃了武昌金水閘的一間公館居住，主人二十來歲年紀，身材修長，膚色白凈；僕人四五十歲模樣，光面無須，說話帶有女人腔。主僕都說一口純正的北京官話，平日里閉門不出，但衣著打扮、飲食使用，出手都很闊綽。而且，僕人每天端茶奉食，都是跪著呈上；有事情通報，則稱主人為“聖上”，自稱“奴才”。由於鄰居住的都是一些閑居等候職缺入補的官員，見了這等排場，覺得很驚奇，於是一傳十、十傳百，很快就傳遍了武漢三鎮。

當時正值戊戌變法的第二年，變法失敗的光緒皇帝被慈禧太后幽禁在瀛台，僅給衣食而已，沒有行動上的自由。各方媒體都同情光緒而反對慈禧。聽到小道消息，漢口的媒體都私下猜測，認為光緒已偷偷從瀛台逃出，前來投靠湖廣總督張之洞。而報道此事時，漢口的報紙還採用了春秋筆法，以“說唐故事”為隱喻，武則天暗指慈禧太后，被武后廢掉的唐睿宗李旦則指光緒，就連上海的不少報紙也紛紛轉載此事。一時間，張之洞保駕的小道消息傳遍了海內外。

傳言愈傳愈盛，不久就有人登門拜訪，有意無意間，看到主人的被褥上綉有五爪金龍，每天吃飯用的玉碗，上面也刻有龍紋，僕人還拿出一方印章示人，上面刻有“御用之寶”四字。有人為了證實僕人是否為宮中的內侍，就幾個人邀約僕人到澡堂子洗澡，其間藉機查驗，對方果然為太監。這樣一來，眾人原有的一絲疑心也隨之消除，登門拜訪時，經常有人行三跪九叩的大禮，嘴裡稱恭迎聖駕。對此，對方也是坦然而受，只是略擺擺手說：“不必為禮。”接下來，就有一些正在候缺的閑官為了前程，頓然起了巴結之心，不僅親往拜跪，還奉上珍玩錢物，以討皇帝的歡心。

聞知訊息，江夏知縣陳樹屏也登門拜訪，想了解對方的真實身份。然而對方很傲慢，表示只有見了張之洞，方可透露身份。陳樹屏心中存疑，遂將此事上報給了張之洞。張之洞讓手下拿著光緒的照片，暗中去作對照，都說很相像。又發密電到北京向同僚查詢，得知並沒有光緒出走的消息，而瀛台守衛森嚴，外人無人敢入，誰也無法確定在武昌金水閘的人，究竟是不是光緒本人。後來，就連戊戌變法后逃到了日本的梁啟超也寫信給張之洞，想要了解事情的真相。

某日，張之洞接到同僚張子青的手函，確認光緒還居住在瀛台內，要求張之洞審理假冒者，以平息流言。於是張之洞命人將主僕二人抓捕到案，親自審理。公堂上，兩個兵卒鉗挾著假光緒，讓他跪下。

張之洞問：“你常說要見我，現在見到了，趕快老老實實說出來歷。”

對方說：“現在人多不能說，你先退堂，我當面告訴你。”

張之洞斥道：“不說就辦你砍頭之罪。”但對方的嘴仍然很硬，表示任由處置。

張之洞遂將案子交給武昌府、江夏縣審問，在嚴刑拷打下，兩人終於供出了真相：假冒光緒者是一個戲子，名叫崇福，從小就常到宮中演戲，所以對宮裡的事情很熟悉。由於長相和光緒神似，同班的戲子都戲稱他為“假皇上”。僕人則是一個看守倉庫的太監，與崇福相識已久，因為監守自盜被發現，遂逃出宮中。兩人知道光緒被幽禁在瀛台，無法和外面通消息，經過商量，就讓崇福假冒光緒，然後到各省行騙，所用的被子、玉碗、印章都是太監從宮裡偷出來的。

真相大白之後，兩個騙子皆被處以斬刑審皇帝之說，便廣為流傳。此事的經過在民國筆記《世載堂雜憶》里有很詳細的記載。而主審此案的江夏知縣陳樹屏，是作者劉成禺的“房師”——科舉考試時閱卷的房官。因為這一層關係，劉成禺得以親歷了張之洞審理假光緒的過程，所以他記敘的這一案子，內容非常翔實。後來，劉成禺還就此事問過陳樹屏，為何一見假冒者就起了疑心，答曰：“對方的神情舉止，都帶有演戲的痕迹，故而只能是一個戲台上的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