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士英

明萬曆己未（1619年）成進士，授南京戶部主事，后歷官嚴州、河南、大同知府、廬鳳總督等職。

明朝萬曆四十七年，與阮大鋮同中會試。又三年，士英授南京戶部主事。

天啟時，遷郎中，歷知嚴州、河南、大同三府。

崇禎三年，遷山西陽和道副使。

崇禎五年，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宣府。到官甫一月，檄取公帑數千金，饋遺朝貴，為鎮守太監王坤所發，坐遣戍。然而此乃官場慣例，故而當時頗有東林復社集團之人上書稱此為閹黨構陷。

甲申變后，與兵部尚書史可法、戶部尚書高弘圖等擁立福王朱由崧建立南明弘光政權。因“擁兵迎福王於江上”有功，升任東閣大學士兼兵部尚書，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成為南明弘光王朝首輔，人稱“馬閣老”。后國事不濟，曾擁立福王朱由崧登基，抵抗清兵入侵。

1646年，逝世。

在嘉靖朝的“大禮議”和萬曆朝的“爭國本”事件中，東林朝士們孜孜以爭的就是血統親疏和長嫡，所謂的倫序綱常，按照他們的那套理論，福王朱由崧是當然的不二人選。

首先福王朱由崧的父親老福王朱常洵，要比惠王朱常潤、桂王朱常瀛兩藩都居長，而朱由崧又是其長子，和崇禎是同一輩，乃是崇禎的親堂兄，所以無論是論長幼還是依嘉靖繼位的“兄終弟及”先例，他都顯然優於惠、桂二王。

至於潞王朱常淓，不但血緣關係隔了一層，連輩分也要大崇禎一輩，所以怎麼看都不太可能輪得到他。

但這個時候相當部分的東林黨人閉口不講嘉靖“大議禮”和萬曆“爭國本”時他們那套被奉為“萬世法”的倫序綱常了，卻開始講起“立賢”來了。

諸大臣慮福王立，或追怨“妖書”及“挺擊”、“移宮”等案；潞王立，則無後患。陰主之者，廢籍禮部侍郎錢謙益，力持其議者兵部侍郎呂大器，而右都御史張慎言、詹事姜曰廣皆然之。前山東按察使僉事雷縯祚、禮部員外郎周鑣往來遊說。

史可法偷偷約見馬士英，在浦口與之密談。

而馬士英也有心要立個大功，於是兩人很快達成了一致意見，秘密商定出一個兩不得罪的折中方案，即放棄福王和潞王，擁立桂王朱常瀛。史可法遂於到達浦口的第二天，寫信回南京，提出了擁立桂王，同時由潞王仿照古兵馬元帥之制暫時統率兵馬的方案。

而盤踞在南京的東林勢力，其實只要不是福王朱由崧繼位，無論選誰都是不會有意見的，所以他們一接到史可法的方案，禮部就馬上準備了各種儀仗，打算出發去廣西接桂王到南京繼位。

史可法當時心裡都是很清楚的，他在與姜曰廣私下商議擁立人選時，先曾對“擁潞”一事表態道：“此兵端也！”同時也表明他心裡其實很清楚，哪怕就是擁立福王繼位，亦無足為患。

可惜的是，這位握有擁立大權的殘明第一重臣史可法大人，在關係到社稷安危如此重大的政治問題上，表現有些讓人嗟嘆。

在他以上言論泄露之後，“擁潞”諸人氣勢洶洶，輿論大嘩，史可法既不敢表明自己的政治態度，據理力爭，坦言福王倫序當立、“擁潞”或將開肇兵端，也不敢堅持自己的觀點，站出來闡述自己對這一問題的認識，以打消眾人對“擁嫡”的疑懼之心，而是畏首畏尾至於“引避不言矣”，最後竟搞出了一個試圖兩不得罪，不倫不類的“擁桂”方案。

這個“擁桂”方案，一不合倫序綱常，放著崇禎帝的親堂兄弟不立，卻去立崇禎帝的叔叔，雖然大家都是萬曆皇帝所出，但這樣做置天啟、崇禎二帝於何地？置福王於何地？驅之亦或殺之焉？因此其本質和“擁潞”並無太大的區別。

二是極度缺乏操作性，比之“擁潞”都不如。潞王朱常淓好歹和福王一樣，都近在淮安，幾天就可以到南京。而桂王卻遠在數千里之外的廣西，一個來回幾個月總是要的，到時候只怕這位桂王還沒到南京，大順軍或清軍早已兵臨城下了。

在此一事中，史可法自見識和政治手段上看，雖然有所認識，但優柔寡斷顧慮重重，並無一個卓越政治家的決斷和魄力，不敢快刀斬亂麻安定局勢，以至後來不得不出京避禍，空自喪失重整朝廷的大好時機；在確立國君的問題上，一遇阻力和反對，並無仗義執言之勇氣，只求不得罪各方勢力。這比之他老師左光斗，還是有些許差距的。

在鳳陽“擁嫡”成為定局后，馬士英率軍五萬，擁著福王朱由崧浩浩蕩蕩直奔儀真，福王在那裡捎上史可法后往南京而去，馬士英則率大軍駐紮不動。

馬士英起用阮大鋮后，與東林黨人和依附東林的前齊黨高弘圖等多有爭執。弘光元年(1645)春，建州偽豫親王多鐸率軍南下，五月初，南京陷落，弘光朝廷滅亡。馬士英南走浙江杭州、紹興等地，最後入太湖投長興伯吳日生軍中繼續抗賊，鬥爭失敗后被建州軍於太湖擒殺。一說馬士英遁逃台州后，入四明山削髮為僧，清兵剝其皮，實之以草，極為慘烈，卻被東林稱為“馬瑤草生懷瑤死懷草”。

關於貴陽馬士英家族的史料，大多源自明萬曆年間黔宦郭子章所撰《封御史馬騰海公墓誌銘》。而清代《貴陽府志》《黔詩紀略》等地方典籍收錄郭文時，因“諱惡”之故，有意將馬明卿兒子馬士英之名削隱而去。

貴陽馬氏原為淮南儀真（今江蘇省儀征市）人，明初，始祖馬成自儀真從戎入黔（為馬氏入黔一世祖），以功升至指揮使，子孫世襲其職，遂為黔人。六傳至馬福，為昭勇將軍、貴州衛掌印指揮，“握衛符三十年，衛政肅舉，晚辭榮學禪，築精舍鍵戶修持”。馬福長子應龍承襲祖職；次子云龍，字翔高，號騰海，“弱冠，為郡之諸生，每試輒高等，數入棘闈，屢蹶”。馬應龍科場失意后，攜孺人幼子隱居於貴陽城北谷七堡（今修文縣谷堡鎮境內），其“足不履城闉，口不道世故，家藏書充棟，間於理數、堪輿諸帙一涉獵焉”。卒於萬曆辛丑年（1601年）十一月，享年六十四歲，甲辰年（1604年）四月四日安葬於起龍山。雲龍生有五子：長子禹卿，以軍功世襲指揮；次子文卿，隸籍貴州宣慰司，萬曆乙酉（1585年）舉人、壬辰（1592年）進士，官至山西道監御史、巡按廣東；三子明卿，隸籍貴陽府，萬曆戊子（1588年）舉人，官任至晉寧知府；四子漢卿，武職把總；五子鼎卿；六子台卿。

馬雲龍之後，馬氏家族重視文教，子孫科甲蟬聯，由戍邊將門轉變為文人世家，成為黔中顯宦。明萬曆年間，繼馬文卿、馬明卿兄弟之後，馬明卿之子馬士英壬子（1612年）中舉人，己未（1619年）成進士。馬氏一門三舉人、兩進士，榮及里閭。同時，馬氏與貴陽名門望族顧氏、楊氏、越氏互為姻親，禹卿之女壽妹，適鎮遠侯顧成後裔、世襲指揮顧叢新；明卿之女舉妹（馬士英胞妹），適河南巡撫越其傑；文卿之女，適南明兵部侍郎楊龍友；漢卿之子馬士鰲，娶楊師孔之女（楊龍友胞妹）。由此可見，當年馬氏家族在貴陽顯赫地位。

馬士英的二伯父馬文卿，《貴州通志》載：“馬文卿，字瑞符，貴陽人。萬曆壬辰（1592年）進士，選庶吉士，授御史，按東粵。以戇直忤時輩被謫，遂不赴銓補，居鄉數十年，杜門卻掃，絕跡公庭。年八十三卒……”在《明史》王保傳中有“薊三協南營兵，戚繼光所募也。調攻朝鮮撤還，道石門鼓噪，挾增月餉。（王）保誘令赴演武場，擊殺數百人，以反聞。給事中戴士衡、御史汪以時言南兵未嘗反，保縱意擊殺，請遣官按問。巡關御史馬文卿庇保，言南兵大逆有十，尚書石星附會之，遂以定變功進保秩為真，蔭子。”文卿在直隸巡關御史任上，與都督同知王保等督修長城一段，寫有《游紅螺寺》詩一首：“非雲非霧亦非煙，夕噴紅芒焰觸天。山際翠眉呈秀氣，潭中螺髻照靈巔。虹霓林麓光遙度，老蜃樓台影倒懸。百丈峰頭近百斗，錯疑勝地吐龍泉。”後任山西道監察御史，萬曆戊午年（1618年），應貴陽世家許氏之邀為鄉賢許成德墓誌書丹。后又任職廣東巡按御史，文卿重視《廣東通志》的撰修。貴陽甲秀樓建成，黔人思及罷職離黔的貴州巡撫江東之，在樓前為江刻像豎碑，馬文卿撰有《江公堤碑記》。馬謫官回鄉，隱居於林下。

馬士英之父馬明卿，萬曆戊子（1588年）舉人，萬曆二十四年（1596年）選授華陰知縣，辛丑年（1601年）十一月丁父憂回籍守制。居喪屆滿后，以吏才擢升晉寧知府。在任華陰知縣任內卓有政聲，參與《華岳全集》的修訂編輯工作，“訂訛刪蕪，括聚散逸，圖說增飾，厘改典記，曹分類析”，明卿並撰有《重刻華岳全集跋》。後人評述明卿編輯的《華岳全集》為：“可謂詳且盡矣，然務為摭實而略於考核。”

馬士英堂兄馬士升，《貴陽府志》載：“馬士升，字君秀，貴陽人，監察御史文卿之子也。性孤潔，不喜與人結。幼為諸生，旋自棄去，客居陝西某縣山寺中，一榻蕭然，意澹如也。日以篇什自娛。后遇寇，大罵遇害。乾隆中，祀忠義。”《黔詩紀略》采其《時事》詩一首：“時事已如此，杞憂將奈何？可憐蒿作柱，豈止鏡為荷。屏跡青山淺，逢人白眼多。此身無著處，行坐一悲歌。”莫友芝傳證曰：“布衣承祖父之恬退，清風勁節，光耀里閭。而其從昆弟士英乃干進誤國，黃口亦羞，道之若凂。一家之中而薰猶不同器乃如此！惠蹠耕魋，真不可解也。”

馬士英子女，見諸史籍的有：長子馬鑾，次子馬錫。馬鑾其人，《黔詩紀略后編》補編採錄馬鑾詩二十首，並傳證曰：“鑾字伯和，貴陽人，大學士士英子。國亡后賣卜金陵以死。士英當國，華亭顧在觀為楊龍友所引，入士英幕，嘗言阮大鋮不可用。大鋮欲起鉤黨之獄，在觀說伯和泣諫，賴以稍止，是亦能幹蠱者。”卓爾堪《明遺民詩》錄其詩五十首，並為之傳云：“馬鑾，一作鳴鑾，字伯和，貴州貴陽人。壯時值南都新建，執政紛張，進言不聽，遂絕仕進。及家國破亡，君子亦深諒之。晚年垂簾白下，有《詠美人》三十六絕句，寓意有在。”馬鑾曾隱居於姑熟（今安徽當塗縣）直至天下安定，清康熙二年（1663年）后應江寧織造曹璽之聘回到金陵，擔任曹璽之子曹寅的啟蒙塾師。在曹寅《楝亭詩集》中收錄有《見雁懷馬伯和》《哭馬伯和先生二首》詩，從詩文中可窺曹馬的師生之誼。馬鑾約生於明萬曆末，卒於康熙十六年以前，以其南都建言和民族氣節為士林所重。馬士英次子馬錫，計六奇《明季南略》曰：“（弘光元年三月）十二乙未，史可法自劾師久無功。馬士英請蔭內官三人，各錦衣千戶世襲。阮大鋮薦馬錫充總兵，仍蒞京營。錫即士英長子，以白衣徑仕。”作者計六奇將馬錫誤作“士英長子”。劉廷錫《廣陽雜記》記錄了其結局：“馬錫，士英子也，為禁軍提督。大兵渡江，梟首於市。”馬士英女婿章爾佩，字靈藥，貴陽人，以孝廉仕澄江太守。“弘光時，身在南京，忽思家而歸，以此得免”。

馬士英的堂妹夫楊龍友，名文驄，號山子，貴陽人。萬曆戊午年（1618年）舉人，詩書畫皆擅，堪稱三絕，著有《山水移》《洵美堂》詩文集，為明末著名的書畫家。《黔詩紀略》採錄的詩作中有《送馬瑤草北上》《和馬瑤草挽羽生鴻怨三首》《寄馬瑤草》，可見楊龍友對當年馬士英寄予厚望。楊龍友歷官華亭教諭、青田知縣。南明馬士英當國，任兵部職方主事，官至右僉都御史。唐王隆武政權成立，任兵部右侍郎。率部與清軍交戰，於仙霞嶺被俘，不降被戮。其子鼎卿及全家三十六人同時殉難。士英胞妹夫越其傑，字自興、卓凡、漢房，貴陽人。萬曆丙午年（1606年）舉人，歷官夔州府同知、霸州兵備副使。弘光政權時，官至河南巡撫，清軍攻入南京時不知所蹤。著有《薊門》《白門》《知非草》《屢非草》等詩文集。衝然（謂馬士英）為《屢非草》作有序文。楊龍友、越其傑二人，因與馬士英姻親之故，亦遭時人詬病。

馬士英後來流寓南京。跟阮大鋮名掛逆案，失職久廢，以避流賊，與馬士英相結甚歡。

當時阮大鋮的詩詞“流傳演唱，與東嘉、中朗、漢卿、白、馬并行”，又得“識者推重，謂實得詞家正宗嫡派”，阮家戲班更是冠絕當時，號稱金陵第一；兼且其門庭若市，“南中當事多與游，嗚騶坐輿，偃蹇如故；士大夫繾綣，爭寄腹心”，可見相結甚歡的並非馬士英一人而已。

不久復社和東林黨人圖謀以周延儒再相，秘密籌集政治資金。大鋮企圖與東林消除敵對，就獻金萬兩佐之。後周大拜，入內閣，為首輔，欲報答。因東林同人反對而作罷。大鋮推馬士英以自代。馬士英遂再起。

馬士英曾言：“若輩講聲氣耶？雖然，孰予若？予吊張天如（張溥），走千里一月，為經紀其後事也，人誰問死天如也？”他說你們不是講同氣連聲嗎，你們誰能和我比？我為張溥經營後事，一月奔波千里，那會又有誰和我一樣，去這麼弔問一個死張溥？儘管張溥是東林巨子、復社創始人，當時東林諸人大多卻都急著和周延儒討論官位，最後一個關係隔了一層的人為他操辦後事。

馬士英與張溥的關係：原因是阮大鋮與張溥交情頗好，崇禎時動用了自己與馮銓的關係，和張溥一起為周延儒復起而奔走，周延儒復出后，阮大鋮要求他舉薦自己，但周延儒迫於和東林——復社一脈有君子協議，不敢起用“逆案”中人，於是和阮大鋮協商，最後阮提出起用好友馬士英，於是馬士英才被起用。馬士英被起用時，尚在戍籍，也就是說他還是個帶罪流放者，當時茫然不知這任命是怎麼回事，至事後才知此乃阮大鋮所為，故對阮感激涕零。而他與張溥的關係就此而起，也因此在張溥死後，為了替其經營後事而一月奔波千里，在此事上可略見一斑。

他對隔了一層的張溥尚且如此盡心，對一手造就了他今日富貴的阮大鋮之舉薦恩義，當然無論怎麼都必定要報的，所以南明時才會努力使阮大鋮復出。

有人言：“士英一庸才，不過大鋮之傀儡耳！以為執政，猶沐猴而冠也”，這並非事實。

馬士英遍歷封疆，對實務頗有才幹。雖然不是什麼奇才，但在明末士大夫們普遍無能的情況下，還是有相當的手段。劉超在天啟年間以征討安邦彥有功，積官至四川遵義（清朝雍正以前遵義屬四川）總兵官，坐罪免歸，數營復官不得。李自成圍開封府（今河南開封），劉超請募士冠協擊，乃用為保定總兵官，令率兵赴救。超憚不敢行，宿留家中，以私怨殺御史魏景琦等三家，遂據城反。巡撫王漢討之，被殺。崇禎朱由檢命馬士英偕太監盧九德、河南總兵官陳永福進討。公元1643年四月，圍其城，連戰，賊屢挫，築長圍困之。劉超在貴州時，與馬士英相識，緣舊好乞降。士英佯許之，劉超出見，不肯去佩刀。士英笑曰：“若既歸朝，安用此？”手解其刀。已，潛去其親信，遂就縛。獻俘於朝，磔死。時流寇充斥，士英捍禦數有功。

明崇禎十七年(1644年)三月，李自成進北京，明毅宗朱由檢自縊。南京諸臣倉卒議立新君。馬士英內結宦官韓贊周、勛臣劉孔昭，外約總兵黃得功、劉良佐、高傑、劉澤清等，擁立福王朱由崧於南京，成立了第一個南明政權，即弘光朝。大抵為各黨之救國聯合政府、統一戰線。但以馬士英、阮大鋮等操實權。馬士英任東閣大學士兼都察院右都御史，仍督鳳陽等處軍務。

民國修《修文縣誌》有：“馬家橋，在城（修文縣城）東十五里，馬騰海建。上倚金鐘山，下跨雞心石流來之水”；“馬文卿祖墓，在城東十五里石安寨右側。文卿，明代官御史”；“馬世英祖墓，在修文中南區第五保石鞍寨右側，有馬世英閣老祖墓一冢。形勢頗佳，鄉人名曰交椅穴”之記載。如今，馬騰海所建之古橋——“馬家橋”早已損毀，但作為一個大地名卻永遠地留存了下來。石鞍寨的“馬文卿祖墓”、“馬士英閣老祖墓”早已難覓蹤跡，詢之當地村民卻一臉茫然。幸有縣誌確載，否則人們連“馬家橋”之來歷都難以道明。馬家橋、石鞍寨原為明代貴州衛屬下谷七堡轄地，即馬雲龍隱居之所，亦為馬氏卜葬家人之“風水寶地”。之後其裔孫遷往貴陽、馬家寺等地定居，馬氏家族在此銷聲匿跡。

民國修《貴州通志》記載：馬雲龍（馬士英祖父）之墓在貴陽府城南觀風台側。而郭子章所撰馬雲龍墓誌則指明葬地“起龍山”，也許就是貴陽觀風台的前稱。觀風台，明萬曆三十二年（1604年）貴州巡撫畢三才建亭其上，郭子章題亭額曰“觀風”而得名。1928年建無線電台於其上，尚存明代馬福及其子馬雲龍墓。后觀風山麓闢為住宅區，其亭台、古墓等蕩然無存。又據貴陽師專中文系主任劉隆民教授介紹：“在今貴州省老乾中心附近，有兩個名勝，一個是盧濤的半日山莊，另一個就是馬士英墓”。“我曾向馬士英的後代賢偉先生打聽，他也不清楚，只聽說長輩曾去上過墳”，“因馬士英被清軍殺於福建，其棺難於運行千里到貴陽安葬，馬士英墓，無論在貴陽哪裡，都可能只是個衣冠墓”。關於馬士英傳說，如馬士英回鄉至觀風台祭掃祖墓，于山寺中“指認前身”，老貴陽北門城隍廟前，馬士英家人曾居住於此，街道得名“一品坊”等等。

據《貴陽府志》明陳（文學）湯（冔）二馬（廷錫、雲龍）吳（淮）傳中，有“馬文卿……孫羲誥，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舉人，官知縣”，《碭山縣誌》歷任知縣中有：“馬羲浩，定番人，舉人，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任”。馬羲浩寄學定番州（明清貴陽府所屬州縣之一），任官碭山知縣；《貴陽府志·選舉》舉人表中有：“乾隆三年（1738年）戊午科，貴陽，馬瑹，羲浩孫，官知縣”。四年後，馬瑹高中壬戌科進士。至馬士英之後，貴陽馬氏家族再無與之相埒的達官顯貴，誰也不會去深究傳說的淵源了。

貴陽城內黔靈西路馬家巷，就是馬士英的花園宅第。過去的馬家巷是一條專門前往馬府的死胡同，後來巷子被打通，一頭連著毓秀路，一頭連著黔靈西路。隨著馬氏家族的衰落，馬府風流早被風吹雨打去，主人後裔不知遷徙何地。

馬家寺，即今貴陽市白雲區麥架鎮馬堰村馬堰寨。道光年修《貴陽府志》載：“馬家寺寨，在（貴陽）城北四十里。原名麥架下寨，因萬曆四十年（1612年）馬文卿建寺，更名焉”，“馬家寺，在馬家寺寨后，有將軍殿、金剛台，里人馬文卿兄弟建”。據世居當地的顧懷正老人介紹：馬家寺，也叫馬家祠，是“馬閣老”（謂馬士英）家的祠堂。這個寨子里，建有家祠的只有顧、馬二姓。當年馬家有名有勢，所以寨子就取名馬家寺。在清咸同年間太平天國起義時，太平軍入寨，將顧、馬二姓的祠堂放火燒毀了。後來，兩姓人家再無能力修復家祠。寨子後山馬家寺的雕花基石尚有幾塊，還有遺跡可見。又據自稱“馬閣老”後人的馬尚全家人說，他們的老祖公原來居住在修文馬家橋，馬家寺是馬閣老修建的，家裡的人就從馬家橋遷入此地居住。在反亂年間，馬家幾乎被殺絕。原來的族譜存放於祠堂，祠堂被太平軍放火燒毀時一同毀掉了。寨子附近還有許多老祖墳，也分不清是哪一代老祖公、老祖太的墳，曾有貴陽等地的馬氏人家來這裡上過墳。

1986年，國家曾到馬堰一帶進行過文物普查，在馬家寺寨（今馬堰村）附近佛牙洞側“石墓墳”發現明清時期立有碑記的馬氏古墓群。其中，有“萬曆丁已（1617年）仲春”、“明誥封太淑人馬母越氏墓”，因碑石風化嚴重，立碑人名無法辨認；一座為無法辨認立碑時間及立碑人的“明誥封太淑人馬母□氏墓”；另一座明墓碑石風化更堪，碑文都無法辨認，相鄰的還有一些難確認的土墳堆。明墓碑石材質為白棉石，系整塊石材雕刻，上仿歇山頂，有瓦檐、門柱，碑面凹進，碑文鐫刻較淺，下仿須彌座束腰，鐫刻有捲雲紋，民間謂之“神龕碑”。其餘碑記格規格大小相近。石墓群中有“嘉慶丁丑年（1817年）八月吉日立”碑的古墓葬三座：其中一座碑記為“高祖勇略將軍伯□馬公墓”，立碑人為“男德元、貞，曾孫履豊、升祀”，碑面刻有“生於明萬曆庚申年十一月九日；卒於清康熙戊□年九月二十一日”兩行小字(“□”為無法辨識文字)，墓石為青石，墓碑則為白棉石。另一座墓為“安仁馬公之墓”、“侄履豊、升祀”。這些明清古墓早已被盜掘，有的碑石殘破，倒置墓前，慘不忍睹。但這些古墓葬可以證明馬氏與貴陽越氏聯姻事實。“明誥封太淑人”為明代三品官員的母親或祖母封號，在明萬曆年間貴陽馬氏家族中，只有御史馬文卿才能達此品級，似與馬文卿有關。“勇略將軍”之封號，也許是南明弘光時馬士英“請蔭內官三人”而獲取之封號，此墓是否馬士英獲得封蔭的其中一子之墓（根據其生卒年之記，疑為馬鑾墓），還有待於貴陽馬士英家族譜的現身，才能確考。

《明史》：“為人貪鄙無遠略，復引用大鋮，日事報復，招權罔利，以迄於亡”。

顧誠《南明史》：固然不是救時之相，但把他列入《明史·奸臣傳》似乎過重。

陳垣《明季滇黔佛教考》：“弘光閣臣貴陽馬士英，兵敗后，亦削髮入四明山中，為清兵擒戮，事見劉鑾《五石瓠》老友安順姚大榮先生謂《明史》以士英入《奸臣傳》不當，撰《馬閣老洗冤錄》以駁之，其說允否，自有公論。惟士英實為弘光朝最後奮戰之一人，南京即覆，黃端伯被執不屈，豫王問‘馬士英何相？’端伯曰‘賢相。’問‘何指奸為賢？’曰‘不降即賢’。諒哉！

黃端伯：“馬士英，忠臣也！”“馬士英不降，擁送太后入浙江，當然是忠臣。”

正史說法：壯烈殉國

馬士英在弘光朝覆滅后，被南明唐、魯兩王勢力拒之門外，馬士英於是盤桓於浙江一帶，期間多次參與反清戰役，直到在江浙一帶最強大的抗清勢力吳日生的部隊兵敗后，馬士英亦遁入空門躲避清廷緝拿，后因叛徒出賣，被清廷抓獲，最終不屈就義。顧誠先生在《南明史》也對馬士英之死有詳盡的記錄描寫：

清實錄記載，順治三年六月二十日，浙閩總督張存任疏報：副將張國勛等進剿太湖逆賊，擒獲偽大學士馬士英、長興伯吳日生、主事倪曼青。捷聞，令斬士英，其有功將士，所司察敘”。蔣良騏《東華錄》卷五，“（順治三年）六月，浙閩總督張存仁疏報：副將張國勛進剿太湖逆賊，長興伯吳日生、主事倪曼青俱被獲，偽大學士馬士英潛遁新昌縣山內，都統漢岱追至台州，馬士英屬下總兵葉承恩等降，並報稱馬士英批剃為僧，即至寺拘獲，並總兵趙體元，令斬之”。馬士英在唐、魯兩政權中幾乎成了過街老鼠，他並沒有因此就轉投清方，而是儘力以抗清的實際行動改變自己過去的不佳形象。清方檔案證明，馬士英曾經多次參加渡錢塘江攻餘杭、富陽以及會攻杭州之役。1646年六月浙東兵敗，馬士英逃入四明山削髮為僧，被俘就義，實屬難能可貴。

各種檔案資料，和當世之人都很清楚知道馬士英被俘就義而死，黃宗羲等人不敢直接否認馬士英之死，而是在《明史》馬士英傳中這樣寫：

“士英與長興伯吳日生俱擒獲，詔俱斬之。事具國史······而野乘載士英遁至台州山寺為僧，為我兵搜獲，大鋮、國安父子先後降。尋唐王走順昌。我大兵至，搜龍扛，得士英、大鋮、國安父子請王出關為內應疏，遂駢斬士英、國安於延平城下。”

注意，馬士英之死明明沒有任何疑問，東林黨人也承認是“事具國史”，卻偏偏加一段“野史”，故意寫馬士英被俘后，大鋮、國安父子投降，暗示馬士英也同時投降了，隨後清廷發現馬士英、阮大鋮、國安父子有通敵文書，於是才將已經投降的馬士英等人殺害。殺害的地點居然是福建延平城（事實上馬士英始終在浙江北部，和福建根本風牛馬不相及）。

東林黨人的流毒也確實有不少人中招，後世一些人人就由此認為馬士英確實是投降被殺，如謝國楨先生在《明清之際黨社運動考》一書直接沿襲投降說，道：“後來士英投降清朝，也被害了。”且不論馬士英生前到底是不是大奸臣，但是他已經以自己行動為大明朝英勇就義，我們至少連這一點不能否認，就算馬士英再不濟，也不能讓他在殺身成仁做了烈士后仍讓他蒙受不白之冤。

其實為人冤枉的，當時又何止馬士英一人。弘光朝覆滅，大臣殉難的有高卓、張捷、楊維桓等，其中張捷、楊維桓是東林黨人口中所謂逆黨分子，然而二人均在南京城破時自殺殉國。尤其楊維桓，是全家老小一起死節，但是他和馬士英一樣，在闔家死難殉國后竟然被人污衊為殺妾潛逃而遭亂兵毆打致死。

野乘之說：壽終正寢

近些年，有學者根據明末清初諸多稗官野史的記載，考證出馬士英並不如《明史》所載在南明弘光政權滅亡后死於清軍之手，而是隱居存活了二十載，生前最後六年是在江西青雲圃道院同八大山人一同度過的。

馬士英在正史中最後出現是1646年。《明史·馬士英傳》中這樣寫道：“南明弘光朝亡后次年，士英與長興伯吳日生俱擒獲，詔俱斬之。事具國史。”而野史記載，馬士英逃遁出家，后被清兵抓獲降清，但因與明軍暗通關係被殺。死後，馬士英背負奸臣罵名消失在史冊中。

而據馬士英研究權威專家、江西省收藏家協會會長陳江先生認為，馬士英並未變節降清，也未被殺。他的考證是：南明弘光二年至清順治十八年約十有六年間，馬士英息影；清順治十八年隱身南昌青雲圃道院，康熙五年壽終正寢。

此說無疑給馬士英平添了二十多年、在正史野史中不存在的陽壽。這從何說起？陳江先生自言，是在檢閱清初民間戲曲的過程中，發現了馬士英自南明弘光二年至清順治十八年約十六年的蹤跡的。清嘉慶四年華廣生編有《白雪遺音》一書，卷一《馬頭調·太子逃難》《藏舟》等原劇中寫有“馬瑤草夫妻雙雙來救駕，興起帝王家”的秘史，“瑤草”即馬士英的別字。通過多種材料參校互證，陳江得出了這樣的結論：期間，馬士英亡命贛西新喻，託庇簡氏家族；載有這段秘史的《馬頭調·太子逃難》《藏舟》等戲曲，突破並顛覆了清初官書野乘對馬士英史料史實的封鎖與屏蔽，與膾炙人口的《桃花扇》唱起了對台戲。

清順治十八年，一個名叫“馬道人”的人出現在八大山人創建的江西青雲圃道院。清康熙《青雲圃志略·人物》載：“馬道人者……年可六十許，肢體雄偉，鬚眉間，另具一色相。”又清康熙《池北偶談》卷二十五《談異·化鶴》載：“康熙初，忽有偉丈夫襆被來宿，貌甚雄奇……莫測也。”寥寥數句，馬道人竄伏草莽暫棲方外的末路英雄、亂世豪傑的形象躍然紙上。陳江先生將馬道人“諱莫如深”的詩文、偈語，引經據典，以詩、志、史的方式論證這位“馬道人”就是馬士英。他自認為，“此一論證，不僅撲破了明清官史、稗史誣‘馬死’的彌天謊言，亦是管窺馬士英晚年政治立場及思想觀念演變史的璞玉渾金”。

歷史上，馬士英的一大污點是出任南明弘光皇朝的宰輔后，重用其同年友阮大鋮，為時論所不容。阮大鋮一朝大權在握，便對諷刺他的復社成員大張韃伐，或拘捕下獄，或肆意殺害，但根據當時的一些歷史資料記載，認為馬士英對阮大鋮的行為是有所限制的，沒有放任阮氏恣意妄為，對江南文士，並非抱敵視態度，對其中一些正直有為之士，有意加以啟用；對復社人士更沒有趕盡殺絕。

《明史》在《奸臣傳》中，將馬士英、阮大鋮二人交錯而寫，造成兩人關係非同尋常的印象。作為正史，不僅不加考證和辨識地採用大量言無實據、似是而非的傳言，而且為世間言南明者必稱馬阮誤國提供了依據。馬士英同阮大鋮，兩人在特定處境之下，結成了詩酒雅集但並非政治同盟的關係。後來，阮大鋮助馬士英復出之說被渲染傳播，而馬又不肯在施政時遷就復社東林黨人，造成“被對立”的局面，馬阮這種關係就被方方面面有意誇大。

貴州省文史館館員張祥光先生則認為，馬士英在弘光政權中，排擠史可法自掌兵權，最後使弘光朝廷滅亡，沒有留下什麼值得肯定的事，結果“身敗名裂”，但“奸臣”這個罪名判得太重了，理由是：馬士英始終在抗清，他並沒有向清朝“投降”，馬士英與史可法等人的矛盾，是南明政權的內部鬥爭，與“奸臣”罪名不應混為一談。

清廷詔修《明史》時，原先的東林復社黨人將馬士英列入奸臣傳。康熙十八年，清廷重開史局纂修明史，特旨以禮敦請劉宗周弟子黃宗羲入史局，黃以老病辭，卻派出了其高足萬斯同、萬言叔侄，其子黃百家入局，而萬斯同則是《明史》的實際總纂。明史纂修過程中，黃宗羲常與明史總裁等人書信往來，從內容到體例，影響明史的修撰。全祖望曾說：“公雖不赴征書，而史局大案，總裁必咨於公。”“至於死忠之籍，猶多確核。”弘光一朝人事，更要特別的關心，因為對馬阮的定位、評價，直接關係到亡國的責任、東林復社的歷史地位兩個大問題。最便捷的解決辦法，就是將馬阮列入奸臣傳，亡國的責任自然就由他們承擔，東林復社留在歷史上的形象，也就永遠是“正人君子”“清流”。黃宗羲開創的“浙東學派”影響極大，三百多年來，沒有人敢為馬士英說一句公道話，更不要說翻案了。民國二十三年（1934年），安順姚大榮先生才寫了一本《馬閣老洗冤錄》，鉛印出版，公開為馬士英翻案。姚大榮是第一個為馬士英鳴冤的人，其膽量雖可佩，但姚大榮出於鄉誼，把馬士英說成完人，遂又走極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