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士英

明末清初歷史人物

馬士英(約1591~1646),字瑤草,貴州貴陽(今貴州貴陽)人,明末大臣,官至內閣首輔,相傳本姓李,過繼馬氏,祖籍廣西梧州。

明萬曆己未(1619年)成進士,授南京戶部主事,后歷官嚴州、河南、大同知府、廬鳳總督等職。有《永城紀略》(含《永牘》)及部分詩文、書畫作品傳世。

1646年,逝世。

人物關係


人物生平


明萬曆己未(1619年)成進士,授南京戶部主事,后歷官嚴州、河南、大同知府、廬鳳總督等職。
馬士英扇面
馬士英扇面
明朝萬曆四十七年,與阮大鋮同中會試。又三年,士英授南京戶部主事。
天啟時,遷郎中,歷知嚴州、河南、大同三府。
崇禎三年,遷山西陽和道副使。
崇禎五年,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宣府。到官甫一月,檄取公帑數千金,饋遺朝貴,為鎮守太監王坤所發,坐遣戍。然而此乃官場慣例,故而當時頗有東林復社集團之人上書稱此為閹黨構陷。
甲申變后,與兵部尚書史可法、戶部尚書高弘圖等擁立福王朱由崧建立南明弘光政權。因“擁兵迎福王於江上”有功,升任東閣大學士兼兵部尚書,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成為南明弘光王朝首輔,人稱“馬閣老”。后國事不濟,曾擁立福王朱由崧登基,抵抗清兵入侵。
1646年,逝世。

主要成就


議立新君

在嘉靖朝的“大禮議”和萬曆朝的“爭國本”事件中,東林朝士們孜孜以爭的就是血統親疏和長嫡,所謂的倫序綱常,按照他們的那套理論,福王朱由崧是當然的不二人選。
首先福王朱由崧的父親老福王朱常洵,要比惠王朱常潤、桂王朱常瀛兩藩都居長,而朱由崧又是其長子,和崇禎是同一輩,乃是崇禎的親堂兄,所以無論是論長幼還是依嘉靖繼位的“兄終弟及”先例,他都顯然優於惠、桂二王。
至於潞王朱常淓,不但血緣關係隔了一層,連輩分也要大崇禎一輩,所以怎麼看都不太可能輪得到他。
但這個時候相當部分的東林黨人閉口不講嘉靖“大議禮”和萬曆“爭國本”時他們那套被奉為“萬世法”的倫序綱常了,卻開始講起“立賢”來了。

當屬福王

諸大臣慮福王立,或追怨“妖書”及“挺擊”、“移宮”等案;潞王立,則無後患。陰主之者,廢籍禮部侍郎錢謙益,力持其議者兵部侍郎呂大器,而右都御史張慎言、詹事姜曰廣皆然之。前山東按察使僉事雷縯祚、禮部員外郎周鑣往來遊說。
史可法偷偷約見馬士英,在浦口與之密談。
而馬士英也有心要立個大功,於是兩人很快達成了一致意見,秘密商定出一個兩不得罪的折中方案,即放棄福王和潞王,擁立桂王朱常瀛。史可法遂於到達浦口的第二天,寫信回南京,提出了擁立桂王,同時由潞王仿照古兵馬元帥之制暫時統率兵馬的方案。
而盤踞在南京的東林勢力,其實只要不是福王朱由崧繼位,無論選誰都是不會有意見的,所以他們一接到史可法的方案,禮部就馬上準備了各種儀仗,打算出發去廣西接桂王到南京繼位。
史可法當時心裡都是很清楚的,他在與姜曰廣私下商議擁立人選時,先曾對“擁潞”一事表態道:“此兵端也!”同時也表明他心裡其實很清楚,哪怕就是擁立福王繼位,亦無足為患。

擁桂方案

可惜的是,這位握有擁立大權的殘明第一重臣史可法大人,在關係到社稷安危如此重大的政治問題上,表現有些讓人嗟嘆。
在他以上言論泄露之後,“擁潞”諸人氣勢洶洶,輿論大嘩,史可法既不敢表明自己的政治態度,據理力爭,坦言福王倫序當立、“擁潞”或將開肇兵端,也不敢堅持自己的觀點,站出來闡述自己對這一問題的認識,以打消眾人對“擁嫡”的疑懼之心,而是畏首畏尾至於“引避不言矣”,最後竟搞出了一個試圖兩不得罪,不倫不類的“擁桂”方案。
這個“擁桂”方案,一不合倫序綱常,放著崇禎帝的親堂兄弟不立,卻去立崇禎帝的叔叔,雖然大家都是萬曆皇帝所出,但這樣做置天啟、崇禎二帝於何地?置福王於何地?驅之亦或殺之焉?因此其本質和“擁潞”並無太大的區別。
二是極度缺乏操作性,比之“擁潞”都不如。潞王朱常淓好歹和福王一樣,都近在淮安,幾天就可以到南京。而桂王卻遠在數千里之外的廣西,一個來回幾個月總是要的,到時候只怕這位桂王還沒到南京,大順軍或清軍早已兵臨城下了。
在此一事中,史可法自見識和政治手段上看,雖然有所認識,但優柔寡斷顧慮重重,並無一個卓越政治家的決斷和魄力,不敢快刀斬亂麻安定局勢,以至後來不得不出京避禍,空自喪失重整朝廷的大好時機;在確立國君的問題上,一遇阻力和反對,並無仗義執言之勇氣,只求不得罪各方勢力。這比之他老師左光斗,還是有些許差距的。
在鳳陽“擁嫡”成為定局后,馬士英率軍五萬,擁著福王朱由崧浩浩蕩蕩直奔儀真,福王在那裡捎上史可法后往南京而去,馬士英則率大軍駐紮不動。

用阮大鋮

馬士英起用阮大鋮后,與東林黨人和依附東林的前齊黨高弘圖等多有爭執。弘光元年(1645)春,建州偽豫親王多鐸率軍南下,五月初,南京陷落,弘光朝廷滅亡。馬士英南走浙江杭州、紹興等地,最後入太湖投長興伯吳日生軍中繼續抗賊,鬥爭失敗后被建州軍於太湖擒殺。一說馬士英遁逃台州后,入四明山削髮為僧,清兵剝其皮,實之以草,極為慘烈,卻被東林稱為“馬瑤草生懷瑤死懷草”。

家族成員


關於貴陽馬士英家族的史料,大多源自明萬曆年間黔宦郭子章所撰《封御史馬騰海公墓誌銘》。而清代《貴陽府志》《黔詩紀略》等地方典籍收錄郭文時,因“諱惡”之故,有意將馬明卿兒子馬士英之名削隱而去。
貴陽馬氏原為淮南儀真(今江蘇省儀征市)人,明初,始祖馬成自儀真從戎入黔(為馬氏入黔一世祖),以功升至指揮使,子孫世襲其職,遂為黔人。六傳至馬福,為昭勇將軍、貴州衛掌印指揮,“握衛符三十年,衛政肅舉,晚辭榮學禪,築精舍鍵戶修持”。馬福長子應龍承襲祖職;次子云龍,字翔高,號騰海,“弱冠,為郡之諸生,每試輒高等,數入棘闈,屢蹶”。馬應龍科場失意后,攜孺人幼子隱居於貴陽城北谷七堡(今修文縣谷堡鎮境內),其“足不履城闉,口不道世故,家藏書充棟,間於理數、堪輿諸帙一涉獵焉”。卒於萬曆辛丑年(1601年)十一月,享年六十四歲,甲辰年(1604年)四月四日安葬於起龍山。雲龍生有五子:長子禹卿,以軍功世襲指揮;次子文卿,隸籍貴州宣慰司,萬曆乙酉(1585年)舉人、壬辰(1592年)進士,官至山西道監御史、巡按廣東;三子明卿,隸籍貴陽府,萬曆戊子(1588年)舉人,官任至晉寧知府;四子漢卿,武職把總;五子鼎卿;六子台卿。
馬雲龍之後,馬氏家族重視文教,子孫科甲蟬聯,由戍邊將門轉變為文人世家,成為黔中顯宦。明萬曆年間,繼馬文卿、馬明卿兄弟之後,馬明卿之子馬士英壬子(1612年)中舉人,己未(1619年)成進士。馬氏一門三舉人、兩進士,榮及里閭。同時,馬氏與貴陽名門望族顧氏、楊氏、越氏互為姻親,禹卿之女壽妹,適鎮遠侯顧成後裔、世襲指揮顧叢新;明卿之女舉妹(馬士英胞妹),適河南巡撫越其傑;文卿之女,適南明兵部侍郎楊龍友;漢卿之子馬士鰲,娶楊師孔之女(楊龍友胞妹)。由此可見,當年馬氏家族在貴陽顯赫地位。
馬士英的二伯父馬文卿,《貴州通志》載:“馬文卿,字瑞符,貴陽人。萬曆壬辰(1592年)進士,選庶吉士,授御史,按東粵。以戇直忤時輩被謫,遂不赴銓補,居鄉數十年,杜門卻掃,絕跡公庭。年八十三卒……”在《明史》王保傳中有“薊三協南營兵,戚繼光所募也。調攻朝鮮撤還,道石門鼓噪,挾增月餉。(王)保誘令赴演武場,擊殺數百人,以反聞。給事中戴士衡、御史汪以時言南兵未嘗反,保縱意擊殺,請遣官按問。巡關御史馬文卿庇保,言南兵大逆有十,尚書石星附會之,遂以定變功進保秩為真,蔭子。”文卿在直隸巡關御史任上,與都督同知王保等督修長城一段,寫有《游紅螺寺》詩一首:“非雲非霧亦非煙,夕噴紅芒焰觸天。山際翠眉呈秀氣,潭中螺髻照靈巔。虹霓林麓光遙度,老蜃樓台影倒懸。百丈峰頭近百斗,錯疑勝地吐龍泉。”後任山西道監察御史,萬曆戊午年(1618年),應貴陽世家許氏之邀為鄉賢許成德墓誌書丹。后又任職廣東巡按御史,文卿重視《廣東通志》的撰修。貴陽甲秀樓建成,黔人思及罷職離黔的貴州巡撫江東之,在樓前為江刻像豎碑,馬文卿撰有《江公堤碑記》。馬謫官回鄉,隱居於林下。
馬士英之父馬明卿,萬曆戊子(1588年)舉人,萬曆二十四年(1596年)選授華陰知縣,辛丑年(1601年)十一月丁父憂回籍守制。居喪屆滿后,以吏才擢升晉寧知府。在任華陰知縣任內卓有政聲,參與《華岳全集》的修訂編輯工作,“訂訛刪蕪,括聚散逸,圖說增飾,厘改典記,曹分類析”,明卿並撰有《重刻華岳全集跋》。後人評述明卿編輯的《華岳全集》為:“可謂詳且盡矣,然務為摭實而略於考核。”
馬士英堂兄馬士升,《貴陽府志》載:“馬士升,字君秀,貴陽人,監察御史文卿之子也。性孤潔,不喜與人結。幼為諸生,旋自棄去,客居陝西某縣山寺中,一榻蕭然,意澹如也。日以篇什自娛。后遇寇,大罵遇害。乾隆中,祀忠義。”《黔詩紀略》采其《時事》詩一首:“時事已如此,杞憂將奈何?可憐蒿作柱,豈止鏡為荷。屏跡青山淺,逢人白眼多。此身無著處,行坐一悲歌。”莫友芝傳證曰:“布衣承祖父之恬退,清風勁節,光耀里閭。而其從昆弟士英乃干進誤國,黃口亦羞,道之若凂。一家之中而薰猶不同器乃如此!惠蹠耕魋,真不可解也。”
馬士英子女,見諸史籍的有:長子馬鑾,次子馬錫。馬鑾其人,《黔詩紀略后編》補編採錄馬鑾詩二十首,並傳證曰:“鑾字伯和,貴陽人,大學士士英子。國亡后賣卜金陵以死。士英當國,華亭顧在觀為楊龍友所引,入士英幕,嘗言阮大鋮不可用。大鋮欲起鉤黨之獄,在觀說伯和泣諫,賴以稍止,是亦能幹蠱者。”卓爾堪《明遺民詩》錄其詩五十首,並為之傳云:“馬鑾,一作鳴鑾,字伯和,貴州貴陽人。壯時值南都新建,執政紛張,進言不聽,遂絕仕進。及家國破亡,君子亦深諒之。晚年垂簾白下,有《詠美人》三十六絕句,寓意有在。”馬鑾曾隱居於姑熟(今安徽當塗縣)直至天下安定,清康熙二年(1663年)后應江寧織造曹璽之聘回到金陵,擔任曹璽之子曹寅的啟蒙塾師。在曹寅《楝亭詩集》中收錄有《見雁懷馬伯和》《哭馬伯和先生二首》詩,從詩文中可窺曹馬的師生之誼。馬鑾約生於明萬曆末,卒於康熙十六年以前,以其南都建言和民族氣節為士林所重。馬士英次子馬錫,計六奇《明季南略》曰:“(弘光元年三月)十二乙未,史可法自劾師久無功。馬士英請蔭內官三人,各錦衣千戶世襲。阮大鋮薦馬錫充總兵,仍蒞京營。錫即士英長子,以白衣徑仕。”作者計六奇將馬錫誤作“士英長子”。劉廷錫《廣陽雜記》記錄了其結局:“馬錫,士英子也,為禁軍提督。大兵渡江,梟首於市。”馬士英女婿章爾佩,字靈藥,貴陽人,以孝廉仕澄江太守。“弘光時,身在南京,忽思家而歸,以此得免”。
馬士英的堂妹夫楊龍友,名文驄,號山子,貴陽人。萬曆戊午年(1618年)舉人,詩書畫皆擅,堪稱三絕,著有《山水移》《洵美堂》詩文集,為明末著名的書畫家。《黔詩紀略》採錄的詩作中有《送馬瑤草北上》《和馬瑤草挽羽生鴻怨三首》《寄馬瑤草》,可見楊龍友對當年馬士英寄予厚望。楊龍友歷官華亭教諭、青田知縣。南明馬士英當國,任兵部職方主事,官至右僉都御史。唐王隆武政權成立,任兵部右侍郎。率部與清軍交戰,於仙霞嶺被俘,不降被戮。其子鼎卿及全家三十六人同時殉難。士英胞妹夫越其傑,字自興、卓凡、漢房,貴陽人。萬曆丙午年(1606年)舉人,歷官夔州府同知、霸州兵備副使。弘光政權時,官至河南巡撫,清軍攻入南京時不知所蹤。著有《薊門》《白門》《知非草》《屢非草》等詩文集。衝然(謂馬士英)為《屢非草》作有序文。楊龍友、越其傑二人,因與馬士英姻親之故,亦遭時人詬病。

軼事典故


詩詞習作

馬士英後來流寓南京。跟阮大鋮名掛逆案,失職久廢,以避流賊,與馬士英相結甚歡。
當時阮大鋮的詩詞“流傳演唱,與東嘉、中朗、漢卿、白、馬并行”,又得“識者推重,謂實得詞家正宗嫡派”,阮家戲班更是冠絕當時,號稱金陵第一;兼且其門庭若市,“南中當事多與游,嗚騶坐輿,偃蹇如故;士大夫繾綣,爭寄腹心”,可見相結甚歡的並非馬士英一人而已。
不久復社和東林黨人圖謀以周延儒再相,秘密籌集政治資金。大鋮企圖與東林消除敵對,就獻金萬兩佐之。後周大拜,入內閣,為首輔,欲報答。因東林同人反對而作罷。大鋮推馬士英以自代。馬士英遂再起。

發表言論

馬士英曾言:“若輩講聲氣耶?雖然,孰予若?予吊張天如(張溥),走千里一月,為經紀其後事也,人誰問死天如也?”他說你們不是講同氣連聲嗎,你們誰能和我比?我為張溥經營後事,一月奔波千里,那會又有誰和我一樣,去這麼弔問一個死張溥?儘管張溥是東林巨子、復社創始人,當時東林諸人大多卻都急著和周延儒討論官位,最後一個關係隔了一層的人為他操辦後事。
馬士英與張溥的關係:原因是阮大鋮與張溥交情頗好,崇禎時動用了自己與馮銓的關係,和張溥一起為周延儒復起而奔走,周延儒復出后,阮大鋮要求他舉薦自己,但周延儒迫於和東林——復社一脈有君子協議,不敢起用“逆案”中人,於是和阮大鋮協商,最後阮提出起用好友馬士英,於是馬士英才被起用。馬士英被起用時,尚在戍籍,也就是說他還是個帶罪流放者,當時茫然不知這任命是怎麼回事,至事後才知此乃阮大鋮所為,故對阮感激涕零。而他與張溥的關係就此而起,也因此在張溥死後,為了替其經營後事而一月奔波千里,在此事上可略見一斑。
他對隔了一層的張溥尚且如此盡心,對一手造就了他今日富貴的阮大鋮之舉薦恩義,當然無論怎麼都必定要報的,所以南明時才會努力使阮大鋮復出。
有人言:“士英一庸才,不過大鋮之傀儡耳!以為執政,猶沐猴而冠也”,這並非事實。
馬士英遍歷封疆,對實務頗有才幹。雖然不是什麼奇才,但在明末士大夫們普遍無能的情況下,還是有相當的手段。劉超在天啟年間以征討安邦彥有功,積官至四川遵義(清朝雍正以前遵義屬四川)總兵官,坐罪免歸,數營復官不得。李自成圍開封府(今河南開封),劉超請募士冠協擊,乃用為保定總兵官,令率兵赴救。超憚不敢行,宿留家中,以私怨殺御史魏景琦等三家,遂據城反。巡撫王漢討之,被殺。崇禎朱由檢命馬士英偕太監盧九德、河南總兵官陳永福進討。公元1643年四月,圍其城,連戰,賊屢挫,築長圍困之。劉超在貴州時,與馬士英相識,緣舊好乞降。士英佯許之,劉超出見,不肯去佩刀。士英笑曰:“若既歸朝,安用此?”手解其刀。已,潛去其親信,遂就縛。獻俘於朝,磔死。時流寇充斥,士英捍禦數有功。
明崇禎十七年(1644年)三月,李自成進北京,明毅宗朱由檢自縊。南京諸臣倉卒議立新君。馬士英內結宦官韓贊周、勛臣劉孔昭,外約總兵黃得功、劉良佐、高傑、劉澤清等,擁立福王朱由崧於南京,成立了第一個南明政權,即弘光朝。大抵為各黨之救國聯合政府、統一戰線。但以馬士英、阮大鋮等操實權。馬士英任東閣大學士兼都察院右都御史,仍督鳳陽等處軍務。

後世紀念


馬家橋

民國修《修文縣誌》有:“馬家橋,在城(修文縣城)東十五里,馬騰海建。上倚金鐘山,下跨雞心石流來之水”;“馬文卿祖墓,在城東十五里石安寨右側。文卿,明代官御史”;“馬世英祖墓,在修文中南區第五保石鞍寨右側,有馬世英閣老祖墓一冢。形勢頗佳,鄉人名曰交椅穴”之記載。如今,馬騰海所建之古橋——“馬家橋”早已損毀,但作為一個大地名卻永遠地留存了下來。石鞍寨的“馬文卿祖墓”、“馬士英閣老祖墓”早已難覓蹤跡,詢之當地村民卻一臉茫然。幸有縣誌確載,否則人們連“馬家橋”之來歷都難以道明。馬家橋、石鞍寨原為明代貴州衛屬下谷七堡轄地,即馬雲龍隱居之所,亦為馬氏卜葬家人之“風水寶地”。之後其裔孫遷往貴陽、馬家寺等地定居,馬氏家族在此銷聲匿跡。

馬士英墓

民國修《貴州通志》記載:馬雲龍(馬士英祖父)之墓在貴陽府城南觀風台側。而郭子章所撰馬雲龍墓誌則指明葬地“起龍山”,也許就是貴陽觀風台的前稱。觀風台,明萬曆三十二年(1604年)貴州巡撫畢三才建亭其上,郭子章題亭額曰“觀風”而得名。1928年建無線電台於其上,尚存明代馬福及其子馬雲龍墓。后觀風山麓闢為住宅區,其亭台、古墓等蕩然無存。又據貴陽師專中文系主任劉隆民教授介紹:“在今貴州省老乾中心附近,有兩個名勝,一個是盧濤的半日山莊,另一個就是馬士英墓”。“我曾向馬士英的後代賢偉先生打聽,他也不清楚,只聽說長輩曾去上過墳”,“因馬士英被清軍殺於福建,其棺難於運行千里到貴陽安葬,馬士英墓,無論在貴陽哪裡,都可能只是個衣冠墓”。關於馬士英傳說,如馬士英回鄉至觀風台祭掃祖墓,于山寺中“指認前身”,老貴陽北門城隍廟前,馬士英家人曾居住於此,街道得名“一品坊”等等。
據《貴陽府志》明陳(文學)湯(冔)二馬(廷錫、雲龍)吳(淮)傳中,有“馬文卿……孫羲誥,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舉人,官知縣”,《碭山縣誌》歷任知縣中有:“馬羲浩,定番人,舉人,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任”。馬羲浩寄學定番州(明清貴陽府所屬州縣之一),任官碭山知縣;《貴陽府志·選舉》舉人表中有:“乾隆三年(1738年)戊午科,貴陽,馬瑹,羲浩孫,官知縣”。四年後,馬瑹高中壬戌科進士。至馬士英之後,貴陽馬氏家族再無與之相埒的達官顯貴,誰也不會去深究傳說的淵源了。

馬家巷

貴陽城內黔靈西路馬家巷,就是馬士英的花園宅第。過去的馬家巷是一條專門前往馬府的死胡同,後來巷子被打通,一頭連著毓秀路,一頭連著黔靈西路。隨著馬氏家族的衰落,馬府風流早被風吹雨打去,主人後裔不知遷徙何地。

馬家寺

馬家寺,即今貴陽市白雲區麥架鎮馬堰村馬堰寨。道光年修《貴陽府志》載:“馬家寺寨,在(貴陽)城北四十里。原名麥架下寨,因萬曆四十年(1612年)馬文卿建寺,更名焉”,“馬家寺,在馬家寺寨后,有將軍殿、金剛台,里人馬文卿兄弟建”。據世居當地的顧懷正老人介紹:馬家寺,也叫馬家祠,是“馬閣老”(謂馬士英)家的祠堂。這個寨子里,建有家祠的只有顧、馬二姓。當年馬家有名有勢,所以寨子就取名馬家寺。在清咸同年間太平天國起義時,太平軍入寨,將顧、馬二姓的祠堂放火燒毀了。後來,兩姓人家再無能力修復家祠。寨子後山馬家寺的雕花基石尚有幾塊,還有遺跡可見。又據自稱“馬閣老”後人的馬尚全家人說,他們的老祖公原來居住在修文馬家橋,馬家寺是馬閣老修建的,家裡的人就從馬家橋遷入此地居住。在反亂年間,馬家幾乎被殺絕。原來的族譜存放於祠堂,祠堂被太平軍放火燒毀時一同毀掉了。寨子附近還有許多老祖墳,也分不清是哪一代老祖公、老祖太的墳,曾有貴陽等地的馬氏人家來這裡上過墳。
故鄉遺蹤
故鄉遺蹤
1986年,國家曾到馬堰一帶進行過文物普查,在馬家寺寨(今馬堰村)附近佛牙洞側“石墓墳”發現明清時期立有碑記的馬氏古墓群。其中,有“萬曆丁已(1617年)仲春”、“明誥封太淑人馬母越氏墓”,因碑石風化嚴重,立碑人名無法辨認;一座為無法辨認立碑時間及立碑人的“明誥封太淑人馬母□氏墓”;另一座明墓碑石風化更堪,碑文都無法辨認,相鄰的還有一些難確認的土墳堆。明墓碑石材質為白棉石,系整塊石材雕刻,上仿歇山頂,有瓦檐、門柱,碑面凹進,碑文鐫刻較淺,下仿須彌座束腰,鐫刻有捲雲紋,民間謂之“神龕碑”。其餘碑記格規格大小相近。石墓群中有“嘉慶丁丑年(1817年)八月吉日立”碑的古墓葬三座:其中一座碑記為“高祖勇略將軍伯□馬公墓”,立碑人為“男德元、貞,曾孫履豊、升祀”,碑面刻有“生於明萬曆庚申年十一月九日;卒於清康熙戊□年九月二十一日”兩行小字(“□”為無法辨識文字),墓石為青石,墓碑則為白棉石。另一座墓為“安仁馬公之墓”、“侄履豊、升祀”。這些明清古墓早已被盜掘,有的碑石殘破,倒置墓前,慘不忍睹。但這些古墓葬可以證明馬氏與貴陽越氏聯姻事實。“明誥封太淑人”為明代三品官員的母親或祖母封號,在明萬曆年間貴陽馬氏家族中,只有御史馬文卿才能達此品級,似與馬文卿有關。“勇略將軍”之封號,也許是南明弘光時馬士英“請蔭內官三人”而獲取之封號,此墓是否馬士英獲得封蔭的其中一子之墓(根據其生卒年之記,疑為馬鑾墓),還有待於貴陽馬士英家族譜的現身,才能確考。

人物評價


史書評價

《明史》:“為人貪鄙無遠略,復引用大鋮,日事報復,招權罔利,以迄於亡”。
顧誠《南明史》:固然不是救時之相,但把他列入《明史·奸臣傳》似乎過重。
陳垣《明季滇黔佛教考》:“弘光閣臣貴陽馬士英,兵敗后,亦削髮入四明山中,為清兵擒戮,事見劉鑾《五石瓠》老友安順姚大榮先生謂《明史》以士英入《奸臣傳》不當,撰《馬閣老洗冤錄》以駁之,其說允否,自有公論。惟士英實為弘光朝最後奮戰之一人,南京即覆,黃端伯被執不屈,豫王問‘馬士英何相?’端伯曰‘賢相。’問‘何指奸為賢?’曰‘不降即賢’。諒哉!

歷代評價

黃端伯:“馬士英,忠臣也!”“馬士英不降,擁送太后入浙江,當然是忠臣。”

歷史評價

正史說法:壯烈殉國
馬士英在弘光朝覆滅后,被南明唐、魯兩王勢力拒之門外,馬士英於是盤桓於浙江一帶,期間多次參與反清戰役,直到在江浙一帶最強大的抗清勢力吳日生的部隊兵敗后,馬士英亦遁入空門躲避清廷緝拿,后因叛徒出賣,被清廷抓獲,最終不屈就義。顧誠先生在《南明史》也對馬士英之死有詳盡的記錄描寫:
清實錄記載,順治三年六月二十日,浙閩總督張存任疏報:副將張國勛等進剿太湖逆賊,擒獲偽大學士馬士英、長興伯吳日生、主事倪曼青。捷聞,令斬士英,其有功將士,所司察敘”。蔣良騏《東華錄》卷五,“(順治三年)六月,浙閩總督張存仁疏報:副將張國勛進剿太湖逆賊,長興伯吳日生、主事倪曼青俱被獲,偽大學士馬士英潛遁新昌縣山內,都統漢岱追至台州,馬士英屬下總兵葉承恩等降,並報稱馬士英批剃為僧,即至寺拘獲,並總兵趙體元,令斬之”。馬士英在唐、魯兩政權中幾乎成了過街老鼠,他並沒有因此就轉投清方,而是儘力以抗清的實際行動改變自己過去的不佳形象。清方檔案證明,馬士英曾經多次參加渡錢塘江攻餘杭、富陽以及會攻杭州之役。1646年六月浙東兵敗,馬士英逃入四明山削髮為僧,被俘就義,實屬難能可貴。
各種檔案資料,和當世之人都很清楚知道馬士英被俘就義而死,黃宗羲等人不敢直接否認馬士英之死,而是在《明史》馬士英傳中這樣寫:
“士英與長興伯吳日生俱擒獲,詔俱斬之。事具國史······而野乘載士英遁至台州山寺為僧,為我兵搜獲,大鋮、國安父子先後降。尋唐王走順昌。我大兵至,搜龍扛,得士英、大鋮、國安父子請王出關為內應疏,遂駢斬士英、國安於延平城下。”
注意,馬士英之死明明沒有任何疑問,東林黨人也承認是“事具國史”,卻偏偏加一段“野史”,故意寫馬士英被俘后,大鋮、國安父子投降,暗示馬士英也同時投降了,隨後清廷發現馬士英、阮大鋮、國安父子有通敵文書,於是才將已經投降的馬士英等人殺害。殺害的地點居然是福建延平城(事實上馬士英始終在浙江北部,和福建根本風牛馬不相及)。
東林黨人的流毒也確實有不少人中招,後世一些人人就由此認為馬士英確實是投降被殺,如謝國楨先生在《明清之際黨社運動考》一書直接沿襲投降說,道:“後來士英投降清朝,也被害了。”且不論馬士英生前到底是不是大奸臣,但是他已經以自己行動為大明朝英勇就義,我們至少連這一點不能否認,就算馬士英再不濟,也不能讓他在殺身成仁做了烈士后仍讓他蒙受不白之冤。
其實為人冤枉的,當時又何止馬士英一人。弘光朝覆滅,大臣殉難的有高卓、張捷、楊維桓等,其中張捷、楊維桓是東林黨人口中所謂逆黨分子,然而二人均在南京城破時自殺殉國。尤其楊維桓,是全家老小一起死節,但是他和馬士英一樣,在闔家死難殉國后竟然被人污衊為殺妾潛逃而遭亂兵毆打致死。
野乘之說:壽終正寢
近些年,有學者根據明末清初諸多稗官野史的記載,考證出馬士英並不如《明史》所載在南明弘光政權滅亡后死於清軍之手,而是隱居存活了二十載,生前最後六年是在江西青雲圃道院同八大山人一同度過的。
馬士英在正史中最後出現是1646年。《明史·馬士英傳》中這樣寫道:“南明弘光朝亡后次年,士英與長興伯吳日生俱擒獲,詔俱斬之。事具國史。”而野史記載,馬士英逃遁出家,后被清兵抓獲降清,但因與明軍暗通關係被殺。死後,馬士英背負奸臣罵名消失在史冊中。
而據馬士英研究權威專家、江西省收藏家協會會長陳江先生認為,馬士英並未變節降清,也未被殺。他的考證是:南明弘光二年至清順治十八年約十有六年間,馬士英息影;清順治十八年隱身南昌青雲圃道院,康熙五年壽終正寢。
此說無疑給馬士英平添了二十多年、在正史野史中不存在的陽壽。這從何說起?陳江先生自言,是在檢閱清初民間戲曲的過程中,發現了馬士英自南明弘光二年至清順治十八年約十六年的蹤跡的。清嘉慶四年華廣生編有《白雪遺音》一書,卷一《馬頭調·太子逃難》《藏舟》等原劇中寫有“馬瑤草夫妻雙雙來救駕,興起帝王家”的秘史,“瑤草”即馬士英的別字。通過多種材料參校互證,陳江得出了這樣的結論:期間,馬士英亡命贛西新喻,託庇簡氏家族;載有這段秘史的《馬頭調·太子逃難》《藏舟》等戲曲,突破並顛覆了清初官書野乘對馬士英史料史實的封鎖與屏蔽,與膾炙人口的《桃花扇》唱起了對台戲。
清順治十八年,一個名叫“馬道人”的人出現在八大山人創建的江西青雲圃道院。清康熙《青雲圃志略·人物》載:“馬道人者……年可六十許,肢體雄偉,鬚眉間,另具一色相。”又清康熙《池北偶談》卷二十五《談異·化鶴》載:“康熙初,忽有偉丈夫襆被來宿,貌甚雄奇……莫測也。”寥寥數句,馬道人竄伏草莽暫棲方外的末路英雄、亂世豪傑的形象躍然紙上。陳江先生將馬道人“諱莫如深”的詩文、偈語,引經據典,以詩、志、史的方式論證這位“馬道人”就是馬士英。他自認為,“此一論證,不僅撲破了明清官史、稗史誣‘馬死’的彌天謊言,亦是管窺馬士英晚年政治立場及思想觀念演變史的璞玉渾金”。

關於污點

歷史上,馬士英的一大污點是出任南明弘光皇朝的宰輔后,重用其同年友阮大鋮,為時論所不容。阮大鋮一朝大權在握,便對諷刺他的復社成員大張韃伐,或拘捕下獄,或肆意殺害,但根據當時的一些歷史資料記載,認為馬士英對阮大鋮的行為是有所限制的,沒有放任阮氏恣意妄為,對江南文士,並非抱敵視態度,對其中一些正直有為之士,有意加以啟用;對復社人士更沒有趕盡殺絕。
《明史》在《奸臣傳》中,將馬士英、阮大鋮二人交錯而寫,造成兩人關係非同尋常的印象。作為正史,不僅不加考證和辨識地採用大量言無實據、似是而非的傳言,而且為世間言南明者必稱馬阮誤國提供了依據。馬士英同阮大鋮,兩人在特定處境之下,結成了詩酒雅集但並非政治同盟的關係。後來,阮大鋮助馬士英復出之說被渲染傳播,而馬又不肯在施政時遷就復社東林黨人,造成“被對立”的局面,馬阮這種關係就被方方面面有意誇大。
貴州省文史館館員張祥光先生則認為,馬士英在弘光政權中,排擠史可法自掌兵權,最後使弘光朝廷滅亡,沒有留下什麼值得肯定的事,結果“身敗名裂”,但“奸臣”這個罪名判得太重了,理由是:馬士英始終在抗清,他並沒有向清朝“投降”,馬士英與史可法等人的矛盾,是南明政權的內部鬥爭,與“奸臣”罪名不應混為一談。
清廷詔修《明史》時,原先的東林復社黨人將馬士英列入奸臣傳。康熙十八年,清廷重開史局纂修明史,特旨以禮敦請劉宗周弟子黃宗羲入史局,黃以老病辭,卻派出了其高足萬斯同、萬言叔侄,其子黃百家入局,而萬斯同則是《明史》的實際總纂。明史纂修過程中,黃宗羲常與明史總裁等人書信往來,從內容到體例,影響明史的修撰。全祖望曾說:“公雖不赴征書,而史局大案,總裁必咨於公。”“至於死忠之籍,猶多確核。”弘光一朝人事,更要特別的關心,因為對馬阮的定位、評價,直接關係到亡國的責任、東林復社的歷史地位兩個大問題。最便捷的解決辦法,就是將馬阮列入奸臣傳,亡國的責任自然就由他們承擔,東林復社留在歷史上的形象,也就永遠是“正人君子”“清流”。黃宗羲開創的“浙東學派”影響極大,三百多年來,沒有人敢為馬士英說一句公道話,更不要說翻案了。民國二十三年(1934年),安順姚大榮先生才寫了一本《馬閣老洗冤錄》,鉛印出版,公開為馬士英翻案。姚大榮是第一個為馬士英鳴冤的人,其膽量雖可佩,但姚大榮出於鄉誼,把馬士英說成完人,遂又走極端。